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舞/文

7月中下旬，第24屆香港書展隆重舉行，新世紀以來長住北京的香港作家陳冠中被授予“年度作家”，主辦方香港貿(mào)發(fā)局副總裁周啟良表示：“我們欣賞的，正是他的創(chuàng)作跨越地域文化。陳冠中除了于大陸、香港、臺灣三地寫作外，亦從事多種媒體創(chuàng)作，包括創(chuàng)辦香港《號外》雜志、擔任《讀書》海外出版人、身兼香港電影導演會創(chuàng)辦人，可見他涉獵甚廣，與香港國際視野吻合。”香港書展從2010年新增“年度作家”評選，劉以鬯、西西、也斯相繼問鼎這一桂冠，該獎項似乎帶有一些“終身成就獎”的意味。

陳冠中祖籍寧波，1952年出生于上海，4歲即移民香港，屬于香港1949年后出生的“嬰兒潮”一代。在其代表作之一的《我這一代香港人》一書及同名文章中，他曾痛切反省：“這一代是名符其實的香港人，成功所在，也是我們現(xiàn)在的問題所在。香港的好與壞我們都要負上絕大責任”，“我們1980年代開始過份重視地產(chǎn)和金融，連政府的思維都像地產(chǎn)發(fā)展商，而把原有的貿(mào)易、工業(yè)冷落了。現(xiàn)在，我們不應只膜拜對香港生產(chǎn)力和競爭力最沒貢獻的地產(chǎn)商和被過譽的資本市場財技人，應重新推崇有國際或地區(qū)視野的貿(mào)易商、工業(yè)家、物流界、基建發(fā)展商和創(chuàng)意業(yè)，及實干賺辛苦錢的其它產(chǎn)業(yè)如零售業(yè)和部分不受利潤保護的公共設施業(yè)。我們需要更多樣化的產(chǎn)業(yè)類型。”

一向溫文爾雅的陳冠中，在某些特殊時刻，身上總會表現(xiàn)出知識分子特有的堅定和擔當。在“香港未完成的實驗”演講中，陳冠中再一次表達他對同代人及“我城”的堅定期許：“一國兩制、普選民主、自治憲政是香港最大的一項未完成的實驗，是我這一代早該完成但至今未竟的任務。推動2017年特首真普選的歷史時刻就是現(xiàn)在了，這次大家絕對不能缺席。”

40歲之前，陳冠中長住香港，1992年至1994年在北京住了兩年多，之后赴臺北生活了6年，在臺北和北京居住的這兩個時段組成了“令我大開眼界的20世紀90年代”。2000年以來，陳冠中搬到北京并長住于此——北京的多元、豐富和北京太太，都成為他長居于此的理由。除了置身于北京的精英知識分子圈子之外，陳冠中還特別留意北京乃至整個內(nèi)地社會的底層狀況——自己陪太太一道去菜市場時，總會被菜販索要比太太單獨去時高一些的價格——菜市場見聞也被他寫進小說中——比如，“平常我也喜歡沒事逛逛菜市場。中國北方四季分明，水果菜蔬各依時令，在菜市場看得最清楚，更不用說，比超市新鮮。菜市場更讓我有接觸老百姓的感覺，想不接觸也不行，人擠人，你擋住人，那些大媽大叔會用肩膊身體來推開你，因為她們雙手都提著菜。”

更讓我驚訝的是，近年來，“左翼自由主義者”陳冠中和太太累計考察了安徽、江蘇和粵北等地超過100個地、縣級市。也許，又一部值得期待的小說佳作正在孕育中，畢竟，“小說家”才是陳冠中最想選擇的身份。

訪談

問：我知道這些年你和太太考察走訪了100多個內(nèi)地的地縣級市，您將來會把在這些地區(qū)旅行的見聞寫進小說嗎？

陳冠中：五年、十年之后再寫這些考察見聞也說不定，但是我看到一個新的中國形態(tài)已經(jīng)出現(xiàn)，跟十年前肯定是不一樣的。中國全都改變了，不只是沿海城市。

