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中筠/演講
我今天要講的主題是關于中國知識分子的過去和現(xiàn)在。中國古代的“士”與現(xiàn)代的“知識分子”有相通之處,也有不同之處,“士”如果有官職就稱為“士大夫”,在西語中好像沒有完全相對的詞,所以為了方便起見就一律稱之為知識分子。我大體上講幾個時期:
春秋戰(zhàn)國時期
那是知識分子作為一個階層興起的黃金時期,真正的“百家爭鳴”發(fā)源于此,創(chuàng)造了極為豐富和高水平的哲學和政治思想。至今中國人引以自豪的“幾千年的輝煌文明”,從思想層面說,實際上就是那個時期所創(chuàng)造的。
那時的“士”有獨立的身份和充分的思想自由。那是最早的社會轉型期,各派思想家都在積極探索改善人生、社會和政治制度的道路,拿出自己的理論,到各個諸侯國去游說那里的君主,如果不采納,就到別國去,很自由。
中國人或是對中國文化感興趣的外國人,都知道那個時候的諸子百家,像孔子、孟子、墨子、老子、莊子等等。現(xiàn)在我們講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或者是非常輝煌燦爛的傳統(tǒng)文化,也就是那個時候打下基礎的諸子百家。所以那個時期應該是中國思想上、哲學上、文化上的一個黃金時期。幾千年前的那些作品所體現(xiàn)出來的思想到今天來看還是非常深刻,而且各家所闡釋的道理都是有其特點的。中華民族是早熟、早慧的,那個時候差不多相當于古希臘的那個時期。中國和歐洲的文明開始的時候基本是同步的,但是后來道路就不一樣了。
那個時候對于“士”——知識分子的定義是什么呢?孟子給“士”給出的特點是“無恒產(chǎn)而有恒心”。他先是說必須讓老百姓有自己的產(chǎn)業(yè),才能有“恒心”,但是只有“士”是可以沒有產(chǎn)業(yè)也有恒心的。也就是“士”是應該有自己一定的原則主張,超越實際利益的考慮。用現(xiàn)代的話來說,就是不依附于任何利益集團或權勢,有獨立的人格。這是很了不起的。
我覺得這個對于古今中外其實都是一樣的。比如說在現(xiàn)在的西方民主社會,國會討論問題時,每一個國會議員的主張都代表某個利益集團,這個人主張加稅,那個人主張減稅,都代表著他后面的選民的利益。可是公共知識分子所發(fā)表的意見,想到的是一個更加長遠的哲理,或者是對整個社會的退步還是進步,改善還是惡化有沒有影響,而不是他自己可能加薪還是減薪這樣一個問題。
而在那個時代中,孔子周游列國,他要說服那個地方的君主采納他的意見,而不是去迎合那個君主的意見。人家不聽他的,他就到別處去,想辦法說服別的國家的統(tǒng)治者。誰都不聽他的,他就準備乘船到海上去漂流,絕不放棄自己的主張。這是當時在春秋戰(zhàn)國時候中國知識分子的獨立精神。到孟子那就更加厲害,都是跟國王辯論的,國王小心翼翼,對他非常尊重。這是當時的“士”,是有骨氣的,有完整的獨立人格的,思想是自由的,是真的自己這么想,而且要說服別人。孟子說,假如我自己覺得有道理的話我可以跟一千個人辯論,因為我覺得我是對的。這就是這個階段留下的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每一家的主張不一定后來都非常有用、有效,各自都有可取之處,也都有不足之處。但是這種精神,用中國話來說,是有擔當,有責任感,有勇氣的,后來這種精神被一點一點摧殘掉了。
秦至鴉片戰(zhàn)爭
自從秦始皇建立大一統(tǒng)專制制度,就開始實行思想專制。因為當時秦在文化上沒有其他中原國家發(fā)達,他用武力打敗了各國,那些貴族都不完全臣服,至少在思想上、精神上都要反抗,所以他必須實行思想和言論的專制。首先要鎮(zhèn)壓的就是讀書人,不能用辯論的手段,因為辯不過人家,就把人家埋了,書燒了,這種辦法一直流傳到后世。不過秦朝統(tǒng)治很短,還來不及統(tǒng)一思想又亂了。漢朝經(jīng)過不到一百年的時間就成功地建立了強大的、統(tǒng)一的中國,漢武帝聽從了董仲舒的建議,廢黜百家,獨尊儒家一家,從此開啟了兩千年的思想專制制度。讀書人的思想開始受到禁錮,難以出現(xiàn)在平等基礎上的、充分自由的“百家爭鳴”。
這里要澄清幾點一般人容易有的誤解:
