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銘：各位青少年朋友們，大家好，我是上海交通大學的陸銘，我是一位經濟學家。

以前讀大學的時候，是在復旦讀的經濟學的專業(yè)，后來一路就讀了碩士、博士，也可以說有點偶然。因為在我們那個時代，應該說讀了碩士和博士以后，很多人都會選擇直接去工作，大家覺得做老師是一個比較清貧的職業(yè)，但是我自己因為一直比較喜歡讀書，喜歡做研究，所以也就慢慢地變成了一個專業(yè)的經濟學家。

我以前讀經濟學的時候，應該說是大家通常所講的那種學霸吧，學習成績比較好，所以當時有一個保送的機會。回想我當時讀高中的時候，其實自己最想學的專業(yè)是新聞學，那個時候覺得如果是做記者，可以全世界各地跑來跑去，非常酷。但是后來保送時很偶然，我們學校沒有給我們提供關于新聞學專業(yè)的保送名額，所以老師勸我說，你就讀經濟學吧。其實我自己那個時候，對經濟學的一種印象是不是經濟學就是會計，就是打算盤，所以那時候就非常偶然的，莫名其妙地就讀了大學經濟學專業(yè)。

在大學前一兩年時間，因為那時候還沒有學專業(yè)課，我自己最大的一個印象就是對學習提不起興趣，但是還是很喜歡讀書，所以后來一路讀。老師說，你為什么讀完本科以后，還讀碩士？我的回答就是因為喜歡讀書，后來讀了碩士，又讀博士。那個時代我們讀完博士以后，都覺得應該是去證券公司、投行。當時我自己的同現在學很多都是一些業(yè)界投行的經濟學家，但是我自己就覺得還是留在高校里當老師是最適合自己的一個職業(yè)，可以做做研究、讀讀書，同時也是一個教書育人的教書匠。我有時候自己把自己稱之為叫職業(yè)讀書人，自己就是這樣一個生活的經歷。

作為一個職業(yè)讀書人，應該說我還是有很好的讀書習慣，我自己每天晚上睡覺前最后做的一件事情，一定是在讀書，讀各種各樣的書，不管是專業(yè)的、還是文藝的，包括小說，什么都讀。年輕人可能更多喜歡去看電子書，但是我自己是一直擺脫不了對紙質書的依賴。我自己在出差的時候，也是隨身一定是要帶本書的，在機場很嘈雜的環(huán)境里面，我們有時候出國，飛機上都有十個多小時的時間要飛，我就看書。我自己覺得只要有本書在手，周邊的環(huán)境再嘈雜、人聲鼎沸，我都能讓自己的心非常快速地安靜下來，進入到我的閱讀的對象里。這是我這么多年，保持的一個非常好的習慣。

大家都知道，一直到今天都有所謂文科生、理科生的差別。我覺得現在對于文科生來講，社會科學領域還是要有一點科學的思維能力和習慣，因為社會科學通常被大家理解為是不是特別軟，但其實社會科學也是要去探究人類社會的一些規(guī)律性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上來講，其實社會科學跟自然科學都是在追求規(guī)律，而且用的手段我們也大量地借助于比如像數理的統計、數學的模型，甚至有些實驗的方法，在這個意義上來講，我覺得是沒有什么太大的差別的。所以，從這個角度講，我覺得文科生，尤其是社會科學，要有理工科思維能力和方法的運用。反過來講，我覺得理工科的學生也需要有人文的底蘊，因為如果我們只把技術當作是一個技術的時候，它似乎是中性的，但是技術的應用它一定是有各種各樣的人文的考慮的。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今天我們在數字化轉型，面臨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就是數字這種手段對于有一些弱勢的群體，其實不太友好的，比如，從地區(qū)角度來講，發(fā)達的大城市網絡特別發(fā)達，欠發(fā)達的農村那可能就沒有那么好的網絡條件；在人群方面比如老年人，他對于數字化的手段的應用就可能很吃力；再比如說，我們有些殘障人士、視障人士，他對于數字化的手段的應用也會覺得特別困難。

