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文

波蘭為屢被大國瓜分的東歐小國，與中國相距十萬八千里，但與近代以來的中國，卻有著不解之緣。

早在戊戌維新期間，康有為、梁啟超分別寫了《波蘭分滅記》和《波蘭滅亡記》，提醒國人，如果不變法維新，最終難免波蘭被瓜分的命運。在百日維新后期，康有為將《波蘭分滅記》進呈光緒皇帝，以波蘭被瓜分為例，希望光緒皇帝鼓足勇氣進一步推進當時中國政體改革。他認為大清國應當：一、采萬國良法，改憲法而圖維新。二、聘請外國政治家來指導新政的開展。三、拔通才以濟時艱。四、大力發(fā)展農(nóng)、工、商業(yè)。五、變衣服以易人心。此書以波蘭被瓜分為切入點，詳論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與具體措施，不僅是戊戌維新時期的重要著作，也是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上的重要著作之一。

20世紀初，重臣張之洞力辦新學，所編《學堂歌》中有句云：“波蘭滅，印度亡，猶太遺民散四方。”波蘭亡國，使國人警醒，但同時又使國人認為波蘭人“奴性”太強。然而青年魯迅在1907年寫就的《摩羅詩力說》中則對此不表贊同：“今試履中國之大衢，當有見軍人蹀躞而過市者，張口作軍歌，痛斥印度波蘭之奴性”頗為不滿，認為不審己、不知人方有此論。因此，他介紹了密茨凱維支、斯洛伐茨基和克拉旬斯奇這三位波蘭詩人充滿反抗性的作品和他們親身參加救國運動、反抗暴政的事跡，證明波蘭并非“奴性”，并以他們的反抗精神激勵中國也奮起反抗。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魯迅對此仍“耿耿于懷”，在一則“隨感錄”中再次提到自己早年“不知道因為境遇和時勢或年齡的關系呢，還是別的原因，總最愿聽世上愛國者的聲音，以及探究他們國里的情狀。波蘭印度，文籍較多；中國人說起他的也最多；我也留心最早，卻很替他們抱著希望。其時中國才征新軍，在路上時常遇著幾個軍士，一面走，一面唱道：‘印度波蘭馬牛奴隸性，……’我便覺得臉上和耳輪同時發(fā)熱，背上滲出了許多汗。”由此，他闡發(fā)了一個深刻、著名的論斷：“我因此以為世上固多愛國者，但也羼著些愛亡國者。愛國者雖偶然懷舊，卻專重在現(xiàn)世以及將來。愛亡國者便只是悲嘆那過去，而且稱贊著所以亡的病根。其實被征服的苦痛，何止在征服者的不行仁政，和舊制度的不能保存呢？倘以為這是大苦，便未必是真心領得；不能真心領得苦痛，也便難有新生的希望。”將“專重在現(xiàn)世以及將來”的“愛國者”與那些“稱贊著所以亡的病根”的“愛亡國者”作本質(zhì)區(qū)分，確實入木三分，今天仍有強烈的現(xiàn)實意義。

1949年后，在冷戰(zhàn)中形成的兩大陣營中，中國與波蘭同屬“社會主義陣營”，政治、經(jīng)濟、社會結構基本相同，關系自然更加密切。1956年波蘭的“波茲南事件”對中國“整風”、“反右”運動的發(fā)生起了重要引發(fā)作用。

1956年6月，波茲南工人因反對官僚主義、要求漲工資、食品問題等上街示威游行，波蘭黨中央第一書記批準使用武器，發(fā)生了流血悲劇，形勢急劇惡化。危機持續(xù)了幾個月，直到10月下旬波蘭中央改組，斯大林時期被撤職并被投入獄中數(shù)年的哥穆爾卡在波蘭黨的八中全會上接任第一書記。新改組的波共中央為波茲南事件平反，釋放被捕者，事態(tài)才漸告平息。

1956年11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的講話中兩次提到哥穆爾卡。他說：“像我們這樣的人，可能犯錯誤，結果斗不贏，被別人推下去，讓哥穆爾卡上臺，把饒漱石抬出來。”“關于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我想講一點。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xiàn)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哥穆爾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這把刀子殺蘇聯(lián)，反所謂斯大林主義。”（《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19－322頁）1957年1月省市自治區(qū)黨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再三提到哥穆爾卡。講到學生鬧事時說：“在一部分大學生中間，哥穆爾卡很吃得開，鐵托、卡德爾也很吃得開。”講到黨內(nèi)錯誤思潮時說：“黨內(nèi)黨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一下就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他們隨著哥穆爾卡的棍子轉(zhuǎn)，哥穆爾卡說大民主，他們也說大民主。”總之：“去年這一年是多事之秋，國際上是赫魯曉夫、哥穆爾卡鬧風潮的一年”。（同上，第333、334、339頁）

一場聲勢浩大的凌厲“反擊”，呼之欲出。

蘇共二十大后，中蘇分歧、矛盾漸漸公開，中國開始“反帝反修”，“文革”期間蘇聯(lián)更被批為“社會帝國主義”，波蘭作為“蘇聯(lián)集團”中的一員，當然也受批判。1970年12月，波蘭格但斯克的工人罷工，上街游行，旋被鎮(zhèn)壓。此次事件被稱為“12月危機”或“12月風潮”，起因與14年前的“波茲南事件”非常相同，也是因食品、工資、官僚主義而起。但這次中國的態(tài)度、觀點卻與14年前大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對格但斯克的工人運動大表贊揚，稱之為“波蘭工人階級起來造修正主義的反”。