第一,把儒家作為唯一的“官學”,與發(fā)揚和深入研究真正的儒學是兩回事。對于歷代帝王來說,“尊孔”只是把孔子作為一種符號,斷章取義地利用,很少有皇帝真正完全按孔夫子的教導治理國家,實際上他們也做不到。
所以為什么后來人們要革新的時候,要搞解放思想的時候,都要批判孔學,其實并不是經(jīng)過研究,全面否定儒家思想體系,而是反對以“孔圣人”作為一種統(tǒng)治的符號來壓制別的思想。后來尊孔已經(jīng)就變成了統(tǒng)治者的一種工具,而不再是哲學思想了。跳到當代來說的話,馬克思主義也曾經(jīng)被作為這樣一種工具。馬克思是偉大的思想家,而一些自稱為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統(tǒng)治者實際上并沒有去全面研究和發(fā)展馬克思真正主張的東西,只是作為一種工具,來統(tǒng)治和壓制一切和他不一致的思想。
第二,實際上在很長時期內(nèi),中國文化還是開放比封閉的時候多,并不是完全由儒學一統(tǒng)天下。例如到東漢末年佛教就傳入了,以后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貴族士大夫不少相信老、莊道學,唐朝好幾個皇帝都給佛教以比較高的地位。那時的“西方”包括新疆、印度、中亞,漢族的文化同他們的文化都有互相吸收和融合。
回顧中國幾千年的文化,繁榮的時期都是比較寬松和開放的時期,而比較僵化、萎縮的時期都是封閉的時期。在統(tǒng)治者沒有自信的時候就比較封閉,或者他特別自大狂的時候,覺得他什么都有,什么都不需要,也比較封閉,奮發(fā)有為的君主比較理智,比較清醒,他就能開放。實際上中國的文化一直都是雜交的,都在不斷吸收外來文化。比如說胡琴是中國的樂器,實際上是從少數(shù)民族傳來的,是從西域傳來的,有好多東西都是這樣。
所以總的說來,中國文化之所以能夠傳下來,跟開放、包容是有關系的,應該說作為中國特色的話應該是開放的和包容的,而不是封閉的。所以現(xiàn)在忽然又大大強調(diào)“中國特色”,要抵制西方所謂文化侵略,這恰好是不符合中國特色的。這既不符合中國傳統(tǒng),又不符合世界潮流,而且是無效的,不可能抵制得住。
第三,至少到宋朝,文化專制還不太嚴酷,讀書人還有一定的地位,文化發(fā)展有一定的空間。后來統(tǒng)治者發(fā)明了所謂“文字獄”,讀書人因為寫文章、寫詩,不知哪里冒犯了上面,就可以抓起來,投入監(jiān)獄,甚至處死、株連家族。這種做法到清朝乾隆時期最厲害,有了一個思想的禁錮和封閉的時期。這是中國特有的,我想不出來在外文里頭有什么對應的詞。
19世紀中葉至1949年
以鴉片戰(zhàn)爭為標志,中國被歐洲國家用炮艦打開大門,開啟了另一個新時期。古老的農(nóng)耕文明遭遇上升的工業(yè)文明,無法再照老路對入侵者在文化上加以融化。促發(fā)了民族的猛醒和震蕩,“士”的心靈受到了空前的沖擊,少數(shù)先知先覺者開始新的探索,中國人的現(xiàn)代“啟蒙”于此開始,新思潮不可阻擋。讀書人的危機感特別強烈,探索也空前活躍。這一探索持續(xù)了100多年。
源于歐洲的各種思潮都在中國的大地上有回響,引起震蕩,在某種意義上又有一個百家爭鳴的時期。那個時候的百家不是中國人自己創(chuàng)立的思想,而是各種各樣外來的思想引進了中國,各種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還有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就是法西斯主義,在中國都有相信的人,他們都自由發(fā)表自己的主張。當時的中國政治比較動蕩,實際上是軍閥混戰(zhàn)時期,軍閥是很專制的,但是他們來不及對思想文化專制,他們都是武人,對文化興趣不大,所以留下了這么一個空間。
在與西方(現(xiàn)在指的主要是歐美)的關系上,中國人有一種矛盾心理:在維護國家主權方面,反對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而在追求現(xiàn)代化的過程中又不得不承認西方的先進和優(yōu)越,不僅是在物質(zhì)方面,還在制度和文化方面。這是一個痛苦的、充滿爭議的“啟蒙”過程。最后到五四一代人,取得共識,要引進“民主”和“科學”。中國傳統(tǒng)的“士”逐漸轉變?yōu)楝F(xiàn)代意義的“知識分子”,并且自覺擔負起“喚起民眾”的責任。