如果要完全按照市場的邏輯，那我們剛才講到的弱勢地區(qū)和人群，就不會在數字化的時代獲得這樣的紅利，甚至會產生數字鴻溝的問題。所以我接觸到有一些朋友，他本身出身是工程師，然后做的公司，可能是一些平臺經濟的公司，但是現在也在致力于用數字化的手段去幫助那些弱勢的群體，去解決他們生活當中所面臨的各種各樣的問題。這些項目本身不是市場或者利潤導向的，但是對于增進人類的福利是非常重要的。

作為工程師，或者說理工科的學生，如果在學習和成長階段沒有這些人文的素養(yǎng)的提升的話，可能在未來職業(yè)發(fā)展里，就會忽略這些維度，我覺得這也不是一個頂尖的理工科學生應該具有的狀態(tài)。

我是研究城市經濟的，會涉及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我們的教育到底學什么。講到這個問題，大家可能會問：學什么，當然我們是學課本里教的那些、課堂里學的那些東西，其實可能這個思維方式一定要改過來，因為隨著現在經濟的發(fā)展水平越來越高，應該說我們整個國家對于創(chuàng)新能力就越來越強調，而創(chuàng)新往往就是新的思維方式、新的思想、新的理論，有的時候都不是在課堂里能夠學得來的。

還有就是，經濟結構也在發(fā)生很重要的變化，服務業(yè)在經濟當中所占的比重已經超過制造業(yè)，而且隨著經濟發(fā)展水平進一步提高，服務業(yè)的占比還會進一步提高。有一些發(fā)達國家，服務業(yè)在整個經濟當中的占比都要超過百分之七十、甚至百分之八十；那么在中國有些大城市，像上海、北京，服務業(yè)的占比也要超過百分之七十，甚至達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水平了。

在服務業(yè)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就是特別需要人和人之間進行相互交流。比如說，你在創(chuàng)新的行業(yè)里面，需要跟自己的同事進行頻繁的討論，還有思想的交流，這時候對于一個人的語言表達能力、思維的活躍能力就非常重要。可能有的朋友會說，我也沒有那么高大上了，我以后也不想做科學家，我也不會成為一個創(chuàng)新的引領者，但其實服務業(yè)也特別需要，人和人之間相互的交流和打交道、人和人之間接觸的時候，如何變得友善、容易溝通、比較溫文爾雅、知書達理，其實在服務業(yè)的發(fā)展里面也是特別重要的。那么，在一個城市當中，你不斷地接觸新的事物、新的消費方式，這個時候你積累一種對于城市生活的經驗，對于未來自己從事到服務行業(yè)里面，能夠融入城市的新的生活方式，來提供更加優(yōu)質的服務，其實也是特別重要的。

所以，我特別提醒青少年朋友們，在學校讀書之外也要進行綜合素質的培養(yǎng)，通過觀察身邊的新的事物去接受新的信息。從我個人的成長經歷角度來講，我自己有一個非常強烈的好奇心，所以，我在跟各位青少年朋友談，不要只注重書本上的知識，其實我自己也是這樣做的。

我在讀中學的時候，八零年代的時候是我的高中時代，校園文化還是非常繁盛，當時我們在學校里面有自己辦的學生報紙，有自己的廣播臺，還有很多學生活動，比如課余的時候大家會做演講、做辯論，還有學生會會組織我們，比如說，業(yè)余搞自己的學生超市，還有就是我們會聚餐。然后到了讀大學的時候，一有機會就去聽講座，特別是那時候我讀經濟學，我印象非常深的是九十年代中期的時候，看到有一些大神級的人物做講座，像看到偶像一樣。后來自己也做了學者了，跟一些當年大神級的經濟學家在一起開會，他們可能都不知道當初我們在做學生的時候，是怎么去追隨他們去做研究、開研討會、讀他們寫的東西的。

