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全景圖片）

丁力/文 愚蠢往往以自以為聰明開始。人類的愚蠢是無止境的，愛因斯坦認為愚蠢的無限性超過宇宙。《人類愚蠢辭典》是一本有趣的書。作者皮耶爾喬治·奧迪弗雷迪（Pier－giorgioOdifreddi）是意大利數(shù)學家、邏輯學家。他的專業(yè)是用于計算機語言的數(shù)學和邏輯。他關于計算機編程的遞歸算法研究在這一領域內很有影響。他的專業(yè)對于理解《人類愚蠢辭典》的知識立場非常重要。

奧迪弗雷迪有明顯的程序員思維模式，自有其限制或者“愚蠢”。他的一些批評未必能得到其他行業(yè)人士的贊同。在過去數(shù)年，人工智能（AI）有了很大的發(fā)展，計算機算法肯定也會有擴展，更接近人的思考方式；用計算機思維來理解人類社會也應該有所改變吧。《人類愚蠢辭典》的意大利文版在2016年首次出版，2018年有了漢譯本。意大利語有21個字母，另外還有5個用來拼寫外語詞，這樣與英語一樣都有26個字母。從A到Z，作者按照字母順序羅列了他認為的263種愚蠢現(xiàn)象。雖然作者批評政治正確，但他批評的目標主要還是西方的，而他的祖國意大利首當其沖。實際上，愚蠢是全球通用的。愚蠢不分年齡、性別、職業(yè)。《人類愚蠢辭典》收集的主要是文化和科學精英的愚蠢故事，也沒有放過政治和大眾之中的愚蠢。

愚蠢的病源

奧迪弗雷迪是意大利人，他對意大利不吝批評。在OCSE（經合組織）辭條，他說，在經合組織的34個成員國中，意大利人的閱讀、寫作能力墊底，計算能力倒數(shù)第二。他說：“三分之二的意大利人每年連一本書都不讀。他們到底是無知還是愚蠢呢？”當然，比讀書更重要的是讀什么書——很多書都是胡扯。OCSE是經合組織的意大利文首字母，英文是OECD，在拉脫維亞（2016年）和立陶宛（2018年）加入之后，現(xiàn)在有36個成員國。意大利不會排在這兩國之前。

奧迪弗雷迪認為，批評有助于改變一個國家的愚蠢。在Eco（Umberto）辭條——Eco（艾柯，1932－2016）是意大利哲學家和小說家——他引用艾柯在《大眾的超人》（1976年）中的話：當所有人都是傻瓜，智慧的世界里不存在諷刺的時候，“這時需要一位批評愚昧的學者，”憤世嫉俗地向所有人販賣智慧的安慰劑。奧迪弗雷迪說：“如果說當代意大利沒有淪為一個傻瓜王國，那都是艾柯的功勞。他就是那個愚昧批評者。”他相信，一位批評者就能夠挽救一個國家。

Politici（政客）辭條是對政治的批評。拿破侖曾說：“在政治上，愚蠢不是一種劣勢。”奧迪弗雷迪解釋說：“政客必須取得大部分是蠢人的民眾的歡迎。所以，一個不愚蠢的政客也必須裝得很蠢。”另一方面，他說：“如果一個人的演技不出神入化，那么他的表演一定沒有自然行為更具說服力，也就是說，在政治中不愚蠢就是一種妨礙。”

大眾流行文化也不能提高智力，因為它傳播的是愚蠢。在Memi（文化基因）辭條，奧迪弗雷迪說：“如達爾文進化論闡述的，得以生存的文化基因不是那些‘更好’的，而是更‘適應’傳播的，與它對我們是否有用無關。”他認為這就是為什么“愚蠢病能如此廣泛傳播的原因”。

