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力行/文 人類社會像個金字塔，所謂精英，就是位居金字塔頂端的那一小撮人。金字塔建成之后千年不變，而人類社會卻總是波動，于是，精英地位的世代維系就成了精英群體最關注的事項之一。精英的特點是什么？誰有資格成為精英？精英化的軌道是什么？姜以琳在《學神:走向全球競爭的中國年青精英》一書中試圖回答這些問題，其切入中國大陸高中教育，通過追蹤26名同學長達七年的成長軌跡，向讀者呈現(xiàn)了一副中國青年精英的自我養(yǎng)成圖景。

姜的分析框架是精英地位的再生產(chǎn)，通俗地說，即精英群體對于精英地位的維系與傳承。精英研究是階級或群體研究中較難涉足的領域，因為精英人口規(guī)模較小且生活軌跡較為隱蔽，除非研究者本人就是精英俱樂部成員，否則難以跨入精英生活空間。姜從教育角度切入頗為可行，因為公立學校、培訓機構(gòu)、留學中介是封閉性較弱的組織，研究者可通過人際網(wǎng)絡、招募、個人身份展示、滾雪球等方式接觸相關行動者。

學術對話上，姜主要反駁兩個觀點：一、精英化過程主要靠繼承，即子女通過教育或職業(yè)成就等證明機制繼承父母的地位；二、精英地位的繼承過程是一個國內(nèi)過程，即精英子女在某個國家出生并接受教育，將來也會在這個國家獲得重要職位。姜的觀點是：代與代之間的階層存在相關性，但在中國，精英地位的再生產(chǎn)遠非必然以及精英地位的再生產(chǎn)過程有跨國性。《學神》榮獲2023年布爾迪厄教育社會學圖書獎，得到了學界人士的諸多好評。但是，姜的研究并未拓寬我對該群體的想象，依我見，其只是講述了一些為眾人所知的常識。雖然作者引入了多層次比較以及全景式描寫，但在因果關系的說明以及中國青年精英特殊性的析出方面，都有欠缺。為方便讀者理解，本文將先概述該作內(nèi)容，而后展示該作的寫作邏輯，最后對其展開批判性分析。

一

姜用“年青精英”指稱全國收入前10%家庭出身的學生，用“學神”指稱不費吹灰之力就取得高分的學業(yè)出眾者。全文內(nèi)容可用以下摘抄作概括：（1）中國青年精英會經(jīng)由成為學神而在爭奪全球精英地位的過程中取得系統(tǒng)性成功；（2）精英學生與家長共同參與優(yōu)勢地位的維護與繼承，該體系下，考試分數(shù)是一張王牌；（3）通過日常互動，學生建構(gòu)、維持著他們的地位體系，并將其合理化。

除引言與結(jié)論，《學神》核心部分有六章，分別是中國新精英、各居其位、膜學神、把老師掛黑板上、培養(yǎng)新精英、挽救危局。附錄部分有“何為精英”以及“方法論”兩章，分別討論了精英的定義、研究難點及應對策略。寫作上，附錄部分內(nèi)容本該出現(xiàn)在引言部分，但作者卻將其置于結(jié)論之后，可能是想保持章節(jié)平衡，以免作品讀起來頭重腳輕。

第一章“中國新精英”以北京部分頂級高中的部分高中生為對象刻畫了一副中國青年精英積極追求考分和名校的整體畫像。姜指出，中國社會的高速變遷、加劇的不平等以及較高的代際收入彈性，使得階層下移成為了精英家庭嚴肅對待的問題，對于年青精英及其家長而言，上大學不僅是教育的里程碑，更是決定他們能否參與未來精英地位競爭的關鍵一步。

第二章“各居其位”講述了基于成績的評價話語將學生分成四大階級，即不太用功但分高的學神、用功且分高的學霸、不用功且分不高的學渣以及用功但分依然不高的學弱。姜指出，學生會主動證成成績與才能的正向關系及評價體系的合理性，并依此制定生存策略，即學神選擇爭排名加展現(xiàn)輕松感的優(yōu)先策略，學霸采取加倍努力的學習策略，學渣采取裝輕松但會暗自努力的天鵝策略，學弱則會采取退而求其次的向前看策略。

