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時候，我的家人住在重慶。政府的首要工作是收復當時東北已開發(fā)的工業(yè)基礎(chǔ)建設(shè)；我的祖父和他朋友及同事孫越崎,　被指派去監(jiān)督接收東北礦業(yè)回歸中國的事宜。其中主要的資產(chǎn)，煤礦，在撫順，一個邊遠縣城。它不僅是中國最大，也是當時全世界最大的露天煤礦。

這是一項危險的任務。戰(zhàn)爭結(jié)束了，但是另一個戰(zhàn)爭剛剛開始。國共之間的沖突——戰(zhàn)時還能勉強節(jié)制——現(xiàn)在已呈公開化，而華北地區(qū)成了主要的戰(zhàn)場。共產(chǎn)黨占了上風：抗日戰(zhàn)爭尾聲時，蘇聯(lián)軍隊進入東北，有他們的協(xié)助，共產(chǎn)黨游擊隊很快進駐東北，控制了領(lǐng)地和日軍撤退時留下的軍用物資。地處中國的另一邊，國民黨的軍隊在戰(zhàn)時總部的重慶無法迅速地回到東北。

本來是孫越崎被任命主持撫順煤礦的接收，但是他說在別的地方有事，推薦我的祖父代行職責。這個任務對我祖父來說，一定像是命中注定。終于有一個任務能讓他一酬今生尚未實現(xiàn)的壯志：留洋學生，礦業(yè)專家，東北游子，愛國志士。祖父接受了這項任務，但是他沒有告訴祖母他要去哪里。他在出重慶的路上，到他女兒，我姑姑藹蕾寄宿的高中暫留片刻，和她道別。藹蕾那時十五歲，并沒有太在意這事；她長這么大，父親一直是離家到別的地方工作。

1946年1月7日，祖父到達沈陽，東北最大的城市——十五年來第一次回到家鄉(xiāng)。一位名叫董文琦的老朋友，時任沈陽市長，警告祖父要當心。“你從重慶來，”董文琦說，“你不知道這里是什么情況。”還有一個蘇聯(lián)那邊的聯(lián)絡(luò)人也提醒我祖父要小心。那個蘇聯(lián)人告訴他應該等撫順的安全狀況改善穩(wěn)定些再去，我祖父在沈陽逗留了一個星期。

接著就有了謠言，人們議論著說他害怕：他一路來到沈陽，卻什么也不敢做。1月14日早晨，東北經(jīng)濟委員會的上司打電話來詢問這項被擱置的任務。我的祖父聽到有人暗示他怯懦膽小，大為光火，當天便和六個礦業(yè)工程師及當?shù)貛讉€鐵路上的警衛(wèi)出發(fā)去撫順礦區(qū)。到了礦地，他們實際上成為“囚犯”，由相關(guān)的人看管。兩天里他們一事無成。1月16日上午，我的祖父和他的團隊仍然被人監(jiān)視著，上了回沈陽的火車。當夜九點左右，有武裝士兵在撫順西邊一個荒廢的站臺登上這列火車。他們命令我祖父和他的同事們下車，把他們押到附近的山坳里。在那黑暗的冬夜，在東北的荒野里，士兵們用刺刀將他們刺死。

我的祖父臨死的時候說了幾句話，據(jù)當時的報紙報道說。“我是中央政府派來的，”他說，“為國捐軀，我死而無憾。”

在重慶，沒有任何消息。一天，我的祖母去廟里為杳無音訊的丈夫算命。寺廟香客會投擲兩根木簽，它們掉下來搭成一個特定的組合，然后抽一根印著數(shù)字的竹簽。那個數(shù)字對應一個命數(shù)，用一首通常語焉不詳?shù)脑妬肀磉_。命數(shù)分好壞，從最好的“上上”簽到最壞的“下下”簽。

那一天，我的祖母算出來的命是“下下簽”。那首詩的意思太明顯，以至于我的父親，那時才十歲，一直記得很清楚，直到六十年后還能一字一句背給我聽：“昔日行船失了舵，今朝依舊海中尋。若然尋得原物在，也費工夫也費心。”