宗教及宗教性的教育也傳播愚蠢。意大利是羅馬天主教教廷所在地（雖然梵蒂岡是一個獨立的國中之國），深受教廷的影響。在Miracoli（奇跡）辭條，奧迪弗雷迪說：“在我們這個‘神跡之國’中，不管公立還是私立學校，無不在推行一種催眠式的教育。難怪約瑟夫·德·邁斯特狂妄地說出：‘給我們五到十年，他們就將永遠屬于我們。’”能夠在洗腦教育之后重新獲得思考能力的畢竟是少數(shù)，五到十年的“催眠式教育”便可以塑造一代新人。德·邁斯特是法國的神秘主義者、法國大革命時期的保皇派。他對歷史鐵律的認定、對暴力流血的冷漠，使伊塞亞·柏林把他與后來法西斯主義的興起聯(lián)系在一起。根據柏林對思想史的研究，墨索里尼是德·邁斯特的繼承人。

愚蠢與惡意

從《人類愚蠢辭典》的多處引用可知，“愚蠢”在西方是一個持久的話題，他們有深入的研究，就好像“道德”在中國。 Cipolla（Carlo）（奇波拉）是一位作者的名字，奧迪弗雷迪用他作為一個辭條。卡洛·奇波拉著有《人類愚蠢基本法則》（1976年）。法則的第一條說，蠢人的數(shù)量永遠比想象的多；第四條說，蠢人潛在的危害性常常被低估；第五條說，在所有種類的人之中，蠢人是最危險的一種。奧迪弗雷迪接著奇波拉的話說：“‘蠢人’，即所謂的損人損己者，確實是最危險的一類人。他們也是最常見的一類人，這說明我們所處的是萬千平行世界中最糟糕的一種。”

奧迪弗雷迪又引用科幻作家羅伯特·海因萊因在短篇小說《帝國邏輯》（1941年）中的建議：永遠不要把可以用愚蠢解釋的事情歸結于惡意。因此，奧迪弗雷迪對于官僚主義表現(xiàn)出同情的理解。在Malizia（惡意）辭條，奧迪弗雷迪引用巴爾扎克對官僚主義的定義：“由俾格米人操縱的巨型機械”，奸詐地使我們的生活變得復雜而艱辛。官僚只是其中的螺絲釘。他說：“其實，有時候給我們制造問題的并不是他們的奸詐，而是我們的無能。”這種無能是在巨型機械面前的無能。

但奧迪弗雷迪還說，有人提出過，“任何過分的愚蠢都很難跟惡意區(qū)分開”。他給出的結論是：“愚蠢、惡意與無能之間是緊密聯(lián)系的。”他既然得出這個結論，就離不開漢娜·阿倫特的洞見。

果然，在Nazismo（納粹）辭條，奧迪弗雷迪說到阿倫特提出的“平庸之惡”，他還提供其他人的研究作為證據。平庸使人服從惡。所有人都可能因為平庸而感染惡。奧迪弗雷迪也沒有把自己放在平庸的危險之外。他說：“我們之所以沒有成為納粹分子，不過是因為沒有極權主義力量為我們提供機會愚蠢地順服他們罷了。”不過，首先要有惡勢力的崛起，才會有平庸者的服從。

奧迪弗雷迪相信技術，不太接受人在此外的其他創(chuàng)造。他反對機場安檢。在 Contrallidisicurezza（安檢）辭條，奧迪弗雷迪引用美國作家亨利·戴維·梭羅的話：“無論那一種傻子，都會為自己創(chuàng)造一套規(guī)則，而傻子都會去遵守這套規(guī)則。”奧迪弗雷迪正確地把這句話引向官僚主義，但他卻舉了一個不恰當例子：在恐怖襲擊之后加強的機場安檢。他認為機場要求人們在安檢之前丟掉礦泉水瓶子只是為了掙一點水錢。這種心態(tài)大約也存在于他對計算機的“安檢”中吧。

人工智能最大的潛在危險可能就在于計算機沒有精神，至少目前還看不到有這種可能。因此人工智能對人類的可能危害不是來自它的愚蠢，而是瘋狂。高智能瘋狂的惡意可能比愚蠢產生的惡意更加危險，而奧迪弗雷迪的“碼農”思維模式必然削弱對這種危險的預防，因而也是愚蠢的。

