The Discoery of India
作者：【印度】賈瓦哈拉爾·尼赫魯
出版社：Penguin Books India Pvt Ltd; New edition

by劉波
一

1761年1月14日，德里以北約90公里的帕尼帕特，一處平原上，入侵印度的阿富汗國王艾哈邁德·沙統帥的10萬人馬，與8萬馬拉塔軍隊相遇，史稱第三次帕尼帕特會戰(zhàn)。雙方都以騎兵為主力，也擁有炮兵，馬拉塔人的火炮來自法國人。

莫臥爾帝國當時已淪為群雄逐鹿的戰(zhàn)場，虛弱的皇帝在各種勢力之間奔走求援。馬拉塔人如果戰(zhàn)勝阿富汗人，將成為印度北部的霸主。但可惜的是他們的補給路線被阿富汗騎兵切斷，被迫強攻對方的堅固陣地，最終大潰，十多萬人被屠殺。馬拉塔從此一蹶不振，其君主Nanasaheb Peshwa 郁憤而亡，但阿富汗人也遭受重創(chuàng)，數萬人戰(zhàn)死，艾哈邁德·沙無法立足，也被迫引軍退去，在印度北部留下巨大的權力真空。第三次帕尼帕特會戰(zhàn)是18世紀印度次大陸上規(guī)模最大、傷亡人數最多的戰(zhàn)役。

就在4年之前的6月23日，32歲的英國人克萊武在孟加拉的普拉西也贏得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戰(zhàn)役。受雇于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克萊武，以3000人的部隊擊潰了一支5萬人的印軍，對方的統帥、孟加拉的土邦主西拉杰逃亡后被他的政敵處死。因為克萊武戰(zhàn)前就爭取到了對方陣中大將的背叛，所以交戰(zhàn)雙方的傷亡都很小：克萊武一方為65人，多數是土著兵，只有4個歐洲人，孟加拉軍也只有約500人被打死。

引人遐想的是，假如歷史定格在這一刻，一位觀察者會將哪次戰(zhàn)役認定為后來歷史進程的決定性事件？無疑應該是第三次帕尼帕特會戰(zhàn)，因為它的規(guī)模大得多，而普拉西會戰(zhàn)不過是邊緣地帶的一次小沖突，也許和那些土邦之間長年累月的封建戰(zhàn)爭毫無二致。但后來的歷史忘記了帕尼帕特而記住了普拉西。普拉西之戰(zhàn)被視為英國統治整個印度次大陸的開端。后來一位為克萊武寫傳記的作者甚至認為，他在普拉西創(chuàng)造了堪比亞歷山大大帝的功業(yè)。克萊武成為大英帝國海外殖民時代的標志性英雄、卡爾·馬克思口中的“大強盜”。而在后來的歷史觀照下，第三次帕尼帕特會戰(zhàn)顯得無關緊要——100多年后，不僅印度，阿富汗也淪為了英國的殖民地。

同樣引人遐想的是，假設帕尼帕特會戰(zhàn)的參與者能預見到之后的歷史發(fā)展，將他們的軍隊與武器集結起來對抗英國人，他們應該能輕而易舉地將羽翼未豐的英國勢力趕出他們的沿海據點，甚至驅逐回國。與1840年英中的武器對比，陸戰(zhàn)方面，18世紀中期英印的武器差距要小得多。但后來，英國花費了很小的成本，便逐漸蠶食了整個印度，將一個有幾千年歷史的古老文明置于其全球帝國的軛下，使之成為“英王皇冠上最耀眼的寶石”。這個過程以馬克思的總結最為精當：“大莫臥兒的無上權力被他的總督們摧毀，總督們的權力被馬拉塔人摧毀，馬拉塔人的權力被阿富汗人摧毀；而在大家這樣混戰(zhàn)的時候，不列顛人闖了進來，把他們全都征服了。”

在馬克思看來，這是一個始終處于停滯狀態(tài)的落后文明、一個“歷史上不斷被征服”的民族，遭遇先進文明之后的必然結果，歷史以這種殘酷的方式為自己開辟道路，落后文明將通過潰敗和裂變而被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而這又將為未來的共產主義鋪平道路。但印度真的是如此不堪一擊嗎？它的淪落是不可避免的嗎？100多年后，印度首任總理賈瓦拉哈爾·尼赫魯試圖重新詮釋這段歷史。

二

1942年，席卷全球的戰(zhàn)火已波及印度東大門，在迫使新加坡投降后，已開始覬覦英國在印度的統治。而英國也面臨著內部的對手——以國大黨為首的獨立運動要求自由。8月，全印國大黨委員會在孟買通過一項決議，向各國呼吁，要求英國承認印度自由，而獨立后的印度將支持反法西斯的全球戰(zhàn)爭。決議通過后幾小時，逮捕在全印各大城市發(fā)生，甘地、尼赫魯等獨立運動領導人入獄。尼赫魯被關押于亞馬那加堡壘，獄中的他勞作、閱讀、思考、寫作。兩年后，他以英文寫成了《印度的發(fā)現》（Discovery of India）一書。這是尼赫魯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也被視為一部向外部世界介紹印度的百科全書。

