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如初/文 讀書有一個奇妙之處，就是忽然有一天，你會發(fā)現(xiàn)所有你讀過的書和正在讀的書，無論是歷史、文學、社會學，還是小說、傳記、訪談錄，實際上都在描述和呼應一個問題：“我是誰？”心理學的鏡像理論，文學的“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社會學的功能論、沖突論，哲學的思維和存在、主體和客體、實踐和認識的關(guān)系等等，最后似乎都可以回到這個有關(guān)身份和自我的問題——在“我”這個主體面前，你閱讀的一切文字似乎都可以看作自我的投射，而閱讀，不過是在不同的文字客體中辨認和尋找自己而已。

作為閱讀者，能獲得這種奇妙感受的前提自然是閱歷的增加。世事無常、歷史循環(huán)，文明和野蠻悄然互換，這些人類在痛苦和迷茫中獲得的認知，仿佛早已被神洞悉，所以祂才會說“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煩；加增知識的，就加增憂傷”（《傳道書》）。這些知識和智慧往往會讓“我”變得跟所有事、所有人有關(guān)——“所有曾經(jīng)歷人世一場的，皆是我”（瑪格麗特·尤瑟納爾《哈德良回憶錄》）。

同時，在愁煩和憂傷中，我們又會進一步強化“我”的生命只是一場游歷，所有意義和價值都只是在途中的感觸。這場游歷無論是被公元7世紀的大不列顛鄉(xiāng)紳描述為麻雀在冬天飛過爐火溫暖的大廳，還是被公元20世紀的流亡作家納博科夫描述為搖籃與深淵的對峙，它總是需要在此刻覺悟，在虛實間游走。我們也總是需要知道，盡管世界會因無數(shù)個“我”而支離破碎，卻終歸會在同一個死亡降臨后重歸完整。

在生存與死亡的相互映照、相互評價中，我們才能更深切地體會“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的空茫，體會“死后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的荒誕，體會“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的通達，體會“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的浩蕩。

法國作家瑪格麗特·尤瑟納爾在《時間，這偉大的雕刻家》里說：我們發(fā)明了時間，隨后發(fā)明了永恒以為對照，但對時間的否定和時間本身一樣虛無。所以，我們需要面對的，既不是過去，也不是未來，而是一連串的現(xiàn)在。它像一條不斷損壞又不斷延續(xù)的路，我們都在上面走。生活從四面八方圍攻過來，讓你變形、扭曲，變丑或變美，讓你認出自己又迷失自己。唯有文字和藝術(shù)，能夠記錄暴力的世界圍繞寧靜的形體旋轉(zhuǎn)的瞬間，固定住你的靈魂。而每一個靈魂又都因為被文字和藝術(shù)記錄，而展示出自己獨有的秘密和夢想。所以，“我是誰？”這個從古希臘開始就不斷被追問的問題，始終都是所有人的問題，一個真問題。

《我是誰？段義孚自傳》：

在宇宙和爐臺之間

這幾乎是一部用做論文的方法寫就的、象牙塔式的傳記，它的獨特和迷人，乃至迂腐和可愛之處也在于此。比如，開頭作者就用了不小的篇幅“破題”：一個自認普通的人為什么還要寫自傳？仿佛寫自傳還有準入制度，需要寫作者證明其身份的合法性、道義的合理性，需要大起大落的戲劇性人生，仿佛稍有不慎他的寫作真的會妨礙別人、誤導別人、擠占公共資源。他幾乎本能地把自己的讀者設(shè)定為質(zhì)疑者、批判者，不容易接受也不容易被說服的人。這樣的拘謹與謙卑顯然不只是學者的思維習慣和I人（社恐）的性格特點，更是被歷史的顧忌、良俗的枷鎖和文明社會熏陶出來的待人接物的尺度。