我們年輕的時候，父母都在跟我們說“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那個時候講的意思是，會有很多朋友幫你。其實現在在這個社會里，我覺得朋友的意義在于，每一個朋友可能給你一種新的看世界的方式，或者說給你一種新的知識。我在讀大學的時候，跟我同班同學的交往倒還不是那么多，因為我覺得同專業(yè)的朋友學的都是差不多的東西，但是我那時候交了一群跨專業(yè)的朋友，因為我們在大學里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活動，就是廣播臺。我前面也給大家講到過，我在讀中學的時候特別想當記者，后來學了經濟學以后，這個夢想就一直在心頭縈繞，然后就做了廣播臺。而且我覺得很有意思，大學一年級開始做，做到大學四年級，我做了四年廣播臺。我以前是做播音員的，現在你們看到的很多播音員在電視臺上面，都是我們同代的，比如說央視的勞春燕，就比我高一屆。我們當時同時在臺里的，我也差一點有這個可能性，如果我當時不去讀碩士或者博士的話，我就進媒體了，沒準現在就是一個電視節(jié)目主持人。反正陰差陽錯，后來就覺得自己還是適合讀書，喜歡做研究，然后繼續(xù)讀碩士和博士。

但是回想起來，當時我們在做廣播臺的時候，第一就是接觸了各種各樣專業(yè)的人。我自己周邊有學中文的，好有才華、很會寫東西，寫下來的東西就是很美的文章，會寫古文，還有比如學外語的，還有學新聞媒體的，當然還有學社會學的，當然也有學經濟學的，就覺得各種各樣專業(yè)的朋友在一起，大家可以經常去討論問題。

那段經歷，培養(yǎng)了自己一些新的能力，在做廣播臺的時候我不會覺得我是特別有目的地要去培養(yǎng)一個什么能力，我沒有這樣去想，但是后來我自己做了老師，而且尤其最近這些年，因為視頻、音頻成為一種傳播知識非常重要的手段，來做一些科普的活動。到了這個階段就覺得，回想起來，自己在三十年前做的事情居然還會有用。所以，我覺得學習是不要有太強的目的性，你今天在學習當中積累的知識和經驗，不知道在自己人生某一個階段就會給你打開一個新的窗口。

這一點對于青少年來講，應該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啟示：讀書也不要有太強的目的性，尤其在自己年輕的時候，讀書可以廣博一點、泛一點；然后在交友方面，很多朋友對你有所幫助，給你帶來一些新的看問題的角度，我覺得在年輕的時代，要把自己的思維打開，不要糾結于某一個很極端的觀點。

這個時代科技進步非常快，應該去重視科技進步，擁抱數字經濟時代的到來。數字化的手段對我們現在的生活影響，是方方面面的，比如說，你可以看到，我們現在很多的生活已經離開不了數字化的手段了，現在吃飯可以點個外賣，有些家庭可能請了家政服務員，都是在手機上下單，然后跟家政服務員約時間碰頭，這些都是數字化的手段，一方面，提高了城市生活的效率；另一方面，也催生了大量的職業(yè)。

數字化的手段不僅是在經濟發(fā)展當中對我們生活影響非常大，其實在城市的治理和公共服務方面，也需要大量的數字化的手段。比如，今天對于交通管理，現在的一些大數據，就在為政府的平臺提供一些大數據的來源，來分析比如說實時的哪些地方交通擁堵，哪些地方道路通暢，對我們提高城市交通的效率非常有幫助。再比如說，如果是上班族的話會有體會，我們今天在上海有一個實踐，就是早餐工程，用數字化的手段，可以讓年輕群體在早上去上班的路上，在地鐵里，可以在手機上點早餐，下了地鐵早餐已經由商家放到早餐柜里了。由于有了這樣一個高效率的手段，大家出門上班的時候可以早上稍微多睡一會兒，對于提高人們的幸福感，是非常有幫助的。

那么這種數字化的手段，除了早餐工程里的應用，還會越來越多地在我們生活當中得到普遍的應用。今天，在數字化大量應用在城市化轉型的這樣一個時代，不管是大家去適應這樣一個時代的來臨，還是對于自己未來的擇業(yè)的選擇，都是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趨勢。

