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爾特.本雅明    網(wǎng)絡(luò)圖片）

楊小宇/文

“有一個海因勒，他是個好小伙：‘痛飲，暴食，制造詩歌’”。1913年，當時只有21歲的本雅明在信件中第一次提到海因勒這個名字，“永遠如夢一般、永遠的德國人。衣冠不整，”他接著寫道。

本雅明不會想到，這個好小伙和夢幻般的詩人海因勒將激蕩他的靈魂，又將在短短一年后永遠離他而去；他更不會想到，海因勒的死會使自己寫下人生中絕無僅有的詩歌，并用這些詩歌為他獻祭。后世的讀者們常看見一團迷霧般的本雅明：語言晦澀，批判深刻，在文學、美學、哲學、社會學各個領(lǐng)域穿梭自如、又信手拈來，無人可以定義他；然而本雅明的成就和聲望背后，卻鮮有人將目光投向海因勒——本雅明的摯友，他唯一的詩歌作品《十四行詩》的主角。

本雅明是20世紀歐洲思想史的一顆明星，他在《機械復(fù)制時代的藝術(shù)作品》當中援引馬克思主義理論對現(xiàn)代藝術(shù)進行的批判如今聽來仍振聾發(fā)聵。他也是遣詞造句的大師，文學藝術(shù)和哲學思想的價值同時在他的作品中閃耀。在他的青年時期，德國正在經(jīng)歷一場巨大的變革：風頭正勁、擴張迅猛的德意志第二帝國正處在一場世界大戰(zhàn)的前夕；這場戰(zhàn)爭將把一整代年輕人卷入一架毀滅這繁榮圖景的暴力機器。

海因勒成了這場劇變的祭品：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之際，時年20歲的海因勒和女友打開煤氣雙雙結(jié)束了自己的生命。

“那是燃燒著的頭顱圍著搖籃祈禱/他怎就這樣離我而去/手里牽著，青春的夭亡”（本雅明《悼亡十四行詩》之三）

“你沉睡，卻是清醒的光……你成救世主，為我們救贖”（本雅明《悼亡十四行詩》之二十九）

如此激情洋溢的文字，在本雅明后期的作品中是難以想象的。但青年的本雅明卻毫不吝嗇將這些詩句奉獻出來，獻給一位他僅僅結(jié)識一年的年輕人。而這位英年早逝的詩人卻在人們的視野里消失了：有關(guān)海因勒生平和文學創(chuàng)作的文獻幾乎無處可尋。我們不禁要問：海因勒是誰？他與本雅明有過什么樣的關(guān)系？歷史的境遇又如何改變了這兩位才華橫溢的年輕人的命運？

海因勒

克里斯托弗·弗雷德里希·海因勒于1894年生于德國西部的艾菲爾地區(qū)的一個公務(wù)員家庭，朋友們喜歡叫他弗里茲（Fritz）。如同當時德國的很多家庭一樣，他的父親從小對他嚴加管教，很少允許海因勒外出玩耍。海因勒因此十分抵觸父親的觀念和教育方法，父子間矛盾日漸激化。

1906年前后，海因勒來到位于亞琛（德國最西端的城市，與比利時、荷蘭接壤）的KaiserWilhelms Gymnasium中學就讀，在這里，他邂逅了一群年輕的詩人，在他們的圈子里“沒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海因勒的文學生涯就在這里開始。

在亞琛，海因勒最好的朋友是菲利普·開勒（Phillip Keller）和路德維希·斯特勞斯（LudwigStrauss），他們在學校熱烈地討論文學，閱讀歌德、荷爾德林、惠特曼的詩歌。開勒和斯特勞斯兩人都在創(chuàng)作詩歌和小說。海因勒非常欣賞中學摯友們的詩，這些好友們也激發(fā)了海因勒的創(chuàng)作熱情。海因勒詩歌作品最早的讀者正是開勒和斯特勞斯二人，他的才情和浪漫也迅速被這些年輕詩人所接納了。“一位純粹的抒情詩人”，斯特勞斯這樣評價道。

