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剛/文 俄化：羅斯的“蒙古枷鎖”

列強時代陸權擴張，犯我中華者唯有俄羅斯。

那八國聯(lián)軍，除了俄羅斯，都是從海上來的。

在麥金德看來，俄羅斯就是那個控制了世界“心臟地帶”進而能控制“世界島”——歐亞非和全世界的大帝國。

此大帝國，是由兩大勢力，以相反相成的合力，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上造就的。一是古代時期，一浪接一浪的草原浪潮，一陣接一陣的大漠風暴，一個接一個的游牧帝國，一代接一代的戰(zhàn)斗民族——匈奴、突厥、契丹、蒙古，從東往西，由亞入歐。

另一時期，則為近代，在蒙人統(tǒng)治下，羅斯變?yōu)槎砹_斯。若以“羅斯”為東斯拉夫人與維京人結(jié)合，則“俄羅斯”即“羅斯”與蒙人結(jié)合，乃“羅斯”在蒙人統(tǒng)治下形成的結(jié)合。

“俄”，為蒙人發(fā)音，強加于羅斯人頭上，曰“俄羅斯”，此乃蒙人以其強權對“羅斯”做的“必也正名乎”！

以此，我們認為，俄羅斯國就是維京人、東斯拉夫人和蒙古人三合一，由西往東，征戰(zhàn)而來者，即此三位一體。

對此，馬克思卻稱之為“蒙古枷鎖”，在《十八世紀外交史內(nèi)幕》中，他指出，從1237年到1462年,長達兩個多世紀，成就了這種枷鎖，壓迫、凌辱和摧殘了俄羅斯人民的心靈。

對于“羅斯”知識人來說，他們一度抵抗“俄”化，堅持基輔羅斯的敘事立場及其認知框架，只是承認被“入侵”，而不肯接受被“征服”，同樣面對蒙古入主，他們之中，未有像文天祥那樣能驚天地的人物，因其尚有退步，可以從國家立場退到宗教立場，國家失敗了，他們還有教堂，沒了政權，還有宗教信仰。

但“俄”化無擋，被“俄”化了兩百多年，“羅斯”也就變成“俄羅斯”了，再簡化一下，連“羅斯”也不見了，只剩個“俄國”，以表明其國家主體性身份，江山易主以至于此乎？

羅斯立國，僅三百來年，文明初啟，根基尚淺，遭蒙人一劫，而失其國，以至被奴役了二百余年。三百來年的羅斯，加上二百余年的蒙古，東斯拉夫人都被外來民族統(tǒng)治，三個半開化半野蠻的民族聯(lián)合起來形成俄羅斯，在文化上便是個混合物。

1238年，拔都西征，在伏爾加河口建立金帳汗國，1240年，攻陷基輔，征服羅斯，請注意，是羅斯而非俄羅斯，俄羅斯是金帳汗國以長達243年的馴化統(tǒng)治——“俄化”出來的。

馴化第一步——殺戮，征戰(zhàn)中，征服者砍下羅斯人頭顱做酒器，此非蒙人創(chuàng)意，當年匈奴就如此；第二步——恐嚇，蒙人統(tǒng)治，征稅不已，征稅隊一路引亢，起長調(diào)曰：沒有錢，就稅他女兒，沒有女兒，就稅他妻子，沒有妻子，就砍下他的腦袋。

還有第三步——統(tǒng)戰(zhàn)，采取宗教寬容政策，以羅斯制羅斯，實行間接統(tǒng)治，在羅斯眾王公中，擇其一人，冊封為“弗拉基米爾”——統(tǒng)治者，作為“全羅斯大公”代行統(tǒng)治權。

當“全羅斯大公”確立之時，便是羅斯“俄化”的開始，其結(jié)果，正如別爾嘉耶夫所言：東方與西方兩股世界之流，在俄羅斯碰撞，處于二者的互動中，俄羅斯既非歐洲民族，亦非亞洲民族，而是具有全世界的屬性，是一個巨大的東、西方,它結(jié)合了兩個世界，故其精神領域恒有東方與西方兩種因素在相互角力。

羅斯立國，沒有東方因素，而俄羅斯有，俄羅斯的東方因素來自蒙古，蒙古人“俄化”羅斯，只是將其立國的物質(zhì)因素——國家機器掠奪了，其精神因素，基于拜占庭東正教的宗教信仰，則原封未動，所以說，俄羅斯帝國，是拜占庭帝國與蒙古帝國的一個結(jié)合，還談不上“是一個巨大的東、西方”，因為，在真正的西方看來，就連拜占庭都屬于東方，然而在東方——中國眼里，俄羅斯則是西域，在純?nèi)坏臇|西方認知里，俄羅斯“不東不西”。