我運氣比較好，后來決定寫小說，是因為小說可以把這些復雜性寫出來，不需要做一個選擇——你不是這邊就是那邊。這次來香港，突然想起以前引用過羅蘭·巴特的一句話，就是“要活出時代的矛盾”。其實，現(xiàn)在就是這樣的，時代矛盾并不是我們一定能超越的，但是我們個人要活出這個矛盾或者穿透這個時代的矛盾。要本土化還是要繼續(xù)開放，這本身就是時代的矛盾。我們一方面渴望有根，另一方面渴望有翅膀，這兩個都是我們的欲望，而且我們說不定能做到兩個都滿足。這對以前的人來說，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我們要用自己的方法把它活出來，而且我們的根不只是一個——看你要用地區(qū)的視角來看，還是用自己的文化成長過程來看。就像我自己，我雖然成長在香港，但當年是看臺灣的書長大，所以我的文學根是臺灣的，但香港對我來說絕對是地區(qū)情感最豐富的地方，這也是我的根。而且我不想只是在香港有根，北京對我來說也是一個根，但同時我希望有翅膀。我就用這些根來述說我們這個時代的矛盾。

問：長住北京這些年，您的知識結構似乎也經(jīng)歷了一個轉(zhuǎn)型和自我調(diào)適，從初到北京時似乎偏重文化研究，到后來日益關注公共問題，甚至涉及不少城市發(fā)展戰(zhàn)略等宏觀性議題，能談談你的思想脈絡或知識結構嗎？

陳冠中：簡單地說，我的知識結構是有幾派影響：一是歐美的思維，嬉皮士的反文化運動包括歐洲電影的影響；另外是稍微“后”一點的，如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跟后現(xiàn)代理論；另外一塊，就是臺灣上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思想，包括殷海光、李敖等人的論說，還有張愛玲和余光中、白先勇他們的文學作品的影響。張愛玲的短篇小說在臺灣出版了很多年之后才在大陸出版，還算臺灣的東西，那些在我大學時候有影響。

學科上，我大學是學社會學、政治學的，開始接觸到這些學科。但真的好好讀書主要是1974年去美國波士頓大學學習了15個月，那15個月雖然是學新聞，但專業(yè)很快就通過了，然后就去旁聽很多課。當時，波士頓大學有很多著名學者在，比如英國的吉登斯，我去上過他的課。

那個時候就對思想包括理論這個東西特別有興趣。1980年代我自己從馬克思主義轉(zhuǎn)出來以后，就看羅爾斯的自由主義正義論或社群主義的辯論，香港當時是“亞洲四小龍”之一，發(fā)展得越來越好，所以我覺得用馬克思主義經(jīng)濟學或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好像都解釋不了香港這個蓬勃的文化、經(jīng)濟體，這些理論好像都要拆散使用，沒有一種正確的思想能把所有東西進行解釋，要去找另外一種經(jīng)濟學，要重新回到自由主義的政治學，經(jīng)濟學上就是要對抗我們香港1980年代當時流行的新自由主義。所以，只能找到凱恩斯的東西。

但是一到了中國大陸之后，有兩大塊知識需要補回來才能追得上，一個是人民共和國和共產(chǎn)黨的歷史，大家很多談話都是關于這些東西的，比如現(xiàn)在談什么共同綱領、新民主主義、對“文革”和“大饑荒”的評價等。共和國和共產(chǎn)黨的歷史，我們作為左派學生，在外面其實也知道一些，但是到了這邊才知道真的是紙上談兵，還差一大截。

另外，進到大陸來之后，很多大議題必須要談到國家、民族，包括國家的走向、少數(shù)民族的問題等，這些恰恰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新左派也好還是自由主義派也好都相當不足的，他們沒有準備好用一個更恰當?shù)脑捳Z體系談國家和民族問題。比如，自由主義只談政治制度，有時候認為民族等好像是自然會解決的問題，不是討論的起點。

當然，國外的新左派基本上是國際主義者，進了中國大陸后才知道大陸的新左派不是國際主義者，更像是民族主義者，甚至是潛伏的國家主義者。在國外，國家主義絕對不是新左派會支持的東西，但是在中國大陸可不太一樣。中國大陸的新左派用了很多西方后殖民的理論跟后現(xiàn)代理論，而這塊我是很熟的。但只是走了一半，他們就不走了，把西方的理論去掉，把歐洲中心的族群中心理論去掉，把東方主義弄掉之后，就不再往前推一步了，反而開始建構中國中心的新族群中心主義理論、中國式的”西方主義”。

中國的內(nèi)部殖民怎么樣？中國反對西方中心主義之后，是不是建立起了自己的中國中心主義、另外一套族群主義出來？把西方簡化地論述出來，卻走到這一步就不往下走了。

