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淄博燒烤火出圈，今年伊始，哈爾濱游又火爆異常，這其中可以看到各地文旅局長格外繁忙，甚至上演吹拉彈唱跳，為當?shù)芈糜挝ω暙I流量。在古代可沒有文旅局長，難道古時候就沒有網(wǎng)紅打卡地嗎？否，在古代也是各盡其能搞活旅游，引得人們紛紛前去“打卡”。

在繁盛的大唐時期，旅游景區(qū)景點比比皆是，若有著名詩人的加持，一首詩寫出來之后，傳播更快。在首都長安，最多被詩人吟詠的樂游原、曲江、大慈恩寺等，在當時已很出名。而離開都城，放眼全國，蘇州城已是著名的旅游城市，熱度最高的便是虎丘山。

虎丘位于蘇州城西北七里、山塘河北岸。山并不高，僅30多米，卻風景宜人，有“三絕九宜十八景之勝”。據(jù)《史記》記載，吳王闔閭葬于此，傳說葬后三日有“白虎蹲其上”而得名，又有傳說是“丘如蹲虎”而得名。自東晉以來，成為吳中名勝。到了唐代，虎丘的威名更是爆棚。這與白居易任蘇州刺史時的貢獻是分不開的。

白居易來蘇州任職后，常去虎丘游賞。但是他看到如此出名的景區(qū)，交通卻很不方便，于是經(jīng)過考察，遂發(fā)動民工，對舊有的河道加寬、清淤、排澇，使河道暢通，從閶門始，長七里，直達虎丘山下，并加高加固河堤，栽柳種竹，供車馬往來驅馳。如此一來，無論從水路還是從陸路，人們?nèi)セ⑶鹩瓮娑挤浅７奖懔恕?/p>

人們紛紛到虎丘游覽打卡，詩人元稹游過虎丘題詩，后來詩人劉禹錫在虎丘寺壁見到此前元稹的題詩時，元稹已經(jīng)離世。劉禹錫觸景生情，寫下《虎丘寺見元相公二年前題名，愴然有詠》：“浐水送君君不還，見君題字虎丘山。因知早貴兼才子，不得多時在世間。”大書法家顏真卿游虎丘，看到此前有道士刻下的詩，也不禁題寫一首《刻清遠道士詩，因而繼作》并刻于巖壁。此后，又引得詩人皮日休、李德裕觀后，紛紛續(xù)作。

當時，來虎丘賞玩的人數(shù)不勝數(shù)。據(jù)統(tǒng)計，唐代先后在虎丘留下詩篇或題名的詩人還有李白、劉長卿、杜甫、韋應物、陸羽、李紳、權德輿、韓翃、許渾、張祜、皎然等。眼看著虎丘成為網(wǎng)紅打卡地，白居易對自己的這番政績也頗為得意，寫下《武丘寺路》：“自開山寺路，水陸往來頻。銀勒牽驕馬，花船載麗人。芰荷生欲遍，桃李種仍新。好住湖堤上，長留一道春。”

到了宋代，蘇轍對網(wǎng)紅景點建設的貢獻也很大。他任職汝州時，曾重修思賢亭。這個思賢亭是為紀念宋初文壇領袖楊億任汝州知州所建，蘇轍來到汝州任職時，已經(jīng)過去了七十多年，思賢亭很是破舊。蘇轍對思賢亭遂進行整修，重刻楊億汝州詩，并作《汝州楊文公詩石記》嵌刻在亭壁上，對楊億的政績和文學成就給予了高度評價。重修后，思賢亭知名度大幅提升。

而在宋代的資州盤石縣，其“四巖”美景同樣吸引了當時的文人墨客來此游賞，并留下大量的詩詞歌賦。宋代宋京在其《蜀事補亡》中記載，東蜀江山瑰奇資中為最，資中勝景十數(shù)而四巖為最，其中又以東巖、北巖的石刻引人矚目，并有詩云：“資州城郭云山里，北巖正在云山底。”“衙迥不用展山圖，直到巖邊看秋色。”