奧迪弗雷迪也能接受核電站的潛在危險，這大約是因為核能屬于科學和技術的范疇。在Nuclear（核能）辭條，他認為與煙草、車禍相比，核能事故的受害者數(shù)量是微不足道的。但他又說：“至于核電站的安全問題，連科技如此先進的日本都栽了跟頭，更不用提我們這樣的落后國家了，我們可是連城市垃圾都不知道如何清除！”這個“落后國家”是奧迪弗雷迪的意大利。

反對藝術和形而上學

在Matt（瘋子）辭條，奧迪弗雷迪說：“有嚴重精神問題的藝術家（畫家、音樂家、作家）和思想家（神學家、哲學家、科學家、數(shù)學家）不計其數(shù)，但只有托爾斯泰敢于說出真相：如果一個藝術家生了病，那么他的作品也會被傳染，還能再傳染給其他的健康人。托爾斯泰當然指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但這句話對于他自己和其后半生創(chuàng)作的作品也同樣適用。”精神疾病不一定是愚蠢，很多時候是聰明過分。奧迪弗雷迪在這里也沒有說愚蠢。嚴格說來，沒有完全的精神健康，正如沒有完全的身體健康。但人類的發(fā)展正是由這些在當時看來精神不是很健康的人推動的。

奧迪弗雷迪說：“所有神學家和許多哲學家，往往比一般歌手和小說家更聰明，卻如此愚蠢地相信在玄學的文字背后，藏著人和上帝的靈魂，或者其他什么東西。這本身就是一個謎團。他們不停地用抽象的概念替換具體的事物，用語言文字替換真實的世界。”這是一個精確的批評。

但奧迪弗雷迪繼續(xù)向前走。他反對整個形而上學。把辭條Metafisica翻譯為“玄學不恰當。“玄學”在中國有特定含義，即魏晉時期的一種學問，因此，直接翻譯為“形而上學”可能更好。奧迪弗雷迪把形而上學視為對文字的迷信。在Hegel（黑格爾）、Voltaire（伏爾泰）、Blake（布萊克）、Pascal（帕斯卡爾）、Dostoevkij（陀思妥耶夫斯基）、Platone（柏拉圖）等辭條，他指出的愚蠢所在之處都是這些偉大人物的形而上學或他們對精神世界的探索。

例如，在Tolstoj（列夫·托爾斯泰），奧迪弗雷迪認為，在《戰(zhàn)爭與和平》（1869）和《安娜·卡列尼那》（1877）這兩部公認為最偉大的小說中，愚蠢并沒有出場。“可是，雖然托爾斯泰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樣屬于天生的傻瓜，卻不幸與帕斯卡一般在某一時刻變成了傻瓜。”他認為，《安娜·卡列尼那》最后幾頁已經顯露出危險的苗頭，理由是托爾斯泰陷入了“對精神的探索”。

在Platone（柏拉圖）辭條，奧迪弗雷迪說：“根據熱力學第二定律，世界的走向是越來越糟的，所以，有帕斯卡和托爾斯泰這種原先不蠢后來卻越來越糊涂的人十分正常。但像柏拉圖這樣從愚蠢到清醒的人，卻很不正常。”熱力學第二定律的表述是：不可能把熱從低溫物體傳到高溫物體而不產生其他影響。因此，一個孤立系統(tǒng)中的總混亂度不會減少（實際上是不斷地增加）。但是，正是因為有這些人，我們的世界才沒有成為一個孤立系統(tǒng)。

不過，即使蠢人也會有精神需求，至少希望長生。在Aldilà（往生世界）辭條，奧迪弗雷迪說，相信往生世界的不僅僅是老太太們。養(yǎng)生就是因為害怕死亡。古人煉丹服藥。養(yǎng)生術走向民間之后，這些年長生的靈丹從雞血到綠豆，都是容易獲得的親民產品，受騙上當?shù)娜巳匀皇抢咸珎儯€有老頭子們。在Morte（死亡）辭條，他說：“我們意大利的愚蠢文化，一直竭盡所能地試圖消除死亡的概念。”其實，談論死亡在大多數(shù)文化中都是禁忌，唯物論者往往有更多恐懼。

