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jīng)濟觀察報 記者 張英 浙江湖州一戶家庭作坊內，一位來自甘肅隴南的年輕人，向端坐在木椅上的老人三叩首。在接過老人手上的擇筆刀后，他正式踏入湖筆人的世界。

年輕人名叫楊文。在湖筆世界里，像他這樣二十多歲的人鳳毛麟角。他拜的師傅邱昌明，是國家級非遺項目湖筆制作技藝代表性傳承人。邱昌明71歲，至今已經(jīng)收了11位徒弟——這是不同尋常的，邱昌明的師傅一輩子僅收了他這一個徒弟——而前8個徒弟，現(xiàn)在都已不再做筆了。正因如此，他在退休多年后仍堅持繼續(xù)收徒。

邱昌明的繼任者，現(xiàn)任善璉湖筆廠廠長馬志良，對湖筆的傳承問題同樣憂慮。廠里退休筆工現(xiàn)在每天還準時出現(xiàn)在車間工作臺前——他們退不了，因為廠里年輕人越來越少，30歲以下的沒有了。

坐在邱昌明對面的61歲的馬廠長抽著煙說，“傳承了幾百年的技術，如果在我們這代人手中被淘汰了，好像有點過不去”。透過煙霧，他看向墻面上掛滿的中國書法和山水畫。

類似的意思，馬廠長已對無數(shù)人感嘆過。去年疫情讓整個湖筆行業(yè)銷售受阻，他集合善璉湖筆行業(yè)協(xié)會的力量，在淘寶上依托善璉湖筆旗艦店打造了一個直播平臺。開播第一天，因為請不起網(wǎng)紅主播，馬志良親自出現(xiàn)在鏡頭前賣筆。

51歲的家庭作坊主姚真泉也在用他的方式留住湖筆。姚真泉是善璉湖筆在迅疾轉變的時代中不斷尋找出路的見證者之一。他從各省文具店、義烏小商品市場到企事業(yè)單位，再到旅游學習基地、老年大學、書法培訓班，一步步謀取自立。為了傳承家業(yè)，三年前，姚真泉讓女兒女婿回到善璉學習制筆技藝，并讓女婿楊文拜在了國家級湖筆傳承人邱昌明門下。

新冠肺炎疫情，讓這些湖筆人在技藝傳承和謀求市場方面的努力變得更加艱辛，更緊要的是，新冠還掐住了湖筆原材料的命門。“天下湖筆出湖州，湖州湖筆出善璉。”浙江湖州南潯區(qū)善璉鎮(zhèn)，被認為是“毛筆之冠”湖筆的發(fā)祥地，在這里，在這些湖筆人的支撐下，湖筆產業(yè)仍在早已不屬于它的書寫時代中逶迤求存。

從集體生產體系重回家庭作坊，從全部出口日本市場到轉向內銷，從試水學生筆市場轉型到禮品筆，再到回歸書寫工具本身，湖筆一直在不斷尋找出路。

現(xiàn)在它又來到了關口。

材料

像過去四十多年一樣，每個工作日的早晨8點半，57歲的王曉華和丈夫還是按時到達善璉湖筆廠的工作臺。按年齡算，她應該退休7年了。

王曉華的母親是善璉湖筆廠第一批水盆工，1981年，17歲的王曉華從高中畢業(yè)，進入湖筆廠承接母業(yè)。到40歲左右，她連續(xù)三次在湖筆行業(yè)大賽中獲得水盆技藝的第一名，受到行業(yè)認可，后被評為浙江省非物質文化遺產湖筆制作技藝傳承人。

王曉華所從事的水盆，是湖筆八大工序中最關鍵、最復雜的工序，“千萬毛中揀一毫”，湖筆的筆頭就是從水盆中制作而成，沒有水盆就沒有湖筆。由于水盆要求筆工精心細作，歷來水盆工都為女性，不傳男。