第三章“膜學神”探索了學生的成績分布與學生間交往模式的關系。姜指出，雖然學生間的友誼可以跨階級，但學生間的等級界限卻被有意強化，可高地位群體的學生會獲得特權，他們享有歡迎、尊重甚至膜拜，低地位群體的學生則缺乏存在感，其受矚目往往與受羞辱有關。姜提醒我們：學生們擁有不同程度的社交性與合群傾向，但比起地位，個人特質(zhì)對同學關系的影響較小。

第四章“把老師掛黑板上”展示了精英學生與老師之間差異化的互動方式，即學神可以肆無忌憚地挑戰(zhàn)老師的權威性，雖然老師們內(nèi)心反感他們的態(tài)度，但鑒于成績好，老師會選擇忍讓并在必要時向他們傾斜資源，至于分低的學渣與學弱，則常會成為老師羞辱的對象。此外，作者還根據(jù)自己的長時期追蹤，指出精英學生在畢業(yè)之后的就業(yè)時期，會將自己和老師的互動方式延續(xù)至與雇主和上司的相處之中。

第五章“培養(yǎng)新精英”論證了學生在學校里形成的地位成果會直接影響家庭內(nèi)部家長與學生的互動方式。例如，若小孩有望進入世界一流大學，父母通常會順著孩子，若小孩成績差，父母則會實行密切監(jiān)督，不允許他們表現(xiàn)出特權。姜認為，家長會靈活地介入子女的教育，或旁觀，或支持，或利用特殊規(guī)則等方式，但在言語中，他們又會否認自己的介入，并將一切歸結(jié)為孩子個人奮斗的結(jié)果。

第六章“挽救危局”討論了父母們在子女處于競爭弱勢時采取的兜底策略，例如，低分學生家長會將子女送出國、擇校上幫子女出謀劃策等，少數(shù)會采取放任自流的態(tài)度。在姜的筆下，精英父母的身上往往會體現(xiàn)出某種矛盾性，即一方面幾乎不去學校，很少與老師交談，看起來對孩子的高中教育不聞不問，但另一方面，則時刻提防可能使孩子處于劣勢的事件，他們隨時準備與孩子并肩作戰(zhàn)。

結(jié)論部分從全球視野出發(fā)，分析了中國精英在全球競爭中將會面臨的挑戰(zhàn)與機會，并對比了中美高校在學生選拔方式上的差異。姜指出，出國、居于海外、成為全球人士是中國青年精英追求的目標，但社交圈分化、種族隔離、職業(yè)天花板是限制他們進一步越級的三大障礙，以及無論中美，雖然在教育制度方面有諸多差異，但都沒有完全兌現(xiàn)“選人唯才”的承諾，都為精英階層賦予了特權。

二

姜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民族志。民族志寫作過程步驟如下：（1）進入田野，盲盒式搜索資料；（2）從資料中提取關鍵詞作核心的敘事視角；（3）從特定敘事視角出發(fā)，通過比較引出核心觀點；（4）將所有材料編輯成觀點的表征。有學者認為，構(gòu)建民族志敘事的要點有三(GayyBlascoandWardle，2006)，即比較、語境定位以及關系展示。我們不妨從這三個方面解析《學神》的寫作邏輯。

比較是指通過引入比較視野析出研究對象的特殊性。姜的比較視野有二層，田野內(nèi)的顯性比較，通過比較學神、學霸、學渣和學弱的生存境況、生存策略以及與他人互動的方式，展現(xiàn)了教育評價系統(tǒng)對于精英學生群體的分化作用。第二層是田野外的隱形比較，通過比較中國與美國的選拔機制、精英化道路以及精英特征，突出中國教育評價系統(tǒng)對于中國青年學生成長軌跡、價值意識以及精英化模式的形塑。

例如，姜指出美國的高等教育選拔制度以申請制為主，考察全面性，而中國選拔制度以考試制為基礎，標準較單一，于是研究圍繞中國考試制展開。姜的敘事中，基于分數(shù)排序的評價體系非常剛性，無論學生、老師，還是家長，在體系內(nèi)都無能動性可言。這種寫法讓我想起卡夫卡的《城堡》：每一個行動者都知道體系的殘酷和荒誕，但都會有意無意地強化系統(tǒng)，沒有人會主動承認或承擔責任，因為每一個人都顯得無辜且無奈。

