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剛/文

中國農(nóng)民新思維

楚亡時，有人留言：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楚人不服啊！秦統(tǒng)一后，在楚地沒少下功夫，可楚人就是不服。不光楚人不服，六國之人皆未服，燕趙人唱著悲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返”！只可惜了荊軻那一擊。

這應驗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那句老話。打天下靠軍事，以戰(zhàn)爭消滅敵對勢力，得天下靠政治，要以政策來爭取人民支持，其前提，便是政策要能得民心。

而秦卻以打天下的方式對待民心——“攻民”。秦始皇帝雖然“打天下”取得了勝利，卻從未想過“得天下”的問題，他想當然的把“打天下”和“得天下”當作直接的因果關系，以為“得天下”就是“打天下”的繼續(xù)，只要把“打天下”進行到底，自然而然就“得天下”了，所以，大都順著“打天下”的慣性治理國家，除了“君臣上下一日百戰(zhàn)”，還有就是以“攻民”為導向的治民之術(shù)。

“民心”二字，似乎從未上過秦國政策的臺面，對秦國而言，人民就是納賦稅、服徭役的戶口，是國家的財力和兵力，可以用數(shù)字來統(tǒng)計，無所謂“民心”問題。而“攻民”，就是以壓迫的方式，像榨油一樣，不斷榨取戶口的利潤，使國家利益最大化。

秦始皇帝明于法術(shù)，而陋于知“民心”，他對于治下的人民并不真懂，也不屑于去懂，他哪里知道他的人民，雖在草根安身，卻多有凌云之志呢？當他以郡縣制“滅國”、以征徭役“攻民”時，就有一位楚國的農(nóng)民坐在田壟上，對同伴說“茍富貴，無相忘”，同伴聽了直搖頭，他就慨然而嘆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皇帝以郡縣制“滅國”，會遭遇六國貴族的抵抗，以征徭役“攻民”，也會導致民變，這應該都在皇帝的意料之中。

對于六國貴族的想法，他將心比心，大概都清楚，對于“民心”，他雖然不會從民本主義的立場去考慮，但也會有個大致的判斷。他無法搞懂的是個體，從農(nóng)民的群體中會產(chǎn)生怎樣的個體？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從農(nóng)民質(zhì)樸的心思里，會產(chǎn)生帝王思想。

他對六國貴族的舉動，實施全面監(jiān)督和鎮(zhèn)壓，以防復辟，連泄王氣都用上了，可他萬萬沒有想到王朝的“千里之堤”會潰于民心之中一念起動的“蟻穴”，一句“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猶如神矢擊中了一代王朝和一個帝國的阿喀琉斯之踵，使之轟然倒塌。

從一個農(nóng)民嘴里，居然說出了這樣一句話，天地為之變色，山河為之流血，就如同“湯武革命”和“君道同體”解放了君王，這一句“寧有種乎”解放了農(nóng)民的思想，在歷史的舞臺上，農(nóng)民不僅做為耕戰(zhàn)之士的群體登場，還要作為個體的帝王將相登場。

如此說來，那位農(nóng)民便堪稱農(nóng)民運動的先知，也可以說是農(nóng)民起義的先王了，承蒙太史公不棄，將此人載入史冊，還使之如孔子般，按照王侯規(guī)格，進入“世家”系列，留下他的姓名。

因此，我們不但知道了此人姓陳名勝字涉，而且知道他還有個搭檔，姓吳名廣，二人皆為楚人，被秦驅(qū)往漁陽戌邊。

此時，皇帝剛死，二世才登基，在一個誰也沒注意到的地方——蘄縣大澤鄉(xiāng)今皖北宿州，發(fā)生了一件可以預料到的事情——戌卒遇雨戌邊誤期，在舉國上下一浪接一浪的“攻民”浪潮中，這本來是會經(jīng)常發(fā)生的事，可誰能想到不起眼的戌卒九百人中，偏偏就有一位不平凡的人物，而這人物身上，偏偏就產(chǎn)生了帝王思想。

不是所有農(nóng)民都會產(chǎn)生帝王思想，只有中國農(nóng)民產(chǎn)生了帝王思想，這跟中國經(jīng)濟以農(nóng)業(yè)為基礎、政治以農(nóng)民為本位有關。