水盆工，顧名思義就是整道工序都需要在水盆中操作，它既是關系到湖筆質量最關鍵的一道工序，也是最辛苦的一道，水盆工的手幾乎全程浸泡在水里，夏天手指尖會被泡爛，冬天手會生凍瘡，生凍瘡的手皮破后還會出血，但還得日復一日地堅持。當?shù)乩先顺Ｓ?ldquo;不聽話長大了送你去做水盆”來教育小孩。

做了四十年的水盆后，王曉華的手患上了腱鞘炎、關節(jié)炎，由于水盆工序極其耗費視力，她還戴上了200多度的老花眼鏡。天氣不好的日子，兔毫中花毫和紫毫都是黑色，很難看清，而水盆的操作需要持續(xù)的眼力跟蹤，不能松懈，眼睛必須死死地盯著。現(xiàn)在王曉華會在工作臺上放一盞燈，不過長期在燈光下干活，對視力損傷也很大。

在日復一日地對毛一根一根的挑揀和整理中，水盆工對毛的性能了如指掌，因此，是否能研制出符合用筆人需求的新品種，關鍵就在水盆工。在傳統(tǒng)的七紫三羊等品種外，王曉華還創(chuàng)造了“小楷白毫筆”、“大楷羊毫加健筆”等新產品。現(xiàn)在57歲的她還在嘗試研制新品種，將兔子胡須、各類狐貍毛整理起來備用。以往，這些都不屬于湖筆的原料。

現(xiàn)在王曉華的嘗試，重要的原因是原材料緊缺。湖筆原本的原料主要有三類：山羊毛、野兔毛、黃鼠狼毛，分別對應羊毫、兔毫和狼毫三大湖筆品種。受疫情影響，兔毫和狼毫原材料的獲取變得十分困難。

兔毫是出口日本、韓國市場的主要品種，僅善璉湖筆廠一家企業(yè)，每年就要出口20萬支。但兔毫原料價格已從兩年前的每兩2000多元漲到了現(xiàn)在的4800元。而一條黃鼠狼尾巴，兩年間價格翻了兩番。在野兔毛和黃鼠狼尾巴的帶動下，山羊毛的價格也開始上漲。原材料價格暴漲，消費者卻很難接受毛筆價格漲幅太大。善璉鎮(zhèn)上許多做狼毫的師傅們都失業(yè)了，做兔毫的王曉華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選擇試制新筆料謀求“生路”。

水盆又分羊毫水盆、兔毫水盆和狼毫水盆，王曉華是兔毫水盆工。近兩年兔毫原料不斷上漲，今年8月進的兔毛是4300元一兩，現(xiàn)在已經(jīng)漲到了4800元。而放在新冠肺炎疫情前，一兩的價格只需要2000多元。以現(xiàn)在的原料價格，如果還做傳統(tǒng)的兔毫筆，會形成巨大的虧損。王曉華和徒弟們嘗試著用兔子胡須、狐貍毛等以往不用的原料試制新品種，這需要反復不斷地試筆來掌握新原料的彈性、吸水性等，在不虧本與保持湖筆質量水平之間取得平衡。

據(jù)馬志良介紹，不僅兔毫所用的野兔毛大幅漲價，狼毫所用黃鼠狼尾巴面臨更嚴重的緊缺問題。野兔毛來自安徽南部和湖南部分地區(qū)，而最好的黃鼠狼尾巴毛來自東北。相比于羊毫，兔毫與狼毫更有勁，更符合許多年輕書畫家的用筆習慣，在善璉湖筆銷售額占了很大比重。但野兔與黃鼠狼屬于“三有動物”（國家保護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經(jīng)濟、科學研究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非法狩獵20只以上就可進行立案。2020年1月，在新冠肺炎疫情促使國家林業(yè)和草原局印發(fā)了《關于進一步加強野生動物管控的緊急通知》、《關于禁止野生動物交易的公告》，宣布疫情期間禁止一切形式的野生動物交易。

