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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志華:十字路口的抉擇
    導語:研究歷史,既研究歷史的必然性,也研究歷史的偶然性,其實更多的是偶然性,必然性就是一個方向,我說了這個制度不隨著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科學技術(shù)和人類文明的發(fā)展而不斷的調(diào)整,這個制度就要僵死,而一個僵死的制度是早晚要垮臺的

     

    1月31日晚,由本刊主辦,北京漢唐陽光文化發(fā)展有限公司協(xié)辦的“'十字路口的抉擇'沙龍”活動在字里行間書店(德勝門店)如期舉行。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終身教授、冷戰(zhàn)史專家沈志華,攜新書《處在十字路口的選擇》,與《炎黃春秋》副總編輯徐慶全一同參加本次沙龍,探討在1956-1957年,這個不尋常的年份里,中國社會主義發(fā)展道路的選擇以及選擇所面臨的國內(nèi)國際形式,通過對解密最新的蘇聯(lián)檔案,分析1956-1957年這個時間段內(nèi)的中蘇關(guān)系,以及其對中國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影響以及蘇聯(lián)解體原因。

    以下為當天活動現(xiàn)場的速記整理,未經(jīng)講者審核,如有疏漏,敬請諒解!

    預(yù)覽:

    沈志華:我上課的時候給學生一再講基本的做史學的方法,就是論述的主體的70%到80%要由檔案文獻做支撐,其他的20%到30%是回憶錄或者采訪,以當事人的回憶做支撐,這些都屬于第一手材料,其他全是二手的了,二手的不是不能用,但是不能作為主要的來用。所以想還原本來的歷史面貌,當時的基本檔案文獻不看怎么還原?

    從18世紀特別19世紀以后,隨著現(xiàn)代化的發(fā)展,國際聯(lián)絡(luò)的打通,現(xiàn)在人們越來越考慮到這種合法性的問題,對于一個中共這樣的執(zhí)政黨來講,其實他也面臨這樣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最好的一個解決機會就是1956年。

    要解決執(zhí)政黨和老百姓關(guān)系的問題。這個問題不是現(xiàn)在才提出來的,不是十八大提的,是八大就提的,結(jié)果過了十個代表大會還沒解決。

    徐慶全:我們現(xiàn)在做得簡單,“維穩(wěn)”兩個字就解決了。

    現(xiàn)在有一種出版界有一種很不好的做法,我稱之為叫“自我放大化”,或者“自我限制化”,“自我放大化”。中宣部下一個指令,我們就是這么一個指頭這么粗,到了省地這一級,再到地市的出版社,開始一層層放大,而這種自我放大化,導致很多的出版社老總放大到自我約束的地步,考慮“我出了以后會不會怎么著”,首先把自己放大住了,所以你的書出不來。


    緣起:縷出一條線索

    沈志華:我希望讀者能理解,我沒什么問題,我就是有問題也不再這兒,但我這不是沒問題么。其實要我看這本書出也就出,但是出版社比較擔心,特別是南方報業(yè)今年出的事,受這影響。如果大家要想看一個比較全,這段時間(1956-1957年)關(guān)于反右的的故事,可以看07年時,我和徐慶全一塊參加的《五十年無祭而祭》,這本書是章詒和主編,香港出版的。

    那里面,我把整個反右從頭到尾,不是從頭到尾,就是反右的起因,從頭到尾比較完整寫出來的,后來后半部分在大陸就沒發(fā)表,包括學術(shù)文章也不能發(fā)表,也就沒出,先解釋一下。徐慶全你說談什么吧。

    徐慶全:你得告訴讀者,這個書怎么寫出來的吧。

    沈志華:好。要說這本書其實是我記得是2000年還是2002年我忘了,我到中山大學做訪問學者的時候,當時金觀濤在那兒負責文化研究所,劉青峰也在那兒,以前也沒見過金關(guān)濤,只是他名聲很大,但是我一直沒有見過他,結(jié)果兩人一談如故,就很想一起做些事情。因為金關(guān)濤是做思想史的,他是從古到今,從中到外,想把整個思想史好好做下來,到了共和國這段的時候,他就覺得非常困惑,因為基本的史實他不掌握,他可以讀毛澤東的著作,讀周恩來的各種選集,以及反映他們思想的著作,這些都可以看到,但是整個歷史背景沒有,所以他特別組織一些中國學者,然后完全客觀地把共和國建國以來發(fā)生的重大事情,縷一條線索出來,這樣以來,他做思想史研究他才有根基。

