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dǎo)語：但越是狂熱的年代，就越顯出這些笨人的可貴。正是他們不失時機得抬高槍口，松開扳機，停下坦克，人類社會才保住了起碼的尊嚴和體面。我們活在一個騰圖遮天的時代，政治很臟，經(jīng)濟很臟，連文化都帶著腐爛的臭味。我們的心本應(yīng)該如秋水長天，但長期放在灰塵之中，也會變得又黑又臟，而且還是極為脆弱
慕容雪村: 論當代中國國民的四種人格
本報記者 鐘蓓 實習(xí)生萬崎/整理、編輯
在中國大陸生活有一個明顯的好處，就是隨時可以分清理論和現(xiàn)實。有些權(quán)利，在理論上擁有，在現(xiàn)實生活中就沒了； 有些收入在理論上增加了，一進菜市場就發(fā)現(xiàn)買不起肉了；有些人在理論上站起來了，實際上還在那里跪著。
當代中國是一個光怪陸離的所在，幾乎每天都會發(fā)生一些悲慘的事、荒唐的事和令人哭笑不得的事。那些數(shù)不清的礦難，那些結(jié)石嬰兒，那些校車事故、動車事故，食品安全事故，那一樁樁強拆血拆，那一樁樁貪腐案件，那些因為躲貓貓、喝開水而慘死在監(jiān)獄里的囚犯，以及那些風(fēng)起云涌的群體性事件，我們可以確定，在未來幾年之內(nèi)，這些事情不僅不會絕跡，相反他們會以更激烈的面目出現(xiàn)在我們面前。而這些事件大多指向一個原因，那就是沒有邊界沒有規(guī)則，也不受約束的政府權(quán)力。
這些年，我經(jīng)常來香港，每次來我都會買一些時事政治雜志，重點是看那些時事政治觀察家對大陸未來的預(yù)測和分析。在我看來，這些預(yù)測和分析都忽略了一點，就是中國大陸居民長期所受的教育形成的人格。這些人格不僅影響了中國的今天，也必然會影響中國的未來。
這些人格中的第一種我稱之為“麻木人格”。民眾被剝奪了大多數(shù)的權(quán)利和自由，僅剩的一點點也常認為是政府恩賜的，因為是恩賜的，所以被剝奪被侵害都屬正常。在強大的暴力之下，民眾不能反抗，也不敢反抗，于是就心甘情愿地接受底下的身份，貧窮的生活，以及悲慘的命運。久而久之，很少人會去思考這種命運是否應(yīng)該，是否公平，是否合理。
人是被搶了，就餓了；被人打了，就忍著；自己的房屋被推倒，那就看著；老婆被捉去流產(chǎn)，那就哭著。人們低眉順眼地活著，不叫疼也不叫苦，閉著嘴躲貓貓，閉著嘴打醬油，閉著嘴做俯臥撐，連死都是閉著嘴死，這種種閉嘴都是因為一個前提：惹不起。
我們知道，如果你單獨面對的是一個流氓，你惹不起還能躲。但如果你面對的是一個流氓的制度，那么你惹也惹不起，躲也躲不起，唯一的選擇就是改變它。對自己的麻木也往往是對他人的殘忍和刻薄，如果同情心可以量化，我們將悲哀地發(fā)現(xiàn)，大陸的同情心指數(shù)非常低。在著名的“小悅悅事件”中，兩歲的女孩慘死于道路之中，十八位路人無一肯施予援手。其實這十八個人不僅只代表他們這十八個人，更代表一個龐大的群體，一個極度不善良的群體。他們可以怒斥身邊的乞丐，也可以漠視遠方的受難者，甚至對于自己的親人的困難也極少給予同情。有人挨打他就在旁邊圍觀，有人哭訴不幸他就在旁邊冷冷地嘲諷，甚至在有人他要自殺的時候，這種人首先想到的是，“哦，他在炒作，他要出名”。
我曾經(jīng)為這種人畫過一幅畫像，沒人為他說話，他忍著，他看著，為他爭來權(quán)利了，他感謝命運，說“嘿，該是我的就是我的”，沒爭過來什么，他就扮演先知，說“早知沒什么用，你折騰什么呀？”，為他說話的人被抓了，他就在一旁竊笑，說“活該，讓你折騰。”
