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南泉/文

戈爾巴喬夫1985年3月11日任蘇共中央總書記，1991年12月25日向全國發(fā)表電視講話，宣布辭去蘇聯(lián)總統(tǒng)職務，前后執(zhí)政近7年。至今國內對戈爾巴喬夫執(zhí)政時期體制改革仍有不同的看法，并且分歧甚大。本文著重討論圍繞經濟體制改革的一些重要問題，希望與大家交流。

“改革與新思維”

戈爾巴喬夫上臺執(zhí)政時的蘇聯(lián)，不論從那個角度來講，都面臨著十分復雜的局面，特別是國內經濟形勢已非常嚴峻。

勃列日涅夫逝世后，蘇聯(lián)從高層領導到普通群眾，都在耐心地等待變化，等待安德羅波夫有所作為。經他努力，蘇聯(lián)經濟確實有所好轉，但仍沒能改變復雜的經濟形勢。安德羅波夫逝世后，上來一個年老多病的契爾年科，更是讓人們大為失望。契爾年科逝世后，蘇聯(lián)人民有理由期待一個年富力強的人上臺執(zhí)政，帶領他們擺脫困境。

戈爾巴喬夫上臺的1985年，蘇聯(lián)正處于歷史性的關鍵時期，形勢已迫使新領導人作出抉擇：要么進行根本性的改革，對國內外政策作出重大調整，以達到振興蘇聯(lián)的目的；要么對失去生命力的斯大林——蘇聯(lián)體制模式，像前幾任領導那樣進行修修補補，最后使社會經濟狀況進一步惡化。戈爾巴喬夫作出了選擇，并且態(tài)度十分堅決，一再反復強調改革的必要性與緊迫性。

戈爾巴喬夫上臺后組成的領導班子，“最初采取的行動之一就是組織力量對80年代中期國內的社會經濟狀況作出詳細的分析。這無疑是一個正確的決定。之所以必須研究經濟、財政、科學、文化教育與情況，因為官方統(tǒng)計往往為‘迎合’過去的領導人，總是把形勢說得一派大好。”分析報告得出的結論證明是，國家正處在生產危機和嚴重的社會緊張局勢的邊緣。形成這種局勢的原因是，以前的國家領導人對社會經濟問題和工藝問題沒有足夠的重視，沒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改變局勢。（［俄］瓦·博爾金著，李永金等譯：《戈爾巴喬夫沉浮錄》，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版，第407頁)

有關20世紀80年代中期蘇聯(lián)國內社會經濟狀況的分析材料，是戈爾巴喬夫在1987年出版的《改革與新思維》一書的重要素材，也為戈爾巴喬夫在該書中論述有關改革問題提供了根據(jù)。他在《改革與新思維》一書中說：“我認為，要想了解蘇聯(lián)進行改革的起源和實質，必須注意下面這一點：改革不是個別人或一批人心血來潮的結果。如果是這樣的話，任何號召、任何全會、甚至黨代表大會都不可能發(fā)動人們投入這項工作，而今天這項工作卻在我國全面展開，并且投身這項工作的蘇聯(lián)人一天比一天多。”“改革是迫切的需要，是從我國社會主義發(fā)展的深刻進程中產生的。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迫切需要進行變革，可以說，為了變革，它歷盡了艱辛，而拖延改革就會在最近時期造成國內局勢的加劇，直截了當?shù)卣f，這種局勢包藏著發(fā)生嚴重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危機的威脅。”（［蘇］米·謝·戈爾巴喬夫著，蘇群譯：《改革與新思維》，新華出版社1987年版)

在這個時期，戈爾巴喬夫面臨的主要難題有：

仍是斯大林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模式。1985年6月11日戈爾巴喬夫在一個討論科技進步的特別會議上說，蘇聯(lián)在經濟體制改革問題上，“已繞了多年的圈子，反復衡量怎么辦才更好，但實際前進很少。看來是由于害怕采取堅決措施而犯錯誤，有時是明顯的保守主義作怪。今天我們遇到的實質上還是10年前產生的問題，但變得更加尖銳了。我們越來越明顯地感到，再也不能容許在這次工作中有消極情緒和惰性了。”

