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福東/文

“我們大家再想一想，武訓先生，一個要飯的叫花子，要了40多年的飯，辦了三個義學，讓窮孩子們也能夠念書，學文化，真是了不起。今天，我們解放了，我們的政府給了我們窮人充分受教育的機會，翻了身的人不再做睜眼的瞎子，今天我們紀念武訓，要辦好我們的中學，掃除文盲，提高文化……”

電影《武訓傳》的開頭，是一個女教師揮舞著右手，在武訓的故鄉(xiāng)聲情并茂地面對村民們講述武訓的功績和解放后的愿景。她背后，是一張大大的“武公遺像”，遺像兩邊的對聯(lián)為：結(jié)線頭纏線蛋一生勞動化，這邊剃那邊留滿腔革命情。《武訓傳》開拍于解放前的1948年7月，但中國電影制片廠在完成三分之一任務后陷入財務困難，并最終由昆侖營業(yè)公司接手，于1950年10月完成整個拍攝。這部跨越3個年份的影片，片長超過3個小時，以歌頌清末行乞興學的武訓（1838-1896）為主旨，但甫一面世，即遭來非議，毛澤東親自發(fā)起批判，使其成為新中國的第一部禁片。

今年3月，《武訓傳》正式解禁，開始發(fā)行正版DVD公開銷售。60年的時間足夠長，這部電影的編劇、導演孫瑜，主演趙丹都已經(jīng)作古，但因此所引發(fā)的新中國意識形態(tài)領(lǐng)域第一場全國規(guī)模的政治批判運動，卻一直缺乏足夠的省思。

1949年后，從最初短暫的被推崇，到曠日持久的批判，以及最后靜悄悄地恢復名譽，武訓在新中國的遭遇可謂跌宕起伏。而他的尸身，也曾被開棺鞭撻，流離失所，至今武訓紀念館墓中衣冠尚無，遑論尸骨；魂未歸來。

背景：土改開始，共產(chǎn)黨來了

《武訓傳》1948年拍攝時，武訓已經(jīng)過世52年。他的后人仍居住在山東省聊城市堂邑縣武莊（今冠縣柳林鎮(zhèn)武莊）。武訓的重孫武玉泉這年15虛歲，他記得當時劇組住于聊城，在武莊拍戲的情景。“咱是武訓的繼承人，覺得拍戲紀念這很好啊。武訓的神主牌位什么的，都被劇組拿去借用。”武玉泉對筆者說。

此時抗日戰(zhàn)爭剛剛結(jié)束3年，國共兩黨尚在激烈對峙。武玉泉從小唱的抗議日本“欺壓我中華”老歌，很快就變?yōu)榱烁桧灩伯a(chǎn)黨的新曲。“左權(quán)將軍，家住湖南澧縣，他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優(yōu)秀黨員，為國家、為民族英勇犧牲。”武玉泉現(xiàn)在還會哼這個小曲，他當年加入了兒童團，為共產(chǎn)黨戰(zhàn)士服務了兩三年。“共產(chǎn)黨占領(lǐng)聊城后，國民黨反攻，他們武器好，厲害著呢。共產(chǎn)黨沒那么好的武器，但是命好。”雖然祖爺爺辦過義學，但武玉泉自己并沒有讀過幾年書，他對內(nèi)戰(zhàn)有自己近乎信天命的看法，“國民黨飛機遮天蓋地，黑天白日地過飛機去東北，但打不贏，傅作義一看共產(chǎn)黨命大，就投降了。”

武玉泉說，國民黨曾在武莊征兵，并非見人就抓，而有錢的人也可以花錢免除兵役，作為家中獨子，他免去了此劫。共產(chǎn)黨的做法也與此類似，“夠年齡的人都要抓鬮，抓到的就要去給共產(chǎn)黨抬擔架。好危險的，不想去的就花錢買別人去。”