但“一個巨大的東、西方”的帝國目標及其民族理想，一直以來，都在吸引并激勵著俄羅斯人為之東征西戰(zhàn)。

歐亞主義者特魯別茨科伊在《成吉思汗的遺產(chǎn)》中，指出：正是其政治遺產(chǎn)，教化俄羅斯推行強力國家體制，將各民族統(tǒng)戰(zhàn)起來，使之集權化和軍國化，成為了未來帝國的基礎。

對于西方，不能打入，那就加入，然而皆被拒止，為此沖突不斷，至今未已，對于東方，則以成吉思汗政治遺產(chǎn)自居，入其勢力范圍，將已碎片化的蒙古帝國，收入沙皇囊中。

以“一個巨大的東、西方”作為理念的國家，起步時，不過是一個小小的莫斯科大公國，被蒙古大可汗冊封為“弗拉基米爾”，它居然打著為可汗收稅的旗號，而悄然崛起，并“取蒙古而代之”，對此，車爾尼雪夫斯基是這樣說的，他說，俄羅斯人“用自己的痛苦換取了整個歐洲安全與和平”，因此，俄羅斯人是“歐洲人免受蒙古壓制的拯救者”，可歐洲卻拒絕了俄羅斯。

于是，有人這樣問道：那個不可一世的金帳汗國，難道真的徹底消失了嗎？抑或以某種方式被繼承下來了？

君不見今日俄羅斯諸汗國，豈非還是蒙古系政權？看看俄羅斯歷史吧，92位大公具有蒙人血統(tǒng)，300多個貴族姓氏與蒙人有淵源，或曰伊凡四世本人，亦與蒙人血統(tǒng)有著關聯(lián)。

若以車爾尼雪夫斯基所言為據(jù)，就會認為，如果歐洲無情拒絕了俄羅斯，那就是不知感恩，或恩將仇報吧？

這一看法，顯示了俄羅斯人的民族自戀。

若車爾尼雪夫斯基能懂一些中國歷史，恐怕就不會如此說了，他那句俄羅斯之于歐洲的說法，當然也可用于中國之于俄羅斯，若非明人驅(qū)逐韃虜，俄羅斯人是否還要被金帳汗國奴役？據(jù)此而言，是否也能認為明人是俄羅斯民族的拯救者呢？

俄羅斯的“中國誘惑”

金帳汗國時期，俄羅斯與中國有過來往，明人修的《元史》中，記載了蒙古俘虜“斡羅斯”之事，因為是《元史》，所以用了蒙古人的口氣，而明人自己則稱“羅剎”或“羅斯”。

15—16世紀，俄羅斯通過世界“心臟地帶”——中亞同中國開展貿(mào)易，沙斯季娜在《十七世紀俄蒙通使關系》中談到俄羅斯1608、1616、1618年三次遣使蒙古尋訪中國，指出“俄國渴望同蒙古建立睦鄰友好關系，其主要目的是想通過蒙古了解通往中國的道路”，使團的任務“是開辟一條去中國的通商道路”。

“到中國去”，成為了時代最強音，不光大航海時代的西方人如此，就連跟在蒙古帝國屁股后面的俄羅斯人也如此，總之，那時的中國，成為了引導世界歷史進程的一個充滿了東方想象的目的因，吸引著西方重商主義的動力因。

若謂西方列強仗著船堅炮利的海權來到中國，那么“不東不西”的俄羅斯則是靠著“不古不今”的火器時代的輕騎兵——哥薩克騎兵，繼蒙古騎兵之后，縱橫歐亞，擴張陸權。

于俄羅斯而言，蒙古帝國殘余，非但不成其為陸權擴張的阻力，反倒變成了助力，蒙古人是帶路黨，將其帶來中國，彼時，明、蒙相攻，蒙人不但引其為援手，還與滿清聯(lián)手，一同對付明朝，明人對此有清醒的認識，故不以蒙人口氣稱“俄羅斯”，而是將其稱之為“羅剎”，所謂“羅剎”者，來者不善是也。

然而，清人對俄羅斯的稱呼，卻與蒙古人相同，也用了蒙古人的口氣，稱之為“俄羅斯”，這是因為清朝采取了“滿蒙一體”的立場，清人不但以“滿蒙一體”來對付明朝，也以“滿蒙一體”同俄羅斯人爭取或爭奪“成吉思汗的政治遺產(chǎn)”。

