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美】羅伯特·達恩頓
譯者: 鄭國強
出版社: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by張耐冬

也許近代歷史上沒有任何一次“革命”能夠與法國大革命相提并論——無論是對近代文明的影響上，還是對此后兩百年間政治運動模式的貢獻上，更不要說大革命時期那一個個令人玩味的細節(jié)，和一個個充滿矛盾的人。惟其如此，學者與文人們以大革命為素材，發(fā)掘其精神，探究其線索，追尋其本質，留下的著作可能需要我們比大革命還長的時間才能一一盡讀。

無論是哪一部著作，只要一涉及大革命發(fā)生的原因，很容易便會陷入非此即彼的立場選擇：王權體制下的“舊制度”是否已經到了令人無法忍受的程度？啟蒙思想是否是大革命發(fā)生所必需的思想支柱？1789年的法國，是否只有“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街頭革命這一條路可走？等等。

機緣巧合，2012年冬，《舊制度與大革命》風行一時，有關法國大革命發(fā)生的背景一時成為坊間熱議的話題。我無意在此討論托克維爾的這部著作，只想提一個問題：在大革命的風暴到來之前，人們如何看待王權壓倒一切的“舊制度”？

歷史學家們從各個角度去描述“舊制度”的真實面貌，可當時的人們并未理性地去審視它，也未去全面了解它，更未將其與同時代及以前的各種政體做比較——以往我們從課本里學到的所謂啟蒙思想為大革命做理論準備的說法，已經受到了學者們的挑戰(zhàn)與質疑，人們并非從啟蒙思想家那里獲得斗志，幾成定論。18世紀中晚期的法國居民，只是從自己的經驗與感受出發(fā)，構筑一個自己想象中的波旁王朝，就如風車投射到堂·吉訶德眼中成為巨人一樣。

當然，在對當時社會的認識上，大革命發(fā)生前的法國人之間也存在著某些共識性觀念，而這種共識性并非只是個人想象的重疊，而是基于某些出版物的影響。這些出版物幫助人們想象，且一定意義上塑造出了想象所能達到的結果。有趣的是，這種成為共識的知識，很多都不是公開出版發(fā)行的書籍，而是“禁書”。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禁書讓當時的人了解了當時的社會，并在他們中間播下了反舊制度的種子。

美國學者羅伯特·達恩頓的《法國大革命前的暢銷禁書》（以下簡稱《暢銷禁書》）從禁書的內容特點及其傳播與影響入手，考察了18世紀中后期法國的社會閱讀與文化傳播。他利用收藏于瑞士納沙泰爾市立圖書館的納沙泰爾印刷公司檔案，并結合與此相關的其他檔案資料，對大革命前的文化傳播與地下出版情況進行了細致的研究。除了《暢銷禁書》之外，還先后寫就《啟蒙運動的生意：〈百科全書〉出版史（1775—1800）》與《舊制度時期的地下文學》等。相比其他幾部著作，《暢銷禁書》主要以禁書的內容及其所反映出的社會思想狀況為討論對象，著力于揭示當時人閱讀的文本所包含的各種觀念，以及這些觀念在各個社會階層接受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各種效應。

在舊制度時期，書籍只要沒有政府頒給的特許出版權，就屬于非法出版物。事實上，獲得出版特許并非易事，不但要通過嚴格的審查，還要應付行業(yè)公會的打壓與壟斷，因此很多書籍都只能以非法出版物的形式出現(xiàn)。在這樣的狀況下，負責進行審查的官員們也知道單靠特許出版制不足以維持公眾閱讀的需求，這就是審查官馬爾舍比所說的“只讀政府允許出版的書籍，會比同時代人落后幾乎一個世紀”。因此，報刊審查官與警察們采取了“把槍口抬高一厘米”的做法，在非法出版物中劃分出若干級別，使得這一灰色地帶中的相當一部分書籍可以在適度的許可下流通。只有那些“反教會、反政府、反道德”的書籍才會被禁絕。

歷史的迷人之處，就在于它總是讓人有出乎意料的驚喜。被舊制度嚴格禁止的“三反”書籍，往往是最受當時讀者喜愛的作品。他們被地下出版物的銷售者稱之為“哲學書”，而其內容，基本不外乎色情、反舊制度的烏托邦和對君王貴戚的直接諷刺與詆毀。從表面看來，這些涉及性與政治的書籍與其他時代的地下文學并沒有太多的區(qū)別，而在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下，這些作品因為在性與政治之外包含了一些哲學內容，便成為地下圖書市場的寵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