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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武帝的海洋經(jīng)略

    劉剛2021-03-08 17:09

    (圖片來源:IC Photo)

    【文化的江山】

    劉剛/文

    秦漢以來,中國海通,有兩個最活躍的地點:瑯琊和番禺。自從越國退出瑯琊,不斷南遷,越人終于找到了番禺復(fù)興點。

    游仙也有地緣政治

    當(dāng)南越人以番禺為起點下南洋、下西洋時,瑯琊則以方士為主導(dǎo),以游仙做號召,引誘王朝下海,先是徐福之于秦皇,從瑯琊出海,掀起了游仙第一次浪潮。漢武接踵而來,比秦皇更有氣派,分別從東、南兩個方向出海,東洋游仙,南洋招安。

    招安是政治,基于國家地緣政治需要,游仙也是政治,反映了君主專制的個體性的政治需要,對于帝王來說不死是最大的政治。帝王要想不死,就得去做神仙,而做神仙,就得從游仙開始。

    中國的神仙與西方的神不同,西方思想,以神為邏輯起點,神創(chuàng)世界,人是神造的,所以,人歸人,神歸神,不管是一神,還是泛神,都必須神人兩分。

    中國思想則不然,世界并非神創(chuàng),而是自然形成,不管那自然是物質(zhì)化的氣,還是思想性的道,都是可以轉(zhuǎn)化的,人通過養(yǎng)氣和得道,就可以不死,轉(zhuǎn)化為神仙。帝王在人間,威權(quán)至極,沒什么可怕的了,惟懼一死,逃死向生,惟有游仙,于是,有職業(yè)方士出現(xiàn)引導(dǎo)游仙。

    方士,在《周禮》中,職掌獄訟,有如法官,離神仙甚遠(yuǎn)。秦漢方士,主要來自戰(zhàn)國時期燕、齊兩地,靠近濱海地區(qū),除了“談天”,還有“養(yǎng)生”,也是方士之術(shù)的一個思想來源。“養(yǎng)生”有三方面,一是生理,二是心理,三是道理。由身而心,由心而道,從這三個方面去修行,便立了神仙根苗。

    其實,永生是個終極目標(biāo),“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誰也主導(dǎo)不了。人都有一死,這是常識,而超越生死,則是人的貪欲,當(dāng)然我們也可以換個說法,把貪婪說成人性中本來就有的神的意志,對神的追求成了文明的動力。

    人固然要有遠(yuǎn)大目標(biāo),但現(xiàn)實更為重要,在對永生的追求中,會留下一些現(xiàn)實的成果,如秦皇漢武。《漢書·藝文志》將方術(shù)分為“方技”和“術(shù)數(shù)”兩類,“方技”包括醫(yī)經(jīng)、經(jīng)方、房中、神仙,“術(shù)數(shù)”包括天文、歷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在史官文化外,又形成了一套方士文化,史官文化以儒學(xué)為宗教,方士文化則產(chǎn)生了道教。

    方士的世界,是個連接世人與神仙的所在,人轉(zhuǎn)化為仙,方士是關(guān)鍵。皇帝之所以為皇帝,非以一己之力,而是能任天下士,打天下用戰(zhàn)士,治天下用吏士,欲致天下萬世,就要用方士,因為他們手握不死之方,至兩漢方士文化甚熾。如戰(zhàn)國時期齊國人方士鄒衍提出的“大九州”說,在漢代就碰到了回音壁,漢人采納其言,并且與《山海經(jīng)》的傳說相對照,發(fā)現(xiàn),《大荒南經(jīng)》中,有“不死之國”,《海內(nèi)經(jīng)》中,有“不死之山”,《海外南經(jīng)》中,“不死之民“。那《山海經(jīng)》,淵源甚早,為上古典籍,或曰為夏禹所作,但其成書,卻是經(jīng)由西漢人劉向、劉歆父子整理。

    漢代重經(jīng)學(xué),卻又好緯學(xué)。經(jīng)學(xué),立于國家廟堂,多做政治招牌,用儒生“以正治國”;緯學(xué),則深居帝王密室,解讀天命暗號,故用方士暗度神仙之道。

    漢人從昆侖到蓬萊,從河源到瀛海,興起了方士游仙的熱潮,那是一個像“穆天子與西王母相會”那樣的傳說與傳奇交織的想象空間,還是像張騫通西域發(fā)現(xiàn)昆侖山那樣一個通過考證可以還原的歷史存在?在方士那里,將此二者已兼容并包,神話存在與歷史存在被統(tǒng)一起來,而統(tǒng)一的方式就是游仙。張騫通西域,當(dāng)然不是游仙,但同時也滿足了漢武帝的游仙感覺,看武帝用兵西域,神往昆侖和天馬,就像游仙。