中世紀歐洲和日本的農(nóng)民，生活在封建領主制的莊園經(jīng)濟里，還被農(nóng)奴制束縛著，從來沒有成為國家政治的主體——上升到耕戰(zhàn)和耕讀。在歐洲，國家政治的主體，除了貴族就是市民，基本上，沒有農(nóng)民的份，歷史上，雖也有過幾次農(nóng)民起義，但都沒能建立政權(quán)，這與動輒改朝換代的中國農(nóng)民起義相比，不可同日而語。

而中國歷史上，卻有兩個制度安排，解決了農(nóng)民問題，一是秦漢以來的軍功制的安排，解決了農(nóng)民耕戰(zhàn)合一的問題；另一是隋唐以來的科舉制的安排，解決了農(nóng)民耕讀合一的問題。有了這樣兩個制度安排，農(nóng)民就有可能“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就像在舞臺上呈現(xiàn)的那樣，一邊是“出將”，一邊是“入相”。當君主無道、制度失效、國將不國的時候，農(nóng)民還有一項權(quán)利，那就是革命。那權(quán)利無需制度安排，已在“民心”中存在，被陳勝用一句“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大吼出來，一句頂一萬句，成為了中國歷史的最強音。

讓我們回到兩千年前那一刻，那是公元前209年也即秦二世元年7月的某日，陳勝、吳廣等一行九百人，長途跋涉，來到了蘄縣大澤鄉(xiāng)，一路上大雨淋頭，洪水當前，再也難以前行。可按秦律，誤期當斬。陳勝、吳廣密議曰：進亦死，退亦死，反正是一死，不如為國家而死。

于是，陳勝縱論天下大勢，發(fā)出千古名言：“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shù)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為楚將，數(shù)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以吾眾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者。”

此等高論，當可媲美于諸葛亮之《隆中對策》。如果說《隆中對策》成功了一個三分天下的戰(zhàn)略，那么陳勝則提出了一個推翻秦朝的戰(zhàn)略。

“天下苦秦久矣”，是對天下大勢的一個基本判斷，光是這一句話的分量，便可稱號召天下，抵得上一篇《過秦論》了。接著，陳勝便提出一條攻秦的政治路線：以扶蘇號召秦民，用項燕發(fā)動楚人。實踐證明，這條路線是正確的，不僅吳廣聽了直點頭，九百戌卒聽了跟他走，連六國貴族都響應了。

勇如荊軻，不過圖窮匕見。智若張良，亦只能伏擊于博浪沙之途，都不如陳勝那掀天揭地的一吼，那席卷天下的一手，最難能可貴的是，他能把農(nóng)民起義與儒者革命相結(jié)合，開辟了一條中國歷史發(fā)展的新道路，此豈徒逞一時之智勇的荊軻、張良輩所能為哉？

就連不可一世如項羽、劉邦者，恐亦不如矣。我們感謝司馬遷留下了這一段寶貴的歷史資料，但他的評價，卻未達到應有的高度，至少，他還沒有達到當年孔子仰慕荷蓧丈人的高度。

有人說，他也許就是農(nóng)家學派中許由一派的傳人，一個隱于耕戰(zhàn)之野的革命者。因為，他在起義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高度的文化素養(yǎng)，在歷代農(nóng)民起義中都是罕見的，一個能使“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者，一個能使孔子之孫為其博士而與之俱死者，是不能以“其事至微賤”、“才能不及中人”來打發(fā)的，更不能以“以秦滅其業(yè)，積怨而發(fā)憤于陳王也”，來解釋儒者“負孔子禮器往委質(zhì)為臣”的行為，他們必定是在這位“陳王”身上，看到了他們心中的理想，孟子說，人皆可以為堯舜，農(nóng)民也有圣人氣象。郭沫若在《青銅時代》一書之“秦楚之際的儒者”中說道：陳涉在其倉促之間，還設置了博士，可見他并不是一位像楚霸王那樣的有勇無謀的貴族暴徒，也不像劉邦那樣動輒謾罵儒者的流氓無賴，司馬遷把他寫得太少了。

秦漢新儒家革命

我們在此，不妨先問一下：何以“君君臣臣”的儒者要革秦朝的命？

當秦統(tǒng)一之際，儒者本是秦朝統(tǒng)戰(zhàn)對象。為改變“秦無儒”局面，秦設博士，欲兼并各國之儒。但儒者對秦統(tǒng)一所持立場不同，齊儒積極參政、議政，紛紛入秦，魯儒抱經(jīng)隱匿，持不合作態(tài)度，以至于秦始皇帝泰山封禪時，至魯?shù)兀蛔植惶峥鬃樱参匆娪恤斎逑嚯S，而燕趙之儒則緊跟本土任俠風氣，走向刺秦一路。