一位湖筆廠商介紹，現(xiàn)在除了地下市場極其少量的黃鼠狼尾巴外，正常情況下已經(jīng)很難獲取。這種短缺直接反映在價格上，此前一條黃鼠狼尾巴50元左右，現(xiàn)在至少要價150元。原材料短缺，善璉鎮(zhèn)上許多狼毫筆工已經(jīng)失業(yè)。

野兔毛、黃鼠狼尾巴毛的短缺也帶動了山羊毛的漲價。上述廠商介紹，兩年前500元一斤的山羊毛已經(jīng)漲到700元。“我們的筆最多漲20%，漲太多經(jīng)銷商吃不消。”馬志良說，以往效益最好時，湖筆廠的毛利能達到60%，但現(xiàn)在已降到15%-20%。

為了解決原料問題，馬志良希望通過相關行業(yè)協(xié)會向有關部門呼吁，建議借鑒漁業(yè)行業(yè)的做法，設置禁漁期與開捕期。“部分動物，如果長期不捕，也會泛濫，可能造成生態(tài)失衡。比如野兔，繁殖率很高，一年大概有兩三胎，每胎五六個。”

市場

原材料的緊缺是湖筆面臨的新問題，而如何在書寫工具不斷迭代的背景下找到自己的市場，則是行業(yè)中的老問題，今天的新冠肺炎疫情讓它顯得更嚴峻。

在1949年前，湖筆的銷售網(wǎng)絡主要集中在蘇州、上海、北京等地，通過當?shù)刂P莊如北京戴月軒、上海楊虎臣等銷售。1956年，善璉湖筆廠前身湖筆生產合作社成立，此后，善璉湖筆先后由上海進出口公司、杭州進出口公司代理全部銷往日本。

改革開放后，集體經(jīng)濟時代的銷售體系開始消解，私營筆廠和家庭作坊的出現(xiàn)，使得他們必須自立尋找新銷路。

善璉鎮(zhèn)上雙鹿湖筆家庭作坊的作坊主姚真泉，是改革開放后湖筆市場化道路的親身闖蕩者之一。姚真泉1970年出生在善璉鎮(zhèn)下轄的一個村落，他的奶奶和姐姐都是湖筆水盆工。奶奶提著籃子走在村里的小道上，早晨籃子里裝著骨梳和筆刀，傍晚她的籃子里換成了湖筆的半成品，這些構成了姚真泉關于湖筆最早的記憶。

姚真泉20歲時，在集體湖筆廠跟著岳父學了一年的湖筆蒲墩工序。那時候，岳父母下班后也會在家中加工湖筆，然后在計劃體制外自己做銷售。姚真泉對銷售自家的筆很感興趣。起初，他的賣筆方式非常原始。帶上大包小包的筆，騎自行車從鄉(xiāng)下家里出發(fā)，到善璉鎮(zhèn)上再換乘汽車前往全國各地。他沒有具體的目的地，一路看見文具店就進去詢問是否需要毛筆。當時他的目標市場還是學生，筆價也低，一支只有幾毛錢，最貴的三四塊。以這種原始的方式，他去過山東、河南、安徽等地。

之后，義烏小商品市場興起。姚真泉開始嘗試接義烏小商品市場的訂單，訂單量很大，一次就有幾千上萬支，但因為還是學生筆，價格很低，一支筆只能掙到一兩毛錢。小商品市場時期，也只能勉強維持姚真泉家的生活，存不下來積蓄。

直到1996年，姚真泉家的生意才真正迎來轉機。當時，上海城隍廟一位店主觀察到，許多外國游客對毛筆很有興趣，他告訴姚真泉，筆不僅是用來寫的，也可以作為游客購買的禮物贈送給朋友。

這讓姚真泉看到了機會，他回到善璉開發(fā)禮品筆。他將作坊開到了鎮(zhèn)上，每個月會先去上海福州路文化一條街，打聽什么樣式的毛筆最受歡迎，回到家里按照樣式制作，一個月后交貨。

