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中筠/演講

我今天要講的主題是關于中國知識分子的過去和現(xiàn)在。中國古代的“士”與現(xiàn)代的“知識分子”有相通之處，也有不同之處，“士”如果有官職就稱為“士大夫”，在西語中好像沒有完全相對的詞，所以為了方便起見就一律稱之為知識分子。我大體上講幾個時期：

春秋戰(zhàn)國時期

那是知識分子作為一個階層興起的黃金時期，真正的“百家爭鳴”發(fā)源于此，創(chuàng)造了極為豐富和高水平的哲學和政治思想。至今中國人引以自豪的“幾千年的輝煌文明”，從思想層面說，實際上就是那個時期所創(chuàng)造的。

那時的“士”有獨立的身份和充分的思想自由。那是最早的社會轉型期，各派思想家都在積極探索改善人生、社會和政治制度的道路，拿出自己的理論，到各個諸侯國去游說那里的君主，如果不采納，就到別國去，很自由。

中國人或是對中國文化感興趣的外國人，都知道那個時候的諸子百家，像孔子、孟子、墨子、老子、莊子等等。現(xiàn)在我們講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或者是非常輝煌燦爛的傳統(tǒng)文化，也就是那個時候打下基礎的諸子百家。所以那個時期應該是中國思想上、哲學上、文化上的一個黃金時期。幾千年前的那些作品所體現(xiàn)出來的思想到今天來看還是非常深刻，而且各家所闡釋的道理都是有其特點的。中華民族是早熟、早慧的，那個時候差不多相當于古希臘的那個時期。中國和歐洲的文明開始的時候基本是同步的，但是后來道路就不一樣了。

那個時候對于“士”——知識分子的定義是什么呢？孟子給“士”給出的特點是“無恒產(chǎn)而有恒心”。他先是說必須讓老百姓有自己的產(chǎn)業(yè)，才能有“恒心”，但是只有“士”是可以沒有產(chǎn)業(yè)也有恒心的。也就是“士”是應該有自己一定的原則主張，超越實際利益的考慮。用現(xiàn)代的話來說，就是不依附于任何利益集團或權勢，有獨立的人格。這是很了不起的。

我覺得這個對于古今中外其實都是一樣的。比如說在現(xiàn)在的西方民主社會，國會討論問題時，每一個國會議員的主張都代表某個利益集團，這個人主張加稅，那個人主張減稅，都代表著他后面的選民的利益。可是公共知識分子所發(fā)表的意見，想到的是一個更加長遠的哲理，或者是對整個社會的退步還是進步，改善還是惡化有沒有影響，而不是他自己可能加薪還是減薪這樣一個問題。

而在那個時代中，孔子周游列國，他要說服那個地方的君主采納他的意見，而不是去迎合那個君主的意見。人家不聽他的，他就到別處去，想辦法說服別的國家的統(tǒng)治者。誰都不聽他的，他就準備乘船到海上去漂流，絕不放棄自己的主張。這是當時在春秋戰(zhàn)國時候中國知識分子的獨立精神。到孟子那就更加厲害，都是跟國王辯論的，國王小心翼翼，對他非常尊重。這是當時的“士”，是有骨氣的，有完整的獨立人格的，思想是自由的，是真的自己這么想，而且要說服別人。孟子說，假如我自己覺得有道理的話我可以跟一千個人辯論，因為我覺得我是對的。這就是這個階段留下的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每一家的主張不一定后來都非常有用、有效，各自都有可取之處，也都有不足之處。但是這種精神，用中國話來說，是有擔當，有責任感，有勇氣的，后來這種精神被一點一點摧殘掉了。

秦至鴉片戰(zhàn)爭

自從秦始皇建立大一統(tǒng)專制制度，就開始實行思想專制。因為當時秦在文化上沒有其他中原國家發(fā)達，他用武力打敗了各國，那些貴族都不完全臣服，至少在思想上、精神上都要反抗，所以他必須實行思想和言論的專制。首先要鎮(zhèn)壓的就是讀書人，不能用辯論的手段，因為辯不過人家，就把人家埋了，書燒了，這種辦法一直流傳到后世。不過秦朝統(tǒng)治很短，還來不及統(tǒng)一思想又亂了。漢朝經(jīng)過不到一百年的時間就成功地建立了強大的、統(tǒng)一的中國，漢武帝聽從了董仲舒的建議，廢黜百家，獨尊儒家一家，從此開啟了兩千年的思想專制制度。讀書人的思想開始受到禁錮，難以出現(xiàn)在平等基礎上的、充分自由的“百家爭鳴”。