對中國讀者來說，這尺度最具啟發(fā)性和教益之處，也許是他對待出身和家族的態(tài)度。實際上，他家世不凡、個人成就突出。他的叔祖是大名鼎鼎的段祺瑞。他的父親段茂瀾受段祺瑞資助受教育，是周恩來總理的中學同學和好友，曾在南京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門任高官，先后在菲律賓、倫敦、澳大利亞、美國等地工作。而且，汪精衛(wèi)是他母親的遠房表親，他舅舅曾在汪手下工作。而他本人是著名的地理學家，是美國藝術(shù)與科學院院士、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是人文主義地理學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出版過十本書，包括著名的《人文主義地理學》《戀地情結(jié)》等等。

在自傳中，他客觀陳述這一切，寫出身和特權(quán)給予他的世界主義視野，給他入學、科研、工作帶來的便利，以及他置身異族卻從未丟掉自信的底氣。同時，他也坦承這種經(jīng)歷給自己的“負面”影響：身居高位的父親深受儒家文化影響，與孩子并不親近，這種隔膜給他造成的心理影響多年后都難以消除，也讓他格外看重跟母親的連接；全家因戰(zhàn)爭和父親工作的變動而進行的遷徙，讓他變成了“無根”的人——曾在6個國家的18個城市生活，他回不到東方也融不進西方；他終生未婚，渴望親密關(guān)系但害怕家庭，甚至連與寵物的連接都恐懼。這些經(jīng)歷塑造了他的人格，甚至影響了他對自然的喜好：跟用過剩的生命力拒絕個體、讓生命難以在空間上分離的熱帶雨林相比，他更愛單純的荒漠，因其輪廓分明地獨立于天地之間。

當然，這種尺度也體現(xiàn)在他對愛的態(tài)度上。他無法明言自己的隱秘，于是借著自己敬慕的地理學泰斗亞歷山大·馮·洪堡的三次同性情愛，討論人對愛的本能依賴和社會性克制；借著雙性戀文學家約翰·契弗激情澎湃的情愛故事，表達自己因膽怯而匱乏，又因匱乏而渴慕的矛盾心理。雖是地理學家，但因為文學的學業(yè)背景，他深諳秘響旁通、珠玉潛水的表達肌理，把遠遠的愛、靜靜的愛、介乎友誼和愛之間的愛，寫得情致婉轉(zhuǎn)、悲欣交集。

似乎很少有這樣的自傳作者，會像段義孚一樣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思辨、審視、剖析、探求，但同時又絕不是自言自語。他具有非常強的讀者意識和對話意識，也非常注重寫作的修辭和表現(xiàn)力。他說，自己的生命軌跡跟其他人不同，其他人是從爐臺到宇宙的不斷拓展，而他則是反向的，從宇宙到爐臺的不斷蜷縮：從家庭蜷縮到個人，從社會蜷縮到自然，蜷縮進自己的專業(yè)領(lǐng)域。當他69歲決定寫這本傳記的時候，他已經(jīng)徹底蜷縮到了自我內(nèi)部、精神內(nèi)部。當然，自我廣闊、精神不死，心理的自我往往比現(xiàn)實的自我更易讓人共情。

從公共意義上，他把自己的傳記定義為：“這是一本美國華裔中產(chǎn)階級地理學家寫的自傳”，而從個體的角度，他又說自己的傳記是撇開虛泛的自我，直面自己對生命的憂懼而書寫的精神生活史，是對生命意義和價值的反思，是“激情朝著極致的美奔流而去”，是“一次殘酷的自我啟示”。

這樣的啟示，涉及了很多人都繞不過去的問題，比如文化、種族、歷史、宗教，比如公平、道義、自信、孤獨，比如天賦、生命力、激情、性取向，比如友誼、愛情、家庭、事業(yè)。他用自己獨特的經(jīng)歷、感悟回應和印證這些普遍性的問題，將自我啟示變成了一場眼界已大、感慨遂深的生命對話。這場對話，其間既有蒙田隨筆般的輕盈通達，也有叔本華隨筆般的真摯赤誠，既有希臘式的人性大于神性的命運感，也會讓人想到黑格爾關(guān)于自我意識、自由意志、精神人格的哲學思考。難怪他會被世界地理學最高榮譽獎的評委會比作地理學界的“小王子”。他刻意遠離實際的事務(wù)，用童真般的美善眼光打量一切。他在平凡微小中用情至深，以小小的“我”解讀宇宙萬物的秘密。

