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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江山】

劉剛/文

大唐航海第一人杜環(huán)是個戰(zhàn)俘，航海第一書《經行記》也殘不忍睹。杜環(huán)從海路回國，可海路上,《經行記》里只提到一國——師子國（即今斯里蘭卡）。宋峴《杜環(huán)游歷大食國之路線考》，只考了陸路，沒考海路，所以，海歸的行程尚不清楚。

不過，我們可以參考另一本書。這本書據(jù)說出自一位名叫蘇萊曼的大食商人，在中國有兩個譯本，一本譯作《蘇萊曼東游記》，題蘇萊曼著，為劉半農、劉小慧父女合譯本，另一個譯本，書名為《中國印度見聞錄》，未署著者，譯者為穆根來等人。書中，附有一張九至十世紀阿拉伯人航海東來路線圖，這張路線圖，能為杜環(huán)海歸行程，提供一個大致的路線參考，同時能為其行程展開一個文化比較的背景。

阿拉伯人哪來的文明底氣

談起世界，《中國印度見聞錄》卷一第二十四說，印度人和中國人一致認為，世界上有四個國王，排在第一位的是阿拉伯人的國王，說他是最偉大的國王，最富有的國王，最豪華的國王，是無與倫比的宗教之主，排在第二位的是中國國王，第三位的是羅馬國王，第四位國王，不說他是印度人國王，而說他是穿耳孔人的國王，用了鄙視的眼光。

這當然是阿拉伯人的觀點，只是用了中國人和印度人的口吻來說。印度人會怎么說，我們不好揣測，但印度人總不至于把自己說成“穿耳孔人”吧？中國人會怎么說，那就更不勞阿拉伯人來代言了，肯定也要自認為天下第一，否則，那就不是天朝上國了。

每一位國王，都擁有一個帝國，將他們各自的勢力范圍統(tǒng)合起來，就形成了世界，前面三位，相應的有阿拉伯帝國、唐帝國和東羅馬帝國，而第四位印度，其時，已難稱帝國，但它在歐亞大陸居于中心地位，從阿拉伯到中國去，無論陸地，或者海洋，它都是必由之路，即便不能成為世界的地緣政治中心，它也是繞不過去的世界地緣經濟中心。

三個大帝國，阿拉伯居中，西與羅馬為敵，東同中國貿易，連接東西方，表現(xiàn)出世界文明的樣式，這大概是阿拉伯人除了宗教信仰以外所具有的文明底氣的由來。

這一時期，阿拉伯人對中國的認知，郭筠在《阿拉伯地理典籍中的中國》一書中作了綜述，其中有一種說法很有意思，將大地的形狀比作一只巨鳥，中國是鳥頭，印度是右翅，易薩是左翅，麥加、漢志、敘利亞、伊拉克和埃及是它的胸腹，北非是它的尾巴。很顯然，這是對伊斯蘭化世界的一個描述，因為整個基督教世界都沒有包括進來，可出人意料的是，它竟然以中國作為鳥頭，難道中國已被阿拉伯人納入其伊斯蘭化世界的藍圖？

帶著這樣的藍圖，阿拉伯人紛紛前往中國，對于中國便格外關注起來，最先關注的，當然是商人，最早有關中國的書寫，也出自商人之手，由蘇萊曼開了個頭。這個頭，開的比馬可·波羅早了400多年，可這兩位，卻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都是商人，推動阿拉伯人去認識中國的，雖有圣訓作為流傳的口碑——“知識雖遠在中國，當亦求之”，但第一推動力，顯然并非求知，而是求利，是在求利過程中，為了利益最大化而去求知。

他們的學者，跟在商人后面舞文弄墨，可最終，還是沒有一人來到過中國，相比之下，可以說，那時的阿拉伯學者，還沒有一人像杜環(huán)了解大食國那樣真懂中國，但這并不妨礙他們一個接一個地拿“中國”來說，其中，有一位名叫雅庫比(Yakubi)的歷史地理學家在其著作中，提到“中國是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如果從海上去中國，需橫渡七海”。

