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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程明霞 譚旭峰羅坪 答=野夫
我的寫作是一種還債
問:2006年開始寫作《塵世·挽歌》的時候你是44歲,為什么在這個年紀開始系統(tǒng)地梳理家族故事?是因為突然有話想說,還是之前很多年都在積累和醞釀?
答:其實這些東西一直都是存在心中的,有很多很多年了,我一直在找個時間坐下來把它寫下來。但是之前,命運一直沒有給我一個可以安靜下來寫作的條件。
95年以前的生活一直是動蕩不安的,95年以后,我兩手空空,首要的問題是養(yǎng)活自己。來到北京先是打工,后來我開始自己辦公司,做圖書出版。當年的民營書商都不算合法的,我也沒有辦法寫我想寫的這些題材,否則公司很容易被查。
問:我想起老威那本訪談錄《在底層》中,采訪過那個年代給民營書商撰文的寫手,好像那時的民營書商為了賺錢,都是胡編亂造的書。
答:書商確實就是為了賺錢。但不是我自我標榜,我從進入出版這一行開始,就不做那些亂攢的書,絕對不做爛書。別說胡亂攢的書我不做,即便是學者寫的書,達不到一定的水平我也是不做的。
我那時的圖書公司做的很大,現(xiàn)在有名的一撥書商都是我的哥們,很多書商都是我的徒子徒孫輩。我是做了大量好書的,也做過很多大書:西方學術基本經(jīng)典一百種,社科人文類的,同時推出一百本英文原版;還有國學基本經(jīng)典,四庫家藏,二十六史等等,這些都是當時國內(nèi)最牛的學者推薦的。
中國最早把網(wǎng)絡知識引進國內(nèi),就是從我們開始的。互聯(lián)網(wǎng)在中國的起步有兩本書功不可沒,一本是《數(shù)字化生存》,一本是《網(wǎng)絡為王》,這兩本書一個是我們引進出版的,一個是我責編的。
我還算是把神秘文化引進中國的第一人,當年的《水晶頭蓋骨之謎》、《上帝的指紋》都是我出版的。
還有你們《經(jīng)濟觀察報》當年的主筆許知遠的第一本書,就是我給他出的。當時他的書稿沒人用,那時還沒有人知道他,后來是我發(fā)現(xiàn)了他,我是他第一本書《那些憂傷的年輕人》的編輯。我算是許知遠的發(fā)現(xiàn)者吧,他做媒體也算是我引進的,當時我正要創(chuàng)辦一本雜志叫做《大視野》。
問:看你出版的這些東西,范圍夠廣泛的。你是追著當年的熱點在做,還是自己的興趣使然?
答:我不是找熱點,純屬個人興趣。每個人都有求知欲,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自己心中的很多疑問,是需要自己去探索的。比如我對當下社會有自己的認識和判斷,“盛世”的秘密究竟在哪里?我要回答自己的疑問。
問:既然圖書公司做的這么好,為什么后來突然不做了,開始動筆寫作?
答:2006年我離婚,就把東西都留給前妻,把公司送給朋友,外面欠公司的一兩百萬的債務我也不要了,一筆勾銷,突然宣布離開北京,一個人去了大理,這才安靜下來開始寫東西。
我覺得我和其他的知識分子略有區(qū)別,我謀生的能力非常強,我一生中多次一貧如洗,但是很快就能翻身,我能在任何地方找到飯吃,這是江湖人平地摳餅的本事,我就有這個本事。所以我是自力更生的,在體制外獨立,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寫什么就寫什么。
問:“野夫”這個筆名是怎么來的?
答:第一因為我是土家族,山野長大,當初取這個名字就是“山野村夫,邊遠地區(qū)的人”這個意思。我家是在重慶、湖南、湖北三省交界的地方。
第二,古代有首詩我很喜歡:“日出扶桑一丈高,人間萬事細如毛。野夫怒見不平處,磨損胸中萬古刀。”心中有把刀,看見這個世界的不平就不斷磨刀,我喜歡這種感覺。我是那種很愛打抱不平的人,身上憂憤的這種感情比一般人多。但我內(nèi)心又是很融洽的,是執(zhí)著的人。
問:讀《塵世·挽歌》的時候,我就一直在想象你是個什么樣的人。我在想,擁有如此沉痛和慘烈記憶的人,心里一定裝著很多的恨和不甘,他該怎么面對眼下的這個社會,該怎么面對日常生活?但是現(xiàn)在見到你,看起來挺平和、溫文爾雅的。你是怎么處理痛苦過往和眼下生活的關系的?
答:人吶,都是經(jīng)過歷練的。到了一定的時候,你就能做到波瀾不驚,寵辱皆忘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認為這是一種境界,我覺得我算是接近這樣一個境界了,寵辱皆忘。
其實現(xiàn)實生活中我是一個很快樂的人。在朋友圈里我從來都是笑聲的發(fā)源地,朋友們一起喝酒的時候,基本上都是由我逗大家笑,我掌管整個酒局的氣氛。我是一個很快樂、很幽默的人,內(nèi)心深處是一張很頑皮的笑臉,嘻嘻哈哈的時候更多,并不像今天跟你們談話這樣正襟危坐。
問:但是你書里的故事,都不是開心的。你說你從小就仇恨社會……
野:你想象一下,當你是一個三、四歲的孩子,每天看到你的爸爸被捆綁著游街,你的家里隨時有人來抄家,甚至深更半夜突然來,機關槍就架在你家門口,你的母親被侮辱,你對這個社會怎么可能喜歡?你怎么會愛這么一個時代?
我這本書里沒有一個情節(jié)是虛構的,全部是真實的,每一件事都有活著的旁證的人。我和所有人最不一樣的一點是,我是一個極端固執(zhí)于記憶的人。我在書里也寫了:我和這個時代永遠無法握手言和。絕對不可能和解的。忘記寵辱并不等于顛覆記憶,真實的記憶將構成一個民族的心靈史,我們的文字是需要首先還原歷史的。
問:這些從小開始累積的痛苦的記憶,講出來之后也是一種釋放,所以有了這本書?
答:那當然。首先寫出來,寫自己親友的這些事情就是一個很痛苦的過程。一邊寫一邊回憶,就會不斷地哭。寫完有一種虛脫的感覺,躺在沙發(fā)上什么事都不想干,什么飯都不想吃。整個人像得病了一樣。如果不是用電腦寫,而是寫在稿紙上,那絕對是淚痕斑斑的。
但是寫完之后,我覺得我還了一筆債,這是真正的人生的債。比如我的外婆,從小那么艱難地把我養(yǎng)大,把我教育成今天這個樣子,但她的死亡是沒有人知道的,她的故事沒有人清楚。我覺得我有責任為我的外婆樹碑立傳,我要讓她在這個世上的來去留下痕跡。這樣我就算還了這筆債,報答了養(yǎng)育之恩,恩是一種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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