經濟增長率與經濟效益日益下降的趨勢得不到遏制。1976年—1980年蘇聯(lián)社會總產值年均增長率為4.2%，而1981—1985年下降為3.3%；工業(yè)產值同期由4.3%下降為3.2%，社會勞動生產率由3.3%下降為3.1%。

盡管在勃列日涅夫時期曾一再強調經濟的發(fā)展方式要從粗放型向集約化轉變，但都停留在口頭上。正如戈爾巴喬夫指出的：“粗放發(fā)展的惰性就把經濟拉進了死相同，使發(fā)展停滯下來。國民經濟的財政狀況更加緊張。大量石油及其他燃料動力和原料商品投放世界市場的做法，不僅無濟于事，而且還使疾病內延了。賣這些東西得到的外匯主要用解決日常任務，而不是用于經濟現(xiàn)代化和克服經濟的技術落后狀況。”

農業(yè)繼續(xù)衰退。蘇聯(lián)被迫大量進口食品和食品原料，這類產品的進口額在1983年、1984年和1985年分別占蘇聯(lián)進口總額占20.5%、22.5%和21.2%，其中1984年糧食進口占蘇聯(lián)進口總額的8.2%。這嚴重阻礙了國民經濟的調整，使市場供應更加緊張，蘇聯(lián)外匯資金更加短缺。

與美國經濟實力的差距呈拉大趨勢。根據(jù)蘇聯(lián)官方的統(tǒng)計資料，如1980年蘇聯(lián)的工業(yè)產值、農業(yè)產值與工業(yè)勞動生產率分別為美國的80%、85%和55%，到1985年這三項指標沒有變化。國民收入指標1980年蘇聯(lián)為美國的67%，而到1985年下降為66%。而蘇聯(lián)農業(yè)勞動生產率從1966年到1984年，一直停留在美國的20%—25%水平上。(［蘇］《1985年蘇聯(lián)國民經濟統(tǒng)計年鑒》，莫斯科財政與統(tǒng)計出版社1986年俄文版，第581頁)

越來越難以對付世界新技術革命的挑戰(zhàn)。據(jù)有關材料估計，20世紀80年代中期，蘇聯(lián)與西方發(fā)達國家相比，科技水平要相差15—20年。在蘇聯(lián)，阻礙新技術成果及時應用的原因很多，但主要還是經濟管理體制方面的因素。

社會危機因素在增加。從1982年11月到1985年2月（僅短短的二年零四個月），蘇聯(lián)先后有三個年老多病的最高領導病亡，這深深刺痛了蘇聯(lián)人民的心。在1985年3月初，即契爾年科逝世前幾天，蘇聯(lián)電視屏幕上兩次播出氣息奄奄、行將就木的契爾年科在別人攙扶下忠踉踉蹌蹌來到電視攝像機前面的情景，這不僅使蘇聯(lián)人感到難過，而且這還向全世界告示：蘇聯(lián)這個社會主義社會確實到了可稱之為“極度蕭條衰退時期”，也是“蘇聯(lián)處于衰退甚至瀕死狀態(tài)”的一個證明。（[俄]格·阿·阿爾巴托夫著，徐葵等譯：《蘇聯(lián)政治內幕：知情者的見證》，新華出版社1998年版，第391頁）

人們接連不斷地到紅場向蘇聯(lián)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告別，一次又一次承受著屈辱和情感的折磨。對此，人們往往用嘲弄譏笑、編政治笑話諷刺老人政治。例如，召開黨代表大會時，會議主持宣布說：“代表全體起立，現(xiàn)在把總書記抬進來。”……而此時，蘇聯(lián)的宣傳機器卻在宣傳蘇共中央總書記如何充滿活力，這讓蘇聯(lián)人感到像生活“在傻瓜的國家里”一樣。