那么，關于城市的數字化轉型，我自己寫的《向心城市》這本書里，還有專門的章節(jié)，講到了城市數字化的一些變化。現在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誤解，就是覺得我們現在什么都可以借助線上的手段進行了，比如說，有線上的課程、線上的游戲，很多人覺得線下的交流就會變得不重要，我在書里就會有一個專門的章節(jié)講到，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誤解，為什么它會是一個誤解，我的書里會有講解。

這本書后記，就是寫給青年人的，用了很多很通俗的語言。我在這本書里強調，人其實不太喜歡變化，但是我們的世界是在變化著，比如說，你看中國今天在經歷了社會和經濟的變遷里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就是城市化，而且這個城市化的過程，它會表現在人口流動方面，會有大規(guī)模的人口從農村向城市遷移，然后從小城市向大城市遷移。

這個過程，在中國過去四十多年的時間里，經歷了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帶來的一個直接的結果就是我們今天很多人，可能今天生活和工作的地方跟你出生的地方不是一樣的，或者你今天如果是在讀中學，等到大家以后去讀大學或者就業(yè)了，你會發(fā)現你未來生活和就業(yè)的這個地方不是自己的老家。于是會給我們帶來一種情感上的負擔，就是我們是不是背井離鄉(xiāng)了，但是這是一個社會科學家需要給大家去解釋的一個現象，就是為什么會在一個國家的社會發(fā)展里會出現城市化的過程，以及人口是從小城市向大城市流動的這樣一個過程。這就是我在這本書當中要給大家解釋的一個現象。

還有房價，面對大城市房價貴，從中央到地方已經調整思維了，我們先把這稱為“尊重城市和區(qū)域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很多人看到年輕人進入大城市以后面臨高房價的問題，現在是建更多的房子，既包括建更多的商品房，讓買得起房子的人不要買得太貴；也有一些群體覺得，我可能收入沒有那么高，房價降低我還是買不了。那么未來在一些大城市，政府會提供越來越多的公租房和廉租房，去適應新市民群體還有剛剛畢業(yè)的大學生。就租房子這一點，從城市和城市之間的比較來講，未來在大城市租房的比率會比小城市來得更高，但是這也是大家去選擇。

如果你覺得大城市這種租房的狀態(tài)可以，那你可能更加傾向于在大城市待著；如果你要覺得這種生活你不想要，你覺得小城市的寧靜的、安逸的、甚至有點躺平的生活比較適合自己，但是收入也不是那么高，就業(yè)機會也不是那么多，生活相對來說比較單調一點，如果你覺得你可以接受那樣的生活，我覺得也挺好，每一種選擇都值得尊重。

你如果覺得一線城市壓力太大，你就離開，在二線城市、三線城市甚至農村，去找一個自己適合的地方。其實在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還有另外一種選擇，就是年輕的時候在大城市做積累，然后等到中年以后，甚至有的人會把這個時間設定在退休以后，離開一線城市，到一個相對來說生活成本比較低、綜合壓力沒有那么大的地方去過人生的后半段。

一個人一輩子的選擇，為什么一定要在二十歲的時候，決定自己一輩子的事情？反正我是不覺得，我不知道十年以后自己會在哪里，所以大家可能很多時候在做選擇的時候，也不要那么糾結了，你覺得今天在哪兒開心就在哪里過了。

另外，推薦一本書叫作《數字唬人·用常識看穿無所不在的數字陷阱》，這本書是兩位社會科學家一起撰寫的一本科普讀物。我自己其實做了學者以后，回想自己當年接受的初中和高中教育，我就覺得我們那個年代的人對于統計學、還有概率這樣的一些知識是非常不足的。當然后來我也了解到現在的中學已經在補充這樣的知識了，但是我仍然覺得大家如果有機會專門來讀一下這本叫《數字唬人》的書，對大家去理解概率、統計對我們的重要性，會覺得特別有啟發(fā)。

