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謊言從何而來

謊言確實存在。但謊言從何而來？

洛溫發(fā)現(xiàn)，美國中學生對于近期的事件反而比對較久遠的歷史知道得更少。對其中的原因，洛溫饒有趣味地借用非洲社會把人分為“活人”、“撒哈”（sasha）和“扎馬尼”（zamani）這一傳統(tǒng)觀念進行解釋。“活人”就是實實在在還活在世上的人；“撒哈”是人已死，但仍有曾與其在現(xiàn)實生活中相知相識的人健在；而“扎馬尼”是人已死，認識他的人也都故去。

洛溫指出，教科書寧愿多寫“扎馬尼”，因為他們已經(jīng)遠離現(xiàn)在，即便說錯了，也無從對質(zhì)；而盡量少寫“撒哈”，因為還有很多認識他們的人健在，弄不好，會得罪那些健在的人，會在“口述史學”面前栽跟頭。于是，對于久遠的歷史，謊言可能更安全；對于近期的歷史，還是免開尊口，或者人云亦云為好。

美國教師口中及歷史教科書中的謊言，很多與這種“厚古薄今”的做法有關。但是按理，在美國這樣言論自由的國家，謊言與戳穿謊言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自由的；那么，為什么像作者的另外一本書名所顯示的——“謊言遍布美國”呢？這就必然涉及到美國歷史教科書的制作過程：作者、出版商、地方教科書委員會、學校、教師、學生、家長、書評界——這是一個絲絲入扣的循環(huán)，謊言正是沿著它的軌跡，借助它的推動力量大行其道的。

洛溫指出，美國中學歷史教科書的署名作者大多數(shù)只是掛名的，真正的作者是一些可以被稱為出版社“班底”的槍手們。洛溫仔細對比了兩本新近出版的教科書：《走向今天》與《合眾國的歷史》，竟然發(fā)現(xiàn)里面的文字一段一段地雷同。難道在美國的教科書界，也存在如此明目張膽的抄襲？

洛溫最后發(fā)現(xiàn)，不是兩本教科書的作者誰抄襲了誰，而是兩家出版社恰巧請到的是同一批槍手！而兩本教科書的署名作者，那些歷史學大腕們，其實幾乎沒有動過筆。更要命的是，那些槍手們除了有豐富的快速編撰經(jīng)驗外，往往根本不具備編寫歷史教科書的資歷——他們有的甚至拿的只是英語學士學位。無怪乎，謊言、謬誤在這些教科書里比比皆是。

在美國歷史學界，與中國一樣，大多數(shù)學術(shù)大腕們不屑于撰寫教科書，甚至也沒有時間去讀一下自己署名的教科書。而那些槍手們，也通過同時為多家出版社編寫多本、多學科的教科書而找到了生財之道。你為名，我為利，皆大歡喜。

美國對各州采用中學教科書沒有統(tǒng)一的法規(guī)限制。有些州，比如田納西州，接受幾乎每一種教科書，只要它在裝訂、讀者層次以及論述主題等方面符合基本的標準。但另外一些州，比如阿拉巴馬州，設有教科書委員會，負責發(fā)布教科書規(guī)范、審查和選用教科書；其成員由州長或州教育專員任命，通常由教師、律師、家長或其他熱心市民志愿擔任。學校或教科書委員會采用中學歷史教科書的主要依據(jù)是教科書的內(nèi)容和形式。但這兩方面的標準有時是可笑的。

在內(nèi)容上，他們在極右分子、公民自由組織、激進少數(shù)派、女權(quán)主義者等各種勢力中間左右逢源，其結(jié)果令人啼笑皆非。比如，為塑造好公民，一些州有一個不成文的規(guī)定：禁止裸體照片；用洛溫的話說，在美國中學教科書中，連奶牛都必須是沒有乳頭的。

在形式上，美國不少歷史教科書甚至厚達千頁，里面充滿了希望能為教師與學生帶來方便的插圖、教師參考、課后問答、照片說明以及各種所謂學習“活動”設計。美國甚至出現(xiàn)了一個名叫“美國背包安全”的民間組織，其主旨相當于中國的中小學“減負”，希望學生的發(fā)育不受到沉重背包的危害。

在美國中學歷史教科書中，愛國主義是謊言的主要溫床。為了宣揚愛國主義，美國中學歷史教科書不惜“肢解”歷史，英雄化歷史人物，如哥倫布、杰斐遜、帕特里克·亨利、海倫·凱勒、威爾遜、林肯，等等。教科書還歪曲某些歷史事件，如將印第安文明衰亡的原因解釋為不能成功地實現(xiàn)“文化轉(zhuǎn)型”。

對此，洛溫反駁說，印第安人聰明而善于學習，是殖民者害怕他們超過自己，才用自己帶來的槍炮和疾病滅絕他們。并且，文明人的免疫力往往不及野蠻人；當年在歐洲人帶到美洲的傳染病面前，印第安人與白種人的去留正說明了這一點。

洛溫揭示了這些愛國主義謊言之后的動機。出版商在教科書里宣揚愛國主義，是為了使教科書有更好的市場，因為他們認為愛國主義能很好地迎合不同的讀者群體。實際上，即便愛國主義是美國多數(shù)讀者最愛閱讀的主題，愛國主義宣揚者的動機也是值得懷疑的。

洛溫區(qū)分了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他引用前德國總統(tǒng)約翰內(nèi)斯·勞的話說：“一個愛國者是熱愛自己祖國的人，而一個民族主義者則是一個蔑視他人祖國的人。”他還引用前德國納粹頭目赫爾曼·戈林1946年4月18日在紐倫堡審判中的證詞說：“不論是民主的、法西斯獨裁的、議會制的，還是共產(chǎn)主義者專政的國家，人民總是被教導聽從領袖的召喚。（領袖）所要做的，就是告訴人民，他們正遭到攻擊，然后譴責和平人士缺乏愛國精神。”洛溫痛心地指出，愛國主義無助于培養(yǎng)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