但比國民黨更有效的方式是，共產(chǎn)黨通過把地主富農(nóng)的土地沒收并分給貧下中農(nóng)的方式，聚攏了底層大部分百姓的民心。這就是“土改”。“分地是很重要的勝利原因，沒地怎么吃飯？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農(nóng)民分地，叫農(nóng)民吃上了飯。”武玉泉說。

那時武玉泉的父親——即武訓的養(yǎng)孫武金興還活著，他成為了有權(quán)力參與分地的貧民委員會委員，但并沒有入黨。武玉泉對此的解釋是，父親膽小，怕國民黨反攻回來后自己被槍斃。

土改涉及到強權(quán)下利益的重新分配，其間的博弈頗為復雜。武玉泉說，分地開始即不公平，入黨的積極分子可以分好地，而普通社員只能種差地，還有的干部貪污、亂花錢，“有的干部收了富戶給的黑錢，該斗爭的就不斗爭了。”

不過，雖然覺得“下面的土干部壞，不說真理”，但解放初的武玉泉仍然覺得“共產(chǎn)黨不孬”，對其表示擁護。

這是《武訓傳》拍攝時的一個重要時代背景。土改有爭取人頭的現(xiàn)實計算，如1947年3月《冀魯豫日報》刊發(fā)的短論所言：“那（哪）里的土地改革進行得越徹底，那里的農(nóng)民保田反蔣自衛(wèi)的情緒就越高，游擊戰(zhàn)爭就越能廣泛有力的開展。領(lǐng)導上如善于提高農(nóng)民保田反蔣的要求，就一定可以把熱火朝天的土地還家運動和對敵斗爭緊密結(jié)合起來，達到游擊戰(zhàn)爭的勝利，保住翻身的果實。”而在理論上，土改的邏輯是改變“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換言之，那些被認為擁有了“剝削財產(chǎn)”——超過一定數(shù)額土地的人，就要被打倒再踏上一只腳。

經(jīng)常奔走于“剝削階級”門庭內(nèi)募款，被統(tǒng)治階級所賞識，且其本人也擁有地畝賬的武訓，在新的政治形勢下，是否需要重新評判？而《武訓傳》拍攝組，對此還沒有完全準備好。

文盲武訓，乞討興辦三座義學

“先生，武訓干啥要討飯辦義學？”學生問。

“還不是為了咱們這些個窮孩子們。今天，咱們祖國解放了，窮人翻了身了，你們大家都可以去念書，去學文化，可是早先在清朝的時候，只有有錢的人家的孩子，才念得起書。咱們窮人家的孩子，是不能夠念書，也不準念書的。”女教師說到這里，目光變得凝重起來：“可是，武訓他老人家，他就不管這些個，他說，窮人也一樣是人，窮人怎么就念不起書呢？”

武訓在《武訓傳》里出場時，是1845年，他7周歲：父親兩年前去世，他跟著母親在村里討飯過活，因家貧，父母都是文盲，武訓也沒錢讀書。“念書好，念了書，才懂得世上的事，才不給別人欺負。念了書才會有好日子過。”母親不經(jīng)意地提起“武莊沒有義學，念書是要錢的”，勾起了武訓興趣，決定乞討讀書并辦義學。

電影中有很多虛構(gòu)的情節(jié)，甚至連武訓父親去世的年份都搞錯了。事實上，武訓的父親正是1845年去世。關(guān)于武訓喪父后的作為，各種文獻說法不一。周拔夫《武訓先生年譜》稱其“從兄長謙學習農(nóng)事”，楊汝泉《“義學癥”武七先生外傳》則說，他從1845年開始在伯父家做苦工。張道平《武訓先生年譜》則認為，武訓十四五歲時才開始傭工于族叔父家。而按照《山東巡撫袁樹勛奏義丐武訓積資興學請宣付史館立傳折》上的說法，武訓“失怙”后開始乞討，“隨母行乞，所行食，必先其母，人皆稱孝。”新中國成立后，江青主導的《武訓歷史調(diào)查記》則通過采訪認為，武訓缺乏“莊稼活的基本常識”，只給做貢生的遠房姨夫張變征看過果園，和干些喂牲口的輕便活，做工一兩年而已；正式行乞則是將近20歲的時候。

