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俄羅斯)帕維爾·巴辛斯基 

譯者: 余一中 王加興 

出版社: 譯林出版社

by嚴搏非

高爾基在中國曾經(jīng)人人皆知，當然，這是對大大小小的知識分子而言。他的“人間三部曲”很多人都讀過，他的散文詩《海燕》當年很多青年能背，尤其結(jié)尾那句“讓暴風雨來的更猛烈些吧”，成為那個時代很多青年釋放激情的經(jīng)典句式。1949年以前，甚至有青年學生讀了一兩本高爾基就投身中共革命的。但這個名字，在最近的三十年中，也隨著革命烏托邦的崩潰遠去了，今天的青年中，知道他的人應該不會多。

高爾基曾經(jīng)在很長的時間中一直是俄羅斯文學的領袖，這段時間其實主要在革命前，而革命后的高爾基則很快就避到了歐洲（1921），直到1933年才重回蘇聯(lián)并再也無法離開。今天再回顧這一段歷史，你不得不承認，文學的價值在很多情況下是被社會的情緒、觀念所選擇的。十月革命后流亡歐洲的俄羅斯作家、后來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布寧在講到青年高爾基如日中天的名聲的時候，總是會煩惱地表示：高爾基的名氣盡管有種種原因，但唯獨不是因為巨大的天才。高爾基的文學與他的社會活動一起，契合了19世紀80年代到十月革命時的激進的俄羅斯，而俄羅斯高漲的革命情緒，也成就了那個時代的高爾基。

然而，就在布寧獲得諾獎后不久，著名的俄羅斯女詩人茨維塔耶娃寫道：“我并不反對（布寧得獎），我只是不同意，因為有比布寧更重要的人，既比他更重要，也比他更人道、更獨特、更需要，那就是高爾基。”說“更需要”是因為高爾基需要這筆獎金來資助許多生活困窘俄羅斯作家。茨維塔耶娃也是十月革命后流亡歐洲的俄國作家，但這并不妨礙她給一位人道主義的共產(chǎn)主義作家一個合適的道德評價。革命早期的人們，雖然已經(jīng)開始敗壞，但還是比后來的人要純粹的多！茨維塔耶娃的這一“我并不反對，我只是不同意”甚至可以作為我們今日評價中國作家得諾獎的某種參照。

 少年時讀《聯(lián)共（布）簡明黨史》，讀到其中對黨代表大會的描寫，在領袖講話時，不斷地出現(xiàn)“雷鳴般的、經(jīng)久不息的掌聲”，以及“全體起立，一致通過”。后來聽老人說，在《聯(lián)共（布）黨史》的早期版本中不是這樣的，那個時候還有“反對聲”、“噓聲”，然而后來的版本中這些就都沒有了。革命黨在思想和組織上的壟斷是逐步走向絕對化的。然而高爾基這么一個以無比熱情謳歌革命的“無產(chǎn)階級作家”，在這樣的意識形態(tài)壟斷下，終其一生，都堅持著最純正的人道主義立場，就像格奧爾基.阿達莫維奇所評論的：“誰都無權審判高爾基。但是我們有權說，他一直在謀求，而且是實實在在地謀求一種權威，不僅是狹隘的文學權威，而且是道義的權威；他曾經(jīng)處在道義的偉大的邊緣，但卻在其生命接近終點時遭受了慘敗”。革命的俄國造就了高爾基，也在它勝利時摧毀了他，這就是這個體系的邏輯和本性。

 這本書中還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部分，幾乎每一頁，都有大段的可讀之處。比如P484中的一段：“根據(jù)季諾維耶夫的命令被槍殺的詩人古米廖夫在迎接死亡時臉上帶著異常鎮(zhèn)靜的微笑，連執(zhí)行者都大為震驚。…..但1936年，當季諾維耶夫自己被押去槍斃時，他卻連路都不會走了，人們只好用擔架抬著他去受刑，而他還喊叫著乞求：給斯大林同志打電話。”這就是那個過去未久卻已被遺忘的時代！

這本《另一個高爾基》江蘇譯林版，逾600頁，50余萬字，許多熟悉的人名和故事，足以回饋對蘇俄史、蘇俄文學有興趣的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