尼赫魯的名字賈瓦拉哈爾，就是“紅寶石”的意思。Discovery是一個漂亮的英文詞，有著寶石抹去塵灰之后重放光彩的意味，只是譯成漢語的“發(fā)現”之后略顯失色。尼赫魯的“發(fā)現”，既是他作為一個婆羅門階層出身、受英國教育的精英分子，深入印度各地走訪后得到的新體察，也是向世界展示印度新形象、新精神的努力。因為，至少在他看來，接受英國統治，印度在現實與精神上受到了雙重侮辱，而后者也許更加痛苦。

從普拉西開始的對印度的輕松征服，讓不少英國人覺得，統治和改造這個落后社會的命運，不過是上天賦予他們的使命。除了對極少數知識分子外，印度文化對英國人來說簡直不值一提。19世紀30－40年代主持印度教育改革、將英語樹立為官方語言的麥考利男爵說：“歐洲一個好圖書館里的一個書架頂得上印度和阿拉伯的所有本土文學。”硬幣的另一面是印度人自信的淪落，據說，當時有幸拜訪歐洲的印度人，看到從事體力勞動的白人都會深感震驚，因為這些人一旦來到印度，僅憑膚色就可以成為上等階層。

在麥考利看來，英國應該構建一個處于統治的白人與億萬底層之間的中間階層，這些人“擁有印度的血液和膚色，但趣味、觀念、道德和思維方式都是英式的”。一個西化但沒有政治權力的印度精英階層逐漸出現。但英國雖然可以制造這個階層，卻不能阻止這個階層接受源自歐洲的民族主義思想，逐漸變成英國統治的反叛者，而尼赫魯恰好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英國的侮辱與損害，以及印度社會的困窘凋零，讓尼赫魯感到無比痛苦：“我們所處的受奴役和窮困的地位，讓我感到無地自容……像印度這樣偉大的國家，有著昌盛而悠久的歷史，卻讓一個遠方小島把他的手足捆綁了起來，任意支配，是一樁荒謬絕倫的事情。而這個強迫結合的結果是無可測度的窮困墮落，這就更為荒謬了。”但是，尼赫魯試圖通過對歷史的回溯來認識當前的現實，“‘現在’是從悠長混亂的‘過去’中成長起來的，因此就要到‘過去’中去了解。”

三

在尼赫魯看來，英國勢力在印度次大陸勢如破竹的推進，并無神秘之處，他們只是在一個幸運的時間和地點開始了殖民事業(yè)而已。對于普拉西戰(zhàn)役，尼赫魯滿懷哀怨地說，克萊武是靠“鼓勵叛變和弄虛作假”打贏的，“那種辛酸苦辣的滋味至今猶存”。如前所述，這一描述并不算錯。而當時的大環(huán)境是，“莫臥兒帝國的瓦解形成了流動的無組織狀態(tài)，印度幾個世紀以來從未這么虛弱而孤立過”，這是英國征服（或脅迫降服）一個又一個土邦的原因。

當時的印度人并沒有統一的民族觀念。例如，也許對于海德拉巴的土邦主來說，近在咫尺的邁索爾，而不是遠在孟加拉的英國人，對他構成了更大的威脅。這為英國人提供了各個擊破的條件。尼赫魯認為，當時唯一有一些民族精神的是馬拉塔人。他們“有一些比對領袖的忠誠高一點的東西”，但那也是狹隘和有限度的。而且所有印度人都對英國缺乏了解。他們大多不認為英國是印度主權的認真爭奪者，而等到意識到這一點的時候，已經為時過晚。印度像是一個酣然入睡的龐然大物，在麻木中淪落。

同時，尼赫魯不認為在英國征服前夜，印度與英國存在巨大的經濟與技術上的差距。他認為，當時印度的制造業(yè)和金融業(yè)非常發(fā)達，歐洲人是為了尋求精良的制造品而來到印度的。印度的紡織品等產品的生產工藝非常有效率，大量流入英國，乃至英國被迫征收重關稅來保護國內產業(yè)。但后來，“工業(yè)革命”導致了一種質變，印度已無法和工業(yè)化的生產方式競爭。英國建立對印度的統治后，保護國內市場卻迫使印度開放，才讓印度制造業(yè)徹底崩潰。這個過程帶來了巨大的心理創(chuàng)傷，乃至于甘地要用傳統的手搖紡車作為反抗英國的精神寄托。不過尼赫魯也承認，英國代表了一種“較高而進步的社會秩序”，尤其是它的議會制度。