這“七海”，也就是從波斯灣到中國南海，若按照那時的說法，便是從法爾斯海(Fars)到漲海，中間經過的海，出了波斯灣，就是阿拉伯海，那時稱作拉爾海(Lara)。接下來的，是孟加拉灣，時稱哈爾干海(Harkand)。再往東去，是安得曼海，那時叫箇羅海。由此而南，就到了石叻海(Salahit)，石叻，為馬來語Selat音譯，意為海峽，此即馬六甲海峽，石叻海，乃海峽附近海域。由此往東，至中南半島，于湄公河口入海處，有昆侖島，其所在海域，稱軍突弄海(Kundrang)，亦馬來語音譯，中譯為“昆侖”。再往東去，到達中國南海，阿拉伯人稱“漲海”，即阿拉伯語Cankhay音譯，漲海盡頭為海南島，由此入“中國之門”。

了解了阿拉伯人說的“七海”，我們就大略可知杜環(huán)的海歸路線圖了，其歸路，當與蘇萊曼的來路同為一路，但在時間上，兩人前后相差約90年，分別處于中唐、晚唐兩個不同的歷史階段，正是這兩個階段的差異，使得大唐與大食兩個帝國此消彼長。

杜環(huán)那時，新興的巴格達作為“中國國王的禮物”，尚以大唐長安做榜樣，到蘇萊曼來華時，巴格達還在蒸蒸日上，而大唐長安卻已是一副衰落的模樣。所以，蘇萊曼在他的見聞錄里，將大食國王排在世界第一，并非其妄想。將大唐國王排在第二，那也是照顧了大唐的面子，借了中國的光，因為，絲、瓷、茶等美好之物，實在要比國王強。

失去了航海家的海通時代

如果杜環(huán)從巴格達出發(fā)，他先要到巴士拉，并在其附近，找到一個名叫斯拉夫(Siraf)的海港，在此，登上一艘裝完貨就要“搶路”，亦即正在揚帆起航的中國船。

為什么不直接在巴士拉下海呢？因為中國船大都在斯拉夫港裝卸貨。斯拉夫，是波斯灣最大港口，城里沒有田野，沒有牲畜，但人口密集，有的是豪華建筑和往來于印度和中國的商船，為什么中國商船多停泊斯拉夫港等待裝運？

由于兩河流域出海口及其附近海域多淺灘，且風浪大，使得體積龐大的中國商船殊難航行，故將貨物先載至斯拉夫港，然后，用小船轉運到巴士拉和巴格達，至于阿拉伯本地物產，也是由小船先載運至斯拉夫港集中，然后再由中國商船運往東方。

那時，大唐雖已內亂，但繁榮尚在民間，那些中國民間商船，就像大航海時代西班牙人的“馬尼拉大商帆”，自由的往來于東洋和西洋之間，以其對海洋的征服和對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承擔起海上物流的職能，只可惜那些商船的船長們，他們之中，應該不乏哥倫布那樣的航海家，可他們的名字，一個也沒留下，因為他們不入史官文化的視野。真正的航海家失蹤了，一不留神，像杜環(huán)、楊良瑤那樣的海客，便成了中國大航海的代表。

真正的航海家，是那些自己駕駛船只，自我指引航程，開辟航線的人。而杜環(huán)等人，只不過是海船上的一名過客，一個搭渡的海洋邊緣人，可一部中國航海史，多半是由這樣的海洋邊緣人記錄的，記錄中，沒有航海家的名字，更談不上為他們立傳了。

用史官文化來看，航海記錄之海域，應當成為在王朝史觀主導下的域外地理志的一部分，作為王朝中國天下觀里的海國輿地之例示，王朝中國的海通，在思想上，最多也就通到了這里，從《漢書·地理志》到《海國圖志》，都是有志沒史，見地不見人，只留下一連串航海記錄的地名，而看不到一個與這些地名有關的人——那些航海家們。