我們知道，大作家喬治•奧威爾曾經(jīng)寫過一本著名的反烏托邦小說叫《1984》。在《1984》中，男主角溫斯頓•史密斯和女主角茱利亞曾經(jīng)有過一段驚心動魄的對話。他們從無所不在的監(jiān)視網(wǎng)中脫身，幽會于草地上，等他們把該做的都做了之后，溫斯頓對茱利亞說，“你跟男人的上床次數(shù)越多，我就越愛你，你明白嗎？”茱莉亞說，“完全明白”，溫斯頓接著說，“我痛恨善良痛恨純潔，痛恨他媽的一切美德，我希望每個人都腐敗透頂”，茱莉亞回答說：“我配得上你的愛，因為我腐敗透頂。”我們可以把這個看做是中國大陸人格的晚期階段，到了這個階段，人們會對一切美好的事物表示懷疑，甚至痛恨。他們會對一切的善意言行都不再相信，甚至表示極大地懷疑和仇恨。到了這個階段，他們就不再麻木，相反，變得極為憤怒， 而且還會極為暴戾，一點點小事都會引起他的萬丈怒火，然后不擇手段、不分對象地進行報復(fù)。而更為殘忍的是，他報復(fù)的對象往往是比他更弱小和不幸的群體。
我拿魯迅筆下的阿Q打過一個作比方，我說阿Q被村長打了，不敢還手于是就只能去打王胡，又打不過王胡，就只有去打小弟，小弟也打不過，就只能去打吳媽，連吳媽也打不過，就只能去打幼兒園的孩子。其實這并非笑話和虛言，這些年中國大陸層出不窮的幼兒園的屠童案就是一個明證。
我講的第二種人格，可以稱之為“事實接受障礙”，因為長期的蒙蔽，必然會降低整個社會的學(xué)習(xí)能力和認知水平，人們不愿意接受也接受不了那些明顯的事實，甚至不惜為謊言辯駁。在這個意義上，誠實不僅僅是一個道德問題，也是一個能力問題。
時至今日還有人在懷念文革，認為那是一個腐敗沒有平等的年代。所以我們看到，在天安門廣場上的毛澤東紀念館，有各地的游客排著隊絡(luò)繹不絕地排著隊去瞻仰膜拜他的遺體。我們看到在中國大陸的公共汽車、出租車、私家車中，有不少司機會把毛澤東的照片像神像一樣掛在車前，祈求他的保佑與庇護。
在兩個月之前，在中國大陸的互聯(lián)網(wǎng)上，有過一場關(guān)于“大饑荒”的辯論。辯論的發(fā)起者是人民日報甘肅分社的社長林治波，他認為在中國1959年到1962年的那場大饑荒壓根就沒發(fā)生過。而就是這個惡意的編造，這場辯論持續(xù)了大概半個多月，最保守的估計，有幾萬人參與了這場辯論。在這場辯論中，你可以很驚訝于其中的觀點和分歧，有那么多人就認為大饑荒從來就沒有發(fā)生過，只是一小撮壞人別有用心地編造；還有些人會認為饑荒確實發(fā)生過，但是是在極短的時間和極小的范圍之內(nèi)，絕不可能有那么多人餓死。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他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質(zhì)疑，有人會問，既然餓死了那么多人，萬人坑在哪里？有人會問，這么大的災(zāi)難，為什么從來沒見報紙和電視報道過，有人會問，既然中國曾餓死了那么多人，那么中國為什么還要實行計劃生育，另外有一些人會問，既然餓死了那么多人，請問你家里餓死了幾個，有人會實際證明，我的家鄉(xiāng)雖然也很貧窮，從來沒聽說過有人還被餓死的。這些質(zhì)問的固然是很荒謬，但是最荒謬的還是最后一個問題，有人問，既然他們沒飯吃，為什么還不吃肉。