當然，愚蠢也常常閃爍著智慧的火花，引人發(fā)笑。奧迪弗雷迪引用伍迪·艾倫在《扯平》（1971）中的話：“我并不相信有什么往生者的世界，不過我還是會帶上換洗的衣服。”他很無知。在天堂不是按需分配嗎？怎么還需要帶上人間的換洗衣服？伍迪·艾倫還說過一句更有名的話：“我不害怕死亡，只是當它到來的時候，我不想在場。”仿佛死亡與他處于量子態(tài)，不可能同時被測量。

對邏輯的濫用

奧迪弗雷迪指出他的國家有很多科學盲成為騙子的受害者。這是事實。但他對科學的理解是僵化的。科學是一個嚴格的體系。同時，對于有創(chuàng)造力的科學家而言，科學也是一個開放體系。

《人類愚蠢辭典》的NewAge（新時代）辭條是一個英文詞組，1980年代的一場西方運動。奧迪弗雷迪反對這場運動“把古老的瞎話重新挖出來，使一種迷信得以復蘇”。這種迷信尤其崇尚古代東方，認為東方的古人早已洞悉一切，包括現(xiàn)代物理學的基礎定律。他說：“卡普拉的《物理學之道》（1975）與祖卡夫的《物理大師之舞》（1979）將這些觀點廣為傳播，也使各種各樣的蠢話飄洋過海到達全世界。”

《物理學之道》的“道”是Tao，漢語“道”的英譯。《物理大師之舞》中的“物理”用的是漢語拼音。卡普拉（FritjofCapra），1966年獲得維也納大學理論物理學博士學位，此后在英、法、美多所大學任職，包括在加州的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1975－1988）。《物理學之道》的副標題是“近代物理學與東方神秘主義”。這個漢譯省去了原文中“之間的平行關系”。近代物理學與東方神秘主義是兩條平行線，在歐幾里德空間內永遠不會相交。但是否相交取決于我們在什么樣的空間內思考。在羅巴切夫斯基幾何中，過平面外一點可以引有無數(shù)條與另一條直線相交。

祖卡夫（GaryZukav）的學術經歷不如卡普拉。祖卡夫在哈佛大學的本科五年中，有一年騎摩托車在歐洲、北非、中東旅行，從哈佛畢業(yè)后加入美軍，畢業(yè)于陸軍特種作戰(zhàn)學院，越戰(zhàn)期間在越南、老撾執(zhí)行秘密任務。《物理大師之舞》是他的第一本書，受到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的科學家的啟發(fā)，這時卡普拉還在那里工作，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他是出現(xiàn)在奧普拉·溫弗瑞秀中最頻繁的嘉賓——高達35次。《物理大師之舞》的“物理”用的是漢語拼音WuLi。據祖卡夫的解釋，除“物理”之外，WuLi還包括同音詞“無理”。無理是數(shù)學、物理的一個組成內容。

對于受過良好科學教育的人，這兩位科普作者的觀點不太容易引起共鳴。但神秘主義確實能夠啟發(fā)科學家。戴維·玻姆（DavidBohm）接受印度哲學，支持祖卡夫，但不敢公開。玻姆認為，任何人都回避不了形而上學。他說，形而上學是處理事物第一原理的哲學分支。人們并不知道實在的終極本性，所以許多現(xiàn)代哲學家和科學家都反對搞形而上學。但玻姆在形而上學中獲得靈感。

在“新時代”辭條，奧迪弗雷迪說：“尼爾斯·玻爾與埃爾溫·薛定鍔向東方尋求一種適用于量子力學的玄學。”他對這些偉大的科學家的批評，實際上為東方的形而上學提供了某種程度的科學支持，雖然這兩者未必密切相關。玻爾在他的門前掛了馬蹄鐵——西方有馬蹄鐵避邪的迷信。他對疑問者說：“我不信，不過人們說即使對不信的人它也管用。”這句話同樣適用于科學。