如果說,中國曾經(jīng)有傳統(tǒng)文化與外來文化的精華相結合的時期,那就是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前半葉,經(jīng)歷了百年的“新文化運動”(廣義的),現(xiàn)代文化、教育、新聞、出版等等事業(yè)初具規(guī)模,同時出現(xiàn)至少兩代在思想上和學識上堪稱貫通中西的知識分子。中國讀書人的傳統(tǒng)中優(yōu)秀的部分與新的思潮相結合達到了歷史的新高度。
1949年至1978年
1949年以后重新定了一種思想為“官學”——馬克思主義。以馬克思主義為信仰的共產(chǎn)黨取得政權之后,對全民的思想進行整頓,逐步達到空前的統(tǒng)一。和前面所說的“尊孔”一樣,所謂馬克思主義只是一種符號和工具,斷章取義地加以利用,與傳播和研究馬克思本人的學說已經(jīng)關系不大。而且與皇朝時代不同的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不在大學者,而在政治領袖。到“文化大革命”達到空前高潮,真理由一個人壟斷,一切傳統(tǒng)的和外來的文化和精神文明都遭到全面的破壞;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也被摧毀。
改革開放以后的曲折道路
以1979年關于真理標準的辯論為標志,打破了“兩個凡是”,可以說是一次再啟蒙,有劃時代的意義。長期被壓抑的理性爆發(fā)出來,人們的思想借此沖破牢籠,封閉的國門再一次打開,中國人與百年前的先輩一樣,又一次“睜眼看世界”,又一次受到震撼。長期視為不可動搖的教條和權威在理性面前失去力量,原來不能想象的都可以成為現(xiàn)實,是非觀念又回歸常識。新時期的第一個十年雖然沒有出現(xiàn)百家爭鳴的局面,但是思想空前活躍,在精神上充滿活力,涌現(xiàn)出一批好學深思、勇于探索的中青年學子。
可惜這種探索又遇到各種挫折,壓力來自舊體制的禁錮加上新的利益集團,另一方面又在商業(yè)大潮和惡性市場競爭中興起了拜金主義,這兩面夾擊對思想文化的健康繁榮起到消極作用。與前一個時期還有一個不同點,就是在一部分人心目中,中國已經(jīng)很強大,優(yōu)于西方,不需要引進、學習。當前強調(diào)“中國特色”,向傳統(tǒng)回歸的潮流與此有關。
不過知識分子、憂國憂民、探求真理、追求社會正義的精神依然存在,在一部分老人中特別強烈,同時在中青年中仍不乏有志者。文化思想類的報刊、雜志以及論壇,如雨后春筍,此起彼落,承載了當代優(yōu)秀思想和探索。還有網(wǎng)絡在中國起到了沖破禁錮、傳播信息和活躍思想的特殊作用。
與西方知識分子不同處
1)由于長期在專制體制下,思想表達受到禁錮,因此中國知識分子表達的風格比較曲折、婉轉,心情復雜,常有出世(逃避現(xiàn)實)的想法,這是維持自己獨立人格的一條出路。所以許多美好的古典文學作品、詩詞等等往往是在或被迫、或自愿遠離政治中心的時候創(chuàng)作的。這種復雜的心情是西方知識分子不大容易理解的。
2)在科舉制度下,唯一出路是做官,為朝廷服務。所以有抱負的知識分子,最向往的是為“帝王師”,給皇帝做智囊。而不像西方的知識分子可以有自己獨立研究的領域,與現(xiàn)實政治無關。近代的知識分子又因為中國常受帝國主義落后、貧弱,受列強欺壓,所以思想的探索總是與“救國”緊密結合,包括研究科學也不例外:科學救國、實業(yè)救國、教育救國等等。所以中國知識分子不容易超越現(xiàn)實,完全為滿足自己的好奇心,研究暫時看不到實際效用的學問,這也是自然科學不發(fā)達的原因之一。
方今由于種種主客觀原因,文化、教育、學術更加功利主義、實用主義。對于超越國家的、從全人類角度考慮問題,或者純粹探索自然、宇宙的奧秘的課題更少有人發(fā)生興趣。所以這個時代仍然難以產(chǎn)生無論在哲學或科學領域獨創(chuàng)一格的思想家,當然更談不到本論壇的主題:“大師”。
(演講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前所長,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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