第三種人格可以稱之為“奴仆人格”。正如魯迅所言，在中國歷史上其實沒有那么多時代，只有兩個時代，就是暫時坐穩(wěn)了奴隸的時代和欲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古代的奴隸終于皇帝，忠于朝廷，而現(xiàn)在的奴隸大多認為自己不是奴隸，而是國家的主人。他們從小就被教育要忠于集體，忠于國家忠于黨，但是很少提到忠于自己。這種人會把政府視作是至高無上的存在，任何批評政府的人為被他們視為天敵。他們往往會自認為是愛國者，一切事情都必須是跟愛國這兩個字發(fā)生關(guān)系才有意義：他們學(xué)習(xí)是為了國家，他們工作是為了國家，他們鍛煉身體是為了國家，他們保護視力也是為了國家，甚至連衣食住行跟性愛也都是為了國家。為了所謂的國家利益，其實他們所說的國家利益常常都是政府利益，黨派利益和少數(shù)人的利益，為了這所謂的國家利益，有許多人都隨時準備捐軀。
在最近發(fā)生的釣魚島事件或黃巖島事件的領(lǐng)土爭端中，你會發(fā)現(xiàn)有那么多人會說“如果要去死的話，我愿意去死”。其實事情還沒那么嚴重，在正常的國家，民主自由和人權(quán)斗士不錯的詞，但在他們眼中，這些都是帝國主義的陰謀。這樣的奴仆人格，如果加上長期的仇恨教育，就會變得極為得乖張暴戾，成為所謂的“暴徒人格”。
在這些暴徒看來，世界上大多數(shù)的媒體都是反華媒體，一切人權(quán)組織都是反華勢力，任何異議人士都是西奴、漢奸、賣國賊。一個中國女人如果嫁給了外國人，那就是恥辱，相反，如果一個中國男人找了一個外國女人而如果是外國妓女那就是最好，他們就認為這是為國家報了仇。我不只一次聽這些愛國憤青們描述他們的理想，說“發(fā)財之后必去日本，去了日本一定要找日本妓女。然后把國仇家恨、百年恥辱、滿腔怒火全部發(fā)泄到她們身上，直至精盡人亡”。
這些人會公開鼓吹戰(zhàn)爭，會經(jīng)常叫囔中日之間必有一戰(zhàn)，中美之間必有一戰(zhàn)。其潛臺詞不言而喻，就“是即使你不來打我，我也會要打你”。甚至有人會公開談?wù)撚妹窈娇蜋C運送原子彈，然后運到日本引爆。你可以在谷歌上或者是內(nèi)地用的搜索引擎百度上，輸入幾個字“原子彈炸東京”，看看會出來多少結(jié)果，同上述的話語和表現(xiàn)中，你們很容易就聽到殘忍的意味。
在本質(zhì)意義上，現(xiàn)在的這群愛國憤青跟半個世紀前的紅衛(wèi)兵是一個團體，沒有本質(zhì)的區(qū)別：他們同樣的盲目，也同樣的憤怒，有著殘忍的面孔和志向，而且極不穩(wěn)定。在任何一個正常的社會，這種傾向都應(yīng)該被視為危險的事物，但是在中國大陸，政府長期縱容和玩弄他們的憤怒，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年，有幾個合法的反外游行大都以這群人為主體，這其實就是在玩火，如果條件時機成熟，這團火焰足以摧毀一切。
第四種我稱之為委屈人格。對許多人而言，中國大陸的生活都是一種缺乏安全感的生活。在這里，法律常常形同虛設(shè)，權(quán)力隨時都有可能越軌。在守法和違法之間，幾乎沒有什么界限。幾乎每家公司都在偷稅，幾乎每個人都有不檢點的言行。不查，個個都是孔繁森，一查，個個都是王寶森。這話其實不僅僅適用于官員，也適用于平民。