一個民族的自信來自于它對自身歷史的認識。在英國統治時代的教科書里，過去的印度被描述為蠻荒之地，是英國帶來了光明。但尼赫魯對英國征服印度的歷史進行重新闡釋，恢復了印度人的自信。不僅如此，尼赫魯還以充沛感情與優(yōu)美筆調描述印度的歷史、文化、哲學、藝術，重新喚起印度人的文化自覺和身份意識。“他們對我們古代的史詩、神話和稗史都知道得這樣熟悉，這樣就使他們有了親切的祖國觀念”，他說。這可以視為一種新的民族國家建設。至于西方，他說：“印度需要向西方學習，但西方也要學習印度。如果不去學習那在各個時代并在一切國家吸引住思想家心靈的更深刻的人生教訓，那么技術上的進步也不會帶給它什么安慰。”看看那些在今天到印度禪修和尋找人生智慧的西方人，就可知道尼赫魯并沒有夸大印度文化的魅力。

獨立后成為總理的尼赫魯的執(zhí)政記錄是好壞參半的，他得到了國民的廣泛擁戴，以他為首的“尼赫魯王朝”是現代印度執(zhí)政時間最長的家族，但他在經濟上過度地奉蘇聯為楷模，也留下了太多后遺癥，需要由后來的執(zhí)政者以市場化改革的方式來消解。不過瑕不掩瑜，《尼赫魯評傳》的作者尼森塔爾寫道：“尼赫魯一生的要點很簡單，就是提供了這樣一種可能性：一個經濟落后的國家能做到獨立自主，能向它的人民提供糧食、住宅和書籍，同時能在國內保持政治自由。”但我認為他還漏掉了重要一點：尼赫魯作為一個精英分子能和底層民眾做心靈的溝通，用他們的語言說話，得到他們的真心支持，本國傳統不被視為負累，而被視為前進力量的源泉，他恢復了民族的文化自覺與尊嚴，這一點，是“五四運動”之后始終主張棄絕傳統的中國主流文化精英所不能比擬的。

四

閱讀《印度的發(fā)現》是一個愉快的過程，那種不斷的詢問和內省，不像政治家的風格，倒像是文學家或哲學家，只能說，尼赫魯繼承了印度文化的玄想氣質。讓我尤為感到印象深刻的是，每當尼赫魯準備闡述印度文化的獨特性時，他都不忘記指明中國文化也同樣深邃博大。比如他說：“印度的文化傳統經過幾千年的遭遇入侵和激變的歷史，仍然綿延不絕……只有中國有這樣的傳統及文化生活的一脈相傳。”在論述印度古代承認臣民反抗暴君的權利時，他引用孟子的話：“君之視臣為草芥，則臣視君為寇仇。”

當然，該書的寫作時間，正值尼赫魯與中共領導人交好的時代。1954年他訪華時，毛澤東還曾贈以屈原的詩句：“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尼赫魯也一直設想構建中印之間的“亞洲軸心”。但1962年的中印邊界戰(zhàn)爭擊碎了中印蜜月，印軍在戰(zhàn)場上的失敗也沉重打擊了尼赫魯的健康，他于兩年后去世。

那場戰(zhàn)爭給印度人留下了遠比中國人沉重的心理沖擊。部分由于這一原因，兩國民眾精神上的隔閡至今沒有打破，在一些人心中甚至互為假想敵。一個例子是，《印度的發(fā)現》一書在中國得到最多引用的語句是，“印度要么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么銷聲匿跡。中間地位不能引動我。”以此說明尼赫魯的大國雄心。但書中那許多對中國文化的傾慕，對中國人的友好表態(tài)，都變成了空洞的回響。今天的中國人對印度文化并無多少興趣，也許印度對中國亦然。

不僅如此，在中國還流行著一種對印度的輕蔑與鄙視，雖然不多見于公開場合，但在互聯網等輿論平臺上時有顯現。如果說在許多普通人那里，這不過是一種了解不深導致的無意識盲從的話，在一些知識分子那里，則是主動而為，試圖以民主印度的“失敗”，為“中國模式”的合理性樹立反證。

不可否認，印度仍是一個窮國，頻發(fā)的種族沖突、擁擠的火車、大規(guī)模停電、少女輪奸案以及骯臟的環(huán)境，都在敗壞它的形象——不僅是在中國。但如果這成為我們的主要關注點，印度人是否也可嘲笑北京洪水與霧霾、黃浦江里的死豬、地震中震塌的校舍、毒奶粉和小悅悅的遭遇？中印兩國的人民是要探討一種重新相互接近、在文化上共生與復興的可能，還是僅盯著對方的陰暗面，為自己挽回起一點點可憐的自信？如果是前者，我們是不是也需要像尼赫魯一樣去“發(fā)現印度”？其實，有時“發(fā)現”印度也是在“發(fā)現”我們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