在海因勒短短20年的人生里，留存下來的詩歌作品寥寥無幾，這些作品中的大部分都來自開勒、斯特勞斯等人以及日后的本雅明保留下來的手稿和通信。在海因勒的詩歌里，他打開自己、擁抱自然，敏銳地捕捉光影、樹林和海浪呈現(xiàn)出來的詩意與生命力。

“黑夜變得無色，影子變得無聲

安靜的心，不要告訴任何人，清晨升起的時候

四周閃閃發(fā)光，仿佛那里有湖水涌動

柔和的香味流淌著溫柔的哀傷

我想隱藏起來，以便沒有人能猜到我

只有風在我的寂靜中吹動

只有雨水在我的窗前流淌

這其中，所有嘆息都是我的姐妹”

（海因勒《滿懷的憧憬》）

...

靈魂從事物中解脫出來

所有的沉重都沉入谷底

歌曲帶來和平

夢將苦痛淹沒

睡眠將帶我走過漫漫之旅

眺望遙遠的土地

樹木在夢中變得有智慧

契約落葉，風消云散

成為生物和數(shù)字

夢想和地面上的生活

詩人在心愛的唇上

繪制時光

（海因勒《山頂上的詩人》）

1913年，海因勒來到弗萊堡就讀大學。雖然海因勒是追隨好友開勒來到了弗萊堡，但他卻在學校里遇見了人生中另一個重要的朋友：本雅明。

本雅明

21歲的哲學系學生本雅明雖奔波在柏林和弗萊堡的兩個校區(qū)，但他已經(jīng)是“青年文化運動”的追隨者，在學校擔任“自由學生聯(lián)盟”的領(lǐng)導(dǎo)角色。在20世紀初的德國大學校園，“青年文化運動”風頭正勁，但內(nèi)部也已出現(xiàn)了裂痕：這場由年輕人發(fā)起、由年輕人引領(lǐng)的社會運動正在走向民族主義化和軍事化的邊緣。

“青年文化運動”的起源是18世紀末的“候鳥運動”。1900年代，統(tǒng)一不久的德意志第二帝國正處在高速發(fā)展和擴張時期，膨脹的民族主義情緒、迅速的工業(yè)化和資本積累制造了一個紀律嚴明，崇尚工作和軍人精神的社會。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生長起來的一代年輕人追求一種不同的精神生活，他們對父輩的處世之道感到厭倦，并迅速接納了浪漫主義和象征主義文學；崇尚自由、探尋個人內(nèi)心并融入自然世界的思潮在年輕人當中備受推崇。“候鳥運動”以及其后繼者“青年文化運動”就是這種思潮的產(chǎn)物：一群年輕人帶領(lǐng)的徒步漫游活動開啟了這一代人對現(xiàn)行教育和社會制度的抵抗。年輕人們拋棄正統(tǒng)教育，在自然世界中自由交流，試圖用這樣的方式消除教育體系對青年人精神的鉗制，更好地達成青年人之間的理解，并啟發(fā)彼此的創(chuàng)造力和靈性體驗；徒步和探索自然則是他們重要的方法論。這也是一種對浪漫派精神的呼應(yīng)。很顯然，這樣一場青年運動對年輕氣盛的海因勒和他的朋友們是極具吸引力的。

《十四行詩》譯者、學者王凡柯指出，“青年文化運動”在發(fā)起之初是去政治化的；它嘗試與“街頭酒館式的狂熱愛國主義（Hurrapatriotismus）”保持距離，通過強調(diào)“青年文化精神”而改造青年個體。但在中后期，也就是一戰(zhàn)前夕，“青年文化運動”逐漸被政治化，這是由于一部分學生領(lǐng)袖被戰(zhàn)爭描繪的“個人英雄主義”幻想所吸引，對德國文藝思想、尤其是浪漫派的親近，逐漸被收編成了狂熱的民族主義分子。另一部分參與者則對戰(zhàn)爭的前景極度悲觀。他們認為青年運動的政治乃至軍事化傾向背離了運動的內(nèi)核；在外部政治環(huán)境影響和內(nèi)部組織不穩(wěn)定的雙重作用下，青年人被蒙蔽了。而宣揚“參戰(zhàn)是實現(xiàn)青年價值的最好途徑”這一說法，是對青年運動的諷刺和毀滅性的打擊。