以一家小店的慘淡經(jīng)營當中，有許多部門和機構(gòu)都會對它發(fā)生直接的作用，工商、稅務(wù)、消防、治安、衛(wèi)生防疫，任何一種權(quán)利都有可能讓它關(guān)門，任何一次代辦都有可能面臨滅頂之災(zāi)。在這種不安全的驅(qū)使之下，人們大多沒有長期計劃，只著眼于眼前利益。在官場在商場在私人利益當中，出現(xiàn)了大量的唯利是圖、背信棄義的行為。官員拼命地撈錢，商人不擇手段地牟利，一旦賺足了錢，他們就迫不及待地轉(zhuǎn)移財產(chǎn)，甚至是拼命地揮霍，感覺像是我老家的一句諺語，“被大火燒掉的明天”。
這種不安全感還是本來躁動的人群更加躁動，我們在這中國內(nèi)地坐飛機，常常會有這樣一種感覺。在飛機上，常常會看到這樣一個景象，飛機還沒有停穩(wěn)，立即就有人站起來打開行李箱，把自己的行李抓在手中。開車走在路上，只要前方有一個車身的空隙，就會有其他車輛不顧死活地擠到前面去。只要在排隊，就總是有人走捷徑，鉆孔當，破壞規(guī)則。
這種不安全同時也加劇了人際關(guān)系的緊張，人們之間很少會有彼此信任、徹底敞開心懷的情況，按常常的情況是，互相戒備互相猜疑甚至是互相仇恨。“一人有難八方支援”，在很多時候都是個神話，更多的情況是，一人有難，眾人圍觀，甚至是一人有難，誰都不管。
以上種種人格其中有個人素質(zhì)的原因，更多的還是制度的催化和教唆。在長期的奴性教育，黨性教育以及仇恨教育之下，人們失掉了本心，忘掉了本能，甚至忘記了自己最最重要的屬性，人。我首先是個人，其次才是別的什么；我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才是我的社會擔當，這是最簡單的道理。但可悲的是，在中國大陸，有很多人一直活到死都不明白。
有些人會把吃苦，不管因為什么而吃苦，當成是一件催人高尚的事情。 在幾十年前，有一群城市青年被流放到農(nóng)村，這中間有無數(shù)的災(zāi)難，也有無數(shù)的痛苦，糟蹋了無數(shù)人的青春，甚至是毀了無數(shù)人的一生。但直到今天，還有無數(shù)人在為他們所受的苦難辯護，在給那些吃苦的人辯護，認為自己吃苦吃得好，吃得應(yīng)該。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寫過一本小說叫《被侮辱被損害的人》。在我們的生活中，常常會見到這樣的景象，那些被侮辱被損害的人，為自己所受到的侮辱與損害做辯護，找理由，甚至他們會為自己所受到的損害而歡呼和鼓掌。在中國大陸前幾年流行的一首歌，叫《忽而黑油》，講得就是知青生活，這首歌曾經(jīng)傳唱一時，很多人都會唱。
在中國大陸，“犧牲”也常常被作為是一個非常高尚的詞。很少有人明白犧牲的本意其實并不那么高尚，它的本意只是指在“祭祀中用的牲畜“。有許多歌曲、許多文章、許多英雄事跡都是在號召人們犧牲。公廁木桶的漏水了，怎么辦？把自己它撈起來；大隊的牛羊在風(fēng)雪里失散了，怎么辦？犧牲自己，去把它們找回來。時至今日還有人在鼓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不怕苦還可以勉強理解，但不怕死就十足荒謬。