結合這本書的內容，談三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就是我們怎么來看待平均值。平均值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有時候它又非常唬人，大家可能在平常生活里，會聽到一個詞叫作“被平均”。比如說，我們今天有一個很重要的統計就是人均收入，中國今天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這個概念是一個經濟學的概念，它跟人均收入是正相關的，但是又不完全相等。那么，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現在已經達到多少？已經超過一萬美元一年，正在沖一萬兩千美元這樣的水平。那么大家會覺得：有那么高嗎？我自己的收入、月收入三四千。這實際上就是一個典型的平均和個體感受的問題。那我們在一個數字的分布里面，經常被大家碰到一種分布，我們把它稱之為正態(tài)分布，有點像一個鐘罩形的，它是左右對稱的。那么在這個鐘罩形的分布里面的均值位置，也就是平均數，正好在左邊有一半，在右邊有一半。這個時候大家會覺得這個平均數還能夠比較代表絕大多數人，但有的時候，有一些數據它的分布不是這種正態(tài)的、對稱性的分布，它可能是一個長尾的。什么叫長尾呢，就是低收入人群，它可能是這樣在往上越來越多，然后到了高收入這段時候，這個尾巴特別長，那么，你要看均值的時候，它就會偏高，這時候你會產生一種感覺，就是你被平均了，其實絕大多數人可能是低于那個平均值的。這個時候我們會引出另外一個，會經常有用的一個統計值，叫做中位數。打個比方講，在人群當中有一百個人，你在五十個人那個位置，大概是個什么樣的水平會比較接近于絕大多數人的個體感，這是我們在統計里面一個非常值得大家注意的問題，有的時候要用平均數，但是又不能只看平均數。

第二，概率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有一個例子，講一種疾病，它的發(fā)病率，比如說百分之一，你知道了這個發(fā)病率百分之一以后去統計這個城市和那個城市，這個街區(qū)和那個街區(qū)的發(fā)病率，你統計出來的數據不會是每一個地方都是百分之一的。所講到的這個概率百分之一的概率是指，如果把所有人放在一起是百分之一，但實際上，你是把它分成不同人群的時候，可能對這個人群來講是百分之零點五，然后對那個人群來講可能是百分之二；然后你在這個地區(qū)統計發(fā)病率是百分之零點五，到另外一個地區(qū)發(fā)病率百分之二。

這本書里講了一個例子，就發(fā)現有一些醫(yī)生看的這個病人的人群，怎么它的發(fā)病率就比別的地方來得更高呢，是不是這醫(yī)生特別壞。歷史上，還真出現過這樣的事情，這個事情上法庭了，說要不要對這個醫(yī)生展開調查，但調查下來之后，好像這醫(yī)生也沒什么問題，那么大家如果知道了，概率這件事情，其實就是概率在作怪。

剛才講到，平均來講發(fā)病率是百分之一，但是你看不同的人群的時候，他的發(fā)病率還是會有所差別的。有的時候，你對不同人群的發(fā)病率的差別，是可以去解釋，比如說不同人群收入水平、年齡、教育、性別都不一樣，所以發(fā)病率會不一樣；有的時候，甚至你連導致不同人群的發(fā)病率不一樣的原因你都不知道。因為社會科學你要解釋一個現象，你不可能永遠窮盡你所知道的那些因素，總有一些因素你可能是不知道為什么會導致人群和人群之間的差別的，它純粹就是因為偶然性的因素會導致這些差別，所以當你知道一個平均的概率的時候，一定對有一些人群、有一些地區(qū)來講，它的概率會高一點，而對另外一些人群就會低一點。那么在我剛舉的例子里面，如果你認為有一個醫(yī)生他所看病那個社區(qū)發(fā)病率特別高，最后就說這個醫(yī)生是壞的，甚至有犯罪的嫌疑，你可能就會誤傷好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例子。

第三，日常生活當中尤其會引人誤解的相關性和因果性的關系，書里面也舉了一些例子。比如說一個誤解，就是我們很習慣會把先發(fā)生的事情當作原因，后發(fā)生的事情當作結果。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誤區(qū)，舉個例子，過節(jié)日，比如圣誕節(jié)，大家會去送一些節(jié)日的賀卡給自己的朋友和家人，或者過年的時候你會送一個禮包。那大家想，圣誕節(jié)和圣誕卡哪個是原因呢，那肯定是圣誕節(jié)是原因，你才會有圣誕卡；但是在時間發(fā)生的順序上來講，是圣誕卡發(fā)生在前，然后再發(fā)生圣誕節(jié)的。