在沈陽，謠言傳遍了，說我的祖父和他的六個同事已遇害。祖父的朋友沈陽市長董文琦，接到那個地區(qū)蘇聯(lián)軍隊指揮官的電話。董文琦去了一趟總部,　四十年后在他的回憶錄里，他回想起那一幕：“我看到院子中間停著一輛卡車，里面裝著一具棺材，用黑布裹罩。我跳上卡車，打開棺材；毫無疑問，這是莘夫。他還穿著我和他在北平（北京）一起做的那套深藍色中山裝。他的身體被刺了十八刀。”

祖父的遺體被洗凈，也拍了照片：照片中可看出許多刺刀傷口和手臂被捆綁過的勒痕。他的棺材被送到沈陽的關(guān)帝廟，停了三個月，供民眾瞻仰。董文琦寫道，“他身受十八刀時穿的血跡斑斑的衣服掛在廟里給人們觀看”，“為了加強指出對敵人的悲憤仇恨”。他的尸體的照片被廣泛傳播，也有宣傳的用意。當祖父被刺殺的消息在1946　年2月爆開后，大批中國學生在各大城市游行示威，要求蘇聯(lián)軍隊撤出東北。在重慶，有將近兩萬學生抗議這次暗殺，抗議在東北的蘇聯(lián)勢力。遠在半個地球之外的美國密蘇里州富爾頓,　邱吉爾在那年3月5日發(fā)表了他著名的鐵幕演說，還引用蘇聯(lián)這次在東北的惡行證明其居心叵測。

這件謀殺的謎團從未解開。國民黨堅稱是共產(chǎn)黨殺了我祖父和他的團隊，是為了儆示國民黨政府不要涉足東北。而共產(chǎn)黨，反過來說是國民黨為激起民意反對共產(chǎn)黨所以導演了這幕暗殺。蘇聯(lián)譴責當?shù)氐牧髅ゼ瘓F干出暗殺的勾當。沒有人肯承認謀殺了一群手無寸鐵的平民——這種懦弱的作法似乎也是典型的中國人的政治手腕。目的不必明說，但用意照樣清楚——過去的戰(zhàn)事結(jié)束，新的戰(zhàn)爭開始了，祖父的死只是后來許多次殺害的開端而已。

我祖父的兒女們?nèi)杂浀盟麄兟牭截牡那榫啊Ｒ粋€冬日下午，他們的母親被一個朋友叫出去。她回來，走進她的臥室，開始放聲大哭，孩子們都聽到了。然后她從房間里出來，把孩子們聚到她身邊，告訴他們，父親被殺了。“不要擔心，”他們的母親說，“有我在。”她也告訴孩子們他們再也不會看到她哭。

祖父去世之后，我的祖母開始參加公眾活動——從某些方面來說，寬闊的舞臺非常適合她堅強的性格。她當選國民大會代表，很多時間都待在南京。她還一度經(jīng)營銷售煤來補貼家用。她說話算話：孩子們再也沒有看到她哭過。但是她的頭發(fā)變得灰白，開始抽煙，抽得很兇。一夜之間，在孩子們眼里，她變老了。廟里的簽語在這一點上說得真準：“若然尋得原物在，也費工夫也費心。”

祖母說孫越崎，我祖父那個沒有去撫順的朋友,他于1949　年投奔共產(chǎn)黨，后來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許多年后，我的父親告訴我，他又得到了孫越崎的消息：“我來美國在IBM工作后，孫越崎給我寄了一張圣誕卡。他說我下一次來北京他想跟我見個面。我沒見他。我拒絕和他見面。”

 
5.

葬禮延遲了一年多才舉行。1946年內(nèi)戰(zhàn)正式爆發(fā)，六臺村深陷戰(zhàn)火之中；內(nèi)戰(zhàn)第一年，這個地區(qū)三次易主。最后國民政府決定將我祖父下葬到沈陽的一個公園，那里是清朝第一代皇帝的陵寢。那次只準三個兒子出席葬禮，這件事我的小姑姑藹鎣六十年后回想起來還耿耿于懷。北上參加父親追悼會，是我父親，立豫伯伯，和才三歲的立程叔叔第一次“出關(guān)”。孩子們的堂哥張立教,　那時已是北京大學的一名講師，也陪著我的祖母一同前往。