十年后，1980年7月，又是因食品、工資、官僚主義，波蘭東南小城一家工廠工人開始罷工，迅速向全國蔓延，形成“八月工潮”，“團結工會”乘勢而起。此次工潮，中國官方的態(tài)度頗可玩味。開始，仍是沿著十年前的思路，贊揚“波蘭工人階級起來造修正主義的反”；幾個月后，改為客觀、中立報道為主，不贊揚、亦無批評；再后，則明顯傾向、贊同波蘭政府對“團結工會”的管制。

對波蘭“八月工潮”看法的不同，直接影響國內(nèi)政策的調(diào)整、變化。其他方面政策有何調(diào)整、變化，筆者未加研究，但權威部門披露，出版政策在幾個月之內(nèi)因此發(fā)生了急劇調(diào)整、變化。

曾任新聞出版署署長的宋木文回憶說：1980年9月24日，胡喬木致信胡耀邦，談自己對波蘭“團結工會”的看法，胡耀邦批準在中央的一個內(nèi)刊上刊載，讓中央和國務院有關部門的領導同志閱研。“胡喬木以波蘭事件為教訓，建議中央各部門就‘一個共產(chǎn)黨執(zhí)政國家’的‘社會內(nèi)部矛盾’等進行研究，說‘我不認為是階級斗爭’，并且著重講到1956年波匈事件后，毛澤東發(fā)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nèi)部矛盾的問題》，可惜‘后來完全反其道而行之，把人民內(nèi)部矛盾當成敵我矛盾，造成歷史上的大悲劇’，未能解決‘一整套分權、民主、人權、法制、黨的工作體制和工作方針等問題’，‘希望今天的黨中央引為殷鑒，對每一有關問題認真研究制定出正確的具體解決辦法并予以力行，則他人之禍即可化為我人之福了’。”

宋木文繼續(xù)寫道：“因為中央內(nèi)刊上轉(zhuǎn)發(fā)了胡喬木這封信，當時我所在的國家出版局黨組認真討論了這封信，并且向中央書記處寫了報告，認為在出版方面容易引起社會矛盾的主要是出版自由問題，黨組主要負責人陳翰伯要我協(xié)助他起草這個報告和對策建議，以《如何保障憲法規(guī)定的出版自由》為題，于1980年10月9日報送中央書記處。這個報告，經(jīng)我提議，已收入商務印書館版的《陳翰伯文集》；我在著文懷念陳翰伯時，也講到此事，詳載于中國書籍出版社1996年版《宋木文出版文集》第59－61頁。陳翰伯的報告一開始就寫道：‘讀了喬木同志給耀邦同志的信，深受啟發(fā)。波蘭事件對我們的重大意義在于要以波蘭事件為殷鑒，研究我國社會內(nèi)部的矛盾，制訂并實行正確的政策，避免激化矛盾，達到安定團結的目的，以利于‘四化’建設。’報告在敘述分析了出版自由問題的中外歷史與現(xiàn)狀后指出：‘出版方面，以波蘭事件引為殷鑒，就要求我們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fā)，適當參考資產(chǎn)階級民主的某些經(jīng)驗和方法，探索并逐步形成一套實行社會主義出版自由的制度。’還建議制訂出版法，‘使憲法規(guī)定的出版自由得以正確地貫徹執(zhí)行’。”

“不難看出，陳翰伯這位老共產(chǎn)黨員，站在自身崗位，出于維護和發(fā)展社會主義制度，以改革開放的眼光，觀察剛剛步入1980年代中國社會新形勢新矛盾，他所提出的對策建議也是符合改革開放新形勢和國家長治久安新要求的。”（宋木文：《為吳江同志‘重要的史料’做一點補正》，2010年 《文匯讀書周報》）《宋木文出版文集》中的“陳翰伯同志對出版領域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的重大貢獻”一文，對此有更詳細的回憶。

據(jù)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的《陳云年譜》中記載，1980年11月23日，當時的中央負責人“在省、市、自治區(qū)思想政治工作座談會的講話中說：‘陳云同志講，我們有沒有可能發(fā)生波蘭事件？對此要充分警惕。如果我們經(jīng)濟工作處理得不好，宣傳工作處理得不好，有可能發(fā)生波蘭事件。’在此前后，陳云還指出：‘經(jīng)濟工作搞不好，宣傳工作搞不好，會翻船的。’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發(fā)出《關于當前報刊新聞廣播宣傳方針的決定》，要求對報刊、新聞、廣播、電視等工作必須加強集中統(tǒng)一領導，嚴格按照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進行宣傳，無條件地同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

（《陳云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61－262頁）

將遙遠的波蘭作為中國的鏡鑒已逾百年，波蘭的風風雨雨，曾經(jīng)引起了中國強烈關注。當然，不同的人觀點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但波蘭的“風雨”確實對中國的政治、思潮產(chǎn)生了實實在在的影響。至今，如何面對波蘭，仍未失去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