不能把世界交給奧迪弗雷迪這樣的技術專家和邏輯學家，否則人類將失去科學想象力。

對榮格的批評與肯定

在Psicanalisi（精神分析）辭條，奧迪弗雷迪說：“一個精神分析學家假如不是狡猾的學者，那必定是個十足的笨蛋。”這對弗洛伊德開創(chuàng)的學派是不公平的。相比之下，他對榮格是溫和的。在NewAge（新紀元運動）辭條中，奧迪弗雷迪認為，包括“卡爾·榮格的中世紀煉金術”等人轉述的“古人的蠢話，成了現(xiàn)代子孫最佳的營養(yǎng)品”。這一類“古人的蠢話”其實是現(xiàn)代智慧的重要來源。科學史家認為煉金術是現(xiàn)代化學的源頭，奧迪弗雷迪也是知道的。他又批評對數(shù)字的迷信。在Numerologia（數(shù)秘術）辭條，他說：“數(shù)秘術是算術之母，到今天也未曾脫離關系。”

其實，榮格并不是要復蘇煉金術，也不認為煉金術對于現(xiàn)代科學有任何價值。他看到的是煉金術的心理學意義。從爐火的煉金轉向心理的煉金，這個過程在中國的煉丹術也同樣出現(xiàn)，表現(xiàn)為外丹向內丹的轉變，在唐朝完成，但唐人服丹的仍多。這種轉變已宣告實物的煉金術和煉丹術的失敗，人的心理卻仍然深不可測。這是人工智能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不能成為人的原因之一。

奧迪弗雷迪不認為榮格在所有方面都是愚蠢的。在 Coincidenze（巧合）辭條，奧迪弗雷迪總結有兩種“有意義的巧合”：被正常人稱為“生活怪事”、被不正常人稱為“神奇經歷”。他對這兩種巧合似乎都不置可否，但又承認后者是正確的。他說：“實際上，存在著被卡爾·榮格定義為共時性的事件”，即彼此聯(lián)系的事件同時或在較短時間內相繼發(fā)生，但又不是由因果關系產生的，例如，夢中或談到的事情隨即真實地發(fā)生了。奧迪弗雷迪說共時性事件是“偶爾卻又不完全偶爾”地被聯(lián)系在一起。如何用計算機語言表達共時性？這需要專業(yè)人士或量子計算機的解答。

奧迪弗雷迪說：“令人驚奇的是，共時性最明確的一個例子來自量子力學領域神秘的量子糾纏現(xiàn)象，告訴我們宇宙中和地球上互相有連接的東西比我們想象的要多。這當然與反科學的巫毒教不是一回事，而是真實的科學，不過模糊起來看卻是有些相似。”巫毒（voodoo）源自西非的原始信仰，盛于海地。奧迪弗雷迪承認巫毒與量子科學有某種相似，雖然需要“模糊起來看”。他在這一點比榮格走得還遠。他對于巫毒的某種程度的承認，大約因為榮格的共時性說的影響吧。

總體而言，奧迪弗雷迪是反對宗教的。在Stupidità（愚蠢）辭條，他說：“蠢人既可以是通才，也可以是專家，區(qū)別在于他的愚蠢是擴展到整個宇宙世界還是局限于某個范圍之內。”當然，還有既不是通才也不是專家的真正蠢人也要狂熱地把他們的愚蠢擴展到整個宇宙，卻只能在地球的角落里制造悲劇。

西方人把他們對愚蠢的研究作為揭露愚蠢的工具。在道家，“愚”有特別的意義。《列子》有愚公移山的故事。白居易《感所見》說：“巧者焦勞智者愁，愚翁何喜復何憂。其嫌山木無人用，大勝籠禽不自由。”“山木”是《莊子》中的一則寓言。愚公有毅力，愚翁有自由。無論做事還是不做事，愚都值得贊美。道家的愚不是世俗的愚蠢。后一種愚蠢適合更多的人，因此也更流行。

奧迪弗雷迪對愚蠢的批評可以作為我們自照的一面鏡子，而另一些則暴露了他的愚蠢——任何人都不能免于某種愚蠢。即使不能完全接受他對愚蠢的劃分，閱讀《人類愚蠢辭典》仍會有收益。

（本文完成于二〇一九年四月一日愚人節(j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