    其實我原來是不做中國史,是搞蘇聯(lián)史研究的,后來蘇聯(lián)史沒做下去就做生意去了,做完生意回來,正好蘇聯(lián)解體,解體當然就更好研究了。它不在了,你說什么也沒人找你麻煩了,再加上檔案解密,所以就做這個。做了之后看了好多朝鮮戰(zhàn)爭的、中蘇關(guān)系的檔案,就做這些研究,沒有專門做過中國史,后來找了一些楊奎松、韓剛等做中共史檔案的人。做歷史有兩種方法,其實應(yīng)該是一種方法,但是現(xiàn)在中國有兩種方法,一個就是看檔案,從檔案文獻,基本的史料入手,恢復(fù)歷史的本來面目,主要的研究過程,研究歷史的過程究竟是怎么回事?還有一種方法就是不看檔案,他覺得不需要要看檔案,主要是寫觀點,就是應(yīng)該怎么看這個問題:建國該不該建?朝鮮戰(zhàn)爭該不該打?跟蘇聯(lián)該不該分裂?反修防修對不對?主要談觀點,多數(shù)人是后一種方法,這個實際上不是做學問,是搞宣傳。黨的宣傳很需要到底該不該做?你得給我們解釋解釋,我們解釋不了你得解釋,所以這些學者成了御用學者,不是真正的歷史,真正的歷史能不能被國家利用?當然可以。你就得有度量,得有氣量來吸納這些東西,所以我找的基本上就是這些,我覺得要真的想做個歷史可不就這樣做。

    徐慶全:沈志華在說他自己做學問時候是兩種方式,一種方式看檔案的,一種是搞宣傳的,其實你強調(diào)你自己做得很好,是吧,我是這樣理解的。但是告訴你還有一種人,他是不看檔案也做學問,也不是御用文人。其實,做學問是有三種方式的,這第三種就是在別人看來是習以為常的材料,沈志華看得是公布出來的,習以為常的檔案、材料,但是得出的結(jié)論和做出的學問也不亞于搞檔案的人做的學問,有這樣一種人存在,比方說高華就是這樣的人,他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里面基本上是看到了都是習以為常的材料。我們再往遠一點說,我學古代史出身的,陳寅恪看到的材料都是大家能看到的,但是他們的學問都是自成一體的。

    沈志華:我覺得高華我們是一類的。

    徐慶全:你倆不一類,你檔案史用得好,他是沒有檔案。

    沈志華:他只是研究的那個問題現(xiàn)在檔案看不到。但是我想如果有檔案,也一定不會少,一件不會少,因為我們倆經(jīng)常在一塊談這些事,因為他寫那個《紅太陽》,因為那時正好在香港,他也在,我也在,還有金觀濤,當時我們經(jīng)常在一塊談這些事,我就回去時就找了這些人,本來想我任務(wù)就完成了,反正你們都是搞中國史的人,你們做就是了,但他說,“不行,老沈你得跟著一塊做”。

    徐慶全:你成主持了對吧。

    沈志華:對。后來就沒辦法,金觀濤在香港,那會他還不能進大陸,比較受限制。委托你找我,后來我就說“算了,我就做吧”.大家分工,我為什么選了這一卷,其實很簡單的一個理由,不是我對中國史非常熟,是因為我覺得這一段跟蘇聯(lián)的關(guān)系最大。我研究了蘇聯(lián)就省點事再研究中國這一段,他們很多人說這本書的特點,就是有國際背景,他錯了,我本來就是研究國際背景的,后來偶爾涉及到這個上面了。后來我就選了這個,選了這個以后,發(fā)現(xiàn)其實問題比較大,因為我太不了解中國了。所以其實我得從頭做起,其實第一卷楊奎松的,但是我也得看,共產(chǎn)黨怎么建國的,后面我可以不用看,但是前面怎么走到1956年的我得看。這一部分主要就是看一些比較成熟的著作,可要真正研究你寫的這一段的時候,就必須得去找檔案。我上課的時候給學生一再講基本的做史學的方法,就是,你論述的主體的70%到80%要由檔案文獻做支撐,其他的20%到30%是回憶錄或者采訪,就是以當事人的回憶做支撐,這些都屬于第一手材料,其他全是二手的了,二手的不是不能用,但是不能作為主要的來用。所以想還原本來的歷史面貌,當時的基本檔案文獻不看怎么還原?