歷史：從“我是誰”到“我們是誰”

在《我是誰？》里，因為追憶母親，段義孚寫到抗戰(zhàn)期間的一段經(jīng)歷。1938年夏天，父親工作被從南京調(diào)到陪都重慶，母親獨自帶著他們兄妹四人從昆明到重慶，走的是與滇緬公路相通的山路。他記錄了這噩夢般的過程：山路崎嶇驚險，司機煩躁不安，流亡人群吵雜混亂，自己又在病中；與此相對照的，是母親的溫柔、耐心、冷靜和決斷。全書中，他對戰(zhàn)爭或者苦難的描述不多——如他自己所說，他記憶力不好，常常不能記得事情的來龍去脈，卻總對情緒和感受記憶猶新；而且，因為父親的關(guān)系，他們身處“特權(quán)階層”，即便在重慶期間生活困頓，依然在家中接待過美國大使；之后不久，他們?nèi)揖蛷闹貞c到了澳大利亞。應當說，抗日戰(zhàn)爭在他生命中的印記并不深重，然而僅僅是片段性的追憶，也足以讓人感受到時代烽煙和人們的顛沛流離——特權(quán)階層尚且惶惶如喪家之犬，普通人的境遇可想而知。

無獨有偶，1938年夏天，銀行家的女兒楊苡也離開了天津，坐船在中國境內(nèi)經(jīng)上海到香港，再跨過境外的越南，然后走陸路奔赴昆明的西南聯(lián)大讀書。只不過，她的“流亡”是由中國銀行一路安排，坐的是最好的船艙，看的是新鮮的風景，唱的是明媚的歌。經(jīng)過上海時，她住在歷史上有“不倒次長”之稱的顏惠慶的家——顏惠慶與顧維鈞齊名，馳騁外交界多年，與段祺瑞亦有往還。經(jīng)過香港時，她住在父親的部下、中國銀行行長卞白眉的家。

此時的楊苡，與巴金已經(jīng)通信兩年，與巴金的大哥大李先生彼此心有所屬。盡管家道中落、日本侵略臨頭、生活軌跡變動，然而她作為個體，生活還沒有出現(xiàn)具體的“苦難”。或者說，她此前的全部苦悶都來自大家庭中的庶出，一種家庭內(nèi)部的等級給她造成的困擾。這種困擾同時也有力量來沖抵，比如嫡母的寬容、母親的愛，哥哥楊憲益的保護。

而且，因為她從來沒有遠離故國、族群、家庭和朋友，所以她的口述自傳始終都是在人群中的、在現(xiàn)實中的甚至是在煙火中的，這一點也充分體現(xiàn)在書名中：《一百年，許多人，許多事》。她的自我一直都是群體的一部分，關(guān)系的一部分，甚至是很多讀者不熟悉的等級的一部分。她E人（外向）的性格也讓她擁有充分的安全感，從來不需要如段義孚般因移民、因陌生、因文化融入而形成社會性障礙，需要靠學術(shù)的外殼進行自我保護來克服。

在長達百年的生命歷程中，她與很多人互動，在很多關(guān)系中確認自我，也從私人化的角度見證很多歷史時刻，但她選擇以抗戰(zhàn)結(jié)束作為自傳的敘事終點。同時，她把自傳寫得更像群傳乃至歷史畫卷。她更多記錄了時代氛圍、歷史細節(jié)、人物性格和命運，她為讀者展現(xiàn)的是廣闊而具體的現(xiàn)實圖景，是豐富而立體的戲劇化命運，是龐雜而劇烈的時代變遷——只有把外部風景描述得足夠絢爛，她才不需要進入內(nèi)心表達真正的褒貶，也不需要自我反省、自我剖析，更不需要觸及最痛切的自我。跟段義孚在自我中才能獲得安全感相比，楊苡似乎只有主動丟掉自我才能獲得安全感——不知道這是不是那些她無法講述的歲月教給她的智慧。