也許中國的航海家們，換了一種形式出現(xiàn)，非以歷史形式，而以神話形式，非以歷史人物，而是作為神仙，出現(xiàn)在方士傳或神仙傳，如秦漢徐福、安期生等。

王朝中國海通，在唐以前，除了朝貢，便是游仙，自唐設市舶司以后，海外貿易才上了國家利益的航船，派了朝廷官員，尤其太監(jiān)來監(jiān)管。但對于民間自發(fā)的航海活動，還是不聞不問，一部中華航海史，依然被海外奇談充滿，只留下了“海客談瀛洲”。

沒想到紛紛“海客”中，竟然有一位像杜環(huán)這樣有來歷的人，他有族父杜佑關照，雖不至于被“煙濤微茫”所埋沒，但杜佑對他知根知底，也使他難有“傳奇”。

若將他放在秦漢時，他或許能成為海外仙人，或位列海上方士，但隋唐以來，踏浪而至者，多是佛法僧人，接踵來的，亦多為傳教士，來東土傳法，來傳有“大食法”——伊斯蘭教，有“大秦法”——基督教，還有“尋尋法”，亦即波斯人的拜火教。他本人，顯然不在僧人之列，似乎也不太可能作為傳教士來華，即便入了伊斯蘭教，他也不會以傳教士的面目出現(xiàn)，我們從經過杜佑摘錄的《經行記》里看到的杜環(huán)，依然是那個有著中國傳統(tǒng)士人底色的杜環(huán)，是用中國式天下觀來打量世界的杜環(huán)。

阿拉伯人的中國印度比較

杜環(huán)和蘇萊曼一樣，也是從波斯灣北部沿岸的斯拉夫港起航，然后，泛游七海，來到中國，蘇萊曼寫在游記里的那些海域見聞，想必杜環(huán)多少也會有所經歷。

例如《中國印度見聞錄》中，提到了“在真主創(chuàng)造的人類中，中國人在繪畫、工藝以及其他一切手工方面都是最嫻熟的”，對于這一點，杜環(huán)在巴格達時就已領略，那些中國工匠、畫匠，若在本土長安很平常，可出現(xiàn)在巴格達，就出類拔萃了，以至于阿拉伯人認為“沒有任何民族能在這些領域超過他們，中國人用他們的手，創(chuàng)造出別人認為不可能做出的作品”，阿拉伯人對于中國人的手藝，佩服之情，那可真是溢于言表。

但是，一談到宗教，就不以為然了，蘇萊曼說，“中國人沒有宗教，他們的宗教來自印度”，這對一個宗教至上的民族而言，心理上會有怎樣的一種感覺？

可奇怪的是，阿拉伯人并不因此而小視中國并以中國的價值觀為敵，那時，阿拉伯人早已在西域開始了用伊斯蘭教來取代佛教的工作，蘇萊曼等人前來中國，雖不能說沒有傳教企圖，但其主要目的還在經商，對于商業(yè)利潤的信仰可以量身打造天堂。

可不，那時的中國政府就專門為阿拉伯人搞了個伊斯蘭貿易特區(qū)，以河流為界，同中國人的城市分開，讓穆斯林自治，蘇萊曼在其見聞錄里提到“在商人云集之地的廣州”，就有這么一處“蕃坊”，由“中國官長委任一個穆斯林”來管理，授權他以伊斯蘭法律“解決這個地區(qū)各穆斯林之間的糾紛”，還說“這是照中國君主的特殊旨意辦的”。

看來，蘇萊曼對那位被中國官長任命的穆斯林還比較滿意，因為“每逢節(jié)日，總是他帶領全體穆斯林做禱告，宣講教義，并為穆斯林的蘇丹祈禱”，還說“此人行使職權，做出的一切判決，并未引起伊拉克商人的任何異議，因為他的判決是合乎正義的，是合乎尊嚴無上的真主的經典的，是符合伊斯蘭法度的”，他對這樣的管理——將阿拉伯人的重商主義與其宗教倫理相結合的管理贊不絕口，其中亦含有對大唐政治文明的贊譽。

