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1日晚，由本刊主辦，北京漢唐陽光文化發(fā)展有限公司協(xié)辦的“'十字路口的抉擇'沙龍”活動在字里行間書店（德勝門店）如期舉行。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終身教授、冷戰(zhàn)史專家沈志華，攜新書《處在十字路口的選擇》，與《炎黃春秋》副總編輯徐慶全一同參加本次沙龍，探討在1956-1957年，這個不尋常的年份里，中國社會主義發(fā)展道路的選擇以及選擇所面臨的國內(nèi)國際形式，通過對解密最新的蘇聯(lián)檔案，分析1956-1957年這個時間段內(nèi)的中蘇關(guān)系，以及其對中國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影響以及蘇聯(lián)解體原因。

以下為當天活動現(xiàn)場的速記整理，未經(jīng)講者審核，如有疏漏，敬請諒解！

預(yù)覽：

沈志華：我上課的時候給學生一再講基本的做史學的方法，就是論述的主體的70%到80%要由檔案文獻做支撐，其他的20%到30%是回憶錄或者采訪，以當事人的回憶做支撐，這些都屬于第一手材料，其他全是二手的了，二手的不是不能用，但是不能作為主要的來用。所以想還原本來的歷史面貌，當時的基本檔案文獻不看怎么還原？

從18世紀特別19世紀以后，隨著現(xiàn)代化的發(fā)展，國際聯(lián)絡(luò)的打通，現(xiàn)在人們越來越考慮到這種合法性的問題，對于一個中共這樣的執(zhí)政黨來講，其實他也面臨這樣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最好的一個解決機會就是1956年。

要解決執(zhí)政黨和老百姓關(guān)系的問題。這個問題不是現(xiàn)在才提出來的，不是十八大提的，是八大就提的，結(jié)果過了十個代表大會還沒解決。

徐慶全：我們現(xiàn)在做得簡單，“維穩(wěn)”兩個字就解決了。

現(xiàn)在有一種出版界有一種很不好的做法，我稱之為叫“自我放大化”，或者“自我限制化”，“自我放大化”。中宣部下一個指令，我們就是這么一個指頭這么粗，到了省地這一級，再到地市的出版社，開始一層層放大，而這種自我放大化，導致很多的出版社老總放大到自我約束的地步，考慮“我出了以后會不會怎么著”，首先把自己放大住了，所以你的書出不來。

緣起：縷出一條線索

沈志華：我希望讀者能理解，我沒什么問題，我就是有問題也不再這兒，但我這不是沒問題么。其實要我看這本書出也就出，但是出版社比較擔心，特別是南方報業(yè)今年出的事，受這影響。如果大家要想看一個比較全，這段時間（1956-1957年）關(guān)于反右的的故事，可以看07年時，我和徐慶全一塊參加的《五十年無祭而祭》，這本書是章詒和主編，香港出版的。

那里面，我把整個反右從頭到尾，不是從頭到尾，就是反右的起因，從頭到尾比較完整寫出來的，后來后半部分在大陸就沒發(fā)表，包括學術(shù)文章也不能發(fā)表，也就沒出，先解釋一下。徐慶全你說談什么吧。

徐慶全：你得告訴讀者，這個書怎么寫出來的吧。

沈志華：好。要說這本書其實是我記得是2000年還是2002年我忘了，我到中山大學做訪問學者的時候，當時金觀濤在那兒負責文化研究所，劉青峰也在那兒，以前也沒見過金關(guān)濤，只是他名聲很大，但是我一直沒有見過他，結(jié)果兩人一談如故，就很想一起做些事情。因為金關(guān)濤是做思想史的，他是從古到今，從中到外，想把整個思想史好好做下來，到了共和國這段的時候，他就覺得非常困惑，因為基本的史實他不掌握，他可以讀毛澤東的著作，讀周恩來的各種選集，以及反映他們思想的著作，這些都可以看到，但是整個歷史背景沒有，所以他特別組織一些中國學者，然后完全客觀地把共和國建國以來發(fā)生的重大事情，縷一條線索出來，這樣以來，他做思想史研究他才有根基。

