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章才/文

茶作為一片樹葉并不尋常，不僅在中國人的社會生活中產(chǎn)生了深刻影響，以至于錢穆先生認為“乃一大生命中事”，還東傳朝鮮半島與日本，被思想家岡倉天心評價為“不可能完美的生命”對“可能的完美”的“溫柔試探”。在地理大發(fā)現(xiàn)之后，茶又被歐洲人廣泛接受，同時遭到社會活動家喬納斯·漢韋的猛烈批判，認為它與杜松子酒“毀了多少人啊”！茶葉還越大西洋，成為激發(fā)北美人民爭取自由權利的催化劑，約翰·亞當斯對波士頓傾茶事件大加贊譽，歡呼這是“歷史中的一個紀元”。

凡此種種，無不說明茶葉與人類文明發(fā)生交互以來，不僅影響范圍由中國而日漸擴散，最終遍及全球，而且深刻糾纏于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甚至國際角力中亦不乏其身影。追尋這一片樹葉，可縱覽世界風云的萬般變幻，領略其多元立體的豐富面貌，各國學界感興趣者不乏其人，林林總總的作品各有千秋，但荷蘭語言學家德瑞姆集多年之大成撰寫的《茶：一片樹葉的傳說與歷史》，無疑為重量級的新作——該書英文版多達近千頁（中文版近九百頁），共有十二個章節(jié)組成，以多語種一手材料為基礎，融扎實的學術分析與生動的故事講述為一體，不僅鉤沉索隱，通過考證與分析推翻諸多陳說，而且酌古準今，極富現(xiàn)實關懷與教育意義。

一

縱覽全書，首先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德瑞姆以扎實的考據(jù)，聚焦于詞匯的起源與借用，對茶葉一詞在全球的演變，給以系統(tǒng)而縝密的梳理，驅散縈繞于茶葉緣起問題上的迷霧，并揭示了茶葉如何在全球傳播開來。在他看來，操澳亞語系的人可能是最早的茶葉利用者，特別是其中的巴郎語和克木語，均擁有表示茶的古老單詞，而在巴郎人世代相傳的傳說中，小鳥銜來的種子被種植于萊盛山，最終長出了很大的一棵植物，這就是茶的最初源起。巴郎語中表示“腌漬茶”的詞匯，作為舶來語進入漢語，成為“茗”，含義也從腌漬茶轉變?yōu)樽鳛轱嬈返牟琛?/p>

茶葉進入日本之后，為古老的醫(yī)學典籍《醫(yī)心方》收錄，使用的是不見于中文文獻的，字型與東漢古墓中的“荼”相近。地理大發(fā)現(xiàn)之后，隨著葡萄牙人的東來，傳教士阿爾梅達向西人介紹了日本抹茶，葡萄牙語單詞Chá取自日語中的cha，而茶杯一詞chávenas則挪借日本的chawan（茶碗），或許正是起源于此。意大利人文主義者馬菲整理傳教士的信件，將Chá改為更具意大利風格的Chia，而英國人在讀到馬菲的報告后，將這個詞引入英語——此舉早于荷蘭人將茶運至英國的時間。至于荷蘭人林索登于1596年首先使用Chaa表示日語中的Cha，該書翻譯成英語時，茶葉一詞并未變動。如此看來，日本從中國接受了茶這一詞語與發(fā)音之后，西方人又由此輾轉引入，乃至17世紀初期，英國人威克姆委托友人購茶時使用的仍是Chaw，甚至到1671年時，英語詞匯表中仍寫為cha。

不過，此時用Tea來指稱茶葉也已經(jīng)日漸流行，因為“1604年……荷蘭人在廈門下了船”，該地所用的tê被荷蘭人記為thee，醫(yī)學術語中則寫為Thea，隨著中荷茶葉貿易的發(fā)展，這一詞匯影響日隆，波及馬來語、僧伽羅語、法語等多種語言，英語也逐漸采用并變之為tea。在德瑞姆的考據(jù)與梳理之下，“茶”一詞如一葉扁舟，順著時間的長河蜿蜒而下，東西方交流互動的全球史畫卷，緩緩展現(xiàn)在讀者面前。