我沒有找最近的圖片，這是一張過去的圖片，現(xiàn)在是和平年代呀，你號召別人不怕死是想干什么？他死了你有什么好處？這些并非陳年往事，翻翻報紙就會明白，荒謬的年代從未停止，它的遺毒也從未真正地肅清，那些反人性的口號和召喚也從來沒有離開我們的耳邊，它就在我們身邊。在這里，我替大家像北京大學(xué)的孔慶東教授學(xué)習(xí)。他在去年創(chuàng)造了一個”三媽“文體，所以，諸位不如效仿，如果有人號召你去吃苦，你就說”去你媽的“，如果有人號召你去犧牲，你就說“滾你媽的”，如果有人你去大義滅親，你就把孔教授最后一句話說出來。
除了犧牲還有奉獻，幾十年代中國大陸政府幾乎沒有停止要求人們?nèi)シ瞰I。幾乎每一位貪官在落馬、東窗事發(fā)之前，都曾經(jīng)大講特講奉獻，貪得越厲害，講得也就越厲害。其實這本身就能說明問題。事實上，奉獻和掠奪往往是并生的，它們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你的奉獻，往往就是他的掠奪。一家公司，如果號召他的員工無私奉獻，其潛臺詞就是，你多吃點苦，多干點活，我少給你一點錢；如果一個國家，一個政府號，召它的人民去無私奉獻，其實無異于赤裸裸地公開掠奪。
有人會問，難道一個社會不需要奉獻精神嗎？我要說的是，一個社會固然需要那種甘于付出，見義勇為的行為， 但同時更需要的是自由平等的契約關(guān)系。這兩者有先后關(guān)系，即限定契約后談奉獻，無契約怎么奉獻，無自由也不奉獻。
在報紙上、電視上，我們也常常會看到這樣的新聞，有人住上了早就該住上的救濟房，或者是領(lǐng)到了早就該領(lǐng)到的救濟金、撫恤金，于是就眼含熱淚說“感謝政府”。我們沒有理由去批評說這些話的人，我們只應(yīng)該去譴責(zé)那些坦然無愧去接受這些感謝的話的人。你的納稅人活得這樣艱難，你的納稅人活得連飯都吃不上，你還有什么臉接受他們的感謝？
現(xiàn)在我們知道，政府不是什么偉大的光榮的永不犯錯的組織，他的權(quán)力應(yīng)該是我們分給他的，他應(yīng)該是我們選出來的。在某種意義上，他就相當于我們的保安員或者清潔工，拿我們的錢，掃我們的地。如果一個清潔工把地掃得很干凈，我們有必要像余秋雨老師那樣含著熱淚感謝他們嗎？那不是他們應(yīng)該做的嗎？我不是要歧視清潔工，但還是想說，如果有一個清潔工不好好干活，去要求你感謝他，甚至要求你無條件地去愛他，你就應(yīng)該這么說，“我可以罵臟話嗎？”如果不行，那你就應(yīng)該這么說，“什么愛不愛的，先把地掃干凈再說”。
關(guān)于政府，最好的論述來自托馬斯•潘恩，他說，在最好的情況下， 政府也不過是一種必要的餓，而在不好的情況下，它就是一種難以忍受的餓。我們知道政府所花的每一分錢，都是從我們的荷包里掏出來的，所以要時刻查他們的賬。如果清潔工買一把掃把要花幾萬塊，那就應(yīng)該說他是貪污，如果清潔工，給自己買了價值幾十萬的手表，用你的錢，那就應(yīng)該說他是腐敗，如果有清潔工， 為了掃地的事，天天大宴賓客，喝幾萬塊一瓶的茅臺，抽幾百元的香煙，那其實我們每個納稅人都應(yīng)該這樣去想，換做是你會不會更好？