清俄之爭，各有利弊，清人得地利之便，具有空間優(yōu)勢，但“俄羅斯”本身，其名號，就包含了“俄蒙一體”的認同，而且認同了兩百多年，在時間方面有著明顯的優(yōu)勢。

或曰不然，蒙古之于中國，地處邊疆，相鄰千年，何以認同反而不如俄羅斯？蓋因認同種種，當分別言之。

大體而言，認同有文化認同和國家認同。

文化認同，主要基于血緣和地緣認同，形成風俗認同和民族認同，從匈奴到蒙古，于農(nóng)牧分界線上，經(jīng)千余年，同漢人混居雜處，成其所謂“北人”，故草原民族亦有其“南北朝”，其說以長城為界劃分南北，而長城一線正是農(nóng)牧分界線的標志。

但在國家認同上，以漢人為代表的農(nóng)耕民族同邊疆草原游牧民族迥異，此由文明的基本屬性使然，農(nóng)耕文明的定居性與游牧文明的流動性，表現(xiàn)在國家認同上，各行其是，漢、唐時，中國史書稱西域諸國，或曰“城國”——乃希臘化世界城邦國家的歷史遺產(chǎn)，或曰“行國”——乃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之國，其于“城國”，尚能納入西域都護府的管理，于“行國”則格格不入。

蒙人南下，入主中原，開蒙元一朝，與西征羅斯，建立金帳汗國，便截然不同。南下采取中國方式，來做儒教皇帝，西征還是蒙古老樣子，要執(zhí)行可汗的權力意志。故其國家認同，一以文統(tǒng)，表現(xiàn)為對中國的認同；一以武治，要求羅斯認同。

然其文統(tǒng)失敗，被漢人驅(qū)逐，或居漢家，改漢姓，繼續(xù)漢化中，或北遁，使帝國解體為部落，與明朝忽戰(zhàn)忽和。

而武治方面，則大獲成功，終于將羅斯“俄化”為“成吉思汗的遺產(chǎn)”——“俄羅斯”，并將其納入國家認同。

至明末，俄國易主，雖改由羅斯主宰，然羅斯東來，則因蒙古之勢，以“俄化”利導之，將北蒙諸部各個擊破。

羅斯昭示東西方，有兩面旗幟，一面在西方，接著拜占庭的第二羅馬帝國樹立號稱“第三羅馬帝國”的旗幟，另一面在東方，接過“成吉思汗的政治遺產(chǎn)”，讓“俄羅斯”招展。

羅斯東征，持二動因，一來兼并北蒙，在蒙古帝國的勢力范圍內(nèi)，反其道而行之，重啟“俄羅斯”的國家認同；二來尋找契丹——中國，不但需要蒙古做向?qū)В€要以蒙古為中間體來同中國打交道，故其“俄化”依然，只能加強，不能削弱。

明末清初，哥薩克騎兵已取代蒙古騎兵，席卷西伯利亞，在一片遼闊的土地上，同中國相遇了。兩個帝國接壤，戰(zhàn)爭便如同家常，歐洲為此頭痛不已，雖有作為國際關系準則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問世，但依然無法解決戰(zhàn)爭的問題，充其量不過為解釋戰(zhàn)爭提供依據(jù)和說辭，戰(zhàn)爭之于歐洲一如既往，從未停止。

大國相鄰，怎樣應對戰(zhàn)爭與和平？清初，中俄兩國提供了一個國際范本，那就是由兩國簽訂的《尼布楚條約》。

雅克薩之戰(zhàn)，俄軍被圍城，面對不斷加強的清軍戰(zhàn)力，俄欲退兵，而清軍方面，若恃強攻城，亦難免要戰(zhàn)損。于是，聽從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兩國選擇外交方式——“伐交”，通過談判以國際條約來結(jié)束戰(zhàn)爭。

條約能談成，關鍵在于：第一，要有標準，而且標準不能由哪一國來定，必須由各國公認，而此時，剛好有了個歐洲標準——《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第二，要有能懂得并接受準則的明君，剛好有兩位——康熙和彼得大帝，或欲中西合璧，或已意在西化，故于歐洲標準，頗能接受，且能據(jù)之以達成共識；第三，要有一個有權威的認知中間體及其媒介來協(xié)助溝通，剛好羅馬教會派來傳教士，采用拉丁文，故能超越俄文、滿文形成一個中立的基于國際法的法律文本；第四，還要有一個以地緣政治為紐帶的利益中間體，在兩國之間，不但作為國家主權的平衡器，還要作為國家利益的膠粘劑，剛好，歷史就遺留了依附于中俄的蒙古各部落。