語境定位是指錨定約束行動者生活路徑的規(guī)范性條件。個體生活總是嵌入在具體語境之中，但現(xiàn)實語境往往多重并交織疊加，研究者在定位語境時，需通過挖掘行動者自身的經(jīng)驗性認知，以剔除“多余”的語境層。從作品副標題“中國新生精英如何備戰(zhàn)全球競爭”可知，姜定位的語境是全球競爭，因為其通過研究發(fā)現(xiàn)，年青精英普遍將出國留學、成為跨國人才、在國際舞臺上謀得一席之地作為學生時代的終極目標。

語境提供意義，意義催生目標，目標形塑行動。姜在導論以及第一章中暗示，對精英學生而言，國際競爭既是一種現(xiàn)實，也是獲取意義的話語源泉，正因為他們的終極目標是去國際舞臺謀得一席之地，所以自學生時代起就有意識地積累競爭經(jīng)驗。精英學生一進入學校——有些甚至未入校——就排除一切干擾，只專注那些最有利于競爭勝出的事項，并用實際行動證成整個以競爭性選拔為核心理念的教育系統(tǒng)。

關系的展示是指從關系的角度考慮意義與行動的生成，以及兩者的互動如何形塑特定群體的生活性質(zhì)或行為路徑。所謂意義，是指人為設定的承諾，所謂行動，是指為兌現(xiàn)承諾而引出的運動軌跡。意義的演變與行動的推進都在人際互動中展開。姜從第三章至第六章主要展現(xiàn)了五組人際互動關系，學生間關系、師生間關系、學生與家長的關系、家長與親戚的關系、家長與老師的關系。

對姜筆下的學生而言，意義有兩端，“競爭的勝出”和“優(yōu)雅姿態(tài)的維護”。所有精英學生共享同一初始承諾，但會隨考試結(jié)果而分化。考試成功的學生會覺得自己享有兌現(xiàn)承諾的能力并相信這一能力來自天賦，失敗的學生則會懷疑甚至否定自己，并隨之調(diào)整自己的承諾。姜用各種證據(jù)表明：考試這條賽道上，兌現(xiàn)能力的差異化顯現(xiàn)不僅會影響學生的心理狀況，還會形塑學生與老師、學生與家長以及家長與親戚之間的關系。

按民族志標準，《學神》是一部完成度較高的作品，作者能平衡好比較、語境定位以及關系的展示等多項任務，并在語境建構(gòu)、場景描寫和人物關系的刻畫方面做到生動有趣。閱讀該作時，我會時常產(chǎn)生將自己及周圍友人對號入座的沖動，并反思自己的學生生涯和接受過的教育。但是，就因果關系的展示、材料深度的挖掘、洞見的輸出以及研究方法的采納方面，這部作品依舊留有不少空白以及待商榷之處。

三

簡單地說，《學神》有以下幾點問題：

第一，立靶太低。姜引出觀點的方式是否定簡單命題（AisB式命題）。為否證“精英化過程必然是世襲的”，作者著重刻畫青年精英因教育過程而形成的地位分化；為否證“精英化過程必然是一個國內(nèi)過程”，作者例證中國青年精英對出國留學和就業(yè)的期望、熱情以及為此做出的努力。這樣的研究雖能松動刻板印象，但也只是隔靴搔癢。

簡單命題的證實與否證主要取決于定義和測量。由于人類社會內(nèi)部的非均質(zhì)性以及流動性，研究者也可通過變更定義范圍、測量方式和精度要求以證實或否證精英化過程的世襲性及地域化。

既然定義和測量都可人為操作，那深度的挖掘就變得尤為重要。若作者意圖顛覆大眾認知，那她應該自設精英定義并用統(tǒng)計法例證精英化過程中的世襲性小于流動性，以反駁大眾基于粗糙歸納而形成的印象。但姜使用的定義是現(xiàn)成的，采用的方法也只是舉個案。若姜的目的是賦予非精英子女“可上升”的希望，那她應該借反常案例析出考試制下有利弱者上升的通道和機制。但姜也沒這么做，因為她未把析出因果機制當靶子。