禮品筆與普通筆不同，需要精致的包裝盒包裝，筆桿的材質也更加多樣和名貴了。一份禮品盒里可以放上羊毫、兔毫、狼毫各種品類。價格上，禮品筆也比傳統(tǒng)的單支筆高出好多倍，單支筆里的高檔筆價位在五六十元左右，而禮品筆至少要上百元，高檔禮品筆可以達到三四千一套。禮品筆給善璉湖筆行業(yè)帶來了更高的收入和利潤。以姚真泉家為例，在禮品筆頂峰時期曾有達500萬元的年銷售額。

不過，禮品筆的興盛沒能持續(xù)太久。2015年后，送禮活動受限，禮品筆的銷售隨之慢慢萎縮。在姚真泉現(xiàn)在的客群中，禮品筆占比已經(jīng)下降到40%，而以往可達80%。

姚真泉又開始嘗試新辦法，他在自家作坊里開辦了一個學習基地。學習基地開在一間三四十平的房間里，房間的墻上除了掛滿各種書法作品、獲獎牌匾外，還掛著姚真泉家四代湖筆人的譜系，詳細介紹了家里每一位筆工的師承、職業(yè)經(jīng)歷及榮譽等，在另一面墻角，放著一支巨大的長達數(shù)米的巨型筆，供人參觀。房間里放著幾套桌椅，供前來體驗學習的人做筆使用。姚真泉認為，以往做筆的過程沒人知道，現(xiàn)在通過學習基地的方式，讓學習書法課的學生、來善璉的游客等親自體驗做筆過程，形成了一種新的湖筆銷售方式。除此外，姚真泉還直接向老年大學、書法班老師推薦湖筆，不過這些群體所用的筆都是筆頭好、價格實惠的單支筆。

新冠肺炎疫情后，無論是禮品筆還是單支筆的銷售都大幅下滑，這是因為善璉傳統(tǒng)的銷售網(wǎng)絡主要依賴線下渠道，很少有人在線上投入精力，疫情限制了人群流動，極大影響了湖筆行業(yè)。以姚真泉家為例，目前一年的銷售額大約在100萬左右，在善璉湖筆行業(yè)中可以排到前10。

2020年下半年，善璉湖筆開始集中轉向線上，他們依托淘寶上的“善璉湖筆旗艦店”進行網(wǎng)絡直播。善璉湖筆旗艦店并非一家店，而是由善璉鎮(zhèn)上數(shù)家筆廠和作坊組成，他們將自家的精品放在旗艦店里售賣，現(xiàn)在這家旗艦店有8萬多名粉絲。每家筆廠和作坊每周可以依托旗艦店進行一次直播銷售，姚真泉家每周派出90后的女兒女婿在該平臺上直播一次，可獲得幾千元的銷售額。不過，直播銷售并非沒有成本，除了筆本身的成本外，還需要經(jīng)費購買流量。

對于未來，姚真泉將家業(yè)和湖筆行業(yè)的發(fā)展期望寄托在了女兒女婿身上。他期望他們在學好手藝后，能夠將生意做得更好。在他看來，只有做出更大的經(jīng)濟效益，才能說服本地其他年輕人加入這個行業(yè)，也只有如此，湖筆行業(yè)才可能真正的延續(xù)下去。

傳人

姚真泉傳承家業(yè)的期望，與邱昌明傳承湖筆技藝的心愿不謀而合，他們將共同的希望寄托在楊文身上。2018年，在姚真泉家的作坊內，經(jīng)過一場十分傳統(tǒng)的拜師儀式后，姚真泉的女婿楊文成為了邱昌明第11位徒弟。