至于武訓何以興辦義學，山東巡撫袁樹勛《奏義丐武訓積資興學請宣付史館立傳折》稱，這緣于武訓“自恨不讀書不識字，見鄉(xiāng)學兒童就學，輒尾隨其后，群兒頗厭辱之，則大憤，誓必教人人讀書識字”。一般的說法是，武訓21歲起宣稱要辦“義學”，此后，他通過賣地、乞討、放債生息及撿拾破布廢縷拈線繩出售等方式積累錢財，50歲前后，在鄉(xiāng)紳郭芬等人的資助下，在柳林鎮(zhèn)東門外建了“崇賢義學”。

這個善舉深得堂邑縣令郭春熙和山東巡撫張曜賞識，經(jīng)上報清廷，光緒皇帝特獎“樂善好施”牌匾，令武訓名聲大噪。此后，他又在了證和尚等人的資助下，在鄰近的館陶縣楊二莊辦了第二座義學。清光緒22年（1896），武訓病逝，此時位于臨清縣御史巷的第三座義學剛剛竣工不久。

此時的山東巡撫袁樹勛在《奏義丐武訓積資興學請宣付史館立傳折》上說：“訪諸耆老，僉云武訓行乞，未嘗費一錢，甘一飯，勸置妻室蹙然曰：‘有妻則有子，將耗吾資’，竟終身不娶，積銖累寸，設學三州縣，宅舍經(jīng)費請首事董理之，已絕不過問，惟學生有惰者，則長跪其前，因是人多敬憚，成就日多。”武訓逝后，附祀鄉(xiāng)賢祠，《清史稿》中，也列有“武訓傳”，全文如下：

“武訓，山東堂邑人。乞者也，初無名，以其第曰武七。七孤貧，從母乞於市，得錢必市甘旨奉母。母既喪，稍長，且傭且乞。自恨不識字，誓積貲設義學，以所得錢寄富家權(quán)子母，積三十人，得田二百三十畝有奇，乞如故。藍縷蔽骭，晝乞而夜織。或勸其娶，七謝之。又數(shù)年，設義塾柳林莊，筑塾費錢四千馀緡，盡出所積田以資塾。塾為二級，曰蒙學，曰經(jīng)學。開塾日，七先拜塾師，次遍拜諸生，具盛饌饗師，七屏立門外，俟宴罷，啜其馀。曰：“我乞者，不敢與師抗禮也！”常往來塾中，值師晝寢，默跪榻前，師覺驚起；遇學生游戲，亦如之：師生相戒勉。於學有不謹者，七聞之，泣且勸。有司旌其勤，名之曰訓。嘗至館陶，僧了證設塾鴉莊，貲不足，出錢數(shù)百緡助其成。復積金千馀，建義塾臨清，皆以其姓名名焉。縣有嫠張陳氏，家貧，刲肉以奉姑，訓予田十畝助其養(yǎng)。遇孤寒，輒假以錢，終身不取，亦不以告人。光緒二十二年，歿臨清義塾廡下，年五十九。病革，聞諸生誦讀聲，猶張目而笑。縣人感其義，鐫像於石，歸田四十畝，以其從子奉祀。山東巡撫張曜、袁樹勛先后疏請旌，祀孝義祠。”

民國時共產(chǎn)黨也褒揚武訓

時代轉(zhuǎn)入民國，政府及知識分子對武訓仍極盡褒揚。

1921年，在蔡元培、李石曾、王壽鵬等人的發(fā)起下，臨清武訓小學共獲得捐款3163元，其中有徐世昌總統(tǒng)100元，他還特地頒發(fā)了“熱心公益”匾額。七年后，值武訓誕辰90周年，臨清武訓學校校董及蔣中正、馮玉祥、李宗仁、宋美齡、梁啟超、蔡元培、李德全、傅斯年、李苦禪等70人共同發(fā)起，為臨清武訓學校募捐。從《臨清武訓學校募捐啟》可以看出武訓身后的影響力：“堂邑武訓行乞興學，為舉世所信仰景慕者，垂數(shù)十年，其盛德懿行，載在清史、獨行傳及國立各級學校教科書，又散見于當代文豪之撰著集錄，近則學堂唱歌于校，伶人演劇于場，雖婦人孺子，幾無不知武訓為空前之義人者。”

