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濤發(fā)布會

經(jīng)濟觀察報 施健子/文 西壩河一條小巷的小館子前，許久未見面的老朋友老李一把攬過薄濤的肩膀，“你現(xiàn)在還做不做衣服了？”老李問。對于很多生于六零年代的中國男人來說，服裝設計師是個略顯做作的稱謂。他們并沒有意識到，稱謂的改變對自己日常生活產(chǎn)生的化學反應。

出了機場高速，沿著立交橋旁邊的小路走個十幾分鐘，就可以看到一組白色的低層樓群，仿羅馬柱上豎著“薄濤（BOTAO）制衣”幾個大字。修建于2000年的辦公室和廠房，雖然現(xiàn)在看來已有點老舊，但不難想象，在薄濤事業(yè)最為鼎盛的那些年間，擁有9間分公司過千名員工的制衣工廠又有著怎樣的風光。

如果說馬可、謝鋒對于中國服裝業(yè)的意義在于被主流認可的里程碑，那么薄濤算得上從無到有的積累。在這個全民尋找集體記憶的時刻，往往是見證比突破來得更加動人。

出走體制

出生于1963年的薄濤屬于改革開放后第一批服裝設計專業(yè)畢業(yè)的科班生，上世紀80年代初，北京勁松職業(yè)高中服裝設計班畢業(yè)之后，薄濤被分到東城區(qū)一家國營服裝廠工作，他的第一個崗位，是到廠里下轄的王府井鳳凰服裝店當售貨員。“很難形容鳳凰服裝店在當時的地位，剛走過那個全民都著藍黑衣的年代，它是當時全北京唯一出售彩色衣服的店。”薄濤學過設計，和店里的售貨員相比，他對顧客的需求理解更為專業(yè)，短短一個月內(nèi)，他的業(yè)績已經(jīng)遠遠超過所有的老師傅。兩個月后，薄濤設計了自己第一款量產(chǎn)的成衣，他在用了暗花呢子的大衣背后設計了一個蝴蝶結(jié)，就是這樣的一件大衣，成為哄動全廠的奇裝異服。“連廠長都不理解我，但事實證明，當時人們對美的接受尺度已經(jīng)很寬泛，這款大衣一直暢銷到1995年。”

這一年，他有了自己在設計上的第一個夢想，開一場自己的服裝發(fā)布會。于是，1年之后，他跳槽到一家位于香山附近的軍隊干休所企業(yè)，這家服裝廠生產(chǎn)的“美而美”女裝在當時小有名氣，他與領導達成了協(xié)議，如果為工廠創(chuàng)造了利潤，工廠將出1萬元為他辦服裝秀。走馬上任第一個月，他就利用公司的庫存布料設計了一款套裙，一套成本不到8元的裙子，卻在商場里賣出了70元的高價，要知道，當時每個月的平均工資不過也才100多塊錢。

由于和廠長理念不合，薄濤辭職來到一家街道辦企業(yè)，哪知道業(yè)務才上軌道，因為總公司破產(chǎn)，這家服裝廠也倒閉了。不得已，薄濤帶著原有的業(yè)務和團隊，1992年創(chuàng)辦了薄濤制衣有限公司和“BOTAO”這個品牌。

在那個年代，社會變革帶來的安全感喪失使得敢于出走體制成為少數(shù)人的游戲，這一小撮人，也是市場經(jīng)濟下先期的受益者。當時的薄濤并沒有意識到，他的無奈使他成為改革開放之后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設計師品牌的創(chuàng)立者，最重要的是，BOTAO帶來的是設計師品牌在中國成功的可能性。在品牌意識開始萌生而來自國際品牌的壓力尚未形成之時，BOTAO開進了很多城市百貨商場的專柜，年銷售額一度高達3億人民幣。

感性回歸

2007年，薄濤帶著高級定制秀《蝶》以及同名音樂劇重回當年的中國國際時裝周。這出被定義為傳統(tǒng)文化實驗的秀，以流傳千年的梁祝故事為靈感，薄濤將其對中國文化的理解直觀表現(xiàn)于酒紅色的毛皮點綴、大面積的鏤空花和補色的大膽拼接中。

沉寂三年之后，這個服裝從業(yè)者眼中的第一代設計師的代表，在概念把玩和商業(yè)刺激的稔熟程度上，并不輸給任何新生代的設計師。事實上，他身上捆綁的諸多新中國服裝第一次，足以讓他成為難以超越的行會標桿。