明智的政府會承認自己有無能之處，所以很多工作都必須要依靠民間力量，而只有萬能的政府往往也就是無能的政府，它什么都管，可什么也管不好。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中國大陸在經(jīng)濟上確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讓許多人都擺脫了貧困，如果非要說這是政府的功勞，那事實上，是政府什么都不再管的功勞，或者說是他放棄管制的功勞。三十年代的歷史證明，凡是放松管制的領(lǐng)域，都表現(xiàn)出勃勃的生機。比如說家電行業(yè)，放棄了對家電的管制之后，在幾年之內(nèi)，中國的家電行業(yè)就能跟世界其他品牌相抗衡，而且?guī)缀踹€取得了優(yōu)勢。與此同時，凡是政府嚴管的領(lǐng)域，大多都一派死氣沉沉。
我們可以想一想，為什么中國的電影這么差勁？因為電影管制；為什么中國的電視劇這么難看？因為電視劇管制；為什么當代中國少有文學(xué)上的杰作？因為文化管制，文化審查。我們還可以問，為什么當代中國的足球，尤其是男足這么臭？原因很簡單，因為有一個足協(xié)。
世界上的政府，如果我們用最簡單、粗暴的方法，大致可以分為兩種：要臉的和不要臉的。要臉的政府往往會聽取批評意見， 即使不情愿，也會強迫自己做出謙虛的樣子；而不要臉的政府，往往會只喜歡歌功頌德，甚至有時候馬屁拍得不是地方，也不引起他的勃然大怒。在后一種政府的統(tǒng)治之下，負面新聞往往都會被屏蔽、遮掩。
事實上，我覺得負面新聞本身就有問題，把那些壞事說出來，這本身就并不是壞事，把那些不良的習(xí)俗、行為，糟糕的結(jié)果報道出來，只會讓人們更加警惕更加小心，而不是爭相效仿。
經(jīng)驗證明，人們從負面新聞中學(xué)得更多。看三十年新聞聯(lián)播也未必能學(xué)到什么有用知識，而“小悅悅事件”，就可以明白父母的責(zé)任，和路人之所因為的。
在這里，我要說，真正的愛國者，不僅要愛國家的光榮，也要愛國家的困難，不僅要愛國家的繁盛與紅火，也要愛國家的創(chuàng)傷和疤痕，要愛那些苦難的日子、悲慘的日子，以及苦難和悲慘的日子。
剛才提到的喬治•奧威爾，還曾經(jīng)參加過1938年的西班牙戰(zhàn)爭。他在戰(zhàn)場上擔任狙擊手，有一天早上，他端著槍，在自己的陣營里，從敵方戰(zhàn)壕里走出一個士兵，光著上身，兩手提著褲子小便，奧威爾本來可以一槍將他射殺，但他猶豫了很久還是放棄了。事后他說，“一個兩手提著褲子的人，怎么可能是個法西斯分子？你見到一個兩手提著褲子的人，你怎么忍心摳著扳機？”這就是奧威爾很有名的反問，這也是我認為人類區(qū)別于動物的根本之處，高貴的同情心。
在這里，我要對那些拆遷隊、截訪隊和城管隊員們說，我知道你們負有職責(zé)， 但是還是能偶爾想起奧威爾這個反問，我也知道你的上司對你也會有所要求，但是還是請你珍惜，珍惜那個良心偶然跳動的時刻。也許你的心中充滿了正義感，覺得自己正在匡扶正義，保衛(wèi)國家，但在此之上，還有更大的正義，那就是我們作為人類的良心。你要知道，跪在你面前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和你一樣，有良心、有知覺、有父母妻兒，也有兄弟姐妹。你罵他，他就會怕你；你打他，他就會疼；你羞辱他，他就會嫉恨于你。你所做的不過就是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沒必要要為自己結(jié)下不共戴天的私仇。你可以履行職責(zé)，但不能把所有的仇恨抱在自己的懷中。