    這里面涉及到幾個問題,就是1956年的知識分子會議的問題、蘇共二十大的問題、中國的反映、中共八大的問題、大鳴大放,然后到整風,到波匈事件、反右、莫斯科會議,大概捋下來就這么幾件大事。當時其實我們的計劃托得非常長,主要是因為找檔案的時間非常長,我還沒有全國跑,我就跑了北京市、上海市,東北選了一個吉林,南方選了一個云南,然后中間搞了一個陜西,基本上就跑了這五家,去查檔案。現(xiàn)在你要去就不行了,我那會去,我大概是02年、03年,04年去的,找一些關(guān)系檔案都能看到。這些包括各省市整風小組和中共中央書記處的電話記錄每天都有。這些記錄,我都挨天的看了,各省的動員,怎么動員整風,怎么后來怎么動員反右,有了這些材料,我才覺得可以寫,如果你看不到這些材料,其實你寫一篇論文可以,就個別問題展開。但是想寫一本書,想把這個過程都寫出來其實是做不到的,就是寫出來你自己心里也沒有底,大部分材料你看不到,你怎么寫?

    我們當時比較好的就是,大家都分頭下去看各自的那部分,但是我偶爾,因為你去檔案館也不容易,比如我去1955年的我不搞,但是我看到大量的關(guān)于肅反的檔案,我全給復(fù)印出來了,我就交給了老林了,這部分跟你有關(guān),把肅反好好寫寫,到底怎么回事?胡風檔案,整個公安部的報告都有。現(xiàn)在你們都看不到,都封了,不讓看了,我那兒有。所以這本書大概就這么來的,寫其實快,前前后后不到一年就寫完了,就是前期找材料,整理資料這種,所以我們前前后后花了7年的時間,當然還做別的事了。

    徐慶全:那套書還沒出齊。高華那本轉(zhuǎn)給誰了?轉(zhuǎn)給楊奎松了嗎?高華沒寫完?

    沈志華:高華是看了很多材料,結(jié)果后來就病了,開始他自己有這個想法,我們有這個想法,就沒換人,等他病好了,頂多晚點出,結(jié)果沒想到就——所以臨時換人,換的誰現(xiàn)在還不好說。書出了就可以說了,我們這里頭你看,三個人不是四個人都是用的筆名,都不敢用真名,但是這位同志說我一定要真名,但是有一條,就是出書以前先不要說這個事,他怕單位干預(yù)。其實沒有什么,我相信你們看完這個就會覺得,我沒有反黨吧。當然不是了,我就是從黨里面出來的,革命家庭出生的,我怎么會反黨。你要寫一個真實的歷史,這個沒有什么反不反誰的,我覺得現(xiàn)在有些問題,都把它看的太復(fù)雜了。我們當時就是要做學問,就是把這個事中國到底發(fā)生了什么事,咱們把它清清楚楚的捋出來,而且我們是每年,開一到兩次會,就是大家交換你寫的材料,你看到的材料和你的感受,你有什么問題?因為很多事情,我們是分一段一段寫的,每個人寫兩三年,楊奎松寫三年,吳麗(音)寫幾年,我寫兩年。雖然每個人寫兩三年,但是很多事是連貫下來的,比如說對劉少奇的看法,你不能第一卷一個看法,第二卷一個看法,第三卷變了,第四卷再變,那最后這個人都不知道成什么人了?毛澤東、林彪都這樣,涉及到很多人物是一貫的,所以這些學者必須得在一塊互相交流,而且我談到,我了解后面的事,雖然我不研究,但是我聽了這個以后,我怎么把握他在我這個時段的一些講話或者一些作為才能更貼切。所以這個時間是比較長。我估計今年楊奎松和韓剛能出來了,就是第一卷和韓剛是寫改革開放那一卷,然后最后就是剩林彪這一卷,再有個兩三年吧。

    這套書出來以后,當時其實國內(nèi)就很多出版社想出大陸版,但是沒有一家能夠做成,其實我覺得,真的沒有什么,就是講了點實話,而且我們每年開會就定了一個調(diào)子,少發(fā)議論,只寫過程,具體過程可以描述得非常細,反右到底怎么搞起來的?哪個開了什么會?什么會說的什么?你就照錄原文就完了,少發(fā)議論,主要是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煩吧。因為我想,你只要把這個事說清楚了,誰也不是傻子,誰在里頭看不明白什么事,就像我現(xiàn)在寫朝鮮戰(zhàn)爭史,我覺得只要把這個故事講清楚就完了,誰都有自己的判斷。最難的是要下工夫的是你要找檔案,找材料把這個故事講清楚,你把故事講清楚了,提點看法誰不能提?北京人是最有這個本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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