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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伊春的清冷與落寞

旅行似乎從伊春才真正開始，在那里我碰到了孫鐵軍，我第一個深入交談的對象。伊春給我的印象是它的清冷和落寞。我抵達時是傍晚7點，步行街上人群稀稀落落，商店幾乎全部打烊了，在大部分城市，這正是最熱鬧的地點、最喧囂的時刻。在等待本地朋友時，我坐在一家蛋糕店門口發(fā)呆，它是整條街上最后一家小店，店門口的高音喇叭一直在循環(huán)播發(fā)同樣的短語：蛋糕麻花小甜餅……朗誦者的語速過快，甚至懶得有標(biāo)點符號。不知疲倦的重復(fù)，是中國商業(yè)社會最重要的推銷手段，從中央電視臺黃金時段的廣告，到賣鞋和賣雜食的街頭小店，他們都篤信“三人成虎”的古老訓(xùn)諭。 

步行街上有著一條又一條的跨街廣告，我眼前的那個來自“東方典當(dāng)行”，它引誘客戶的手段濃縮在對稱的順口溜里，“天天辛苦跑銀行，不如找我來幫忙”。那是個奇特的傍晚，對面的樓房墻面斑駁、墻皮脫落已久，天空逐漸變黑卻仍舊藍得透徹，不知為何盛夏的時節(jié)，空氣卻飄蕩著一股冬日的蕭瑟與感傷。就在我吃到最后一根麻花時，步行街旁的大笨鐘開始報時了，出人意料的，報時的音樂是《東方紅》。一瞬間，我被帶回到了20年前。那時，我生活在一個集體主義氣息濃郁的軍隊大院中，清晨6點有起床號，傍晚是下班號，我們在食堂里喝黏稠的米湯、拼命地吞咽加多了食用堿而變黃的饅頭，大院里的人們來自五湖四海、操著不同口音，由一種外在與內(nèi)在的紀(jì)律性所維系。在黑龍江稍微待得長一點兒，我就體驗到這種大院氣息是多么濃郁。這里的很多城市不是自由生長出來的，而是移植來的。整整兩代人，他們有著不同的性格、家庭背景、光榮與夢想、口音與口味，都被塞進了一個窄小的空間，為同一個目標(biāo)服務(wù)……

出生于1954年的孫鐵軍是那股潮流的產(chǎn)物。我看到他時，他正挑著一擔(dān)水從院子里出來，那連成一片的由木板、泥漿、磚頭搭建的建筑群分布在半山上，與山下的市區(qū)形成了對比，這算得上是貧民窟。孫鐵軍看起來40歲左右，消瘦的臉上流露著一股淡淡的憂傷。早晨9點的伊春，空氣清新，似乎可以蕩滌掉我肺中殘留的北京的所有廢氣。陽光則穿過輕輕的云層，暖洋洋地打在身上，皮膚干爽，甚至能感覺到毛孔的呼吸。伊春是小興安嶺的中心城市。它的木材和大慶的石油、鶴崗的石油、建三江的黑土地一樣，是火熱的新中國建設(shè)的象征，充滿著“喝令三山五岳開道，我來了”的豪情。它們也是黑龍江省給當(dāng)代中國留下的最深刻印記—它的豐沛資源是新中國建設(shè)的發(fā)動機。就像大慶產(chǎn)生了王進喜一樣，馬永順是伊春的象征。

孫鐵軍的父親曾在朝鮮作戰(zhàn)，1958年分配到伊春市的百貨公司做業(yè)務(wù)員。這座城市也差不多在那一時刻建立起來，本城人自覺地將自己分成兩類：“林業(yè)的”和“商業(yè)的”。前者采伐樹木，后者則為這一群體提供服務(wù)。他們也經(jīng)常相互交織在一起。作為四兄妹的老大，孫鐵軍1969年成為了一名林業(yè)工人，在山中熟悉了透光、打帶、清林這些工序，每月掙33元錢，接著他成為一名卡車司機，開著解放牌汽車運送砍伐得整整齊齊的原木。1977年他結(jié)婚時，伊春迎來了最繁榮的年代。一直到20世紀(jì)80年代中期，全國大大小小的政府、公司都派代表前來此地，都試圖獲得一批木材，中國正重新開啟經(jīng)濟建設(shè)的浪潮。“所有的人都有工作，外地人到處都是，什么人他們都求”，孫鐵軍的母親突然插進談話。這個神情淡定的老太太正在窗外抽煙，香煙夾在她左手的食指與中指之間，姿態(tài)異常瀟灑。之前，她一直在向我抱怨作為軍屬的她，每個月只能領(lǐng)到100多元的補助，對于一名抗美援朝老兵的遺孀，這實在令人心寒。