如果說段義孚的自傳是一首獨白長詩，那楊苡的自傳就是長篇小說；如果說段義孚在人間的軌跡是荒漠中一條寂靜彎曲的小路，那楊苡的軌跡更像熱帶雨林中一條茁壯纏繞的藤蔓，與數(shù)不清的動植物相伴相生，自成一方小小生態(tài)。當然，讀者在不同的人生圖景前心理參與度是不同的——段義孚的更讓人代入和共情，而楊苡的更讓人欣賞和旁觀；讀者能從個體的、文化的、精神的角度與段義孚成為“我們”，而與楊苡成為“我們”只能從時間、歷史、文化生態(tài)的維度——精神自我是沒有等級的，而社會身份的等級，一直都在。

此外，在1938年的流亡隊伍里，還有從巨流河出發(fā)，日后在埡口海寫下自傳的名門之后齊邦媛。她沿著湖南長沙、廣西桂林、貴州懷遠，一路來到重慶，入讀南開中學，之后又到武漢大學。也是在1938年，張大飛考入筧橋中央航空學校，1941年赴美訓練，1942年加入“飛虎隊”，1945年殉職。期間他和齊邦媛書信往來7年，記錄著戰(zhàn)爭的烽火，也記錄著兩個青年至死不渝的理想。后來，翻譯、教學等職業(yè)追求都可以成為齊邦媛的“殼”，但她還是選擇破殼而出，為一代人記錄歷史。

同樣，1938年，以“人生四部曲”為自己立傳的耕讀子弟王鼎鈞還在蘭陵老家，“昨天的云”被敵機轟炸成了鄉(xiāng)情惶惶，臺兒莊會戰(zhàn)的炮聲像一聲號令，把一方百姓全變成了難民。他們投靠親友，逃難乞討，最終又因故土難離返回故鄉(xiāng)。1942年王鼎鈞才離開山東到安徽阜陽求學，從此開啟了“關(guān)山奪路”的經(jīng)歷。他先是流亡學生，后是普通士兵；他“三年半奔波6700公里”，曾一個人步行橫跨河南全省。這是真正的“生死流轉(zhuǎn)”，是“冰山有淚逢春瘦，雛燕無家入網(wǎng)棲”。王鼎鈞寫時代的殘暴，也寫自我的忠恕，他記錄、甄別，也思辨、反省，他倚重自己的經(jīng)驗和記憶，也不忘群體的沉浮與命運，因而他才會被譽為“一代中國人的眼睛”——“我們”的心靈之窗。

幾乎每一位傳記作者都在說，寫傳記的時候，記憶和遺忘是最需要處理的關(guān)系。我們選擇什么角度，選擇記住什么，忘記什么，既是自由意志，也是歷史情勢。如王鼎鈞所說：“一個人的角色往往是時代提供，個人無可選擇。”饒是如此，法國自由主義猶太人思想家雷蒙·阿隆在名為《介入的旁觀者：雷蒙·阿隆訪談錄》里和自己的回憶錄《雷蒙·阿隆回憶錄》里都還在不斷強調(diào)：作為親歷者的“我”，在講述歷史的時候需要把握兩個原則：一是盡可能誠實地理解“我”的時代，二是時刻不忘“我”的知識的局限性。時間深邃難測，命運難以掌握，以有限的文字描繪時間的真貌，或許只有靠連接不同層面的“我”。“我”有多大？小如微塵，大若宇宙。