可想而知，在上述情景下，戈爾巴喬夫的心情是何等沉重，同時他也深深感到人們期待他能夠領導蘇聯(lián)進入一個新的時代，能夠振興蘇聯(lián)，重建蘇聯(lián)。

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

很多人認為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是從政治體制開始的，但實際上，戈爾巴喬夫時期的改革是從經濟領域開始的。戈爾巴喬夫在談到這一問題時指出：“最近幾年我不止一次地受到批評，說我應該從經濟開始，而把政治的韁繩拽住……像中國那樣。我并非沒有對經濟問題進行了解，更沒有忽視。只要有看一下改革事件的記事表就可知道，從一開始多數(shù)中央全會討論的正是經濟改革問題。它占了我作為總書記的工作中，我的同事的工作中和政府機關工作中四分之三以上的時間和精力。”(［俄］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著，徐葵等譯：《對過去與未來的思考》，新華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頁)

2004年5月，由中國國際交流協(xié)會和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聯(lián)合召開的蘇聯(lián)解體原因研討會上，美國斯坦福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邁克爾·麥克福爾為會議提供的論文中談及此問題時指出：“回顧過去，一些歷史學家認為，戈爾巴喬夫是一個民主革命者，他很少關心經濟改革，相反他從一開始就在設法毀掉蘇共，并在蘇聯(lián)實行民主化。”沒有比這更離譜的了。從戈爾巴喬夫擔任蘇共總書記以來，他就一直致力于實施經濟改革。

民主化不是目標，而是取得經濟改革的一種手段。戈爾巴喬夫改革的第一批步驟與其他蘇聯(lián)改革者類似，都是將提高現(xiàn)有體制的工作效率作為目標。他的第一個針對不良經濟的重大改革政策就是加速發(fā)展經濟。實施經濟改革需要中央強有力的控制，政治體系自由化還提不到議程上。

從戈爾巴喬夫執(zhí)政時期的實際情況看，經濟體制改革大體上可分為三個階段。

從1985年3月到1987年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準備階段。這一期間，蘇聯(lián)黨政領導采取的重要決策與政策涉及很多方面。

1985年召開蘇共中央四月全會是蘇聯(lián)新的歷史轉折點的標志。這是一次具有十分重要意義的全會。戈爾巴喬夫在這次全會上，作了《召開蘇共例行第二十七次代表會議及有關籌備和舉行代表大會的任務》的報告。分析當時蘇聯(lián)的經濟形勢，指出勃列日涅夫留下的經濟困難遠遠沒有克服；困難發(fā)生的原因主要是沒有及時地對生產發(fā)展的客觀條件的變化、沒有對加快生產集約化和經營管理方法的變革的必要性作出應有的評價；解決困難的途徑是，廣泛采用科技革命的成果，使社會主義經營管理方式符合現(xiàn)代條件的要求；解決社會經濟問題最終要靠改革。報告中明確指出：“我們不管研究什么問題，不管從哪個方面來對待經濟，最終一切都靠認真改進管理和整個經濟機制。”

這次全會，首次提出了蘇聯(lián)社會經濟發(fā)展的新戰(zhàn)略方針，即要實行大大加速發(fā)展的戰(zhàn)略。戈爾巴喬夫在其《改革與新思維》一書中說：“這次全會標志著轉向新的戰(zhàn)略方針，轉向改革，給改革的構想提供了依據(jù)。”