本雅明屬于后一批人。他在運動中極力反對參戰(zhàn)派的論調(diào)，為此發(fā)表過一系列文章和演講。初來乍到的海因勒雖然還未深度參與運動，但本雅明卻在人群中一眼注意到了這個年輕人，有如電光火石一般，兩人擦出了火花。

關(guān)于本雅明如何邂逅海因勒，沒有詳細的文獻記載，一個相對可靠的推論是他們可能在海因里希·李凱爾特教授（Heinrich Rickert）的一堂邏輯課上相識。據(jù)本雅明和朋友卡拉·塞利格森（Carla Seligson）的通信，“一夜之間”，他就交上了海因勒這個朋友。

熱烈不羈而崇尚自由的海因勒與深沉卻敏銳的本雅明走到了一起。他們徹夜長談，結(jié)伴到林中徒步，一同讀書；在一次又一次漫長的談話中，兩人的精神世界向?qū)Ψ酱蜷_，也在對方身上找到回聲。漸漸地，海因勒成了本雅明在學生群體中“唯一親自交際的人”。海因勒熱愛蘭波，認為這位法國詩人“在任何角度都天賦異稟”；而本雅明則高度欣賞波德萊爾，這也在他后期《發(fā)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一書中得到證明。

從思想角度看，海因勒的理念在青年文化運動中也可稱獨到。學者Johannes Steizinger認為，海因勒對“威權(quán)主義教育”的不滿首先來自于這種教育體系對“語言”和“靈性（spirit）”的壓制，而語言和認知的破壞導(dǎo)致了童年和青少年的消亡。“對他（海因勒）而言，青年運動首先意味著為一種新的語言而斗爭，這種語言應(yīng)當成為青年的語言，”Steizinger在其編輯的海因勒作品集序言中寫道。

本雅明十分信任海因勒，欣賞他的觀點和才能，海因勒也逐漸認同本雅明對“青年文化運動”的擔憂。“在這里，我只有一個忠誠且能干的助手，”本雅明如此評價過海因勒。但事情開始變得有些棘手：海因勒中學的好友開勒在運動中站在了本雅明的反面。

卡桑德拉

本雅明和開勒等人的爭執(zhí)變得膠著起來，并升級成了對學校運動領(lǐng)袖位置的爭奪：兩人都希望自己的思想和路線能把運動帶向更光明的前方。公共議題的大是大非和私人情感的羈絆在海因勒的世界中糾纏起來。

海因勒最終和少年的好友決裂，站在了本雅明一邊。隨著越來越多青年被激昂的情緒，抑或是青春的荷爾蒙裹挾進運動的政治化進程中，海因勒與本雅明二人愈發(fā)孤獨。

令人沮喪的是，海因勒本人在文學事業(yè)上也處處碰壁。海因勒本希望在大學中尋求更多的發(fā)表機會，但由于各種原因，文學期刊的編輯卻并不認可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他僅在期刊“Anfang”上發(fā)表了一篇散文。唯一激賞海因勒，并費盡口舌推薦他作品的人是本雅明。