此乃《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問世以來，在東方第一個成功的國際范例，也可以說是當時全世界一個最成功的范例，它不但在東北亞地區(qū)劃分了中俄邊界，而且在漫長的兩國邊境線上維持和平長達170余年，從國際關系史來看，實屬難能。

而歐洲各國，于此二百年間，民族國家興起，紛紛宣示主權，且各自為戰(zhàn)，以此開啟了西方又一個戰(zhàn)國時代。

以彼得大帝為代表的俄羅斯人，帶著“蒙古枷鎖”的后遺癥——“俄化”的游牧帝國屬性，以“西化”的訴求，投入到這個時代的洪流中來，嚇壞了從封建制里崛起的民族國家，它們害怕俄羅斯人將“蒙古枷鎖”帶到歐洲來，把歐洲“俄化”。

俄羅斯想“西化”——加入西方的戰(zhàn)國時代，而西方卻怕“俄化”——以為是“蒙古枷鎖”換了“羅斯馬甲”。

俄國：成吉思汗的遺產(chǎn)

俄以東方為依托，擁有一個巨大的戰(zhàn)略縱深，若欲以之為爭奪列強的資本，還得有一條連接東西方的財路作支撐，這條財路，必須深入到一個能生生不息的財源中去，那財源之地，按照當時歐洲流行的“中國風”的風向來看，風頭便是中國。

因此，除了要確權中俄邊界，守住主權的底線，還要更進一步開辟財路，初以私商為主，讓民間自由貿(mào)易，因其獲利，時有利潤高達300％，這塊肥肉，垂涎了彼得大帝，故其頒布《關于對中國進行私人貿(mào)易的規(guī)定》，定下“死”規(guī)定：嗣后不論任何人，若仍攜帶任何商品前往中國，則應毫不姑息，處以死刑。

于是，兩國之間，從1689年到1727年，經(jīng)歷了三十多年的磨合，又簽訂了一個通商條約——《恰克圖條約》。

當時恰克圖，一分為二，位于中俄界河——恰克圖河南北兩岸，俄居北岸，與南岸清朝新建的“買賣城”——阿勒坦布拉格隔河相望，其南來，可通庫倫——今蒙古國烏蘭巴托，北往，可達上烏丁斯克——今俄羅斯烏蘭烏德，至今，俄仍名曰恰克圖，而原在中國境內(nèi)之恰克圖，今已為蒙古國之阿爾丹布拉格。

條約規(guī)定，兩國以恰克圖和買賣城為界，準許俄國商人來華貿(mào)易，人數(shù)僅限于二百人，每三年可來北京一次。

這是后來英使馬嘎爾尼來中國時求之不得的，清初之于外貿(mào)，海陸并起，“南廣北恰”，均以“獨口通商”，海路之于西洋諸國，僅以“南廣”一口通商，其于陸路，則以“北恰”一口通一國，當時能獨享此貿(mào)易紅利者，舉世無雙，唯有俄羅斯。

何以俄羅斯能在大航海的時代里撇開大航海而后發(fā)先至？比哥薩克騎兵的馬力更為給力的是“成吉思汗的幽靈”，一代天驕，幽靈不散，還在眷戀其政治遺產(chǎn)，散發(fā)著帝國未泯的鄉(xiāng)愁，在世界的“心臟地帶”深度徘徊，不但徘徊于蒙古高原的故國故土，亦徘徊于中國《元史》，徘徊于俄羅斯的國號與國體。

聽從那幽靈的召喚，俄軍東進，放開了哥薩克騎兵的馬力，殺奔東方，一路所向披靡，降服漠北蒙古諸部，然而，雅克薩一戰(zhàn)，卻因其戰(zhàn)線太長，其勢已萎，故而受挫于清軍。

清軍入關前，已收服漠南蒙古，入關后，“既得中原，勢當混一”，南平三藩之亂后，又來北定滿蒙邊疆，“大一統(tǒng)”的理念，被“成吉思汗的幽靈”激蕩，同俄、蒙勢力較量。

那時，如強弩之末，俄勢已衰，再難進取東北亞，而清初方興，氣勢正盛，俄欲避其鋒芒，故轉(zhuǎn)引漠西蒙古諸部，攻掠中國西北邊疆。俄圖東北，蒙奪西北，東北與西北孰輕孰重，何去何從？此二者不可兼得，當擇其一也！故清以《尼布楚條約》安定東北，以康熙帝三次親征用兵西北，粉碎“蒙古第三帝國”。