在宗教方面，印度人是中國人的老師，蘇萊曼從中國人那里聽說，“印度人給他們帶來了佛陀，給他們講經說法”，總之，印度人的佛教，已經在中國先入為主了，后來的，如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幾乎所有的宗教，都來中國立足，但都難以為主，即便一神教來到中國以后，也不得不與其他宗教和平共處。在中國，沒有宗教戰(zhàn)爭，也沒有由于宗教原因而引起的文明的沖突，形成了一個不同信仰都能各得其所的共和的大格局。

蘇萊曼還說，他在印度和中國，“沒有見到過一個伊斯蘭教徒，也沒有一個會講阿拉伯話的人”，但他卻沒有什么違和感，那時，阿拉伯帝國還在上升時期，阿拉伯人的心態(tài)也很開放，要把各國好的文化都拿來為我所用，還沒有出現(xiàn)那種經歷過衰落之后的文明過敏癥，因此，他們喜歡拿不同的文化來做比較，《中國印度見聞錄》里，就有許多中印文化比較，這些比較的素材，可以拿到他們的“智慧之家”去提升，成為新文明。

在第一卷里，蘇萊曼講他如何看待中國和印度，對于印度，他是這樣看的：在印度，醫(yī)學很興旺，哲學也很發(fā)達，中國也有醫(yī)學，主要是灸，中國也有天文科學，可印度更為發(fā)達。這樣的看法，當然是片面的，由此可見那時阿拉伯人未將其目光投注在中國學術上，也就是說，吸引他們的不是中國人的學術思想，而是關于中國的“帝國想象”。

蘇萊曼認為，大唐國土規(guī)劃與制度安排以及衣冠人物等，都與大食相像，都有那么一副“帝國模樣”，而印度，“國土面積比中國大兩倍”，“有更多的國王”，但都是一副“小國寡民”的模樣，相比之下，“中國的人口要多得多”，“在印度，很多地區(qū)是荒無人煙的，而在中國，所有土地均被耕種，全國各地人口密集”，因此，“中國更美麗，更令人神往”，因為，“印度大部分地區(qū)沒有城市，而中國人那里則到處是城墻圍繞的城市”。

除了人口眾多，蘇萊曼還發(fā)現(xiàn)“中國人比印度人更為健康”，“中國人看上去較為健壯”，他告訴我們，“在中國，疾病較少”，很少見到一個殘廢人，而在印度則屢見不鮮，而且“中國人比印度人好看得多”，好看的不是長相，而是衣著，他說“中國人的禮服很像阿拉伯人衣著，穿長袍，系腰帶”，而印度人則“不分男女，一律披兩塊布當衣服”。

在制度安排上，印度比中國有更多國王，有更多軍隊，因為印度軍隊不用國王發(fā)軍餉，“國王只是召喚他們去作戰(zhàn)，戰(zhàn)士們自己花錢去打仗”，而中國卻不一樣，對于軍隊必有軍餉，還另有犒賞，阿拉伯軍隊也如此，反映了部落國王與帝國君王的差異。

最后，蘇萊曼用了一個傳說，來為他的中國想象結尾，他說：中國東部，面臨大海，海上有錫拉諸島，島民是白色人種，每年向中國朝廷納貢，他們對蘇萊曼說，“如果不向中國君主納貢，那么他們那里就不下雨”，而蘇萊曼卻表示“我們誰也沒有去過這些島上，因此也就不能談有關島上居民的情況”，蘇萊曼同他們相遇，或于通往朝貢之路上，這本來是為了討取賞賜的一句說辭，可說著說著，雖未能說成真理，卻也說成了傳奇。

杜環(huán)歸來時，正是傳奇盛行時。蘇萊曼到來時，已快接近傳奇的尾聲了，再怎么傳奇，到了“中國之門”的海域，都必須等待南風起，因為，只有在起南風時，方可在南海揚帆，乘風北上，直抵一條大江的喇叭形河口，從那河口上行，便到達了廣州。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7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