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是個悠閑日子，我想著給自己隨便找本書讀讀。沿書架巡閱片刻，手就伸向了《黎烈文散文精編》。一翻，是子善老師編的，但扉頁又沒有他的簽名。這就證明他沒有送過我這本書。他編著的書成列成架，沒送我的又何止這一本？但是我理解咱們的陳老師：他隔三岔五地出新書，哪里送得過來。這一本我該是 1995 或者 1996 年在深圳買的。雖一直沒有讀，而忽然有今天。

我把書中黎烈文赴巴黎留學(xué)路上的日記讀了一遍，長了不少見識。比如“普通話”一詞，我一直以為是 1949 年以后才有的，誰知并不是，1920 年代黎烈文就在用，其誕生的時間只能更早。他說上船那天一位伙計模樣的人，跑前跑后，對他講普通話，對船艙的職員講廣東話，幫著溝通檢票、找床位諸事。黎烈文以為他是輪船上的仆役，而艙房職員又認為他是送主人上船的人。一來二去，船還沒開，黎烈文就讓一個對他講普通話的人騙走了一小筆款子。

印象更深的是船經(jīng)香港時，他上岸游玩，發(fā)現(xiàn)在商店里遇到的明明是同胞，買賣東西卻要用英語交流。他于是忿忿不平，說中國應(yīng)該早日把香港收回才好。這是 1927 年的一天，要等整整 70 年之后，香港的主權(quán)才如期收回。我沒有查過資料，不敢說黎烈文是第一批希望收回香港主權(quán)的中國人之一，但他總是比較早腦子里有這想法的人。

他當(dāng)然沒有趕上香港回歸的 1997。 我們這些趕上的媒體人，彼時讀了無數(shù)與“百年香港”有關(guān)的文字，也從未見有人注意到黎烈文 1927 年在香港發(fā)出的浩嘆。我們不熟悉他。我們只在讀魯迅雜文或書信時遇到過“黎烈文”三個字，知道他曾是《申報》“自由談”的主編，編發(fā)過不少魯迅的稿子。連《魯迅全集》的人物注釋里，都沒有提到他 1936?之后的行蹤——

黎烈文，……曾留學(xué)日本及法國，1932年回國，同年12月起編輯《申報·自由談》，曾約魯迅為該刊撰稿，1934年5月去職。同年9月與魯迅、茅盾創(chuàng)辦《譯文》月刊。1936年在魯迅支持下編輯《中流》半月刊。

然后就沒有然后了。讀了這樣的簡介，我們很容易得出“此人已是歷史人物”的印象。所以，說起黎烈文，與其說熟悉，不如說陌生，而且是非常陌生。

那天書架前找書看，我抽出那本《黎烈文散文精編》，也是因為我忽然想知道，魯迅去世之后黎烈文到底去了哪里，他躲得過各種運動嗎？他的后半生是什么樣子？一讀才知，他果然躲過了，因為 1946 年他就去了臺灣。他竟然當(dāng)了多年臺大外文系的教授，1972 年在臺北去世。

他去世時，我們既不知道他在哪里，也不知道他去世的消息。即使現(xiàn)在，熟悉他臺北教授生涯的人，除了子善老師這樣的文史研究專家，還會有多少人知道呢？

剛剛我又查了 2015?版的《大辭海》，見“黎烈文”詞條已經(jīng)全面多了——

黎烈文（1904—1972）　……1946年赴臺灣，曾任《新生報》副社長、臺灣大學(xué)外文系教授。著有短篇小說集《舟中》，散文集《崇高的母性》，論著《法國文學(xué)巡禮》、《藝文談片》，譯有《冰島漁夫》、《紅與黑》等。

多虧還有個香港。1972 年黎烈文去世時，香港報紙上都有報道。那年的《南北極》雜志上還曾有篇文章，題為《黎烈文之死》。這篇文章發(fā)表 52 年之后 ，我才偶然讀到了。是因為有前些天的偶然，才有了這幾天的偶然嗎？

“從報上看到黎烈文逝世的消息，的確有點意外，”52年前的作者方一飛說，“然而令我感到意外的並不是他的死，而是他竟然靜悄悄地活到今天，活到逾古稀之年。因為我一直以為這位三十年代曾名震海內(nèi)的'自由談'主編，老早已經(jīng)死了。沒想到他竟然悄悄地去了臺北，而且在那兒靜悄悄地待了二十七個年頭。”

他原來也有這樣的驚訝與陌生之感，而且是在 52 年之前。

他接著說，“在現(xiàn)代醫(yī)學(xué)越來越昌明的今天，一個人能活到七十歲一點也不足怪。奇怪的是像黎烈文這樣著名的人物，我們竟然不知道他還活著。他活得如何寂寞，豈不是可想而知了嗎?”

胡洪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