葬禮進行時沿途有軍隊護衛(wèi)。超過一萬人沿路站在街旁，緊緊地往前擠，表達他們的敬意，向沉重的紫檀棺材行注目禮。我父親當時才十歲，還記得他看到人群時的震撼。在滿清皇家園林北陵，我的祖父下葬在“神道”旁，神道兩邊列有皇帝往生御用的朝臣石雕和動物石雕。一小塊大理石刻有“張莘夫先生之墓”幾個字，這是唯一的墓志銘。陵墓旁邊立有一塊高大的墓碑，傳統(tǒng)上應該刻有此人的生平故事，表彰他的才華德行。

當時，國民政府起草了一份碑銘文，但我的家人拒絕用這個官方評價。立教,和當時很多年輕知識分子一樣，是個共產(chǎn)主義支持者，他不同意國民政府關(guān)于他叔叔的死的說辭。祖母也反對如此撰寫的歷史，不過她的出發(fā)點完全務實：她認為共產(chǎn)黨可能會打贏內(nèi)戰(zhàn)。她覺得，最好什么都不說。

1947年底，葬禮之后，全家人搬到北京。第二年，便去了臺灣。而祖父墳墓旁的墓碑將會一直空白，達半世紀之久。這些年中，在沈陽知道這段歷史的人離開，或去世。附近居民漸漸稱這個墓碑為“無名碑”。

1946年夏天共產(chǎn)革命橫掃六臺。1947年秋天，第二波土地改革開始，“挖出地窖”運動要把那些富有家庭藏起來的財產(chǎn)刨根見底。黨的積極分子教村民開民眾大會，要告發(fā)地主；被挑出來的對象受到咒罵、羞辱、毆打。1948年冬天，第三波土地改革達到高潮。

在六臺，激進分子攻擊我們的家業(yè)新發(fā)源。他們拆毀房子的木屋檐,　燒掉藏書閣的書籍；他們翻出我祖父從學生時代開始收集的礦石標本，扔進河里。宅院堂屋的東廂房被改為辦公室，西廂房變成了倉庫和磨米的地方。許多貧窮的家庭搬進西廂房和后堂屋，這是我的家人曾經(jīng)虔誠供奉他們祖先的地方。

1948年秋天，國民大會還在開會。我祖母在南京，瘋了似的想法子把孩子們搶送出北京。開往上海的船票已經(jīng)售罄，城里的機場已經(jīng)關(guān)閉。祖母去拜訪空軍周至柔將軍，這是她手里的最后一張牌了。“我的丈夫為國捐軀了，”她說，“我必須把孩子們帶出去。”孩子們坐上一架DC-3軍用運輸機離開北京飛往南京。飛機從一條臨時改裝作跑道的馬路上起飛。那是1948年10月離開北京的最后一批飛機之一。

我的祖父死后國民政府設(shè)立了一個捐贈基金資助家人生活。我祖母拿這些錢買了金條和國民政府國債。債券變得一文不值，但是金條維持了家里好幾年的生計，我們上路的時候把金條藏在腰帶里。我的父親一直記得，因為他們是烈士子女，國民政府支付他們的大學學費，還包括買校服的錢。

我祖母催促著她的孩子們離開。她覺得臺灣太小了，美國是唯一可繼續(xù)求學深造的地方。但是坐船過太平洋，去了以后想回來，旅費太貴了。每次她跟孩子道別，都知道這是最后一次說再見。

遠隔重洋，她的孩子們不負母望，繼續(xù)深造。女孩們比較能自由選擇科系;　藹蕾主修教育，藹鎣學英語。這一家孩子都健談，我父親是其中最能說善辯的一個，他一向?qū)φ魏头捎信d趣。但是長輩們指望男孩子念科學和工程，就像他們的父親，也像所有最優(yōu)秀的留學生一樣。立豫高中畢業(yè)的時候，他的母親問他，“你想學什么？我希望你能追隨你父親的遺志。”立豫答應說他會的。他母親給了他一本叫做《野外地質(zhì)學》的書，這本書有三十年了，他的父親在美國讀書時用過。立豫和他母親僅有的一次談論他未來的對話便結(jié)束了。