其實我原來是不做中國史，是搞蘇聯(lián)史研究的，后來蘇聯(lián)史沒做下去就做生意去了，做完生意回來，正好蘇聯(lián)解體，解體當然就更好研究了。它不在了，你說什么也沒人找你麻煩了，再加上檔案解密，所以就做這個。做了之后看了好多朝鮮戰(zhàn)爭的、中蘇關(guān)系的檔案，就做這些研究，沒有專門做過中國史，后來找了一些楊奎松、韓剛等做中共史檔案的人。做歷史有兩種方法，其實應(yīng)該是一種方法，但是現(xiàn)在中國有兩種方法，一個就是看檔案，從檔案文獻，基本的史料入手，恢復(fù)歷史的本來面目，主要的研究過程，研究歷史的過程究竟是怎么回事？還有一種方法就是不看檔案，他覺得不需要要看檔案，主要是寫觀點，就是應(yīng)該怎么看這個問題：建國該不該建？朝鮮戰(zhàn)爭該不該打？跟蘇聯(lián)該不該分裂？反修防修對不對？主要談觀點，多數(shù)人是后一種方法，這個實際上不是做學問，是搞宣傳。黨的宣傳很需要到底該不該做？你得給我們解釋解釋，我們解釋不了你得解釋，所以這些學者成了御用學者，不是真正的歷史，真正的歷史能不能被國家利用？當然可以。你就得有度量，得有氣量來吸納這些東西，所以我找的基本上就是這些，我覺得要真的想做個歷史可不就這樣做。

徐慶全：沈志華在說他自己做學問時候是兩種方式，一種方式看檔案的，一種是搞宣傳的，其實你強調(diào)你自己做得很好，是吧，我是這樣理解的。但是告訴你還有一種人，他是不看檔案也做學問，也不是御用文人。其實，做學問是有三種方式的，這第三種就是在別人看來是習以為常的材料，沈志華看得是公布出來的，習以為常的檔案、材料，但是得出的結(jié)論和做出的學問也不亞于搞檔案的人做的學問，有這樣一種人存在，比方說高華就是這樣的人，他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里面基本上是看到了都是習以為常的材料。我們再往遠一點說，我學古代史出身的，陳寅恪看到的材料都是大家能看到的，但是他們的學問都是自成一體的。

沈志華：我覺得高華我們是一類的。

徐慶全：你倆不一類，你檔案史用得好，他是沒有檔案。

沈志華：他只是研究的那個問題現(xiàn)在檔案看不到。但是我想如果有檔案，也一定不會少，一件不會少，因為我們倆經(jīng)常在一塊談這些事，因為他寫那個《紅太陽》，因為那時正好在香港，他也在，我也在，還有金觀濤，當時我們經(jīng)常在一塊談這些事，我就回去時就找了這些人，本來想我任務(wù)就完成了，反正你們都是搞中國史的人，你們做就是了，但他說，“不行，老沈你得跟著一塊做”。

徐慶全：你成主持了對吧。

沈志華：對。后來就沒辦法，金觀濤在香港，那會他還不能進大陸，比較受限制。委托你找我，后來我就說“算了，我就做吧”.大家分工，我為什么選了這一卷，其實很簡單的一個理由，不是我對中國史非常熟，是因為我覺得這一段跟蘇聯(lián)的關(guān)系最大。我研究了蘇聯(lián)就省點事再研究中國這一段，他們很多人說這本書的特點，就是有國際背景，他錯了，我本來就是研究國際背景的，后來偶爾涉及到這個上面了。后來我就選了這個，選了這個以后，發(fā)現(xiàn)其實問題比較大，因為我太不了解中國了。所以其實我得從頭做起，其實第一卷楊奎松的，但是我也得看，共產(chǎn)黨怎么建國的，后面我可以不用看，但是前面怎么走到1956年的我得看。這一部分主要就是看一些比較成熟的著作，可要真正研究你寫的這一段的時候，就必須得去找檔案。我上課的時候給學生一再講基本的做史學的方法，就是，你論述的主體的70%到80%要由檔案文獻做支撐，其他的20%到30%是回憶錄或者采訪，就是以當事人的回憶做支撐，這些都屬于第一手材料，其他全是二手的了，二手的不是不能用，但是不能作為主要的來用。所以想還原本來的歷史面貌，當時的基本檔案文獻不看怎么還原？

