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只是反恐戰(zhàn)爭本土戰(zhàn)場的支出;真正的大錢是花在海外戰(zhàn)場上。除了因為伊拉克戰(zhàn)爭而獲利激增的武器承包商外,美國的軍力維護現在是世界上成長最快的服務業(yè)之一。“沒有兩個擁有麥當勞餐廳的國家曾經互相打仗。”《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1996年12月大膽宣稱。他不但在兩年后被證明說錯話,而且拜營利戰(zhàn)爭的模式所賜,美國軍方還帶著漢堡王(Burger King)和必勝客(Pizza Hut)上戰(zhàn)場,授予它們從伊拉克美軍基地到關塔那摩灣(Guantanamo Bay)“迷你市”的專賣經營權。
還有人道救援與重建所需的經費。在伊拉克首創(chuàng)的營利救援與重建已變成全球的新典范,不管是先發(fā)制人戰(zhàn)爭造成的破壞,例如以色列2006年攻擊黎巴嫩,還是颶風帶來的破壞,救援和重建都采營利模式。隨著資源短缺和氣候變化不斷地引起一系列新的災難,對突發(fā)事件的應變已經形成了一個熱門的新興市場,以至于不可能再留給非盈利機構了——既然美國最大的工程公司之一貝希特勒(Bechtle)可以做,為什么要讓給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密西西比的難民可以住在嘉年華游艇上,何必安置于接受補貼的空公寓?既然黑水公司(Blackwater)這類民間安全業(yè)者正在尋找新客戶,為什么要部署聯合國維和部隊在蘇丹達爾富爾(Darfur)?這就是9·11前后的差別:在之前,戰(zhàn)爭和災難只提供商機給經濟中有限的產業(yè)——例如戰(zhàn)斗機制造商,或重建被炸毀橋梁的營造商。戰(zhàn)爭的首要經濟角色是打開原本封閉的新市場的手段,借以創(chuàng)造戰(zhàn)后承平時期的繁榮。現在戰(zhàn)爭和災難應變已完全民營化,它們本身就是新市場;不必等候戰(zhàn)爭結束才有繁榮——媒介本身就是信息。
這種后現代的做法有一項明顯的優(yōu)點,以市場術語來說,就是它不會失誤。就像一位市場分析師對能源服務業(yè)哈利伯頓公司(Halliburton)某一季營運特別好所下的評論:“伊拉克的情況比預期好。”當時是2006年10月,也是記錄中戰(zhàn)役最慘烈的月份,有3709名伊拉克平民死亡。盡管如此,很少股東會對戰(zhàn)爭為這家公司創(chuàng)造200億美元營業(yè)收入感到不滿。
在武器交易、民間傭兵、營利式重建和國土安全產業(yè)欣欣向榮之際,從貼著布什政府品牌的后9·11休克治療中崛起的,是一種體系完備的新經濟。它在布什時代建立,但現在已獨立存在于任何政府之外,而且將屹立不搖,直到它深層的財團至上意識形態(tài)被發(fā)現、隔離并遭到質疑和挑戰(zhàn)。這個體系雖然由美國公司支配,但它具有全球性,由英國公司帶來無所不在的保安攝影機技術,以色列公司興建高科技圍墻的專業(yè),以及加拿大木材業(yè)銷售比當地房屋貴好幾倍的組合屋,等等。“我認為以前從來沒有人把災難重建視為真正的房屋市場,”加拿大一家林業(yè)集團的總裁貝克說,“這是一套長期多角化經營的策略。”
就規(guī)模來說,災難資本主義體系足以媲美“新興市場”和90年代信息科技業(yè)的繁榮興旺。事實上,圈內人士透露,獲利甚至比網絡時代還高,之前的其他泡沫破滅后,“安全泡沫”接著形成。若加上激增的保險業(yè)獲利(估計光是在美國2006年就高達空前的600億美元),以及石油業(yè)的超高獲利(每一次發(fā)生新危機就愈高),災難經濟可能救了世界市場,讓它免于9·11之前瀕臨的全面衰退。
當我們試圖闡述在戰(zhàn)爭和災難的激進的私有化進程中達到頂點的意識形態(tài)之十字軍的歷史,一個反復出現的問題是:這種意識形態(tài)沒有固定形象,它不斷改變名稱和轉換身份。弗里德曼自稱是“自由主義者”(liberal),但他的美國徒眾認為自由主義代表課征重稅和嬉皮,所以自稱是“保守主義者”(conservatives)、“古典經濟學家”(classical economist)、“自由市場派”(free marketer),以及后來的“里根經濟學”(Reaganomics)與“自由放任主義”(laissez-faire)的追隨者。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區(qū),這些人的教義稱為“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但也常稱為“自由貿易”或“全球化”。90年代中期以后由右派智庫——與弗里德曼有深長的關系,包括傳統(tǒng)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和美國企業(yè)研究院(AEI)——領導的知識分子運動,才自稱為“新保守主義者”,是一種挾美國軍事機器的強大力量為財團目標服務的世界觀。
所有這些化身都致力于同一個三位一體的政策目標——鏟除公共領域、完全解放企業(yè),以及削減社會支出——但這種意識形態(tài)的各種名稱沒有一種聽起來恰當。弗里德曼建構他的運動是以解除國家對市場的管制為目標,但當他純正主義的設想在真實世界實踐時,情況卻大不相同。在過去三十年每個采用芝加哥學派政策的國家,都出現一個由少數極大企業(yè)和一群大多很富裕的政治人物組成的強大統(tǒng)治聯盟——且兩個集團間的區(qū)隔十分模糊而易變。在俄羅斯,這個聯盟的民間富豪參與者叫“寡頭”(Oligarch);在智利叫“食人魚”(piranha);在美國則是布什—切尼鼓吹的“先驅”(Pioneer)。這些政治與企業(yè)精英崛起后,非但未能解除國家對市場的管制,反而分進合擊,交換和分配原本由國家掌控珍稀資源的權利——從俄羅斯的油田,到在伊拉克未經招標程序的重建工程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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