1987年蘇共中央一月全會對改革進行大討論和再動員。戈爾巴喬夫在會上做了《關于改革與黨的干部政策》為題的報告。會議的主題是改革、民主和干部問題，要集中解決的問題是：蘇聯(lián)究竟要不要進行根本性的改革，并提出要實現(xiàn)根本改革就要依靠民主化和排除來自干部方面的阻力。所以，戈爾巴喬夫在報告中指出：“向好的方面的轉變進展緩慢，改革工作比預想的更困難，社會中積存的問題的根源比原來預想的更深。”在這次全會上，還首次正式提出了兩個重要的理論觀點：一是蘇聯(lián)社會正在積聚危機因素；二是由于過去政策的失誤，在社會經濟發(fā)展中，形成了“阻礙機制”。

如果說一月全會主要討論究竟要不要進行根本改革問題的話，那么1987年的六月全會主要解決如何進行根本改革的問題。在六月全會上，通過了《根本改革經濟管理的基本原則》和《蘇聯(lián)國營企業(yè)（聯(lián)合公司）法》（以下簡稱《基本原則》和《企業(yè)法》）兩個重要文件。接著，1987年7月，蘇聯(lián)又通過了有關計劃、價格、財政、銀行、物資技術供應體制改革等11個決議。這樣就與實施《企業(yè)法》相配套，形成了戈爾巴喬夫時期蘇聯(lián)經濟體制改革完整的綜合方案。

1987年經濟體制改革的整體方案形成之后，逐漸進入經濟體制改革具體實施階段。

按照戈爾巴喬夫在慶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會上的報告中的說法，1987年蘇共中央六月全會之后，“經濟改革已經不僅是計劃和意圖，更不是抽象的理論推斷。它已牢牢地進入生活。今天，有相當多的聯(lián)合公司，工業(yè)、建筑業(yè)和農業(yè)企業(yè)在自我補償和自籌資金的原則基礎上工作。從明年開始，生產著60%的工業(yè)產品的企業(yè)將在這些條件下工作，國營企業(yè)（聯(lián)合公司）法也將生效。”戈爾巴喬夫根據(jù)1987年蘇共中央六月全會前經濟改革出現(xiàn)的情況，明確指出：“今后這段時間的復雜性也在于，改造將涉及到越來越多的人民群眾、社會團體、居民階層和全體干部的利益。”(新華社參編部編：《慶祝十月革命70周年戈爾巴喬夫的四個講話》，1987年11月7日，第28頁)

后來改革的實踐證明，從1987年下半后到1990年具體實施改革方案過程中，蘇聯(lián)出現(xiàn)了極其復雜的局面，發(fā)生了不少重要事件，使得經濟改革困難重重。

特別要指出的是，1986年至1987年黨內斗爭主要表現(xiàn)在葉利欽與利加喬夫之間，而后來葉利欽把戈爾巴喬夫視為斗爭的目標，斗爭的主要內容也發(fā)展為如何對待蘇共和蘇聯(lián)問題上。

1988年6月，蘇共舉行第十九次代表會議。在會上戈爾巴喬夫做了《關于蘇共二十七大決議的執(zhí)政情況和深化改革的任務》的報告。他在這次會議上提出了根本改革政治體制的任務。后來有些人認為，蘇聯(lián)從這次會議之后，只搞政治體制改革而不搞經濟體制改革了。實際上并非如此。我們可從這次會議的目的來分析。戈爾巴喬夫在會上的報告，首先是總結了從1987年2月召開蘇共二十七次以來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情況，一方面指出，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的取得的進展，“已成功地阻止了國家滑向經濟、社會和精神領域的危機。”另一方指出，這并不意味著，到處都在全速地出現(xiàn)好轉和革命性改造已經不可逆轉。“還未消除造成障礙的深刻原因。”戈爾巴喬夫明確地指出：“今天我們面臨著許多復雜的問題。但它們之中哪個是關鍵問題呢？蘇共中央認為，改革我們政治體制就是這樣的問題。”