很難判斷海因勒和本雅明這段時間的交往中發(fā)生了什么改變，然而就像一再發(fā)生的俗套劇情，在1913年的某個時間點，這兩位至交之間也出現(xiàn)了分歧，這種分歧是本質(zhì)的，又因他們濃烈的感情變得更加復(fù)雜。“一開始，我們一遍又一遍去回顧發(fā)生了什么，試圖解釋等等。但很快我們感受到了那是什么，也就這么說了：我們兩人很難與對方分離，”本雅明在信中說，“我發(fā)現(xiàn)這個討論中有一個方面很重要，也就是他完全知道他做了什么，或者說，對他而言已經(jīng)不是‘知道’的問題。他如此確定我們之間的對立，并認為這是必須的，就像我意料之中的一樣。他以‘愛’之名，將他自己置于我之上、與我相對，我則用‘符號’來對抗。你理解，我們的友誼既單純、又豐富；對我們來說，這兩者兼有。我們承認我們是在對抗命運的那個時刻終究到來了：我們對彼此說，我們其實可以站在對方的立場上。”

“大地上不再有他的腳步/空氣中不再有他的聲音/朋友的口中，也不再響起他的姓名/再沒有人以愛之名喚醒那沉睡者/他穿著紫羅蘭色的長袍/曾與我們同在，在正午復(fù)活”（本雅明《悼亡十四行詩》之三十一）

如同希臘神話中的女祭司卡桑德拉，在歷史的滾滾車輪下，也許一些人能預(yù)知悲劇的發(fā)生，卻無力阻止。1913年秋季，海因勒跟隨本雅明來到了柏林，在那里他們遇見了另一群參與青年運動的年輕人，也遭遇了更多的沖突。11月，本雅明計劃在一個“作家行動之夜”的文化活動上發(fā)表演講，而海因勒對演講的內(nèi)容細節(jié)存有異議，二人爆發(fā)了激烈的爭吵。最后的結(jié)果是，兩版內(nèi)容極其相似的演講出現(xiàn)在了活動現(xiàn)場。“當我回想起這兩場演講，我愿意將它們比作阿耳戈傳說中險峭的島嶼：辛普雷加德，它們之間沒有一艘船能完整地通過。彼時，愛恨交織的海洋正在翻涌浪花，”本雅明回憶道。

海因勒在柏林的文藝圈子中愈發(fā)難以立足，理念的沖突很快升級成了與其他作者、編輯的個人恩怨。海因勒孤軍奮戰(zhàn)，身邊的盟友屈指可數(shù)，而他與本雅明原本牢不可破的連結(jié)如今也漸漸被更多的爭執(zhí)所遮蔽。海因勒的名字成為了“幼稚”的代名詞，他的面前是千夫所指。戰(zhàn)火將至，而他則會成為是被眾人、被歷史所拋棄的那一個。

在這之前，海因勒做出了選擇：他要拋棄眾人。

1914年8月1日，德國向沙俄宣戰(zhàn)，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全面爆發(fā)。8月8日，海因勒和女友在柏林青年會堂開煤氣自殺，終年20歲。8月10日，本地報紙的報道中對海因勒之死這樣描述：“根據(jù)一名學生朋友的信件，‘殉情’是二人的死因。”

厄洛斯

德國的“青年文化運動”最終在內(nèi)訌中走向了混亂、被收編、解體，最終在納粹掌權(quán)后煙消云散。由于少年心氣而走到一起的年輕人們最終因少年心氣而分道揚鑣，崇高的理想因瑣碎的情仇而被埋葬。

這是本雅明在《十四行詩》中所歌頌的青春的反面：那值得歌頌的青春是人性之光，是尚未被世俗侵蝕、仍然同邪惡搏斗的勇氣。然而青春的殘酷也正是因為這反面，因為手握真善美的少年們同時也手握毀滅的力量。

譯者王凡柯在譯后記《青春與死亡》中寫道：“在本雅明看來，海因勒在青年運動已經(jīng)開始發(fā)酵著政治收編危險和戰(zhàn)爭意志升華的時候，有悖于當時高揚青春生命的時代氛圍而將年輕的生命拋卻的做法，才是象征著不與濁世同流合污的真正青春精神的不朽與超越。”