對于這個家庭來說，最寒冷的時刻來自于1993年。那時，林場的繁榮已經(jīng)逝去，因為長期沒有節(jié)制的砍伐，生長了數(shù)百年的森林開始蕭瑟，它需要休養(yǎng)生息了，我看到了那片生長了40年的杉樹，它們纖細得像個成年人的臂膀。國有企業(yè)的改革也開始了，孫鐵軍對此做好了心理準(zhǔn)備，這是全國性的潮流，不僅是他個人面臨這樣的變化。

結(jié)果仍令他吃驚。他一家四口，除去母親外，他的妻子、他的女兒和他自己都在林場的國營公司工作，分別屬于財務(wù)科和保衛(wèi)科。“我做好了家里有人下崗的準(zhǔn)備，”孫鐵軍回憶說，“卻沒想到三口人全部下崗了。”他的整個青春時代都奉獻于此，整整25年的工齡最終以18 000元錢作為了結(jié)他這些歲月的交代。這是個一刀切的數(shù)目，令孫鐵軍耿耿于懷的是，似乎他們這些工作將近30年的工人，和那些只有10年工齡的工人一樣，所得到的賠償沒太多區(qū)別，10年、20年的人生沒太多的價值。

那真是段難熬的日子。“工人就像籠子里的雞，放出來之后它還會圍著籠子轉(zhuǎn)。”孫鐵軍與其他下崗工人一樣，他們在國營的氣氛中成長，他們的家庭、愛情、事業(yè)、娛樂，都在一套模式中，而且他那時已人到中年，生命開始由強壯滑向衰弱。

“現(xiàn)在回想起來，我都覺得害怕”，我們見面時已是2007年8月，整整過去了15年，他似乎仍未完全從當(dāng)時的震蕩中走出來。一家四口的生活，他要自己交納養(yǎng)老、醫(yī)療保險金，更多的是茫然，他不知道自己能在即將展開的新生活中做些什么，這里沒有他熟悉的路線圖。

他病倒了，一年后，才開始逐漸恢復(fù)。就像之前很多代的中國人一樣，當(dāng)他們面臨社會的震蕩時，親戚、朋友、同學(xué)所締結(jié)的網(wǎng)絡(luò)開始發(fā)揮作用。他先是在山東游蕩了9個月，依靠最初朋友的介紹，從一份工作換到另一份工作。新生活不安定，卻也讓他呼吸到從未有的自由空氣。

“我一口氣跑了很多省份，那些地方我從來都沒去過。”他的足跡從山東到了湖北，從四川到了新疆，從廣東到了福建，他又開始重操開車的老職業(yè)，在葛洲壩開鏟土機，在攀枝花卸貨，在新疆參與修路。“哪里有活干，我就去哪里”，他說。

這期間，伊春的經(jīng)濟沒有起色，甚至更糟了。包圍在兩座小山之間的市中心的商業(yè)區(qū)不再有從前的繁華，50年前，退役的士兵、年輕人涌到這里創(chuàng)造一座新城；30年前，人們涌向這里，尋找木材與機會；而現(xiàn)在本地人則開始外遷，工人們的后代到外地尋找工作，而下崗的家庭經(jīng)常全家性地遷走……孫鐵軍的女兒在不再繁榮的零售業(yè)中尋找工作，她賣過鞋，如今為一家小店賣書包，每月600元的工資經(jīng)常成為家里的依靠，她的丈夫在大連工作，每年見面的機會不多，她6歲的女兒在屋里快樂地跑來跑去，一直想打斷我們和她外公之間的談話，好把注意力集中到她身上。

15年的時間里，孫鐵軍覺得自己衰老了。那些游歷令他大開眼界，卻沒帶來太多的經(jīng)濟回報，他在為每年要交納1 700元的社保基金費發(fā)愁，聽說它要漲到2 100元……他臉上的憂慮也和他的身體狀況相關(guān)，他同時被胃炎、肝炎、膽囊炎所困，即使如此他仍要不時去開長途貨運，經(jīng)常連續(xù)很多天日夜兼程……

孫鐵軍的家里干凈、整潔，在不大的空間里一切都一絲不茍，顯示出他強烈的自尊。這自尊挽救了他，他知道自己那些下崗的同事中，很多人因為長期的積怨而一病不起，兩個月前，他又參加了其中一位的葬禮，那人不過50歲出頭。“死得都讓人心寒了”他說。掛在墻上的那把蝴蝶牌吉他，記載著他燦爛而浪漫的少年時代，他是個音樂愛好者，奢侈地?fù)碛羞@把三十幾元的樂器，向少男少女們彈奏《游擊隊之歌》……琴弦好久都沒被撥動了，以至于孫鐵軍已忘記了如何調(diào)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