    除了通西域,定昆侖,漢武帝還以游仙的方式,為王朝中國出海,開辟了一個大航海時代。中國歷史上,自先秦以來就有的兩大邊患——北匈奴和南百越被他解除,他把匈奴人趕到世界屋脊的西邊去了,將百越人趕下了南海。

    連秦始皇帝都沒能做到的,他漢武帝竟然做到了,兼并六國算什么?那都是打理中國內(nèi)部的事,要能開疆拓土,掃除北狄南夷,那才是真正的千古一帝!

    但漢卻不能像在西域那樣,設(shè)個都護(hù)府來管理海上流民。越人“亡入海”,就是不接受中央集權(quán),不做郡縣制里的戶口,寧愿在海上漂流,但他們畢竟是華夏族裔,懷里還揣了個赤縣神州。因此,他們是最早的華僑,帶著對文化中國的認(rèn)同,在海上眺望“大九州”,他們航行,或沿海岸線,或駛向海島,或遠(yuǎn)洋,那自由才是游仙的感覺。

    往東南亞去,他們引來南洋、西洋番國,同漢朝做朝貢貿(mào)易;往東北亞去,則與燕、齊方士在渤海灣一帶接頭,忽悠皇帝出海游仙。他們的視野和格局,比生活在中原中心的中國式天下里的漢人要大得多,沒有人比他們更清楚中國在“大九州”里的位置,李白詩里說的“海客談瀛洲”的“海客”,指的就是他們。

    他們不是“海內(nèi)之人”,不在先秦以來就已形成的那個“天下—海內(nèi)”的格局里,而是“海外之人”,位于茫茫大海之中,被無邊無際的流動性所包圍,這樣的空間,屬于神仙,不屬于王權(quán),屬于神話,不屬于歷史,從未有過歷史地理標(biāo)記,怎么打扮都可以,尤其適宜于扮成游仙勝地,還有仙藥、仙女……方士為他們鼓吹,吹出“海上仙人”譜系,他們?yōu)榉绞客械祝浜戏绞繛橥醭潞W鼍帧?/p>

    他們之中,最為成功的仙人是安期生,據(jù)說他是瑯琊人,活了一千年,已經(jīng)活成了神仙,《史記》里面,有三處提到他,《樂毅列傳》說,樂毅后人跟他學(xué)黃老術(shù)。

    黃老術(shù),最善于因地制宜,在秦、晉之地,表現(xiàn)為刑名法術(shù),有申、韓法家之學(xué);燕、齊之地,表現(xiàn)為陰陽五行及方士之術(shù),使老莊之學(xué)神仙化,化為方士與道士之學(xué)。

    《封禪書》也提到了安期生,在方士李少君對武帝說了一番話中。他先說了“祠灶”——祭祀灶神,從“祠灶”開始,煉丹以取黃金,制器以為飲食,可延年益壽,用黃金養(yǎng)生,游仙也要有個“金本位”。接下來,李少君就提到了他與安期生海上相遇,說他是個仙人,知道蓬萊在那里,常來常往,但他“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是千載難逢、難得一見的仙人。

    李少君死后,武帝毫不懷疑他仙化而去,還派人按照他的說法,去尋求“蓬萊安期生”,雖“莫能得”,但燕、齊海上方士來談仙事者更多了。

    除了《封禪書》和《樂毅列傳》,《史記》里還有《田儋列傳》,也提到安期生,有所不同的是,前二者說他是術(shù)士,是黃老學(xué)派中趨于神仙方術(shù)的一支;而后者,卻說他是策士,對此,東坡詩曰:“安期本策士,平日交蒯通。嘗干重瞳子,不見隆準(zhǔn)公。”那“重瞳子”便是項羽,而“隆準(zhǔn)公”即指劉邦,由此可見安期生的政治立場。作為歷史人物,他在戰(zhàn)國時,就以傳承黃老之術(shù)的術(shù)士面孔出現(xiàn),而且在楚漢相爭中選邊站,站到了項羽一邊,卻又不為項羽所用,從此,不在小九州里爭天下,而在大九州海上游仙。

    以游仙為名,王朝中國下海,那真是“無邊賞賜紛紛下,不盡財源滾滾來”,沿海方士與水上流民一道,營造一條游仙的來龍去脈,發(fā)了數(shù)不盡的神仙財。若無這樣一條游仙的財路,那些諸越遺民,豈不早就做了倭寇?