至秦二世，胡亥以侏儒之材，登帝王之基，秦亡，已可指日。二世雖未取消秦朝博士制，但秦博士已然“焚坑”之余，猶如驚弓之鳥，無有寧日，博士制，遂亦因之而名存實亡。

天下苦秦久矣！然而秦統(tǒng)一其實僅有十余年，風聲鶴唳，刀光劍影，幾無一日平安，如此說來，乃物理時間與心理時間的差別，秦政之下，人民惶惶不可終日，已可謂度日如年。

焚坑之際，秦博士儒的國朝夢，灰飛煙滅，開國之初的那一番議帝號、定國體、封禪受命的盛景，被李斯的“以法為教，以吏為師”所取代，最后，被趙高以“指鹿為馬”終結(jié)了。

儒家圣人革命的理想，受制于刀筆吏，不得不轉(zhuǎn)向，把君道同體分開，從道不從君開始從朝廷轉(zhuǎn)向民間，從仕途轉(zhuǎn)向江湖，革命主體，亦從官本位的博士儒轉(zhuǎn)向民本位的革命儒。

還有一問，那就是陳勝起義后，六國貴族群起響應，何以作為革命儒代表的孔子后裔八世孫孔甲，不帶著禮器去投奔其來有自的貴族復辟，而要投奔揭竿而起沒有先例的農(nóng)民起義？

就因為他從農(nóng)民起義中看到了一種新的歷史趨勢，那就是民本主義，他順應這一趨勢，帶來了寄托著儒家政治理想并作為國家認同標志的禮器，對這次農(nóng)民起義給予了最高的禮遇。

須知，秦召天下博士“議國是”，他避世不出，帝東巡至魯?shù)兀翘┥椒舛U，他也沒有帶著禮器出來迎接，而是躲起來等待著，聽那革命的號角起，誰來飛鳴鏑，吹響革命第一聲？

一個胸懷大志的農(nóng)民，在歷史的轉(zhuǎn)折點，在關鍵時刻，發(fā)出革命第一聲。這一聲，源遠流長，源于文化中國理想，那理想，不光以諸子的思想運動來表達，還以平民的政治運動來實踐，兩者共生，形成了農(nóng)民起義與儒者革命相結(jié)合新的歷史發(fā)展道路。

知識分子走與工農(nóng)相結(jié)合的道路，似乎為近代以來所提倡，其實在兩千年前，就由孔甲開始了，由孔甲與陳勝的合作，形成了這樣一條歷史道路。因此，秦漢迭代，楚漢相爭，最有歷史意義的事件，并非一個新王朝產(chǎn)生，而是一條新的歷史道路出現(xiàn)。

這一時期，最重要的歷史人物，并非爭奪天下的項羽、劉邦，而是抱著革命理想開辟新的歷史道路的陳勝和孔甲。一代王朝，新興的漢朝，前漢后漢加起來幾百年也就過去了，可那一條歷史道路，一代一代接著走，走了兩千多年，似乎還沒走到頭。

所謂“成王”，例如漢高祖劉邦，他所成就的，不過是一代王朝，而“敗寇”們所開創(chuàng)的，則是越來越寬廣的歷史道路和越來越宏偉的革命洪流，陳勝和孔甲，就是這樣兩位“敗寇”。“焚坑”后，儒與秦，勢不兩立，新儒家走江湖，與受秦迫害的儒之余孽匯合，形成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儒者革命隊伍，適逢農(nóng)民起義爆發(fā)，兩股革命洪流，在民本主義的旗幟下統(tǒng)一起來，這是儒家有史以來，第一次用真刀真槍來印證其革命理論。

陳勝雖為“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雖無“仲尼、墨翟之賢”，但其鴻鵠之志，則如孟子所言“得圣人之一體”，其“斬木為兵，揭竿為旗”，亦“誅一夫”之革命。

秦以兼并得天下，非正統(tǒng)所謂“受天命”者。

以前，天子“受命”——受上帝命或天命而撫有四方，必革去前代天子所受之命，因此，革命本身，也就是“受命”。但是，二者也有區(qū)別，若以湯、武革命言之，湯所受命，為帝命，也就是上帝之命，而武王則受命于天，稱之為天命。

天命與帝命的分別在于，“帝”被人格化了，而“天”為自然化。帝命，自上而下，為神本位；天命，自下而上，為民本位。因此，湯革命，其正當性與合法性，均來源于上帝；而武革命，其正當性與合法性，則源于天基于民，而有“天聽自我民聽”。