楊文來到善璉做筆是偶然。他是甘肅隴南人，在杭州念書時與善璉姑娘姚玉粼相戀。2018年9月，從學校畢業(yè)的兩人回到善璉參加蒙恬會（每年農歷9月16日，筆工們?yōu)榫拺压P祖蒙恬，會云集善璉蒙公祠舉行隆重的祭筆祖儀式，稱之為“蒙恬會”），在會上，楊文對做筆產生了興趣。姚玉粼的父親姚真泉考慮湖筆家業(yè)傳承問題很久，這個現(xiàn)象無疑讓他眼前一亮，力勸兩人回善璉。楊文和姚玉粼是秘書學專業(yè)畢業(yè)，對營養(yǎng)師工作很感興趣，本已在杭州找好了工作，還特意去培訓機構學習以食療的方式幫助老年人調理慢性病。在回到善璉的起初幾個月，姚玉粼還堅持著幫助鄰居食療。不過慢慢地，姚玉粼從前來體驗湖筆的游客身上，看到了他們對湖筆工藝的認可，才下定決心留下來。

楊文拜師時，其實邱昌明已隨女兒移居杭州8年，但為了指導徒弟，在第一年中他每天都會回善璉，現(xiàn)在仍然堅持每周回來一兩次。在邱昌明看來，只有像楊文這樣性格沉靜的人，才能耐得住做筆時日復一日重復單調動作，現(xiàn)在楊文已掌握了擇筆的基本技藝，只是需要更加嫻熟。

邱昌明在楊文身上寄托了他對湖筆技藝的希望，楊文是他第11位徒弟，同時也是他收的第3位來自善璉鎮(zhèn)私營筆廠和家庭作坊的徒弟。邱昌明曾在1992年至2008年擔任善璉湖筆廠廠長，他在上世紀70年代和90年代時曾先后收了兩批共8位學徒，都是善璉湖筆廠員工。不過，這8位徒弟在筆工生涯中卻都沒有收學徒，現(xiàn)在他們均已退休，不再做筆。這意味著，如果邱昌明不再收徒，他所繼承下來的技藝面臨失傳。“工廠里的徒弟退休后就斷掉了，但是私營筆廠或者家庭作坊的孩子總有家業(yè)要繼承，技術更可能長久傳承下去。”對于最近的三次收徒，邱昌明明顯是經(jīng)過了慎重的考慮，也抱了更大的期望。邱昌明認為，有了90后傳人后，善璉湖筆技藝至少再延續(xù)四五十年，而鎮(zhèn)上部分筆工則十分悲觀地認為，最多還剩5年。

邱昌明的技術承自于制筆名家姚關清。出生于清末的姚關清，是一位在傳統(tǒng)湖筆生產體系中成長起來的筆工。湖筆自元朝開始取代宣筆的地位后，成為士人群體推崇的書寫工具，經(jīng)過幾百年的發(fā)展和傳承，在善璉形成了湖筆制作手工業(yè)群體。民國初年，善璉從事筆業(yè)的家庭已達300多戶，筆工已有1000余人。這些筆工除了在本地做筆，還會前往蘇州、上海、北京的筆莊謀生，姚關清就是其中一位。他在1949年前長期在蘇州的筆莊中做筆，1949年后才回到善璉鎮(zhèn)上的家庭作坊里做幫工。

1956年，善璉湖筆廠前身湖筆生產合作社成立，隸屬于湖州市第二輕工局，姚關清與善璉其他五六百名筆工一起被統(tǒng)一招納入社。在集體工廠時代，湖筆尚不缺傳人，在傳承上甚至還保留著很濃厚的封閉性。老筆工們選擇徒弟非常謹慎，姚關清一生只有邱昌明一個徒弟。