    不知道安期生對項羽說了什么,讓我們試著來猜想一下吧!他也許會說:楚漢相爭,得百越者得天下,得瑯琊者得百越,而他就是瑯琊人,得他就能得瑯琊。可那時項羽正打勝仗,對用人不在意,只對自用有興趣。

    果然,百越復(fù)興,甌越、閩越、南越諸國興起,項羽不用,劉邦用,致使項羽一敗,便無路可退,“至今思項羽”,就應(yīng)該想一想,項羽為何“不肯過江東”?他回不去了,原因是他拒絕了百越之人,越人已轉(zhuǎn)向劉邦,他只能在兩淮間,決一死戰(zhàn)。

    漢初,安期生再也沒有露過面,作為歷史人物,他已被終結(jié)在《史記》與《漢書》里,可作為神仙,他還有傳說在流傳,以至于武帝多次出海,都跟他有關(guān)。

    武帝出海,為何要打他的旗號?那是因為他是秦漢之際中國夷越海洋文化的代表,是茫茫大海上,那些人數(shù)不知到底有多少的水上流民世世代代追隨的龍首。

    巡海:把中國海岸線統(tǒng)一起來

    武帝從未去巡游長城,何以他要一次又一次巡海?

    陸防,海防,秦漢以來就有。陸防,要據(jù)河套,扼住匈奴咽喉;海防,應(yīng)駐瑯琊,抓住百越龍頭。陸防有邊疆,可筑長城。大海無疆,茫然無防,惟有游仙。

    所以,武帝巡海,打的都是游仙的牌,既能適應(yīng)自我神化的心理需求,也給沿海居民和海外流民帶來了生意。他在位54年間,至少有7次出海,每一次,都要拋金撒銀于海上,制造財富狂歡,別以為皇帝只是在玩過把癮的神仙游戲,游戲中,有對國防的推動,有與之相關(guān)的海防工業(yè)的發(fā)展,如出海之于造船業(yè),煉丹之于鑄鐵業(yè)。

    漢代造船,多造“樓船”,并以之為水師名。水兵曰樓船士卒,將校也冠以“樓船”稱謂。船高十余丈,船體分三層,第一層“廬”,“像廬舍”一樣,第二層叫“飛廬”,第三層稱“雀室”,相當(dāng)于瞭望的哨所,“如鳥雀之警示也”。作為戰(zhàn)船,三層都有女墻防衛(wèi),蒙上皮革,以抵擋矢石,以防火攻,同時還可作射擊掩體。

    據(jù)《史記·平準(zhǔn)書》載,漢代大造樓船,起因于“越欲與漢用船戰(zhàn)逐”,所以武帝下令在“八水繞長安”的皇家上林苑內(nèi),鑿昆明池,造樓船,練水師,準(zhǔn)備與諸越?jīng)Q一水戰(zhàn)。

    于是,昆明池中,旌旗招展,不時有樓船出現(xiàn),有時多至百艘。

    漢代水戰(zhàn),一如其馳騁大漠,長驅(qū)萬里,也是縱橫四海,所向無敵。本來,漢家軍備,馬遜于匈奴,船不及百越,至武帝時,漢騎不僅配以馬鞍、馬鐙、馬蹄鐵,執(zhí)大漠牛耳,漢水師也以樓船過江出海,居高臨下,取得了全面的壓倒性的優(yōu)勢。

    漢水師約20萬人,據(jù)說,一次戰(zhàn)役,可出動樓船2000多艘。可樓船是戰(zhàn)船,不能用于皇帝巡海游仙,更何況上林苑本是皇家園林,鑿個池子,一展水師,是廣告天下,漢家要對諸越用兵也,不能真的把它當(dāng)做水師基地,其實,它更像是游仙基地。

    上林苑最耀眼的是那艘“豫章大舡”,比樓船更大,據(jù)《太平御覽》說,可起宮殿,置萬人。這就比希臘化時期那艘托勒密巨艦還要大了,那是一艘四十列槳的雙體戰(zhàn)船,普魯塔克在《希臘羅馬名人傳》中提到了它,說它長128米,有槳手4000名,帆手400名,士兵2850名,船員共計7250人,若按人頭這么一算,就比豫章大舡差得很遠(yuǎn),但人家是真正的出海戰(zhàn)船。所謂“豫章大舡”,也就那么一說,沒個具體數(shù)字出來,征信不足。

    不過,昆明池里的演練景象恐怕中外第一,忽而樓船上,戰(zhàn)士搖擼,擂鼓催軍陣;忽而“豫章大舡”上,宮女棹歌,清音繞宮觀。軍演之外,還演游仙,更以游仙宣示大漢制海權(quán)。