只有死亡——而非生命——能完成這純粹的青春的使命。對本雅明來說，青春與死亡看似水火不容，實則互相成就。在這里，海因勒是殉道者，理應(yīng)被置于神壇之上；而本雅明是他的祭司、歌頌者和崇拜者。

本雅明和海因勒的關(guān)系很難用友誼來描述。在《十四行詩》里，我們捕捉到一種強烈的，關(guān)乎靈魂交融而極度接近愛欲的激情，這種激情在西班牙神秘主義詩人十字若望（San Juandela Cruz）的詩歌中也可見一斑。不同的是，若望的詩歌抒寫的是對上帝的深沉愛慕，而在嚴格意義上，本雅明的詩歌主角卻是世俗的。“你問我，是否愛那個朋友？/多年來的滯塞因此疏解/在我信賴的，你的聲音里/它的氣息融化了欲望的晶體......他握住這雙手，更堅決地指其方向/這顆秘密愛著的心，如今在在詩中/要讓全世界知曉”（本雅明《悼亡十四行詩》之三十五）

“貪婪的厄言將圖像撕毀/亙古的星群閃爍，滑過頭頂/厄洛斯葡萄般的嘴唇，在我們的話音之間”（本雅明《悼亡十四行詩》之二十四）

如果說本雅明贊頌海因勒的詩句仍然帶著少年的稚氣，那么他此后的思想歷程和美學批判則是對他和海因勒視若珍寶的“青年精神”的捍衛(wèi)和延續(xù)。在寫作博士論文《德國浪漫派的藝術(shù)批評概念》時，他繼續(xù)向大學教育里對語言本身的忽視開炮，提出了“純粹語言”的概念：一種純粹不及物的語言，一種不作為媒介和工具的語言。在《機械復(fù)制時代的藝術(shù)作品》中，他著重討論藝術(shù)作品的“光韻（aura）”和“原初性（authenticity）”，并極力批判法西斯對“政治的審美化”。終其一生，本雅明都攜帶著青年運動的遺產(chǎn)。這遺產(chǎn)是深入骨血的對真理和美的追求，以及能看得見摸得著的，海因勒的遺作手稿和自己為他獻祭的十四行詩。

本雅明看上去是這樣一個人：他喜怒不形于色，內(nèi)心卻波濤洶涌，也正因他不輕易流露自我，他擁有一種持久的力量。終其一生，他保持著憤怒，用盡所有天真的正義感慷慨陳詞，并用理性和哲學為它套上了鎧甲。從某種層面上說，海因勒有如本雅明精神世界的雙生子，卻因過早的離去而成為了他創(chuàng)作的驅(qū)動力和靈感源泉。

在西班牙邊境的酒店里吞下嗎啡的那一晚，不知48歲的本雅明會不會想起年輕的海因勒——20歲的詩人在絕望之海中清醒地擰開煤氣閥門，在黑暗之中化為星辰那個時刻。回望20世紀，青春的概念在一代又一代人身上被重新演繹，青春的能量在世界的各個角落爆發(fā)，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達到高潮，激蕩起的回聲如今猶在耳畔。青年人的火焰燒過后，有時留下的是一地雞毛，但其他時候，它所攜帶的開創(chuàng)性與破壞性幾乎并駕齊驅(qū)，為這個世界打開了此前難以打開的思想空間，創(chuàng)造了全新的生活方式。當我們緬懷全球五六十年代的青春激情時，我們也許應(yīng)該看到在那之前的德國，曾有一個時代，一個現(xiàn)代性剛剛被發(fā)明，而年輕人駕馭著無限可能和靈感的時代。在那時，正如即將來臨的時代一樣，青年人的命運與歷史縱橫交錯，他們的創(chuàng)造力同時被歷史塑造著也被歷史限制著；在那時，青春是激烈而危險的。然而曾有一位年輕詩人不懼與死亡握手，有一位年輕的哲學家充當了他的信使，首度告訴人們有一種超越死亡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