所以我現(xiàn)在最理解或最關注的，其實是新左派。我關注的還不是原教旨的毛派，因為跟毛派討論要談很多歷史，包括“文革”等很多東西，我雖然后來在這些方面補回來不少，但這方面不是我的專長。我最熟悉的，就是新左派整個是怎么成形的、到了中國大陸怎樣變成了另外一種東西。

我也知道中國的自由主義派怎么回事，比如自由派很多人會支持小布什打伊拉克戰(zhàn)爭，這個也讓我很震驚。我認為自己是一種左翼自由主義，想不到竟然有自由派支持美國人去打伊拉克。我是從打越戰(zhàn)開始就反對支持美帝國主義的人，現(xiàn)在還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我比較贊成的是維權。

我現(xiàn)在主要是調(diào)整自己的思想，想產(chǎn)生一種有意義的對話，比如一個西方新左派的過來人，現(xiàn)在是個左翼自由主義者，他怎么看中國整個新的左翼的路子。我相信要分出一種新的左翼自由主義者，其實自由主義也有很多種。這種新的或真正的新左派跟左翼的自由主義者可能會呈現(xiàn)另外一種陣營，如果有這個陣營，我當然會比較有興趣跟他們來討論問題。有些學者或評論家好像現(xiàn)在開始慢慢有點這種傾向，比如說秦暉教授不用那么多西方理論，他是很獨到的、很原創(chuàng)的、很聰明的，自己能創(chuàng)造很多東西出來。我則是比較喜歡通過理論來論述新左派和左翼自由主義思想的人。

問：你曾在一個演講上“重提現(xiàn)實主義”，那你注意到余華的小說新作《第七天》嗎？一些批評者甚至認為它是“微博段子集”。你怎么看很多人提到的“當下中國的社會現(xiàn)實比魔幻小說還要魔幻”這樣的說法？

陳冠中：“社會現(xiàn)實比小說還要魔幻”這樣的說法現(xiàn)在已經(jīng)是落入俗套的句子了。但是現(xiàn)實比小說魔幻，不等于說我們要寫魔幻小說，已經(jīng)這么魔幻的時候，你還寫魔幻小說，那誰都不知道你在說什么了。小說的小說性一定是超越了所謂現(xiàn)實的、碎片的東西，在這個魔幻的時代，一定會出現(xiàn)這種想法：就是把當前的新聞事件寫進小說，其實這正是19世紀現(xiàn)實主義開啟的沖動，《紅與黑》據(jù)說就是根據(jù)一個法庭的案子改寫的。

第二個熱潮是晚清的中文小說，都說自己“并無虛言”，每一句都是真實的。在一些日新月異的大變動時代，每每都會有些小說家主張寫新聞體，如蘇聯(lián)革命早期的先鋒派作家、德國魏瑪時期的左翼作家、上世紀60年代美國的“新新聞體”作家。

在英語世界，當代小說很明顯已走出了后現(xiàn)代時期，回到一種新的、世故的現(xiàn)實主義路子上。只要你還是認為有些東西比另外一些東西更真實，只要相信這一點，你就會好好去寫現(xiàn)實小說。或者你根本不相信，認為所有真實都是假的，那你就寫后現(xiàn)代風格的小說吧。很多評論家和小說家現(xiàn)在基本上相信，有些東西是有它的真實性，這個真實性的價值是可以認證的，西方哲學也有人在提倡批判現(xiàn)實主義哲學。這也影響了大家重新看待小說，認為”真實”的敘事還是有可能性的，現(xiàn)實主義小說還是有可能性的。

其實，這些爭論在中國大陸沒那么重要，因為大陸的主流還是現(xiàn)實主義.你看到大部份嚴肅小說都有現(xiàn)實感，但是有時候讀者覺得它們不夠現(xiàn)實，這個很奇怪——寫作手法是現(xiàn)實主義的，結果還覺得不夠現(xiàn)實，現(xiàn)實主義最被詬病的一種效果就是操縱性。中國大陸的一些小說也會操縱，但是并沒有把更多的現(xiàn)實告訴你，甚至還遮蔽了一些真實。所以，我說重新檢討或建立一種新的批判現(xiàn)實主義，它還需要某些正確性或者穿透性，讓你能看到更多，不能故意漏掉，這不是手法的問題。現(xiàn)實主義還是一種對待世界的態(tài)度，作為小說作者還是要回到這個態(tài)度的。有些小說家對寫實的想法可能太守舊、不夠有穿透性，但是也有些是故意躲開一些題材，如果寫現(xiàn)實的話，他們可能會回去寫以前的現(xiàn)實，寫得很穿透，但是當代的現(xiàn)實題材就不太能寫了，所以，寫現(xiàn)代的反而沒有那么真實。