另外，從政治體制改革要實現(xiàn)的基本任務和最終目的來看，它與經濟體制改革要達到的目標也是相輔相成的。戈爾巴喬夫在報告中談及此問題時，用的標題是：“始終如一地實行根本的經濟改革”。他認為，應特別突出討論“怎樣實現(xiàn)根本的經濟改革。”并提出：“考慮到已經積累的經驗，我們應當精心準備從1989年初開始完成物質生產領域各企業(yè)向新的經營條件的過渡。”(參見 ［蘇］《真理報》1988年6月29日)

但后來，由于政治斗爭的激化，政治過熱，經濟體制改革受到很大沖擊。

1990年7月，蘇共召開了第二十八次代表大會。這次代表大會是在蘇聯(lián)政治、經濟形勢十分尖銳、復雜，黨內產生嚴重分歧的情況下召開的。會議總結了蘇共二十七大以來蘇聯(lián)進行的經濟與政治體制改革的經驗、教訓以及存在的問題，確定了在社會主義選擇范圍內進行體制改革與更新整個社會的政治方針，這指的是改革指導思想轉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戈爾巴喬夫在會上談到蘇聯(lián)改革進程時，他認為：這個時期，蘇聯(lián)“已經進入改革的最重要階段，下一步將是大規(guī)模的改革。”

戈爾巴喬夫經濟體制改革第二階段特別到1990年，一個最為重要的特點是，圍繞制定與討論向市場經濟過渡方案進行了激烈的政治斗爭，成了爭權奪利的工具。可以說，經濟改革成了政治斗爭的“人質”。在這個斗爭過程中，隨著葉利欽權力與影響的擴大，戈爾巴喬夫時常出現(xiàn)退讓與妥協(xié)。

從1990年年底到1991年底蘇聯(lián)劇變是經濟體制改革停滯和夭折的階段。盡管在1990年下半年，圍繞向市場經濟過渡方案在蘇聯(lián)展開了尖銳的政治斗爭，但畢竟最后還是通過了《穩(wěn)定國民經濟和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基本方針》等官方正式文件。按理說，這可以作為推行經濟改革的依據(jù)。但此后，并沒有出現(xiàn)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二十八所期望的大規(guī)模改革，經濟改革實際上處于停滯狀態(tài)，最后改革以失敗告終，成了加速蘇聯(lián)發(fā)生劇變的一個重要因素。1991年經濟改革之所以難以進行下去，一個直接原因是，這一年政治過熱，爭權奪利的斗爭白熱化，政治、經濟和民族危機交織在一起，在此情況下，沒有人也沒有精力顧及經濟改革。

在體現(xiàn)蘇聯(lián)經濟體制改革方案的1987年召開的蘇共中央六月全會上，戈爾巴喬夫在其報告中指出：“我們是從經濟的基本環(huán)節(jié)——企業(yè)和聯(lián)合公司著手根本改造經濟機制的，這里首先指的是為其創(chuàng)造最好的經濟環(huán)境，加強其權利，同時提高其責任，并在此基礎上根本改變經濟管理的所有上級環(huán)節(jié)的活動。”采取的改革措施，主要是解決企業(yè)作為真正的商品生產者，應負的經濟責任和應擁有的權利問題。至于宏觀經濟體制的改革主要是圍繞取消指令性指標進行的。

可見，戈爾巴喬夫時期的經濟體制改革，主要思路與措施同當時東歐及中國改革大體上相同的。只是到了1990年，經過激烈的爭論與斗爭，蘇聯(lián)先后提出了四個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文件。其中包括有沙塔林院士牽頭起草的《向市場經濟過渡—構想與綱領》（通常稱之為沙塔林500天綱領），在此前，還有時任俄羅斯部長會副主席38歲的亞夫林斯基于1990年7月制訂的《400天——使蘇聯(lián)經濟加速轉向市場原則的構想》(聯(lián)盟政府的綱領)。圍繞不同改革方案爭論不休，根本無法推行革，直到1991年底戈爾巴喬夫下臺。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黑龍江大學俄羅斯語言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