第二，分類缺乏目的，引入“精英地位再生產(chǎn)”這一分析框架純屬多余。分類是任意的，但并非所有分類都有意義。馬克思將人群分成掌握生產(chǎn)資料的資產(chǎn)階級和不掌握生產(chǎn)資料的無產(chǎn)階級是有意義的，因為這一分類可以引出剝削關系并解釋社會沖突，但如果社會沒沖突或沖突與生產(chǎn)活動無關，那馬克思的分類就無意義。姜用家庭收入?yún)^(qū)分精英與非精英，但未見這一分類原則與精英地位再生產(chǎn)有何關聯(lián)。

姜認為，精英家庭幫助子女提分數(shù)、進名校、找備擇方案的行為屬于精英地位再生產(chǎn)行為。問題是，普通家庭雖然資源有限，但也會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nèi)窮盡策略幫助子女，許多民工父母為了能讓自己小孩上補習班，任勞任怨，因為投資教育是普通階層獲得階級升級機會的最可循路徑。拋開量的差異，研究者根本沒有辦法根據(jù)策略類型判定家長的行為動機到底屬于“精英地位再生產(chǎn)”性質(zhì)還是“階級地位再提升”性質(zhì)。

姜調(diào)研的28名學生分別來自北京排名前十的五所頂級高中，但上頂級高中的前提不是有錢，而是中考達到錄取分數(shù)線。如果非精英子女也能憑自身努力或稟賦進入頂級高中，那用“精英地位再生產(chǎn)”作敘事框架就有問題，因為非精英子女無地位繼承。依我見，校園階級的形成、學生社會關系的演變只與考試制有關，與精英地位再生產(chǎn)無關，28個青年精英的成長經(jīng)歷是作者為引入精英地位再生產(chǎn)這一概念有意挑選的案例。

第三，比較流于表面。姜敘事中國案例時用美國教育作影子案例，指出相比于以申請制為主、選拔標準較為多元的美國高等教育，中國高校選拔機制以考試制為主，標準較為單一。借比較視野構(gòu)建主體敘事是人類學慣常方法，但中國和美國是兩個極端案例，將極端案例放在一起比較，只能捕捉到一目了然的常態(tài)性差異。民族志的賽道是輸出洞見（insights）而非正見（truths），捕捉常態(tài)性差異即便非科班出身者也能完成。

洞見之所以成洞見，并非因為說得對，而是因為說得反直覺。洞見輸出以比較為基礎，但應以特定語境下的直觀性常識為參照。如果事物間的直觀差異大，研究者需以析出、描述和解釋共相為主，如果事物間的直觀性差異小，研究者就需以析出、描述和解釋殊相為主，因為從讀者角度看，“通過比較迥異事物析出的共相”以及“通過比較相似事物析出的殊相”都屬能夠沖擊直觀、打破常識的非常態(tài)現(xiàn)象。

具體而言，有兩個改進方向。一是仍保留中美比較，但從共相出發(fā)，追問“為何中美在政治制度、人口分布、主流意識形態(tài)、選拔制度等方面均有差異，但兩國精英都崇尚個人奮斗并相信成功源于個人稟賦”之類問題。二是將對照國替換成日本，從殊相出發(fā)，追問“中國與日本都將考試制作為精英選拔手段，但為何考分形塑或重構(gòu)師生關系及家庭關系的潛力，在中國遠大于日本”之類問題。

第四，將語境定為全球競爭有問題。全球競爭既是一種現(xiàn)實，也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話語，對學生而言，其主要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話語。雖然精英學生會將該話語日常化以激勵自身，但不見得他們的意義表達與行為生成受該話語形塑。中國當前環(huán)境下，即便那些無意全球競爭、出身一般的非精英學生也會卷入各種分數(shù)錦標賽并因成績分化形成鄙視鏈。姜將全球競爭視為形塑精英學生行為的現(xiàn)實，高估了全球競爭對于學生的意義。

語境定位的目的是析出特殊性。將全球競爭設定為行動語境，至多析出中國精英的中國性和美國精英的美國性，即為進入全球舞臺，中國青年精英采納拼成績/單一化策略，而美國青年精英選擇拼社交/多元化策略，但不能析出中國精英的精英性。例如，精英學生為進入全球競爭參加SAT，但他們并未因參加美國賽道而被美國精英文化同構(gòu)，也未因此就與中國非精英群體拉開“質(zhì)的距離”，依舊用看待高考的眼光看待SAT。