秦雖兼并戰(zhàn)爭的贏家，若按湯、武革命理論，卻無受命資格，也就是說，秦受命，即非受以神為本的帝命，也非受以民為本的天命，秦要受命，必須另辟一蹊徑。于是，“五德終始”登場，以五行相生相克作為革命依據(jù)，故秦所受之命，既非帝命，亦非受天命，而是受以王朝為標志以歷史為本位的自然循環(huán)的五行之命。

當然，我們也可以說，“五行說”是對天命觀的一種結(jié)構(gòu)——功能性闡釋，五行相生相克，表現(xiàn)了天命的程序化和形式化原則，用相生相克的擬人化的自然規(guī)律取代民本主義，其術(shù)數(shù)之原理，源于《周易》，乃荀子所謂“制天命而用之”的理性化工具。

工具化的天命觀，揚棄了固有價值本體——民。

秦始皇帝溺于此，埋頭去玩革命的數(shù)學游戲，而不問民心、民意為何，如果說，他“泄王氣”還有個下手處，對于民氣，則不知其為何物，從何下手，惟以攻民、弱民行之，而不知民氣如水，承受“載舟覆舟”之命，能發(fā)“改天換地”之力，當其“泄王氣”自謂有成卻不期而亡時，不料，民氣則在一個農(nóng)民身上爆發(fā)了。

秦始皇帝啟動大一統(tǒng)工程，所恃者神，而非所謂民，其受命亦如此，按儒家革命理念，受命于天者，必受命于民，可秦始皇帝寧受命于神，也不愿受命于民。但他所謂“神”，并非如殷人的“帝祖合一”的上帝，而是從五行相克中解放出來的神仙。

從上帝那里，人還知道自己有限，需要神的庇佑，才得以安然，可是，從神仙那里，他卻得知人能無生死，無古今，進入永恒，趨于無限，當然，這其中，關鍵中的關鍵，便是游仙。

他用儒家革命論，使諸侯兼并變成了王朝革命，用五德終始說，使王朝更替與自然循環(huán)同步。革命在他那里，并非原則，而是策略，正如他以戰(zhàn)去戰(zhàn)、以殺去殺一般，其目的，是以革命終結(jié)革命，故其封禪儀，非行圣人革命之大典，乃終結(jié)革命之表演。

當其拋棄儒者，如老子所言，乃以儒為“芻狗”。“芻狗”，是用草扎的狗，做祭祀用，用的時候，它很重要，可用完了，就把它扔掉，“革命”，對他來說，當然很重要，可他玩一把就算了，正如老子說的，他以“革命”為“芻狗”。對于五行說，他也如此，用“五行相克”的原理克掉了周朝，這也就夠了，不能再克下去，否則，就要克到自己頭上了，因此，要到此為止！

終結(jié)革命的理論前提，是君道同體，而其實踐，則為游仙，欲以游仙，超越革命，解構(gòu)五行，結(jié)果落入方士彀中。

其泄六國王氣，欲防六國復辟，但他沒想到，王氣可泄，而民氣不可泄，革命猶在，只是性質(zhì)發(fā)生了變化，形式也已然改觀。革命先驅(qū)，從王者變成儒者；革命主體，從貴族變成農(nóng)民；一種新的革命——儒學運動與農(nóng)民起義相結(jié)合，開辟歷史新范式。

秦統(tǒng)一，乃歷史統(tǒng)一性之預演，而非其終結(jié)。

秦之亡，為歷史統(tǒng)一性的選擇，而非其易轍。

統(tǒng)一之路，其勢已成，不因秦二世亡而不行，統(tǒng)一當以革命行，秦以兼并行統(tǒng)一，其并天下之日，即失天下之時。

秦漢之際，發(fā)生了從兼并到革命的歷史轉(zhuǎn)折。

這一轉(zhuǎn)折，揭示了中國歷史的一個規(guī)律：凡以武力并天下、以陰謀篡王權(quán)者，其國早夭，秦與隋，皆二世而亡，西晉竊取，亦為一短命王朝；而以革命取天下者，皆有數(shù)百年之國運。

而革命的模式，多半就是儒學運動與農(nóng)民起義相結(jié)合，其模式的形成，應當就在秦漢之際，為革命的新儒家首創(chuàng)。

三代之革命者，湯克桀，武王克紂，皆為王者，戰(zhàn)國時期，孟子行仁政，其著眼點，也放在各國諸侯身上，以百里之地而王，而非立足于儒自身。“焚坑”后，儒已無枝可依，體制內(nèi)，連博士儒也混不下去了，更別說抱殘守缺、持不同政見的隱士儒了。