這里要澄清幾點一般人容易有的誤解：

第一，把儒家作為唯一的“官學”，與發(fā)揚和深入研究真正的儒學是兩回事。對于歷代帝王來說，“尊孔”只是把孔子作為一種符號，斷章取義地利用，很少有皇帝真正完全按孔夫子的教導治理國家，實際上他們也做不到。

所以為什么后來人們要革新的時候，要搞解放思想的時候，都要批判孔學，其實并不是經(jīng)過研究，全面否定儒家思想體系，而是反對以“孔圣人”作為一種統(tǒng)治的符號來壓制別的思想。后來尊孔已經(jīng)就變成了統(tǒng)治者的一種工具，而不再是哲學思想了。跳到當代來說的話，馬克思主義也曾經(jīng)被作為這樣一種工具。馬克思是偉大的思想家，而一些自稱為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統(tǒng)治者實際上并沒有去全面研究和發(fā)展馬克思真正主張的東西，只是作為一種工具，來統(tǒng)治和壓制一切和他不一致的思想。

第二，實際上在很長時期內(nèi)，中國文化還是開放比封閉的時候多，并不是完全由儒學一統(tǒng)天下。例如到東漢末年佛教就傳入了，以后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貴族士大夫不少相信老、莊道學，唐朝好幾個皇帝都給佛教以比較高的地位。那時的“西方”包括新疆、印度、中亞，漢族的文化同他們的文化都有互相吸收和融合。

回顧中國幾千年的文化，繁榮的時期都是比較寬松和開放的時期，而比較僵化、萎縮的時期都是封閉的時期。在統(tǒng)治者沒有自信的時候就比較封閉，或者他特別自大狂的時候，覺得他什么都有，什么都不需要，也比較封閉，奮發(fā)有為的君主比較理智，比較清醒，他就能開放。實際上中國的文化一直都是雜交的，都在不斷吸收外來文化。比如說胡琴是中國的樂器，實際上是從少數(shù)民族傳來的，是從西域傳來的，有好多東西都是這樣。

所以總的說來，中國文化之所以能夠傳下來，跟開放、包容是有關系的，應該說作為中國特色的話應該是開放的和包容的，而不是封閉的。所以現(xiàn)在忽然又大大強調(diào)“中國特色”，要抵制西方所謂文化侵略，這恰好是不符合中國特色的。這既不符合中國傳統(tǒng)，又不符合世界潮流，而且是無效的，不可能抵制得住。

第三，至少到宋朝，文化專制還不太嚴酷，讀書人還有一定的地位，文化發(fā)展有一定的空間。后來統(tǒng)治者發(fā)明了所謂“文字獄”，讀書人因為寫文章、寫詩，不知哪里冒犯了上面，就可以抓起來，投入監(jiān)獄，甚至處死、株連家族。這種做法到清朝乾隆時期最厲害，有了一個思想的禁錮和封閉的時期。這是中國特有的，我想不出來在外文里頭有什么對應的詞。

19世紀中葉至1949年

以鴉片戰(zhàn)爭為標志，中國被歐洲國家用炮艦打開大門，開啟了另一個新時期。古老的農(nóng)耕文明遭遇上升的工業(yè)文明，無法再照老路對入侵者在文化上加以融化。促發(fā)了民族的猛醒和震蕩，“士”的心靈受到了空前的沖擊，少數(shù)先知先覺者開始新的探索，中國人的現(xiàn)代“啟蒙”于此開始，新思潮不可阻擋。讀書人的危機感特別強烈，探索也空前活躍。這一探索持續(xù)了100多年。

源于歐洲的各種思潮都在中國的大地上有回響，引起震蕩，在某種意義上又有一個百家爭鳴的時期。那個時候的百家不是中國人自己創(chuàng)立的思想，而是各種各樣外來的思想引進了中國，各種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還有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就是法西斯主義，在中國都有相信的人，他們都自由發(fā)表自己的主張。當時的中國政治比較動蕩，實際上是軍閥混戰(zhàn)時期，軍閥是很專制的，但是他們來不及對思想文化專制，他們都是武人，對文化興趣不大，所以留下了這么一個空間。

在與西方（現(xiàn)在指的主要是歐美）的關系上，中國人有一種矛盾心理：在維護國家主權方面，反對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而在追求現(xiàn)代化的過程中又不得不承認西方的先進和優(yōu)越，不僅是在物質(zhì)方面，還在制度和文化方面。這是一個痛苦的、充滿爭議的“啟蒙”過程。最后到五四一代人，取得共識，要引進“民主”和“科學”。中國傳統(tǒng)的“士”逐漸轉變?yōu)楝F(xiàn)代意義的“知識分子”，并且自覺擔負起“喚起民眾”的責任。