德瑞姆高超的語言能力，也對很多問題給出新的分析與認識。紅茶為國際茶貿易中最主要的茶類，然而其早期歷史發(fā)展，似乎尚未得到充分探討，現(xiàn)有認識普遍認為紅茶為中國的創(chuàng)造，德瑞姆顯然并不認可這一觀點。他通過解讀荷蘭語與英語資料，提出現(xiàn)代紅茶不同于傳統(tǒng)紅茶（實為烏龍茶），其發(fā)祥地為荷屬東印度群島，這種工藝又為英國人所模仿，影響不斷擴大，紅茶實為西方人無法掌握傳統(tǒng)紅茶的技藝，畫虎不成創(chuàng)造的一種新產(chǎn)品，因為在國際市場上頗受歡迎，進而影響到中國的茶葉生產(chǎn)，“紅茶的真正出現(xiàn)是西方人試圖制茶的結果”，而“作為回應，中國滿足了其對紅茶的需求”，此判斷基于荷蘭語與英語材料的解讀，可謂發(fā)前人所未發(fā)。

《茶：一片樹葉的傳說與歷史》
[荷]喬治·范·德瑞姆 /著
李萍 谷文國 周瑞春 王巍/譯
甲骨文 |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23年1月

二

在此著中，作者還通過扎實細致的資料分析，對茶史著述中經(jīng)常書寫的諸多傳說給以去魅。茶史相關書寫往往充斥著習焉不察的傳說，盡管德瑞姆的著述標題中亦有“傳說”（tale）一詞，但作者行文時并非簡單記述，而更多是進行分析甚至是批判。比如，茶書中常見的神農(nóng)發(fā)現(xiàn)茶葉的說法，該著作認為“完全是虛構的”，并條縷清晰地給出論證：該事件發(fā)生的年代距離司馬遷撰寫《史記》，中間長達2000多年，并無確切資料給以記述，人們通常認為的神農(nóng)撰寫的《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中，并未提到茶葉。

再如眾所周知的英國下午茶起源問題，人們常歸于第七任貝德福德公爵夫人安娜，作者通過梳理荷蘭人在17世紀中葉已然養(yǎng)成了喝下午茶的習慣，進而述及這一習俗在歐洲大陸乃至新尼德蘭的擴布從而使得英國受到影響，由此對安娜的貢獻給以更為合理的定位，只是把已經(jīng)傳播開來的下午茶“變成典型的英式無節(jié)制甜食盛宴”。另外，因為該著作涉及各類無酒精飲品的競爭，書中還對咖啡的起源給以分析，指出所謂牧羊人卡爾迪的羊群吃了咖啡果，導致長時間興奮異常，使得咖啡得以進入人類視野，實為后來構建的結果，

最后不能不提的是，這一著述注意克服民族主義乃至西方中心主義甚至人類中心主義的局限，帶有明顯的酌古準今特色。作者為荷蘭人，但對荷蘭歷史上殖民主義的陰暗面并未諱言，不僅述及荷蘭通過占據(jù)中國臺灣地區(qū)，從而促進了茶葉貿易的發(fā)展，而且認為荷蘭和葡萄牙在東方展開的競爭，很多時候是激烈和血腥的，“雙方都有許多丑陋之處”。論及歐美國家所進行的對華鴉片貿易時，不僅直接將英國稱為“罪魁禍首”，而且評價英國與美國大肆銷售鴉片的行徑，“充滿專橫與帝國主義的傲慢”，進而將鴉片戰(zhàn)爭的起源歸結為“英國人想喝茶卻不愿負擔這種昂貴的商品支出”，從而“訴諸史上最大規(guī)模販毒活動的結果”。涉及茶葉與稅收的關系時，作者認為英國在北美征收的茶稅，屬于治外法權稅，由此引發(fā)了北美的激烈反抗，“美國誕生于對不公正的治外法權稅收的憤慨”，但獨立之后隨著國力的提升，曾經(jīng)的反抗者變?yōu)閷M的利維坦，開始積極干涉他國政治，“把自己的法律作為一種治外法權的戰(zhàn)爭武器”。

而論及茶樹這一物種在全球的傳播時，作者不僅放寬視野，回顧了非本地物種的引入以及人類的劫掠導致了類似于渡渡鳥滅絕的生態(tài)悲劇，而且述及茶樹在尼泊爾的種植殃及大片森林，在錫蘭亦引發(fā)高原叢林被大規(guī)模破壞，“幾乎將這種珍貴的生態(tài)系統(tǒng)，從島上的生態(tài)系統(tǒng)中抹去”，作者甚至將這一問題延至馬爾薩斯以及羅馬俱樂部給出的警示，認為人類如果對此熟視無睹，最終只能證明先哲的悲觀展望“是完全正確的”！全書至此戛然而止，言盡而意無窮。