問：當下很多本土作家擅長描寫鄉(xiāng)村，尤其是記憶中的鄉(xiāng)村，但似乎一旦“進城”了，就沒以前寫得好了，是這樣嗎？

陳冠中：這也跟個人經(jīng)驗有關，但我相信下一波的作家肯定更多是寫城市的。即使不寫城市，農(nóng)村也不是原來的農(nóng)村了。幾乎沒有選擇，大部分作家都是在城市里面，還是需要用小說的特性把當前現(xiàn)實進行轉(zhuǎn)化。王德威教授一直強調(diào)法國學者福柯的提法“異托邦”，就是現(xiàn)代社會（基本上是城市社會）里面存在幾乎很難用正常的文字表達出來的這種奇怪的異度空間或者人的狀態(tài)，這種世界可能在左右我們的行為，但是我們自己都說不清楚這種東西。王德威說，小說可能會寫到這種感覺。這種感覺有些是你心中已經(jīng)有的，有些可能根本沒有組織起來，太碎片化了，如果寫得出來那就能看到多一點現(xiàn)實。作家要把這種異度對象用小說的方法寫出來，這個異托邦無處不在，問題是你要用什么方法把它寫出來，寫出來之后可能有些人說我現(xiàn)在看出來了，在你寫出來之前都沒有辦法言說這個。

我們眼前的中國的確是有這種空間的，這個是一個可以考慮的寫作方向，寫城市，寫現(xiàn)代，其實不是寫魔幻的東西，是寫現(xiàn)實的。但是，這個現(xiàn)實經(jīng)過小說的處理和整理之后，讓讀者能讀出一種體驗，覺得這種感覺和體驗真的好像對，好像有，這可能就是現(xiàn)代小說能做到的。反而是新聞報道或評論，不見得能給人這種感覺。

問：《我這一代香港人》中有兩篇直接論述廉政與法治的文章《廉政與善政》、《關于香港地區(qū)法治的二三事》，但是，成立近40年來一直維系“廉潔”這一香港核心價值的廉政公署，今年上半年卻因前廉政專員湯顯明涉嫌公務宴請超標而卷入丑聞，面臨著前所未有的信譽危機，您怎么看待這一事件？

陳冠中：我周圍的同齡人都覺得特別驚訝，在香港，在我們成長的年代，好像“廉政”已經(jīng)是不用再細說再強調(diào)的概念了，大多數(shù)人根本不想再做貪污腐敗的事，不想把錢給貪污腐敗的人，也不想貪人家給的便宜。我原以為我們這代人都是這樣想的，但為什么我們的同齡人、那么精英的人現(xiàn)在會做這種事呢？我特別驚訝，做廉政的人怎么會這樣子呢？你現(xiàn)在還不能說他犯法，但至少能說他行為失當，這真是太讓人失望了，可能我自己還僅僅是停留在某些印象中，覺得香港不是這樣的。這種行為讓我覺得不可思議，尤其是廉政做了這么多年，這么有成效，怎么一下子就突然變了，自律沒有了，原來，這些東西是這么容易掉回頭去的。

問：如今長住北京，您隔多久回一次香港？香港近年興起對“地產(chǎn)霸權”的嚴厲批判等大事件，您又是通過什么方式實現(xiàn)“在場”的？

陳冠中：每年回香港兩到三次吧，有時候有演講。其實我很喜歡回香港，只是沒什么借口。香港當下發(fā)生的事情，很多當然與我已經(jīng)有距離了，靠看媒體報道與述評，我只能專注地留意幾個自己特別關心的議題。我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補充是有大量從香港來的朋友。這么多年來，很多香港朋友其實在香港都很少見面的，一到北京來，他們就找我喝茶吃飯，他們就說他們最關心的問題，我從他們關心的問題中也會找到一些“在場”的感覺。除了政體改革、本土政治等議題之外，其它流行議題其實是有隔閡的，我是不太敢什么事情都去評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