如果說，中國曾經(jīng)有傳統(tǒng)文化與外來文化的精華相結合的時期，那就是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前半葉，經(jīng)歷了百年的“新文化運動”（廣義的），現(xiàn)代文化、教育、新聞、出版等等事業(yè)初具規(guī)模，同時出現(xiàn)至少兩代在思想上和學識上堪稱貫通中西的知識分子。中國讀書人的傳統(tǒng)中優(yōu)秀的部分與新的思潮相結合達到了歷史的新高度。

1949年至1978年

1949年以后重新定了一種思想為“官學”——馬克思主義。以馬克思主義為信仰的共產(chǎn)黨取得政權之后，對全民的思想進行整頓，逐步達到空前的統(tǒng)一。和前面所說的“尊孔”一樣，所謂馬克思主義只是一種符號和工具，斷章取義地加以利用，與傳播和研究馬克思本人的學說已經(jīng)關系不大。而且與皇朝時代不同的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不在大學者，而在政治領袖。到“文化大革命”達到空前高潮，真理由一個人壟斷，一切傳統(tǒng)的和外來的文化和精神文明都遭到全面的破壞；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也被摧毀。

改革開放以后的曲折道路

以1979年關于真理標準的辯論為標志，打破了“兩個凡是”，可以說是一次再啟蒙，有劃時代的意義。長期被壓抑的理性爆發(fā)出來，人們的思想借此沖破牢籠，封閉的國門再一次打開，中國人與百年前的先輩一樣，又一次“睜眼看世界”，又一次受到震撼。長期視為不可動搖的教條和權威在理性面前失去力量，原來不能想象的都可以成為現(xiàn)實，是非觀念又回歸常識。新時期的第一個十年雖然沒有出現(xiàn)百家爭鳴的局面，但是思想空前活躍，在精神上充滿活力，涌現(xiàn)出一批好學深思、勇于探索的中青年學子。

可惜這種探索又遇到各種挫折，壓力來自舊體制的禁錮加上新的利益集團，另一方面又在商業(yè)大潮和惡性市場競爭中興起了拜金主義，這兩面夾擊對思想文化的健康繁榮起到消極作用。與前一個時期還有一個不同點，就是在一部分人心目中，中國已經(jīng)很強大，優(yōu)于西方，不需要引進、學習。當前強調(diào)“中國特色”，向傳統(tǒng)回歸的潮流與此有關。

不過知識分子、憂國憂民、探求真理、追求社會正義的精神依然存在，在一部分老人中特別強烈，同時在中青年中仍不乏有志者。文化思想類的報刊、雜志以及論壇，如雨后春筍，此起彼落，承載了當代優(yōu)秀思想和探索。還有網(wǎng)絡在中國起到了沖破禁錮、傳播信息和活躍思想的特殊作用。

與西方知識分子不同處

1）由于長期在專制體制下，思想表達受到禁錮，因此中國知識分子表達的風格比較曲折、婉轉，心情復雜，常有出世（逃避現(xiàn)實）的想法，這是維持自己獨立人格的一條出路。所以許多美好的古典文學作品、詩詞等等往往是在或被迫、或自愿遠離政治中心的時候創(chuàng)作的。這種復雜的心情是西方知識分子不大容易理解的。

2）在科舉制度下，唯一出路是做官，為朝廷服務。所以有抱負的知識分子，最向往的是為“帝王師”，給皇帝做智囊。而不像西方的知識分子可以有自己獨立研究的領域，與現(xiàn)實政治無關。近代的知識分子又因為中國常受帝國主義落后、貧弱，受列強欺壓，所以思想的探索總是與“救國”緊密結合，包括研究科學也不例外：科學救國、實業(yè)救國、教育救國等等。所以中國知識分子不容易超越現(xiàn)實，完全為滿足自己的好奇心，研究暫時看不到實際效用的學問，這也是自然科學不發(fā)達的原因之一。

方今由于種種主客觀原因，文化、教育、學術更加功利主義、實用主義。對于超越國家的、從全人類角度考慮問題，或者純粹探索自然、宇宙的奧秘的課題更少有人發(fā)生興趣。所以這個時代仍然難以產(chǎn)生無論在哲學或科學領域獨創(chuàng)一格的思想家，當然更談不到本論壇的主題：“大師”。

（演講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前所長，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