這兩支儒者，后來，也都加入革命儒的隊伍。

革命的儒生孔甲

革命儒代表是孔甲。孔甲名鮒，孔子八世孫。

《史記》里，這樣說他：“年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死于陳下。”他呀，是孔氏家族為了革命而犧牲的第一人啦！

他帶著禮器去投奔陳涉，并非走投無路時的選擇，而是受儒家自孔子創(chuàng)宗以來就已形成的民本主義的感召，向那歷史深處，縱身一躍：“古池寂，蛙兒起飛啦”——那是向著死亡飛呀！

抱了孔門禮器，向著國家起源的入口處縱身一躍，去叩問國家的本質(zhì)，去傾聽權(quán)力來源的正當性：革之時大矣哉！

鳴蛙，是有常之蛙，耳得之，為蛙之實然者。而飛蛙，乃無常之蛙，于一剎那間，起飛了！

“飛鳥之影，未嘗動也”，那是人用理性，測量時間與空間，一瞬又一瞬，一點又一點……那就是存在呀，被形而上學定格。飛蛙呢，動了嗎？動了！它必須降落實然之域，古池之上，撲通一聲響！飛蛙躍入，猝然破寂，天地因之變色，世界為之驚栗。

那就是死！一響之余，復歸于寂。歷史啊，你低估了孔甲他那決然的一飛呀！如果說孟子是王道之鳴蛙，那么孔甲就是革命的飛蛙，若無他那絕然舍命的一飛呀，問孔子如何能圣化？從老古董里走出來，從故紙堆里走出來，從禮儀教條中走出來，將傳道授業(yè)與農(nóng)民起義相結(jié)合，他開啟了儒學運動的新方向，開辟了歷史發(fā)展的新路徑。與農(nóng)民兄弟共患難，同生死，這在儒家，還是第一次。

劉邦祭孔，也許是聽了陸賈說《新語》，也許是因為叔孫通制定禮儀，但從根本上來說，則是基于孔甲的革命精神以及孔甲之死對于革命的號召力。孔甲縱身一躍，開了革命的好頭。

緊接著，高陽酒徒酈食其來了，沖著劉邦來了。劉邦過陳留時，他去謁見，人語其“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儒冠”，劉邦想以“未暇見儒人也”將他打發(fā)。他勃然大怒，瞋目案劍，大喝一聲：“吾高陽酒徒也！”劉邦聽了，嚇了一跳，趕快將他請來敘話。他見了劉邦，劈頭就說，你“智不如吾，勇不如吾”，還擺什么架子！

其狂也如此，劉邦“敬聞命矣”！酈生以王道說之：“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其立論之高，直承孟子；而行事之明，又通荀學。灑脫的風采，沒遮攔的氣概，展示了狂與死的美學境界。

而儒者叔孫通則為另一類——“秦時以文學征，待召博士”。陳勝舉事，二世詢之，博士諸生三十余人皆曰：此乃造反，罪死無赦，請發(fā)兵擊之。二世怒形于色，諸生仍喋喋，獨叔孫通知幾，諛曰：明主在上，安敢有反者？不過幾個雞鳴狗盜之徒而已，派人抓來就是了。二世盡問諸生，或言反或言盜，結(jié)果呢，言反者被下吏問罪；言盜者安然而歸，唯叔孫通以一言得寵，被拜為博士。可他心里反而越發(fā)不安。此時，他心態(tài)已變，諸生還想在秦王朝里混飯吃，還要以秦二世為靠山，而他卻早有二心，想乘機一走了之。

二世顧問，乃拷問諸生之心術(shù)也，言為心聲。是以，認定諸生言反者必有反心，此法家“循名責實”之術(shù)，諸生哪里懂得這一套？結(jié)果中了秦二世的招，而叔孫通則乘機逃走。

他也來到劉邦麾下，知進退，能與時變化，一見劉邦討厭儒服，立馬改換楚衣。劉邦見他乖巧，是個可用之人，就拜他為博士。可出人意料的是，那劉邦啊，竟然稱呼他為“稷嗣君”。誰說劉邦沒文化？一個“稷嗣君”的稱號，真要令當時文人“盡折腰”，它發(fā)出最動人的信號：稷下學宮回來了。此號一出，解放思想。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