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喬治孫

楊煉又回到了中國，長發(fā)飄飄依舊，臉上的皺紋多了，“朦朧詩人”的頭銜也已經(jīng)悄然變成了“旅英詩人”。換句話說，成了多一層隔閡感的“海外作家”。

詩人布羅茨基說過一番話概括“海外作家”的精神狀態(tài)：“流亡作家時時刻刻處心積慮地力圖恢復他的重要性、他的影響作用、他的權(quán)威。他主要考慮的對象當然還是遠在故鄉(xiāng)的同胞們，不過在險惡的異國他鄉(xiāng)的同輩流亡者中他也想鶴立雞群。”作為流亡作家的布羅茨基，打心眼里瞧不上這些“流亡作家”。

當然，布羅茨基所說的“流亡”有更廣泛的意義，不單純是指地域上的寓居海外，更是指一種心靈上的漂泊感。詩人楊煉漂泊海外、旅居世界各地長達二十余年。一切似乎應驗了布羅茨基所言：他的寫作始終圍繞著“遠在故鄉(xiāng)的同胞們”——至少在語言上，楊煉這些年來一直是使用中文進行詩歌寫作。在英語國家使用一種非主流語言寫作，尤其是寫詩，自然會給人“鶴立雞群”或者說是“雞立鶴群”之感。反正我寫的也沒人在看，索性想怎么寫就怎么寫，于是就獲得了“寫作的自由”——楊煉想盡量把海外中文作家在文化和語言上的“孤立感”解釋得漂亮些。

最近，他得了個意大利詩歌獎，不知道他獲獎之前有多少人聽過這個獎，又有多少人在讀詩。但他的確因為獲獎的契機回到了長大的地方，北京。不過，這次，只是作為一名類似行吟詩人兼藝術(shù)家的身份匆匆來去。

798藝術(shù)區(qū)的一間畫廊里，他用濃重的北京腔表示以后并沒有回到中國的打算，而是計劃和愛人一直呆在英國倫敦進行寫作時，無論從著裝還是口音，都看不太出他和英國有什么聯(lián)系。相反，他和眼前這座畫廊的氣場更般配——這種地方看上去總是很80年代，室外是爛俗的帶著文革元素的波普藝術(shù)，人們毫無目的地懷舊，待久了一種濃烈的商業(yè)氣氛從布景后慢慢散發(fā)出來，楊煉很融洽地成為了“布景”的一部分。

楊煉無論在哪里都說北京話，英語在他嘴里也成了“Yanglish”。語言上，他確實很戀舊。這到底是文化上的懷鄉(xiāng)病、純粹的能力問題，還是一種寫作上的謀略？這是沒法直接問出答案的問題。楊煉模糊地解釋，新環(huán)境會“迫使一位寫作者對自己提問，而在一連串的懷疑與自省當中，人的自身會得到某種提升”。說這番高論時，楊煉語氣間透露出那一代人的思維特征。

“從文革以來我們這代人經(jīng)歷了各種風浪和困境，也看見了市場經(jīng)濟在中國的繁榮。但是我們這代中國作家也有一種能力，就是變?nèi)魏我环N劣勢或處境為優(yōu)勢的思想環(huán)境。”楊煉的意思是，國外讀者幾乎不讀中文，這屬于中文作家的劣勢，但身居海外的背景無疑對中國讀者產(chǎn)生了某種吸引力，成了作家的優(yōu)勢。數(shù)一遍楊煉同時期的詩人，在這一點上最大程度上發(fā)揮了劣勢的無疑是北島，他現(xiàn)在不停地出散文集，回憶與外國文人的交際應酬、回憶六七十年代的北京，直到新一代讀者理所當然地把他視作一位歷史老人。

光靠理想是沒法換到面包的。發(fā)表完“詩歌有著強烈的理想主義”的宏論后，楊煉停下來，笑了笑，說出這句話。

旅居國外的中國詩人偶爾會在文章里抱怨兩句外國生活的冷清。旅德詩人肖開愚曾在一篇文章里說過不適應德國人的人際關(guān)系冷漠，即使朋友間也很少串門。但他話鋒一轉(zhuǎn)說，這恰恰為他創(chuàng)造了進行文學寫作的安靜環(huán)境，能讓一個人沉潛下來，讓筆尖觸及精神的深處。這也是楊煉的觀點，他和愛人友友在倫敦的生活，大致也可以用一個“冷”字來形容。