順便說一句，段義孚生于1930年，卒于2022年；楊苡生于1919年，卒于2023年；齊邦媛生于1924年，卒于2024年。而可敬可愛的王鼎鈞先生，生于1925年，如今還活力滿滿地關(guān)心AI會如何改變?nèi)祟惖奈磥怼ｈF面無私的時間之神面對這一個個如雕塑般清晰有力的“我”，似乎也不忍心打敗他們，情愿跟他們合作，目的就是讓他們來到我們的時代，來到我們面前。

現(xiàn)實：當“我們”被虛構(gòu)

如今的我們，面對的再也不是二戰(zhàn)后共識堅如磐石、全球化不可阻擋的時代，而是進入了被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描述的“流動的現(xiàn)代性”所騎劫的時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每天都以史無前例的速度發(fā)生著變化，而且這些變化會被互聯(lián)網(wǎng)瞬間傳播，變成漫溢的信息。這些信息讓我們無從判別、無從選擇，同時又提醒我們資源不足，讓我們充分意識到個體的無力和無援。在這種充斥著不安全感的流動中，我們被淹沒的恐懼變得異常真切，渴求穩(wěn)定和認可的需求也變得格外迫切。

有感于此，廣西的仫佬族作家、著名的“廣西三劍客”之一廖潤柏（筆名鬼子）再也按耐不住，停筆18年后以長篇小說《買話》重返文壇。他想通過主人公劉耳返鄉(xiāng)的故事回顧劉耳進城的歷程，借此書寫以他為代表的一群人的一生，給改革開放時代城鎮(zhèn)化進程中的一個個普通個體立傳。

小說常給人物立傳，它的事假情真，它的虛實相間，它“雜取種種人”的典型化手段，它“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邊界性想象，都可以讓段義孚擔心的、傳記有門檻和準入制度的難題不攻自破。它化解傳記拘于事實的緊張，提供街談巷議般的松弛；也消解人生必有意義的實用主義，提供古今付笑談中的表面無功利。

在鬼子筆下，劉耳如段義孚，不休不止地與自己纏斗。只不過，他探究自我的原動力無關(guān)主動，也無關(guān)自我認識深化，而全是現(xiàn)實情勢所迫：他預感到當市長的兒子處在危險的邊緣，于是以病為由回鄉(xiāng)避險。老屋重修、老友健在，他設(shè)想中的故鄉(xiāng)是能夠提供安全感的保護殼。這種對保護的尋求，與傳記作家們向回憶和文字尋求的內(nèi)心安適類似，是一種逆時空的情感整理和自我確認。

然而，傳記的整理和確認是一個自循環(huán)的封閉系統(tǒng)，沒有他者的聲音，而劉耳回鄉(xiāng)進入的是開放的新鄉(xiāng)村生態(tài)。這個生態(tài)里保留著過去的痕跡，充滿了影射和暗示，也接納著新的現(xiàn)實，飽含著恐懼和不確定。這個生態(tài)更像另一套評價體系。劉耳如所有“少小離家老大回”的人一般，一廂情愿地滿懷鄉(xiāng)愁，以為回到出生地就找到了“根”，就會更加知道“我是誰”，然而，事與愿違——自畫像總是比他人眼里的自己更完美。

實際上，每個人的一生，都有一個自己定義和被他人定義的問題，都不可避免地產(chǎn)生了三個自己：自己眼中的自己，別人眼中的自己和真正的自己。三者之間的偏差、裂痕甚至鴻溝，都交叉纏繞著虛構(gòu)和真實，也構(gòu)成了命運戲劇性起伏的重要力量。