    漢代,“一艘載一千人”的船,大多是樓船。豫章,為當(dāng)時水師基地,也是造船基地,所造之船,多為樓船,這跟它在江南的地理位置和戰(zhàn)略地位有關(guān)。

    漢伐諸越,有兩個戰(zhàn)略要地,諸越地域分布,由東南而西南,從甬東到北部灣,經(jīng)由甌越、閩越、南越直至越南,所以,漢要有東南和西南兩個地緣政治的抓手。

    一手抓西南,抓手即昆明池,所以在長安上林苑里鑿昆明池。漢代,所謂“昆明”,并非地名,而是族名,是西南夷族群的一支,聚族于滇池邊而居,故稱其所在地為“昆明池”。

    另一手抓東南,抓手為豫章,故設(shè)樓船軍于豫章,以楊仆為樓船將軍,同時,在昆明池中央造“豫章觀”之觀禮臺,并建造豫章大舡為大漢巨艦,為巡海浮宮,不僅以之能戰(zhàn)——“控荊蠻而引甌越”,還以之能游——“襟三江而帶五湖”,以游仙宣示大漢制海權(quán)。

    漢伐南越時,以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水陸并進(jìn),直抵番禺,另一路,以楊仆為樓船將軍出豫章,溯贛江而上,過大庾嶺,入海,從東南方向,經(jīng)由沿海,會師番禺,樓船先至,圍而不打,斷南越人下海路,以待伏波將軍合圍,兩面夾擊,一舉滅之。

    南越國滅了,南越人紛紛下海,尤其外越,更是放浪于海外,若論倭寇源流,南越流民以及外越之人,當(dāng)為其中一脈,因此,漢武帝游仙,除了想要過把神仙的癮外,還有這么個以游仙招徠流民、以巡海肅清海疆的國家理由。所以,明知方士里有許多騙子,他也會賜金賞銀,樂之不疲,當(dāng)然,也為海外流民留一條財路作為臍帶,維系著他們與大陸母體不棄的血緣和地緣情懷。

    南海搞定了,還有北洋。據(jù)說,他七次巡海,可一次也沒到南海來,這當(dāng)然跟游仙的目標(biāo)有關(guān),因為蓬萊在東瀛,不在南海,也跟地緣政治有關(guān),因為北洋還有隱患,在大漢天子的海岸線上,居然還有一個國家在探頭,那國家就在朝鮮半島上,扼著渤海灣通往日本海的游仙的咽喉,如果朝鮮半島向那些漂泊的水上流民招招手,讓他們都去做海寇,那真是不堪設(shè)想!漢武帝要將朝鮮半島上那顆地緣政治的釘子拔掉,免得它將水上流民變成倭寇。

    漢武帝巡海,以游仙為噱頭,東臨齊地時,竟有上萬人紛至沓來,大談海上的故事,竟為時尚。武帝用大船隊載數(shù)千人隨他同赴蓬萊,而他本人,則御駕那艘巡海浮宮——豫章大舡,沿著環(huán)渤海灣巡行。

    巡行了兩趟以后,他就出手了,從山東和遼西海陸并進(jìn),水師統(tǒng)帥,還是那位樓船將軍楊樸,適逢朝鮮內(nèi)亂,將其一舉拿下,不設(shè)屬國,改立郡縣,將整個朝鮮半島分為四郡管理,即樂浪郡、玄菟郡、真番郡、臨屯郡,直到公元四世紀(jì)高句麗和百濟(jì)在半島上立國。

    這樣,漢武帝就把從渤海灣到北部灣的18000多公里的大陸海岸線的海權(quán)統(tǒng)一起來了,將中南半島和朝鮮半島這一南一北兩個半島也用中央集權(quán)的長臂管轄起來。

    至于島岸線,他就管不到了,那里的海權(quán),就用游仙和朝貢貿(mào)易的影響來維系。后來,感到維護(hù)成本實在太高,他游仙也已經(jīng)游不動了,就對群臣嘆息道:從前我愚惑,為方士欺騙,天下哪有什么仙人?全都是妖妄,還是節(jié)食服藥,少得點病就行。他一弛一張,能收能放,拿得起放得下,這是他與不到蓬萊不死心的秦始皇帝不一樣的地方。

    漢武帝一死,游仙也就停止了。上林苑中,昆明池里,也不再操練水師。隨著道教組織興起,濱海地區(qū)的方士也被組織化了,方士改稱為道士。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前六卷,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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