民國期間，多有義學以“武訓”為名，僅馮玉祥一人就在泰安創(chuàng)辦了15所武訓小學，馮玉祥稱武訓為“我們教育史上一位奇特偉大的大人物”。1934年對武訓誕辰97周年的紀念，非常隆重。《武訓九七誕辰紀念冊》中，有包括林森、蔣介石、汪精衛(wèi)、戴季陶、張學良、楊虎城、張自忠、陶行知、梁實秋等人的題詞和大量紀念文字。

武玉泉說，國民黨政府對武訓非常推崇，只是武家后來和當?shù)剜l(xiāng)紳楊樹坊產(chǎn)生矛盾，義學最后由楊家所掌握。

毛澤東1938年也曾提過武訓：“當教員，同時又要學習，不要認為這是小事。黑格爾、孔夫子還是個圣人（笑），幾千年只此一個。他們也未當過省長，孔夫子做官，也不過小國里的秘書長……由小的地方出發(fā)可以有利于全世界。中國有個武訓，不去做官，當叫花子。現(xiàn)在是不是提倡同志們?nèi)ギ斀谢ㄗ幽兀浚ㄐΓ┎皇牵徽埬銈儺斀虇T，下決心當一世教員，也許七八年以后調(diào)你們走，但你們要安下心來。”（1938年5月21日毛澤東在抗大第三期總結(jié)干部會上的講話。）

中國共產(chǎn)黨彼時也是贊美武訓的。1943年，《新華日報》還出過紀念武訓的專題，刊載了潘梓年《武訓的人生觀》、達捷《學習武訓先生》等多篇文章，極盡贊譽之詞。這一年，中共山東省冀南區(qū)黨委、行署還組建“武訓縣委”，將堂邑縣部分地方自行劃為武訓縣，一直到1949年8月才撤銷。

“共產(chǎn)黨還沾過武訓的光，地下黨徐運北曾在武訓學校教書做掩護。”武玉泉說。徐運北是山東聊城人，1934年入黨，長期在濟南和魯西北從事地下工作，建國后曾任貴州省委副書記、衛(wèi)生部副部長、輕工業(yè)部部長等職。1984年，他手書“武訓紀念堂”、“山東堂邑武莊武訓學校”、“山東堂邑柳林武訓學校”、“武訓先生之墓”等，被制成牌匾或刻碑沿用至今。

1945年12月5日，陪都重慶舉辦了紀念武訓107周年大會。郭沫若在講話中直稱武訓為“圣人”，稱其“博施于民而能濟眾”。柳亞子則激憤地一邊痛斥“貪官污吏”和“土豪劣紳”，一邊高呼“武訓先生萬歲”。

電影《武訓傳》投入拍攝的1948年，正是武訓誕辰110周年，上海武訓學校校長李士釗編了一本《武訓先生的傳記》，也正式由上海教育書店出版。當時還沒有跡象顯示，即將取得內(nèi)戰(zhàn)勝利的中國共產(chǎn)黨，要重新評價武訓。

階級斗爭觀念深度侵入《武訓傳》

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稱新中國成立后兩個月，迎來了武訓誕辰111周年——1949年12月5日。北京教育界照例紀念武訓。北海悅心殿對武訓照片、畫傳和此前的紀念材料，進行了公開的展覽，教育界還在前外華東戲院舉行擴大紀念會。《光明日報》對此做了報道，還刊發(fā)了一篇署名“下俚巴”的文章《學習武訓》。