　　在鄉(xiāng)親們眼里，劉耳背信棄義、負心絕情、見死不救；而他自己眼中的自己，誠實厚道、重情重義、人微言輕、身不由己。當作家寫出這種反差的真實和荒誕的時候，我們才意識到，劉耳作為第一代城市移民，作為“鳳凰男”，作為官員直系家屬，有野心、有投機、有背叛、有虛榮，同時，也有委屈、有苦痛、有恐懼。他的所有作為都沒有超出自己的出身和自己的時代，只是他的這種孤獨，城市沒人聽，故鄉(xiāng)沒人懂。他想辯白，他想向所有人說明“我是誰”，他想證明，他還是那個淳樸的瓦村之子，于是，他開始“買話”，用錢探聽他者的評價……鄉(xiāng)村倫理打造出來的人，無法享受所謂文明社會的“禮貌性疏忽”。他們對身份認同的渴求更甚，對他者認同的需求更強，某種意義上，他的自我認知過度依賴于別人的評價。與此同時，他們本能地拒絕承認“流動性”在改變?nèi)说纳矸莺途秤龅耐瑫r，也的確造成了道德上的改變。這種改變是雙向的，劉耳和鄉(xiāng)親都變了，無一例外——我們總是傾向于認為劇烈的變化只屬于城市，鄉(xiāng)村總是一成不變的，實際上，鄉(xiāng)村的變化與城市不相上下——于是這種改變就變成了階層的、文化的、社會結(jié)構(gòu)的改變，進而變成了社會和歷史的改變。鬼子的誠實和高妙之處在于，用一個劉耳的身份認同障礙，映射出一個階層乃至全社會的身份認同障礙，而恰恰是這種障礙的產(chǎn)生，彰顯著社會轉(zhuǎn)型和時代變遷。

有意思的是，格非的新小說《登春臺》也以人物小傳的方式來設(shè)置結(jié)構(gòu)。他刻意設(shè)置了四個來自不同地域、不同階層的人，又因這四個人構(gòu)建了母女、父子、夫妻、情人四種關(guān)系。這種關(guān)系之間的連接糾纏，被格非形容為能量的振動，形容為從生到死的時間不至于顯得空洞的必要內(nèi)涵。如果說格非是用四條線索交纏的熱帶雨林式結(jié)構(gòu)實現(xiàn)身份寓言，那鬼子用的就是段義孚迷戀的單線荒漠式結(jié)構(gòu)，他不刻意追求廣度，只想用精確度和密度銳利地刺透現(xiàn)實。

在中國當代，鬼子和格非都是修辭意識強烈的作家，產(chǎn)量或有高低，但審美熱情卻并無高下。他們正值經(jīng)驗最豐富的創(chuàng)作盛年，尤其迷戀詞語本身和詞語正確組合產(chǎn)生的美感，迷戀故事推進中的邏輯咬合和節(jié)奏張弛，迷戀現(xiàn)實感之上的想象力層級，迷戀人物的現(xiàn)實力量感，迷戀小說的話題引爆力和命運隱喻力，迷戀年齡和閱歷給小說帶來的新質(zhì)地。這種迷戀，跟段義孚內(nèi)省有同樣的審美旨趣和哲學意味。如讀者在不同年齡閱讀同一本書，所思所感會發(fā)生變化一樣，作家在不同年齡面對同樣的人物、同樣的題材、同樣的自己，所思所感也會不同——時間終究是最偉大的雕塑家，無論塑造人，還是塑造藝術(shù)。

當然，所有的藝術(shù)也都是關(guān)于人的。無論是虛構(gòu)還是非虛構(gòu)，目的都在展現(xiàn)生命的鮮活性和豐富性本身。《我是誰？》的最后收錄了一篇段義孚82歲（2012年）時發(fā)表的演講，他說這代表了自己69歲完成自傳之后的新思考。在演講里，段先生直面文化多樣性、種族多樣性、現(xiàn)代性和流動性中個體的卑微和渺小，直面時代邏輯里個體命運無以復加的被動、平凡和普通，然而，他并不因此停止對個體的推崇，而是用前所未有的高亢語調(diào)呼吁：

世界上并沒有所謂的普通人。每天和你說話的人其實都是靈魂不死的人。相反，國家、文化、藝術(shù)、文明，這些東西才是有死的，它們的生命對于我們而言，就像跳蚤的生命一樣。但是，和我們一起開玩笑、一起工作、結(jié)婚，也被我們冷落了、剝削了的人，其實都是靈魂不死的人。而在這些人里面，有的人是不滅的驚悚，有的人是不朽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