大家會說，這個是一個小事情，需要那么認真嗎？但是我告訴大家，有些大事情上這種思想是非常容易引起一些誤解的，比如說，我們怎么來看待地價跟房價的關系。在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上，在造房子之前開發(fā)商會先去拍賣土地，那我們的拍賣土地的價格，其實也是挺高的，然后造完房子以后再賣給消費者。很多人就會說，房價這么貴，就認為你地價貴了。如果這個原因是成立的，從公共政策上來講，就有很多人主張管制土地的價格，把土地的價格管制住了，房價就沒有那么高了。

大家想想看，開發(fā)商在拍一個土地的時候，肯定是要去想，我這個房子造出來以后房價能賣多高，只有當他認為他的房價可以賣很高，房價背后是有需求的時候，他在市場上拍賣土地的時候才會去出一個比較高的土地價格。所以不能因為先有土地價格再有房價，不是因為地價導致了房價，而恰恰是因為有了對于未來房價的預期，才會有今天拍賣土地的地價。

你們肯定會問我：老師，我知道這個因果關系的，這個邏輯以后有什么用呢？在我剛舉的例子里，如果我們不把這個道理講明白，如果政府僅僅通過控制價格的辦法把土地的價格給控制住，但是真正房子造好以后，房價還是由市場的供求來決定的，房價并不會低下來的，那么這時候你把土地的價格控制住了，房價其實沒有管住。那這時候，政府控制的這個土地的地價，實際上變成了房地產開發(fā)商的補貼了。

我剛剛講的這個例子，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如果我們不去把因果關系的邏輯給想明白的話，其實最后可能會導致公共政策決策里面一個非常大的誤區(qū)，所得到的結果可能也跟我們政策所要達到的結果會背道而馳，這就是因果關系的重要性。

還有，在公共政策當中，今天我們講教育，比如說看到有學區(qū)房的現象，我們都關注到城市里面學區(qū)房，比如有些好的學校，周圍的房價會高一點。家長說，那我們就讓孩子去上這個好學校，怎么辦呢，就需要去買學區(qū)房的房子。有的家長就覺得，我家里面收入不夠高，買學區(qū)房的機會全部給了高收入的家庭了，這不公平，所以在政策上就會主張說，那我們是不是把學區(qū)房打壓住。甚至現在也有人主張說，要把學區(qū)房圍繞的那些好學校里面的老師給平均地分攤到各個學校去，來消除學校和學校之間的差別。那我們就會把學區(qū)房集中在某些地區(qū)，跟學區(qū)房的價格、跟教育的不均等，來直接地建立因果關系。

其實，我在做城市經濟學研究時，有一個主題就是跟教育有關，通過教育經濟學的研究，可以告訴大家，其實影響一個學校的好壞的，除了這學校的師資力量的好壞以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其實就是生源。也就是說有一些家庭他去上好的學校，一方面當然看到的是這個學校可能高考的錄取比例比較高，但是其實一個學校成為好的學校，往往是因為它有了好的生源。這樣一來的話，你光去疏散老師，其實并不能解決我們剛剛講到學校和學校之間的教育質量的差別，反而有可能會導致有一些公共資源沒有很好地去用在它最值得去用的那些方面，比如說，如果你不人為地去分散好的學校的優(yōu)質教育資源，而是說你把政府的教育財政，用來去開更多的好的學校，或者說增加對于教師隊伍的培訓，要比簡單地把學區(qū)房所圍繞的好的學校里面的師資去做一個均等化的一個分布，要對促進教育有更加好的作用。

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話，可以去找這本書，叫做《數字唬人》，用常識看穿無所不在的數字陷阱，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只有不斷地通過閱讀來提升自己，才能給自己的未來帶來越來越敞亮的發(fā)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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