這篇文章沿襲一些流傳已久的謬誤說法，稱武訓年輕時為人扛活，兩次共四年的工資，都被地主用假賬騙取，而且挨了一頓毒打，武訓因此得出結(jié)論，是因為不識字才發(fā)生了這些事情，萌生興學動機。接下來，作者表達觀點說：“雖然武訓沒有找出受地主欺騙的根源，他的興義學也不能解決社會問題（我們要明白在他生長的年代，中國還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可是在今天來紀念他，有莫大的意義。因為他的奮斗精神，有許多地方值得我們學習……我們，有毛主席的正確領(lǐng)導，有萬眾一心的人民大團結(jié)，對于我們的希望，我們的理想，是不難實現(xiàn)的。在今天來紀念武訓，我們應該用這種學習態(tài)度和新的觀點來發(fā)揚他的偉大精神。”

該文透露出一個評論武訓的新方向：武訓沒有受過馬克思主義的教育，興學不能解決社會問題，雖然他的奮斗精神值得我們學習，但觀點需要更新。這比此前《新華日報》的報道和親共文人“圣人”、“萬歲”的說法，更能代表執(zhí)政者內(nèi)心真實的意識形態(tài)。

這一年，因為財務、器材和場地等各種困難，剛剛拍攝三分之一的電影《武訓傳》幾乎全年停拍。1950年2月繼續(xù)拍攝，并于年底結(jié)束，而后開始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放映。

階級斗爭觀念，深度浸入電影《武訓傳》。它明確告訴觀眾，清朝的時候，窮人家的孩子是不能夠念書的。武訓七歲時，將賣藝和乞討來的銅板，拿去學堂想要讀書。結(jié)果教書先生大喊：滾出去！滾！！你，也配念書？滾！滾滾！！老師帶著全班學生，一路把武訓轟到了學堂門外，武訓摔倒在地。老師說：書是你們要飯的念的嗎？接著又是好幾個“滾！”

討飯的孩子，即便有錢都沒有資格念書，還要受到辱罵。這是對“封建社會”教育的明顯妖魔化。電影《武訓傳》后來還講述，武訓在一個舉人家打工，因親人生病，想領(lǐng)取3年未支付的工資，但舉人卻污其早已支領(lǐng)，并令手下吊起鞭打他。這亦符合彼時對“土豪劣紳”的宣傳，但與社會的真實景觀存在很大差距，也不是武訓的親歷。

“總有一天，這個天下都是咱們窮人的！”武訓繼續(xù)乞討興學，路上看見他打工期間結(jié)識的周大率領(lǐng)起義者騎馬飛奔而過。電影《武訓傳》虛構(gòu)了一個起義者周大，宣稱武訓與他“一文一武”，進行為無產(chǎn)階級謀福利的試驗。

在電影的末尾，講故事的女教師對學生們說：“對了，將來的天下，一定是咱工人階級領(lǐng)導的。武訓老先生，為了窮孩子爭取受教育的機會，和封建社會斗爭了一輩子，可是他這種個人的反抗是不夠的，你看他親手辦了三個義學，可他死了之后呢，還是叫地主們給搶去了。所以說呀，單憑念書也是解放不了窮人的。還有那個周大呢，你看他燒、殺、除霸、報仇，可也沒有法子把廣大的群眾給組織起來。中國的勞苦大眾，經(jīng)過了幾千年的苦難，和流血斗爭，才在為人民服務的共產(chǎn)黨組織之下，在無產(chǎn)階級政黨的正確領(lǐng)導之下，打倒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政權(quán)，得到了解放。我們紀念武訓，得加緊學習文化，來迎接文化建設的高潮，我們要學習他的刻苦耐勞的作風，學習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讓我們拿武訓做榜樣，心甘情愿地為全世界的勞苦大眾做一條牛吧！”