1966年，16歲的邱昌明因家庭經(jīng)濟困難被政府安排進善璉湖筆廠做工，師從姚關清學習湖筆中的擇筆工序，專擇羊毫筆。擇筆在湖筆八大工序中與水盆并列為兩大最主要的工序，所謂“萬毫之中挑一毛”，擇筆決定的是一支湖筆是否能成為精品。擇筆時要求筆工對前面工序做成的半成品毛筆以注面、挑削、擇、抹等方式，對筆頭進行整形，去除雜毛，將筆頭（羊毫）變得又光又白。與水盆工相似，擇筆也需要十分的耐心，擇高檔筆時單是幾支就需要枯坐幾小時。

按照傳統(tǒng)的“三年徒弟四年半做”，邱昌明跟隨姚關清學習了7年后出師，可以自主擇低中高檔所有檔次的羊毫筆了。邱昌明回憶，姚關清并不識字，但對待做筆卻異常較真。在姚關清的觀念中，擇筆技能是賴以生存的根本，技藝不精就是自毀飯碗，因此對待徒弟十分嚴苛，罵徒弟是常事。

到了邱昌明這一代時，無論是技藝的開放性還是師徒關系的平等性，都有了很大的不同，筆工擔憂的問題也不再是“偷師”，而是后繼無人。

從80年代起，善璉鎮(zhèn)的人口就已開始外流。最初僅是城市中下放的知青返城，慢慢地，本地人也開始前往上海、杭州、蘇州等地尋找工作機會，這里到上海僅需兩小時，年輕人很少愿意回到善璉了。平日里善璉的街道顯得十分寧靜，在溪邊、在街旁活動的絕大部分人都是老人。即使留在本地的年輕人也更傾向于選擇毛紡廠等企業(yè)，在毛紡廠做機修工每月的工資可至四五千，在施工隊做木工每天可拿三四百元，但在湖筆廠做筆工，即使是技藝嫻熟的師傅，現(xiàn)在每月也只能拿到兩三千元。

水盆也同樣面臨傳承難題。王曉華帶了兩個徒弟。收第一個徒弟時，她十分慎重，當時她43歲，徒弟25歲。選中這個徒弟有兩個原因，一是她性格沉靜、不浮躁，王曉華認為只有這樣的性格才適合做筆，二是這位徒弟的外婆和姨都是水盆工，對水盆工訓練的辛苦有認知，有可能堅持下去，不至于半途而廢。王曉華收的第二個徒弟是在50歲關口前，這一次更多是一種“搶救”心態(tài)。這時，王曉華已馬上到退休年齡，如果此時不收，等年齡大了后再帶徒弟可能力不從心。更重要的是，愿意學習水盆的年輕人已經(jīng)鳳毛麟角，遇見一個已經(jīng)是運氣，只要是愿意學的人她就會傾囊相授。

湖筆的技藝傳承更多是依靠眼看力行，而非口授。在水盆車間，王曉華的兩個徒弟坐在她左右兩個工作臺，這樣可以保證隨時看到徒弟們的操作細節(jié)是否到位，徒弟們也能隨時看到師傅的操作手法。

與其他毛筆相比，湖筆最獨特之處，是它在筆工精細手藝下制成的帶有“鋒穎”的筆頭。“鋒穎是指筆頭尖端一段透明部分，鋒穎段越長、越透明越好。鋒穎好的筆頭，按下去筆毛散開飽滿而整齊，書寫時吐墨均勻、收放自如，收筆后筆頭恢復錐狀如初、不開叉，且經(jīng)久耐用。”邱昌明介紹。

而鋒穎的好壞，水盆工的手藝最為關鍵。為了讓湖筆散開時飽滿整齊，每一根筆毛的鋒穎必須長短劃一，鋒穎缺損或過長、過短的毛都要在水盆的工序中除去。

對于制筆的秘訣，王曉華認為手工藝與現(xiàn)代工業(yè)產品不同，沒有硬性標準，標準是依靠手工藝人自己的眼睛去定，因此除了師傅的指導外，筆工個人的悟性是關鍵，有人上手很快，有人一輩子也無法做精。不過，隨著年輕人的流失，老師傅們對有悟性的傳承人的選擇余地已經(jīng)很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