在江蘇揚州監(jiān)獄曾經(jīng)有過一處真實的慘劇。有一個獄卒無辜地毆打某一個犯人，犯人們覺得這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但這位犯人卻有著不一樣的性格，他偷偷對這個獄卒說，你平時管理我，教育我，我都可以當你是在工作，我都可以當你是為了國家，但現(xiàn)在你無緣無故地打我，這就不是什么工作，而是你和我之間的私事，我現(xiàn)在不敢還手，但是你記住，總有一天你會為此付出代價。大約兩三年之后，這個犯人出獄了， 又過了幾天，那個獄警的孩子，被吊死在這個監(jiān)獄的門口。我也同樣痛恨這樣的暴戾，但是這樣來說，每位體制中人，為體制工作的人，都應(yīng)該在其中吸取教訓(xùn)。
如果仇恨是一把刀，請不要把它磨得太過鋒利，否則總有一天會倒轉(zhuǎn)過來刺傷自己。在權(quán)力不受約束的世界，在一個猛獸橫行的世界， 即使你權(quán)傾一時，也不會擁有絕對的長久的安全。今天你讓他躲貓貓，明天躲貓貓的就是你自己；今天你攔截上訪，明天被攔截的就是自己。現(xiàn)在我們知道，在那些被攔截的上訪者中， 不僅有貧民，也有官員，也有警察， 也有法官還有很高級的官員，有的甚至是信訪局長本人。
有人問高僧，“如何是善之始？”答曰：“慈悲清涼。”又問“如何是慈悲清涼？”。答曰：如秋水長天。
在我想來，所謂的“善之始“，就是指的有尺有格的現(xiàn)代公民；而慈悲和清涼，指的就是我們的慈悲和良知。常常有人會問，良心多少錢一斤？良知有什么用？我要說這些東西，真的沒什么用，但它卻是我們?nèi)酥疄槿说母疽饬x，也是我們區(qū)別于動物的根本之處。對他人的苦難抱有同情，在很多時候都會顯得不夠精明。
但越是狂熱的年代，就越顯出這些笨人的可貴。正是他們，人類社會才保住了起碼的尊嚴和體面。我們活在一個騰圖遮天的時代，政治很臟，經(jīng)濟很臟，連文化都帶著腐爛的臭味。我們的心本應(yīng)該如秋水長天，但長期放在灰塵之中，也會變得又黑又臟，而且還是極為脆弱。
在中國大陸，我們?nèi)ム]寄易碎物品的時候，服務(wù)人員會在外面印一個紅色的紅杯子印記。而在這樣的時代，我希望每個人的心口，都有這樣一只“紅杯子“，它可以時時提醒我們：這是慈悲之心，也是清涼之心，他如此珍貴，卻有如此脆弱，應(yīng)該時時拂拭，勿留塵埃，如秋水般清，如秋水般凈。
（本文根據(jù)慕容雪村在第23屆香港書展上的講座整理而成）
本報記者 鐘蓓 實習(xí)生 萬琦/整理、編輯
在第23屆香港書展上的慕容雪村 鐘蓓/攝
在中國大陸生活有一個明顯的好處，就是隨時可以分清理論和現(xiàn)實。有些權(quán)利，在理論上擁有，在現(xiàn)實生活中就沒了； 有些收入在理論上增加了，一進菜市場就發(fā)現(xiàn)買不起肉了；有些人在理論上站起來了，實際上還在那里跪著。
當代中國是一個光怪陸離的所在，幾乎每天都會發(fā)生一些悲慘的事、荒唐的事和令人哭笑不得的事。那些數(shù)不清的礦難，那些結(jié)石嬰兒，那些校車事故、動車事故，食品安全事故，那一樁樁強拆血拆，那一樁樁貪腐案件，那些因為躲貓貓、喝開水而慘死在監(jiān)獄里的囚犯，以及那些風(fēng)起云涌的群體性事件，我們可以確定，在未來幾年之內(nèi)，這些事情不僅不會絕跡，相反他們會以更激烈的面目出現(xiàn)在我們面前。而這些事件大多指向一個原因，那就是沒有邊界沒有規(guī)則，也不受約束的政府權(quán)力。