外國的確很“冷”，尤其體會過國內(nèi)的“熱”后。楊煉說，一個寫作者在國內(nèi)的情況就會完全不同。中文世界里有太多交際應酬，“包括讀者、朋友、出版社似乎都有一種誘惑你寫作的感覺”。在國外，基本沒人理你，一個人首先得反省，為什么寫作？下面，我該怎么寫？“這樣的深思就好比在一個很有寫作熱情的人身上潑上冷水，如果這時他還能堅持寫作，尤其是詩歌寫作，那么寫作對于他在精神上就是有意義的。”某個時刻，選擇旅居海外的中國作家都面臨著這樣的危機，自己的寫作將會處于孤立無緣的境地，尤其是那些因為政治原因而出國的作家。

上世紀90年代后，“有一些詩人，在潛意識里意識到了這種危險。”于是，正像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不少中國詩人潮水般選擇離開中國一樣。這些年，旅居海外的詩人選擇回到中文文化圈，也成了某種“集體選擇”。“當一個作家的"政治正確"不那么打眼，這個時候就是對作家最大的考驗。他只能用作品質(zhì)量說話”，楊煉說。這種情況造成有些海外中文作家精神邊緣化嚴重，“他們的內(nèi)心很擰巴”。

當初既然選擇出去，如今要回來自然不那么容易。比如，政治上頗為敏感的北島，2000年之后曾數(shù)次回中國大陸，每次均有國內(nèi)的知名人士對“作保”才得以成行。那時候，言論尺度開放并不寬，仿效北島者也不多見。這幾年，隨著政治壓力的減輕，越來越多的詩人從國外回歸了中國這個龐大的文學市場。不過，回到中國的他們也發(fā)現(xiàn)，讀者的口味變了，沒多少人讀詩了。詩歌成了商人投資的對象，同時也成了大眾眼里“不靠譜”的代名詞。顯然，像80年代那樣依靠寫詩而“一朝成名天下聞”已經(jīng)不可復制。回到中國以后，詩人們開始透過各種人脈資源，尋找自己的謀生之道，要么去大學做老師，要么從事藝術(shù)策劃，要么依附于權(quán)力與資本，或者三者兼而有之。

楊煉沒有直接對任何人進行批評，但他言語間的譏刺則是非常明顯的。“炒作商業(yè)我并不那么反對，畢竟是在商言商。但在文學中拿政治來炒作，這我就有不同意見。因為在這當中被出賣的，是真正承擔了痛苦的人。這我覺得比較骯臟。”

“你玩你的，我玩我的。”楊煉對詩壇同輩的態(tài)度似乎有點這個意思。當然，大家“各玩各的”前提是，大家不能是同一撥人。如今，楊煉已經(jīng)變得越來越像“說中文的倫敦本地人”。他現(xiàn)在住在倫敦北區(qū)一間上百年歷史的房子里。每提起這個他就頗為得意，雖然房子位置上相當于北京二環(huán)的邊緣，相當靠近中心，和托尼?布萊爾等名人的家僅隔一區(qū)。“這既是城市，又有足夠的荒野。你很難想象這里其實距離倫敦大都市的中心其實并沒有多遠。”楊煉的詩集《李河谷的詩》，題目就取自他家旁邊的一大片沼澤地。這種城市當中的荒野地帶，據(jù)說很有詩意。

在他搬至倫敦居住的第四年秋天，倫敦的天氣像往常一樣陰霾，楊煉不經(jīng)意從窗戶向外看的時候，居然一眼就看見了外面蘋果樹上最后的一只蘋果。“我突然有一種震撼感，當我的眼睛已經(jīng)在下意識地尋找這里蘋果樹上每年最后一個蘋果的時候，我感到這個地方已經(jīng)有了一個和我深得多的關(guān)系了。”就這樣，他在感情上把李河谷視作如今他的“本地”。

整天“全球化”掛在嘴邊的楊煉，雖然背了個“海外”的名號，但他畢竟是一位用中文寫作的詩人，他身上處處還是顯露著“中國”二字抹不去的文化烙印。這種文化的烙印直接連接著楊煉的個人記憶。楊煉每“漂泊”到一個“他鄉(xiāng)”，必須“品”四個層次：自然風景，當?shù)嘏胝{(diào)，方言口音，民歌或地方戲。從自然到文化，一層又一層相關(guān)的現(xiàn)實讓他看得著迷。有時，這甚至會讓他晃一晃神，在異域的山水中看到中國的圖畫：法國的盧瓦河，讓他想到與長江交叉的大運河，圣納薩爾，則讓他想到揚州……在一次與楊煉的對話中，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說，每個人都帶著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記憶來到歐洲。詩人楊煉，無疑也是阿多尼斯所說的旅居海外眾多的“每個人”之一。

雖離散于中國，但楊煉身上的文化記憶讓他無法離散于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