這些話最終完成了一次政治認識上的升華：和周大一樣，武訓也是有局限的，他的反抗并不足夠，只有在無產(chǎn)階級的政黨的正確領(lǐng)導下，未來才是光明的。

推崇，但開始強調(diào)局限

在1949年以前，電影《武訓傳》的拍攝者是國民政府國防部中國制片廠。因內(nèi)戰(zhàn)原因，1948年11月停拍。而后上海昆侖公司買來已拍攝的三分之一膠片，打算續(xù)拍。此時，劇中的演員已經(jīng)有幾位分隔在了海峽兩岸。

這時候，也有意見認為，武訓行乞興學這種“個人的，悲劇性的反抗斗爭方式在剛剛解放的中國的火熱革命勝利情緒中顯得不夠積極”，應予停拍。1950年，上海文化局和藝術(shù)節(jié)同志舉行了幾次座談后認為，仍有續(xù)拍的價值。《武訓傳》的導演孫瑜，在影片上映后，曾在《光明日報》撰文，講述其編導該片的過程。他說，當時上海文化局認為《武訓傳》值得續(xù)拍，因為它具有如下三方面價值：1.迎接文化建設的高潮。《武訓傳》揭露封建主義統(tǒng)治者愚民政策的毒辣……觀眾看了武訓時代人民要求文化教育的艱難，更可以加緊學習文化。2.鏟除封建殘余，配合土改政策。《武訓傳》描述封建主義和地主惡霸反動勢力的殘暴。武訓站穩(wěn)了階級的立場，向統(tǒng)治者做了一生一世的斗爭，雖然他的學生在當時不可能解放窮人，他的那一種個人的、苦行僧式的、到處下跪的（這是武訓限于歷史條件下他能力范圍內(nèi)所采用的斗爭方式）斗爭方式不足為訓，觀眾可以從影片中看出只有在為人民服務的共產(chǎn)黨的組織下，在無產(chǎn)階級政黨正確領(lǐng)導之下，才可以鏟除封建主義和打倒帝國主義。3.歌頌忘我的服務精神，武訓行乞興學是只有舊社會制度里才能產(chǎn)生的一個奇跡，雖然武訓本身并不是一個所謂奇人或圣人……他典型地表現(xiàn)了我們中華民族的勤勞、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質(zhì)。熱愛他也可以熱愛我們的民族，提高民族的自信和自豪。

很自然地，武訓不再是郭沫若在陪都重慶時所說的“圣人”，《武訓傳》也被賦予了“鏟除封建殘余，配合土改政策”的政治使命。

包括這部片子的主演武訓，都專門寫了《我怎樣演武訓的》，來談自己的政治覺悟：“我們更通過了文代大會及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等等的學習，在認識上已提高了一步，較明確地站在無產(chǎn)階級革命立場與馬列主義的觀點來學習批判看歷史……武訓，僅僅是一個普通的農(nóng)民，一個被侮辱、被迫害的勞苦貧農(nóng)，他一生的事跡，也僅是勞動人民向剝削階級做反抗斗爭的典型事件。又因為一百多年前的被壓迫的勞苦大眾，還不可能有革命的組織革命理論的領(lǐng)導，所以，一切的反抗斗爭就必然失敗。”

趙丹的這篇文章，刊發(fā)在李士釗所編、孫之儁繪畫的《武訓畫傳》上。這是1951年出版的有關(guān)武訓的幾本著作之一。郭沫若在該書序中說，“在吮吸別人的血以養(yǎng)肥自己的舊社會里面，武訓的出現(xiàn)是一個奇跡。他以貧苦出身，知道教育的重要，靠著乞討，僉金興學，舍己為人，是很難得的。但那樣也解決不了問題。作為奇跡珍視是可以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里面，不會再有這樣的奇跡出現(xiàn)了。”

武訓雖然仍被推崇，但開始強調(diào)他的局限。武訓被高度政治化了。這個時候，對武訓的評價顯然已和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有了相當大不同。整個社會開始左傾。電影放映后，果然好評如潮。《大眾電影》將其列為1950年國產(chǎn)10部最佳影片之一。

然后，它開始迎接屬于自己、武訓和文藝界的厄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