這些年，我經(jīng)常來香港，每次來我都會買一些時事政治雜志，重點是看那些時事政治觀察家對大陸未來的預(yù)測和分析。在我看來，這些預(yù)測和分析都忽略了一點，就是中國大陸居民長期所受的教育形成的人格。
這些人格不僅影響了中國的今天，也必然會影響中國的未來。這些人格中的第一種我稱之為“麻木人格”。民眾被剝奪了大多數(shù)的權(quán)利和自由，僅剩的一點點也常認為是政府恩賜的，因為是恩賜的，所以被剝奪被侵害都屬正常。在強大的暴力之下，民眾不能反抗，也不敢反抗，于是就心甘情愿地接受底下的身份，貧窮的生活，以及悲慘的命運。久而久之，很少人會去思考這種命運是否應(yīng)該，是否公平，是否合理。
人要是被搶了，就餓了；被人打了，就忍著；自己的房屋被推倒，那就看著；老婆被捉去流產(chǎn)，那就哭著。人們低眉順眼地活著，不叫疼也不叫苦，閉著嘴躲貓貓，閉著嘴打醬油，閉著嘴做俯臥撐，連死都是閉著嘴死，這種種閉嘴都是因為一個前提：惹不起。
我們知道，如果你單獨面對的是一個流氓，你惹不起還能躲。但如果你面對的是一個流氓的制度，那么你惹也惹不起，躲也躲不起，唯一的選擇就是改變它。對自己的麻木也往往是對他人的殘忍和刻薄，如果同情心可以量化，我們將悲哀地發(fā)現(xiàn)，大陸的同情心指數(shù)非常低。在著名的“小悅悅事件”中，兩歲的女孩慘死于道路之中，十八位路人無一肯施予援手。其實這十八個人不僅只代表他們這十八個人，更代表一個龐大的群體，一個極度不善良的群體。他們可以怒斥身邊的乞丐，也可以漠視遠方的受難者，甚至對于自己的親人的困難也極少給予同情。有人挨打他就在旁邊圍觀，有人哭訴不幸他就在旁邊冷冷地嘲諷，甚至在有人他要自殺的時候，這種人首先想到的是，“哦，他在炒作，他要出名”。
我曾經(jīng)為這種人畫過一幅畫像，沒人為他說話，他忍著，他看著，為他爭來權(quán)利了，他感謝命運，說“嘿，該是我的就是我的”，沒爭過來什么，他就扮演先知，說“早知沒什么用，你折騰什么呀？”，為他說話的人被抓了，他就在一旁竊笑，說“活該，讓你折騰。”
我們知道，大作家喬治•奧威爾曾經(jīng)寫過一本著名的反烏托邦小說叫《1984》。在《1984》中，男主角溫斯頓•史密斯和女主角茱利亞曾經(jīng)有過一段驚心動魄的對話。他們從無所不在的監(jiān)視網(wǎng)中脫身，幽會于草地上，等他們把該做的都做了之后，溫斯頓對茱利亞說，“你跟男人的上床次數(shù)越多，我就越愛你，你明白嗎？”茱莉亞說，“完全明白”，溫斯頓接著說，“我痛恨善良痛恨純潔，痛恨他媽的一切美德，我希望每個人都腐敗透頂”，茱莉亞回答說：“我配得上你的愛，因為我腐敗透頂。”我們可以把這個看做是中國大陸人格的晚期階段，到了這個階段，人們會對一切美好的事物表示懷疑，甚至痛恨。他們會對一切的善意言行都不再相信，甚至表示極大地懷疑和仇恨。到了這個階段，他們就不再麻木，相反，變得極為憤怒， 而且還會極為暴戾，一點點小事都會引起他的萬丈怒火，然后不擇手段、不分對象地進行報復(fù)。而更為殘忍的是，他報復(fù)的對象往往是比他更弱小和不幸的群體。
我拿魯迅筆下的阿Q打過一個作比方，我說阿Q被村長打了，不敢還手于是就只能去打王胡，又打不過王胡，就只有去打小弟，小弟也打不過，就只能去打吳媽，連吳媽也打不過，就只能去打幼兒園的孩子。其實這并非笑話和虛言，這些年中國大陸層出不窮的幼兒園的屠童案就是一個明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