這里面涉及到幾個問題，就是1956年的知識分子會議的問題、蘇共二十大的問題、中國的反映、中共八大的問題、大鳴大放，然后到整風，到波匈事件、反右、莫斯科會議，大概捋下來就這么幾件大事。當時其實我們的計劃托得非常長，主要是因為找檔案的時間非常長，我還沒有全國跑，我就跑了北京市、上海市，東北選了一個吉林，南方選了一個云南，然后中間搞了一個陜西，基本上就跑了這五家，去查檔案。現(xiàn)在你要去就不行了，我那會去，我大概是02年、03年，04年去的，找一些關(guān)系檔案都能看到。這些包括各省市整風小組和中共中央書記處的電話記錄每天都有。這些記錄，我都挨天的看了，各省的動員，怎么動員整風，怎么后來怎么動員反右，有了這些材料，我才覺得可以寫，如果你看不到這些材料，其實你寫一篇論文可以，就個別問題展開。但是想寫一本書，想把這個過程都寫出來其實是做不到的，就是寫出來你自己心里也沒有底，大部分材料你看不到，你怎么寫？

我們當時比較好的就是，大家都分頭下去看各自的那部分，但是我偶爾，因為你去檔案館也不容易，比如我去1955年的我不搞，但是我看到大量的關(guān)于肅反的檔案，我全給復(fù)印出來了，我就交給了老林了，這部分跟你有關(guān)，把肅反好好寫寫，到底怎么回事？胡風檔案，整個公安部的報告都有。現(xiàn)在你們都看不到，都封了，不讓看了，我那兒有。所以這本書大概就這么來的，寫其實快，前前后后不到一年就寫完了，就是前期找材料，整理資料這種，所以我們前前后后花了7年的時間，當然還做別的事了。

徐慶全：那套書還沒出齊。高華那本轉(zhuǎn)給誰了？轉(zhuǎn)給楊奎松了嗎？高華沒寫完？

沈志華：高華是看了很多材料，結(jié)果后來就病了，開始他自己有這個想法，我們有這個想法，就沒換人，等他病好了，頂多晚點出，結(jié)果沒想到就——所以臨時換人，換的誰現(xiàn)在還不好說。書出了就可以說了，我們這里頭你看，三個人不是四個人都是用的筆名，都不敢用真名，但是這位同志說我一定要真名，但是有一條，就是出書以前先不要說這個事，他怕單位干預(yù)。其實沒有什么，我相信你們看完這個就會覺得，我沒有反黨吧。當然不是了，我就是從黨里面出來的，革命家庭出生的，我怎么會反黨。你要寫一個真實的歷史，這個沒有什么反不反誰的，我覺得現(xiàn)在有些問題，都把它看的太復(fù)雜了。我們當時就是要做學問，就是把這個事中國到底發(fā)生了什么事，咱們把它清清楚楚的捋出來，而且我們是每年，開一到兩次會，就是大家交換你寫的材料，你看到的材料和你的感受，你有什么問題？因為很多事情，我們是分一段一段寫的，每個人寫兩三年，楊奎松寫三年，吳麗（音）寫幾年，我寫兩年。雖然每個人寫兩三年，但是很多事是連貫下來的，比如說對劉少奇的看法，你不能第一卷一個看法，第二卷一個看法，第三卷變了，第四卷再變，那最后這個人都不知道成什么人了？毛澤東、林彪都這樣，涉及到很多人物是一貫的，所以這些學者必須得在一塊互相交流，而且我談到，我了解后面的事，雖然我不研究，但是我聽了這個以后，我怎么把握他在我這個時段的一些講話或者一些作為才能更貼切。所以這個時間是比較長。我估計今年楊奎松和韓剛能出來了，就是第一卷和韓剛是寫改革開放那一卷，然后最后就是剩林彪這一卷，再有個兩三年吧。

這套書出來以后，當時其實國內(nèi)就很多出版社想出大陸版，但是沒有一家能夠做成，其實我覺得，真的沒有什么，就是講了點實話，而且我們每年開會就定了一個調(diào)子，少發(fā)議論，只寫過程，具體過程可以描述得非常細，反右到底怎么搞起來的？哪個開了什么會？什么會說的什么？你就照錄原文就完了，少發(fā)議論，主要是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煩吧。因為我想，你只要把這個事說清楚了，誰也不是傻子，誰在里頭看不明白什么事，就像我現(xiàn)在寫朝鮮戰(zhàn)爭史，我覺得只要把這個故事講清楚就完了，誰都有自己的判斷。最難的是要下工夫的是你要找檔案，找材料把這個故事講清楚，你把故事講清楚了，提點看法誰不能提？北京人是最有這個本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