“成吉思汗的幽靈”借尸還魂于蒙人者，前有帖木兒，締造了“第二蒙古帝國”，后有葛爾丹，再造第三帝國。

帖木兒與朱元璋同時，小朱八歲，先后起兵，當朱滅蒙元，光復中華時，帖木兒還在奮戰(zhàn)中，故其欲盟約明軍，共擊蒙古，而向朱家朝貢，且與明朝互動。其時，明軍北伐，犁庭掃穴，深入大漠，引發(fā)帝國一崩，傳遞崩塌的地緣政治運動于“心臟地帶”上，推動了帖木兒的突厥化的“蒙古第二帝國”的崛起。

帖木兒跛帝，所向無敵，以“不敗戰(zhàn)神”的名義，兼并了中亞諸汗國，以認祖成吉思汗，重新統(tǒng)一四分五裂的蒙古諸部，以烏茲別克斯坦為中心，定都撒馬爾罕，打造了一個新興的“蒙古第二帝國”——東起中國西北邊疆西至波斯南抵印度，其兵鋒所及，曾遠征敘利亞、小亞細亞，還曾大敗金帳汗國，兵臨莫斯科，由此引發(fā)顛覆蒙古帝國的第三波力量——莫斯科大公國。

有人稱他為“內(nèi)亞之王”，說他是“最后的世界征服者”，其實不然，應當在前面加上“游牧時代”才說得過去，不必說海權時代的“世界的征服者”，有了西葡帝國和大英帝國，即便陸權的擴張，不也產(chǎn)生了“世界的征服者”——俄羅斯帝國？

可“征服”的動力不同了，若謂游牧時代以馬力，則工業(yè)時代便以燃煤驅(qū)動機器，帖木兒帝國倒在了工業(yè)時代來臨前，其本人亦死于奔赴中國的征途中，此乃蒙古帝國“再而衰”，準噶爾部自命“蒙古第三帝國”，處于游牧時代向工業(yè)時代的過渡，但它并未邁向工業(yè)時代，而是順著帖木兒帝國的慣性，也開足了馬力東征，結(jié)果，同樣倒在了奔赴中國的征途中，可謂“三而竭”了。

真正的“蒙古第三帝國”只有一個，那就是沙皇俄國，它在西方，充當“羅馬第三帝國”，屢屢受阻，難以得逞，在東方，在成吉思汗的政治遺產(chǎn)的版圖上，它借助于同中國的貿(mào)易，積累其財力，開始了對帝國的工業(yè)化改造，因而能如愿以償。

這一點，我們從中俄在恰克圖的貿(mào)易表現(xiàn)中也可以看到，貿(mào)易之初，中俄大宗貿(mào)易，排在首位的，是中國棉布和俄國皮毛，工業(yè)化開啟后，俄國就以呢絨取代皮毛成為出口主力，對于中國商品的需求，也從作為剛需的棉布，轉(zhuǎn)向初非剛需，但一飲之后便欲罷不能的茶葉了，正如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所言，茶葉之于中國有如葡萄之于地中海沿岸，都凝聚著高度發(fā)達的文明。

清初國策——“以商制夷”，茶葉成了國之利器，不但海路以茶制英，遙控英夷，且陸路以茶制俄，俄有不遜，即以貿(mào)易牽制，使之就范，乾隆以此，屢屢得手，在其制裁下，準噶爾部失去了俄國支持，而被清朝致命一擊，徹底解決了問題。

然其制來制去，亦被反制，結(jié)果還是將英、俄兩國“制”成了第一和第二大貿(mào)易國，讓它們從巨大的經(jīng)濟體量中吸血，提高了它們在戰(zhàn)國時代的戰(zhàn)斗值，當其聯(lián)手打敗拿破侖后，又成為了歐洲數(shù)一數(shù)二的列強，分別代表了海權與陸權的擴張。

而此時的清朝，處于乾嘉時期，陶然于“以商制夷”，躺平于天下主義，一而再地拒絕了工業(yè)化的歷史契機，一如拿破侖所言，成為了一頭“沉睡的雄獅”，臥榻旁，肘腋下，被列強吸血而不自知，或問拿翁此言，是為中國嘆息，或為自己遺憾？

若其能如英、俄般，從世界最大經(jīng)濟體——中國身上猛吸幾口貿(mào)易之血，或能改變其滑鐵盧的命運亦未可知也。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