姜筆下的中國精英雖然能用財富量錨定自身位置，但始終擔心階級滑落，因為當下中國仍處在高流動狀態(tài)，尚未形成一個價值穩(wěn)定且能夠利用多種資源夯實身份的群體。如果拋開財富指標，作者根本無法基于中國內(nèi)部語境分離精英，更不用說析出精英性。依我見，姜引入全球競爭作語境，并非因為中國的精英化過程具有跨國性，而是因為全球競爭的參與需跨越較高財富門檻，本身就易成為研究者界定精英的財富指標。

第五、花重筆墨講述分數(shù)對于學生生活意義和行動的形塑，卻對考試制本身鮮有探討。姜認為，中國基于考試的選拔機制是普遍的，而美國基于申請的機制是特殊的，因為從全球范圍看，經(jīng)濟合作與發(fā)展組織中約有三分之二的國家以考試決定升學。雖然以考試制為主的國家不少，但像中國這樣，考試分數(shù)的差異性分布能夠重構(gòu)師生及家庭關系的情況實屬罕見。姜似乎沒有意識到考試制在中國的特殊性及其結(jié)構(gòu)性意義。

中國其實自建國起就嘗試弱化考試與教育的綁定關系，主張教育應該培養(yǎng)德智體美勞等全面發(fā)展的人。與此同時，也都推行過或大或小的減負政策，試圖改善學生“為分數(shù)而活”的生存狀態(tài)。但都收效甚微。這絕非因為沒有意識到考試問題的嚴重性或缺乏改革的意愿，而是因為考試在中國是一種經(jīng)歷千年夯實的意識形態(tài)，其是最重要的代表公平與透明的象性型符號。

考試制在中國的意識形態(tài)化導致兩個后果。一方面，它加重了教育改革的難度。教育部門在推行改革時，至多通過改變考試內(nèi)容以弱化應試訓練的意義，但從來不敢松動考試話語的霸權性，因為在民間看來，弱化考試等同于允許腐敗與特權。另一方面，它限制了學生及其家長關于未來的想象。姜筆下的青年精英們，即便考試失敗，也不會退出考試賽道，至多是從國內(nèi)考試賽道切換成國外考試賽道。

四

任何研究都是研究者價值偏好的結(jié)晶，《學神》反映了姜以琳對不平等問題的關切。作者核心觀點可作如下概括：考試制看似公平公正，卻無法抑制精英家庭子女憑借場外力量獲得競爭優(yōu)勢，考試制下的勝者精英可順利進入海內(nèi)外名校，考試制下的敗者精英也可轉(zhuǎn)軌以求出路，底層依舊無法憑借考試制拉近自己與頂層的距離。為顯價值中立，作者引入大概念“精英地位再生產(chǎn)”作包裝。

平等主義者在探討平等問題時，多從輸出端切入構(gòu)建論證，聚焦分配與再分配，包括財富分配、機會分配、地位分配。姜作關注的是考試制下的機會輸出，而非考試制的建立、維系與運作。其研究的政策暗示無非是：劫富濟貧、限制強者先發(fā)優(yōu)勢、向弱者傾斜資源，等。如果用金字塔比喻社會形態(tài)，那么平等主義者傾向于將社會診斷成銳角三角形，其藥方無非讓金字塔盡量扁平化，令其變成鈍角三角形。

但是，處理金字塔問題有另外一種方式，就是消解大金字塔，令其變成無數(shù)個小金字塔。人類生而不平等，但只要金字塔足夠多，那任何一個小金字塔頂端和低端的絕對距離就會縮短。考試制是某些金字塔的攀爬通道，但不見得有必要成為所有金字塔的攀爬通道。有很多職業(yè)根本不需要考試就能參與并取得輝煌成就，比如畫畫、唱歌、跳舞、踢球，只要玩的人足夠多，任何一行都可成為賽道，也都可孕育出狀元。

中國的問題是將所有領域都考試化、指標化，抑制了許多潛在空間的自由發(fā)展，而非什么階級固化。中國社會還有許多潛在機會，只不過這些機會在特定的結(jié)構(gòu)性條件下被遮蔽，以至于大多數(shù)人只能盯著考試、入大學這條賽道。一個賽道的人擠得多了，運動員的冒尖率就會下降，令觀眾產(chǎn)生“太內(nèi)卷”、“普通人沒機會”等幻覺。研究者如果跟著被研究者接受了這樣的幻覺，那寫出來的也只能是一部缺乏想象力的平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