北宋哲宗元符三年，時任資州知州事的傅耆與其他官員、朋友同游東巖，留下了元符庚辰題名石刻。北巖石刻以北宋仁宗年間的《嘉祐癸卯題名》石刻比較著名。

明代有一個地方火出圈，靠的卻是趕考舉子，這個地方就是南京。

南京作為南直隸行省的駐地，轄區(qū)相當于今天的江蘇省、安徽省，再加上管轄華亭縣、上海縣的松江府，共有十四府、十七州、九十五縣，其生員都要參加應天府的鄉(xiāng)試，由于參加考試的人數(shù)眾多，明王朝加大了對應天貢院的建設力度，使其成為全國最大的貢院。

那時，每科參加應天鄉(xiāng)試的士子達數(shù)千人甚至上萬人，再加上應試者的隨從等，使得南京熱鬧非凡。數(shù)萬學子和隨從，加上考官、保衛(wèi)和工作人員，住宿自然是第一位的，應天貢院附近的秦淮河畔由此出現(xiàn)大量的河房，具有集住宿、交際、娛樂于一體的功能。明末清初張岱記載：“秦淮河河房，便寓、便交際、便淫冶，房值甚貴而寓之者無虛日。”每到鄉(xiāng)試年份，南京河房主們紛紛提前修整、裝飾河房，以吸引更多的客源；明吳應箕也記載：“兩岸河房鱗次相競。其房遇科舉年則益為涂飾，以取舉子厚賃。”

歷經(jīng)長途跋涉的鄉(xiāng)試舉子，除了有食宿需求外，還有精神需求。秦淮燈船歌伎業(yè)被時人譽為“金陵一奇”，一時也是熱火朝天。不僅如此，南京三山街也被士子青睞，因為這里是書坊一條街。據(jù)文史學家考證，當時南京有書坊多達150家左右。前門開店，后面作坊，樓上則是編輯部，編印發(fā)一體，流水線作業(yè)，看到什么書好銷，立刻動手，幾天就可以趕出來，十分靈活，且各有專長。教輔書需求很大，他們就專做應試題材，他們推出的狀元策、翰林院館課、八股文等書極受歡迎。

南京書坊或書林甚至會請來進士甚至狀元代言，萬歷十九年，金陵魏卿刻本《新刻三狀元評選名公四美士林必讀第一寶》四卷，扉頁上印著“狀元養(yǎng)淳朱國祚、抑所唐文獻、從吾焦竑仝選”的字樣；萬歷二十八年，余氏自新齋刊本《鼎鐫金陵三元合選評注史記狐白》，印有“會元霍林湯賓伊精選、狀元蘭隅朱之蕃詳注、解元蘭谷龔三益摭評”字樣，如此操作自然大受歡迎。

到了清代，北京高梁橋地區(qū)就像蘇州城外的虎丘、杭州的西湖、南京的雨花臺一樣，成為公眾樂于前往的開放式公園。

高梁橋位于北京西直門外半里許，因跨高梁河而得名。自元代以來，歷代朝廷注重對北京沿河的綠化，在高梁河沿線，各種大樹參天、陰郁濃密，特別是高梁橋一帶十余里，更是突出，一大批寺廟扎根此地，再加上距離適中，“兩水夾堤，垂楊十余里，流急而清，魚之沉水底者麟鬣皆見”“夾岸柳樹參差，裊裊柔條，絲絲入水，河畔草地翠青”，真是景色宜人，“依依有江南之色”。

清張英有詩《三月十八日升山田子治具從高梁橋沿溪游近郊諸寺》對此描述道：“西郊晴日曉寒輕，卸隙藍輿傍水行。”清姚文烈有《春游高梁橋》五言詩道：“春光非雨色，岸岸柳垂垂。游女紛車馬，都人競鼓旗。裝紅橋下影，塵白道傍枝。節(jié)序關心目，歸軟適所宜。”京城里的人們平日里驅車馬，游高梁橋，甚至席地而坐，猶如今天人們野餐一樣，喜氣洋洋。高梁橋一帶的游樂活動，還帶動了各種經(jīng)營，市井男女游覽之余多在此消費，一時間高梁橋周圍商賈紛至。

文章來源：齊魯晚報

作者：陳保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