1995年，為了宣布BOTAO成功申請專利保護，他在國際飯店舉辦了第一場時裝秀，在國內(nèi)時裝業(yè)相關機制尚未建立時，超前提出了保護設計師及知識產(chǎn)權的理念；1996年，薄濤斥資200萬元人民幣，亮相香港國際時裝周，成為大陸地區(qū)第一個走出去的品牌。彼時的香港國際時裝周影響力作為世界四大時裝周之一，地位和影響力在紐約、東京時裝周之上，這次展示，為他帶來了總價高達千萬的貼牌生產(chǎn)訂單——中國低廉的勞動成本讓服裝生產(chǎn)業(yè)的重心東移，很多在那時成長起來的中國公司，都是依靠貼牌加工利潤來養(yǎng)活本土品牌。但薄濤拒絕了，理由是中國設計師的作品，不能就這么貼上外國人的標簽。現(xiàn)在回憶起來，作為公司管理者的薄濤似乎有一點遺憾——設計師的執(zhí)拗使他即使是擁有過人的商業(yè)敏感卻并不能稱為非常優(yōu)秀的公司操盤手。

2004年，公司職業(yè)經(jīng)理人卷錢離去，利用薄濤的網(wǎng)絡通路及核心技術、庫存面料用一個月的時間推出自己的品牌，留下賬上2000元現(xiàn)金和400名等待發(fā)薪的員工。相識十年的好友對他的評價是，他的設計要比他的生意成功得多，如果他參照國際慣例由專人來做管理，自己一門心思放在設計上，公司的規(guī)模也許會遠比今天要大得多。

而5年之后，當我來到薄濤的工作室，一位電視臺的主播在定制衣服，他的助理把我領進了一間設計室里，放置著幾臺電腦的桌上散亂地鋪了許多設計稿，薄濤不好意思地一一拾掇起來，“他們這樣亂七八糟的習慣了。”

歸來之后的薄濤精力更多地放在高級定制上，并非模仿歐洲興而轉(zhuǎn)衰的象征昂貴的高級定制，更好的解釋是，這是一家有本體意識的裁縫工作室。中國的高級定制風潮并非起源于今天，在之前為上層階級所服務的裁縫店里，一個好裁縫可以完成今日流水線上的從設計到成品完工的所有工作，他們的工作流程沒有巴黎高級定制那樣繁復，也沒有嚴格的讓顧客失去自主的行業(yè)權威。中國方式運作的裁縫定制，具有強烈的時代演變特征，也更適合中國特定人群進行更加風格化的身份表達。

大多數(shù)中國本土設計師都會經(jīng)歷一條文化自卑、自省到回歸的道路——迎合西方審美下的中國設計，永遠都只能作為獵奇對象放置在主流市場邊緣。但是，要立足于本土，尋找到一個簡樸的相對容易記憶，同時具備普世意義的文化寄托，并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工作。

另一種可能

現(xiàn)在，吉平生偶爾會到巴黎老佛爺百貨的專賣店里去了解銷售情況。他喜歡站在門外，看著來自中國的游客挑選他所設計的衣服。“如果我不說，他們絕對看不出這些設計出自一個中國人之手。”這個被命名為MOUSEJI的設計師品牌，擁有歐版寬松的立體剪裁、亞麻的質(zhì)地、飄逸的袖口、若有似無的隨意，像是在對抗歐洲成衣流水線造成的機械感，“你細細地看，就會發(fā)現(xiàn)它的不同。”吉平生說。

在此之前，我們在注流媒體的版面上沒能找到任何關于這個品牌的報道，即便是作為一個中國設計師品牌，它已在歐洲多個國家開店263家，并且于去年秋天成功入駐巴黎老佛爺百貨。

就在薄濤創(chuàng)立品牌的那一年，吉平生砸了鐵飯碗,從外貿(mào)公司辭職成為一名服裝設計師,開始了“替人縫嫁衣”的貼牌服裝生意,直到2003年注冊了自己的品牌MOUSEJI。接下來,在2006年，他如愿以償?shù)孬@得了德國“世界精品品牌展”的邀請函,成為第一個有資格參展的中國設計師，也開啟了他在歐洲的商業(yè)化之路。

美術專業(yè)出身的吉平生在其設計中所要闡述的意境，并不難理解，也不能算是獨創(chuàng)。在此之前，無論是例外的馬可還是達衣巖的劉星，都從不同的角度表達過對于傳統(tǒng)中國智慧的崇拜。和他們相比，MOUSEJI走的是徹底的文化商品化道路，他沒有采用亮相時裝周的方式來推廣，而是頻繁地參加各地舉行的訂貨會，對他而言，市場的接納是另一種成功的方式。“并不是每一個品牌都適合參加時裝周，達到目的的方式永遠不可能只有一種。”法國高級時裝公會中國區(qū)代表趙倩說。

尊重服裝工業(yè)的多元化生態(tài)是扶植其良性發(fā)展的根基。不管是游離之中還是深諳其道，我們都能感受到方式之外相同的成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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