我的祖母知道她孩子們的優(yōu)點和缺點，她也跟孩子們這么說。藹蕾很聰明但是她缺乏她想修醫(yī)學所需要的堅韌。立豫很倔強，研究學術(shù)應該不錯。我的父親很聰明，但是太愛說話。藹鎣很勤奮但是軟弱愛哭。立程不太喜歡讀書，但是做生意應該不錯。這些預測后來都證明她說對了。藹蕾放棄了醫(yī)學，作了特殊兒童心理教育老師；立豫成為一位地質(zhì)學教授，馬里蘭大學的系主任。我父親念電機工程，又轉(zhuǎn)修物理；他在IBM主持固態(tài)物理科研，后來在香港科技大學擔任院長和副校長。藹鎣小時候被兄弟戲弄，老是哭一鼻子，長大堅強起來，成了生化制藥業(yè)的專家，后來出任生化技術(shù)公司的總裁。我叔叔立程在臺灣成為一位成功而富有的企業(yè)家。就這樣，祖母決定了她所有孩子的命運。

6.

留在中國大陸的家人，日子很不好過。1950年，我父親的堂哥張立教和一位名叫朱淑蘭的護士結(jié)婚，他們搬到哈爾濱，立教在那里的一所農(nóng)業(yè)大學當教授。他們有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1957年，毛澤東發(fā)表了講話，鼓勵知識分子批評共產(chǎn)黨的表現(xiàn)。立教當時是大學院長辦公室主任，他公開建議黨應該重視知識分子的技能和知識。他說，不能用一個人的教育水平，去衡量他對革命的忠誠。

這是一個很溫和的說法——但是在當時的環(huán)境下，這可是毒藥。國家領(lǐng)導們看到這些對共產(chǎn)黨，甚至對毛澤東本人的激烈批評，大感意外，開始對他們曾經(jīng)鼓勵發(fā)言的人大力制裁。超過50萬人被貼上“右派”的標簽，被革職或送到鄉(xiāng)下體力勞改。立教丟了他系主任的職位，被減了薪。而他的出身更加劇了他直言的罪過：他的父親和祖父在東北曾經(jīng)是地主，而他叔叔一家去了臺灣。這種家史使得立教在黨的眼里永遠背上黑名。

1968年，紅衛(wèi)兵來到我祖父在沈陽的墳墓。他們挖出棺木，丟棄遺骨；他們打碎墳墓和墓樁子。他們猛敲墓碑的底座，直到它裂開，不過他們沒有碰墓碑本身。沒有人知道那是什么——因為它的表面一片空白。

我的父親張立綱第一次回中國大陸是1975年。他是美國科學院選出的固態(tài)物理代表團的一員——這也是最早一批訪問中國的美國高層科學家代表團，那時兩國之間還沒有建立外交關(guān)系。科學被認為是一個中間地帶，政府沒有必要參與——是科學把我父親帶到美國，也是科學把他帶回來。我的父親那年三十九歲。他離開中國大陸時十二歲，而現(xiàn)在目睹的是一個新的國家了。在全國運動會上，當廣播喊出“吉林省”的時候，他激動極了。他聽到歡呼聲，好像就在那一瞬間，他在臺灣受的教育煙消云散。“我覺得歸根結(jié)底這才是中國，”他告訴我，“那么多年他們說臺灣是‘中國’，但這才是真正的中國。”

父親要求和他的堂兄張立教見個面。他跟代表團的接待人員說他堂兄四十年代后期在北京大學教過書，但不知以后怎么樣了。傳回的話說立教被送到遙遠的西北，不能見他。我父親后來才知道他們說謊——立教和他妻子當時住在哈爾濱——但是如果讓他們和一個外國訪客見面，政治上太危險了。

我父親第二次回中國大陸是1979年。美國和中國已建立了外交關(guān)系。鄧小平穩(wěn)掌政權(quán)，讓文化大革命上百萬的受害者恢復正常生活，啟動一系列即將改變國家面貌的經(jīng)濟改革。我的父親又一次要求和立教見面，而這次立教和他的妻子被帶到沈陽來見我的父親。當我父親的火車駛?cè)胲囌荆芸匆娏⒔淘谡九_上等他，他看到立教在哭。

