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王焱

作者: 金雁

出版社: 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 2012年9月

提起俄羅斯知識階層這個題目，對于中國讀書界來說，可以說是一個又大又沉重的題目。俄蘇知識階層對于中國人來說，其實是一群“熟悉的陌生人”。說“熟悉”，是因為近代中國跟俄國有很多難解難分的關系，不要說“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更小一些的作家，大多也耳熟能詳。老一輩文學家說起哪一個俄蘇文學家來，常常會說“這是一個很大的‘斯基’”，可見其崇拜之情。

說“陌生”，是因為過去《聯(lián)共（布）黨史》的教科書模式，作為一個龐大的意識形態(tài)模式，對于俄蘇知識階層，甚至具體的作家作品都有一個明確的定位。對于中國的讀書人來說，最早解構這套意識形態(tài)模式對于俄蘇知識群體的臉譜化譜系的，是以賽亞·伯林的《俄國思想家》一書。

從伯林的筆下，我們看到俄國知識分子的心靈是異常敏感而又具有多種面相的，是非常豐富的也是異常復雜的。以往我們好像熟知的托爾斯泰、屠格涅夫、赫爾岑等等作家，通過伯林，讓我們發(fā)現(xiàn)了他們的另一面，覺得最熟悉的其實反倒是最陌生的，我們過去并沒有真正了解俄蘇知識階層及其文化。

一般認為，近代知識分子有兩個獨立的起源，一個是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寫作《我控訴·····》的法國作家左拉，標志著近代西歐知識階層的誕生。另一個是俄羅斯的拉吉舍夫，他寫的《從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記》標志著俄羅斯知識階層的問世。比較而言，對于中國人來說，俄蘇知識階層跟中國知識分子關系更密切一點。正因為這一點，看金雁這本以俄國知識階層為主題的書，覺得很親切。

俄羅斯知識階層或俄羅斯文化對于近代中國的影響，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有待于未來仔細理清，應當說有正面的東西也有負面的東西。

西歐的知識分子很高傲，但是提起俄國知識分子來還是充滿敬畏的。俄國知識階層的產(chǎn)品，好像前蘇聯(lián)生產(chǎn)的工業(yè)產(chǎn)品一樣，體積都很大，一看就讓人很震撼。金雁的《倒轉紅輪》一開始就探討這個問題，索爾仁尼琴不寫則已，一寫就是多少卷多少冊這種史詩性的大作品。《紅輪》是索爾仁尼琴的一部大作品，金雁的書名由此命名，即溯流而上，追溯俄國知識階層的成長歷程與心路歷程。金雁的書一開頭就抓住了俄國文化的一個特征，即對于“大文學”，對于那種史詩性作品的推崇，就像18世紀法國的啟蒙學派把什么都歸入哲學一樣。類似這樣關于俄羅斯文化的知識，金雁的書里有很多，讓人很有同感。

記得小時候看托翁的《戰(zhàn)爭與和平》，里面寫到貴族安德烈坐著馬車回家，然后寫路兩邊的白楊樹，我那時數(shù)了數(shù)中譯本中這一段風景描寫有18頁之長。后來安德烈從家里又出來，心情變了，又坐著馬車，又寫了十幾頁的白楊樹。這樣的小說現(xiàn)在的人可能看不下去。但是俄羅斯作家就有那種氣魄，有那種自信，自認為一出手就應當是大作品，至于市場反應怎么樣，是不是賣得出去，根本不在考慮之列。再舉一個例子，當年我看音樂家肖斯塔科維奇的回憶錄，德軍包圍斯大林格勒的時候，美國民眾要聲援蘇聯(lián)抗擊德國，在紐約體育館里組織了十萬人的大樂隊，演奏肖斯塔科維奇的第十交響樂。我當時就想，如果是中國，假如美國想聲援中國抗日，中國有沒有那樣的大音樂家，能夠做出那樣的氣勢雄渾的宏大交響樂來供人家演奏呢？恐怕沒有。

有人一定會說，那是因為中國讀書人遇到的政治環(huán)境壓力太大，也許是這樣，要不然中國怎么只能出“傷痕文學”呢。中國固然有文化大革命，有各種慘烈的政治運動，但實際上前蘇聯(lián)時代政治上對于文學藝術的壓制也很嚴酷。但是面對同樣殘酷的政治環(huán)境，蘇聯(lián)的作家還能繼續(xù)創(chuàng)造出大作品，比如說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這在蘇聯(lián)還是被當做正面的作品，但是中國卻沒有這樣的大作品。即使那些或多或少受到斯大林主義影響的作品，比起中國同時期的作品來，還是要高出一籌。相比之下，恐怕還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底氣不行，我們老是怨天尤人，但是還是缺乏俄國知識群體從事文化藝術創(chuàng)造的那種堅忍不拔的韌性。包括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于存在主義哲學的那種淵源關系，歐美學術界也還是不能不承認。總體來說，近代中國知識界給世界文化的貢獻恐怕差多了。二十世紀下半葉至今，中國知識分子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大體上是俄羅斯知識分子的山寨版，即雖然有一點近似，但總體來說，比俄國知識界的原創(chuàng)性差了很多，特別是在哲學、文學和藝術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