三

毋庸諱言，這部上下四千年、縱橫八萬里的“百科全書式作品”，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疏漏。比如，英文版中述及林則徐時，所配圖片實為晚清重臣張之洞。再如，述及英國倫敦著名的沃克斯霍爾花園（VauxhallGardens）時，認為其最初的名稱為 NewSpringsGar－dens，實則該花園時人稱為 NewSpring-Garden。此類問題不再一一列舉，對于一部卷帙浩繁、內容廣博的全球史著述而言，這些疏漏實為雖盡力避免卻也無法完全避免的，竊以為更需關注的是本著述中另外的兩個遺憾之處。

作者撰寫這一著作帶有明顯的酌古準今意圖，很多內容均給以較多延展，這在增強啟發(fā)價值與提升教育意義的同時，亦導致一些關鍵之處有蜻蜓點水之嫌。比如從近代英國的茶園，述及19世紀末20世紀初，喝茶在法國成為同性戀的隱喻，繼而談到美國的麥卡錫運動對同性戀的迫害，甚至延展到“同性國際聯(lián)盟”一詞如何被塑造出來，此做法不僅使得部分章節(jié)較為拖沓，而且導致一些關鍵之處用力不足。比如葡萄牙人在茶葉走向全球的過程中發(fā)揮了何種作用，以往著述對此缺乏明晰判斷，從而默認無甚作為，這使其敘述該國的凱瑟琳公主嗜好飲茶時，在邏輯上難以自洽。作者顯然意識到了這一問題，通過分析茶葉在荷蘭的傳播乃至歐洲的擴布，輔以說明葡萄牙當時并未進行茶葉貿易，揭示了“凱瑟琳公主的茶神話”為英國人蓄意所為，意在遮蔽荷蘭對茶在英國的傳播所產(chǎn)生的影響。這一見解頗為精彩卻又引出新的疑問，近代早期東來各國，或多或少均從事茶葉貿易，唯獨葡萄牙并無參與，這與作者詳述的葡萄牙傳教士對茶葉的詳細介紹，形成鮮明的對照。

再如，涉及北美飲茶的歷史發(fā)展，作者突破了大多數(shù)論述將波士頓傾茶事件僅視為反茶運動的臼窠，洞察到其背后為對個人權利的認識與維護，這一見解無疑極為深刻，但作者隨后的探討則過度延伸——甚至較長篇幅詳述了斯諾登事件，使得著作重蹈了諸多同類書籍的覆轍：一方面強調波士頓傾茶的意義與影響，一方面述及美國獨立后來華的中國皇后號所購重要商品為茶葉。前后敘述各執(zhí)一端，這可能主要緣于忽視了茶葉功能的多面性以及政治運動與日常生活之間的張力，不能不說，作者基于酌古準今意圖進行的取舍，影響了對已觸及問題的深入挖掘。

另外比較遺憾的是，盡管作者能夠閱讀中文文獻，但對中國學界的相關成果未能較好地吸收。因為茶對中國人而言極為獨特，為文人七件寶與開門七件事唯一交集，可謂雅俗共賞，相關研究成果極其豐碩，本論著所涉及的諸多問題，比如關于神農(nóng)的考證，中文成果已有嚴肅批判，涉及英國茶史的多個方面，業(yè)已給以詳細梳理與分析。而關于日本茶史方面，同樣不乏值得關注的代表性論著，作者對中文相關成果的忽視，使得這一著作的某些論述存有缺憾。

誠如考古學家溫克爾曼所言，“批評別人遠比自己要向別人學習省力得多”，德瑞姆的這一著述援引材料的廣泛與多元，體現(xiàn)出了嚴謹?shù)膽B(tài)度與深厚的學術功力，覽畢留下的印象可謂深刻，全書展現(xiàn)的胸懷寰宇的氣度與關注人類命運的深沉情感，讀后不能不深受感染。總體而言，這一新作極大地擴展了茶的全球史的知識邊界，創(chuàng)新之處頗為可觀，同時極富現(xiàn)實情懷，堪稱鉤沉索隱、酌古準今的力作，至于其中的白璧微瑕，更可視為學術進步的空間與方向，倘若方方面面“前人之述備矣”，恐怕才高如謫仙，亦只能感嘆“眼前有景道不得”！

（作者系天津師范大學歐洲文明研究院副教授，主要從事茶的世界傳播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