立教急著想知道三十年里發(fā)生的一切。父親告訴他臺灣的生活有多么艱難，母親如何一手拉扯大五個孩子，父親死后，很多朋友們漸行漸遠。立教說的是中國大陸的生活比從前好多了。他沒有告訴我父親“文化大革命”開始時他被打成階級敵人去游街，然后被送到蘇聯(lián)邊境的稻田上勞作。他也沒提到他的兩個兒子在農(nóng)村下放了十年之后剛剛回到城里，兩個兒子都沒有念到初三。他也沒有說他的父母是如何死去的。

當時，立教的妻子問我父親，“你知道中國都發(fā)生了什么嗎？”“知道，”父親回答，“比你們知道的還要多。”

1987年秋天，我父親的堂哥張立教坐下來給東北兩個省的政協(xié)寫了一封信，標題是《關(guān)于張莘夫墓碑急需刻字的情況》。立教希望能給四十一年以前死去的叔叔墓碑刻上銘文。

“張莘夫是我叔父。我誠懇希望他墓碑刻字的問題能夠盡快解決，此將有助于我們海外統(tǒng)戰(zhàn)工作。”這封手寫信件的初稿長達十二頁，立教的孩子們給了我一份。他們沒能給我講我們家的故事，但在這幾張草稿紙上，立教把一切都列明出來——我祖父在美國生活的記錄，對中國采礦業(yè)的貢獻，他被刺殺和埋葬的歷史，立教的個人歷史記錄。

1979年，三十年之后，立教第一次回到了這塊墓地。墳墓已沒有了，我祖父的遺骨也已散落無蹤。但那塊無名碑留了下來——正如我祖母所預見的，空白無字保護了它未受傷害。立教在信中請求政府批準，修繕墳墓，重新豎立一塊刻有銘文的碑。因為這個墓位于一座公園中的顯著位置，這件事是他一個人所無力完成的。“張莘夫的次子和長子都深深地愛著我們的祖國，曾多次回國，投身祖國建設(shè)……據(jù)說最近黨中央提出要加強海外統(tǒng)戰(zhàn)工作，廣交朋友，爭取支持。”

官方機構(gòu)并沒有立刻回復。兩個月之后，立教又寫了一封信，請求當局支持他的要求，并且說得很清楚，他將承擔碑刻的全部費用。第二年11月，得到批準以后，我祖父的墳墓原址終于立起了一塊新的墓碑。立教又寫了最后一封信，題目是“我和海內(nèi)外親人多年的夢想終于實現(xiàn)了”。“因為這塊無字碑終于變成了有字碑，我們的后人將有個地方可以拜祭先人。為此，他們甚感幸運。”

7.

2005年的最后一天，我去沈陽的一個公園拜望祖父的墓。冰冷的早晨，空氣中混雜著煤炭燃燒的氣味，太陽升起來，冷冷的有些蒼白，像只檸檬。公園里人不少，多數(shù)是退休的人。老頭們有一搭沒一搭地慢跑，老太太們練太極。我在一個步行橋上停下來，看著腳下的湖。有人把積雪掃空，騰出一塊大大的橢圓形場地。人們像專業(yè)運動員那樣躬身滑冰。一個已過中年的女人身上裹了一層又一層，臉上還蒙著醫(yī)用口罩——在沈陽酷寒的冬日，這是種常見的配飾。我在看著的時候，她試圖單足著地，一條腿往后伸開，向前滑行。她差一點摔倒，又站穩(wěn)了，四下看看有沒有人注意。

我繼續(xù)走，終于到了下馬石，有兩塊石柱，用滿清鐫文標明，這里是通往清朝皇陵的神道。偏左邊，我看到一片被松樹圍繞的小空地，祖父的墓就在那里。

墓碑大約有六米高，是灰色混凝土造的，上面刻著紅色的漢字：“張莘夫先生紀念碑 中國礦業(yè)工程師 祖籍吉林省九臺縣六臺村 1898-1946年”。

我慢慢地讀著銘文，一字一字地讀，這讓我感到安慰。墓志銘一共只有四行，包含了最基本的事實，但全都是真的，沒有一句歪曲造假，政治并不曾侵入到這篇文字的寫作之中。如果你只能用35個漢字來描述一個人，那么這算是寫出來他一生的重點——生卒年份、工作、祖籍和他的姓名。

（本文根據(jù)采訪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