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標題: 日本、德國和美國的公民身份與記憶

作者: （美）勞拉·赫茵 ；（美）馬克·塞爾登 

譯者: 聶露；尹鈦

出版社: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by 左頁

真實和真誠地記錄歷史，是歷史這個詞本身的應有之義，否則記錄便不能稱其為歷史。但是，在我們這個時代，對于歷史真實性、真誠性的追求，卻和無處不在的篡改和否定歷史的現實形成鮮明對比。日本人否定南京大屠殺，美國人隱瞞越戰(zhàn)滔天罪行，蘇聯人則曾不承認虐殺戰(zhàn)俘……

這種“應有之義”到底源自何處？這個問題或許已經無從考證了，它也許就來自于人們不同意政治家堂而皇之的“高貴的謊言”，或者從人們發(fā)現歷史原來從來不曾“真實”開始。“應有之義”背后，有一種試圖超越政治、民族和社群的普世價值力量。我們不相信政治家會真實地記錄歷史，也不相信哪個民族敢真誠面對不堪回首的骯臟往事，更沒有哪個社群會放棄編造歷史的權力。

《審查歷史：日本、德國和美國的公民身份與記憶》說的是各個國家為了自己的目的，如何在教科書上記錄戰(zhàn)爭，以及由此而塑造出有利于自己的歷史記憶和民族認同、公民建設。這是一本論文集，由于它涉及的歷史僅僅是戰(zhàn)爭史，所以，幾乎所有的文章都把如何真實記錄歷史，放在戰(zhàn)勝國和戰(zhàn)敗國的政治框架里討論。這樣導致的結果是，關于此一主題所衍生出來的問題，就幾乎都集中于戰(zhàn)敗國和戰(zhàn)勝國在記錄歷史時如何討價還價。

真實的記錄歷史，不會因為誰是失敗者或者是勝利者而賦有更少或者更多的特權。每當日本人要篡改歷史教科書，我們總是毫不猶豫地認為，就是日本人想賴賬，耍無賴。戰(zhàn)勝國的優(yōu)越感和受迫害者的憤恨，讓我們習慣性地站在道德的制高點，指責日本人。不過，很少人，或者說沒有人，敢把同樣的價值要求于我們自己。以至于我們總是錯過去思索一些更為根本性和普世性的歷史哲學問題。更別說站在一個戰(zhàn)敗國的立場，去反思日本人和我們自己，在面對歷史時有何根本性的區(qū)別。

1919年，馬克斯·韋伯為青年學生作講座，題目是《政治作為一種志業(yè)》。面對在一戰(zhàn)中戰(zhàn)敗的德國，韋伯有點沮喪，為了提振年輕人的志氣，他極力反對別人試圖損害德國人尊嚴、榮譽的作為。在他看來，當時的德國，在權力與軍事的較量中，已經失敗。不過，他不同意，同時還覺得可笑的，是那些站在道德的制高點，用所謂的道德優(yōu)越感，進一步挫傷德國人尊嚴的人和事。在他看來，脆弱的道德從來就和民族戰(zhàn)爭無關。他表達了這樣的立場：失敗了，那好，那就來清算實質性的利害賠償吧，但是請收起你那趾高氣揚的道德嘴臉。

這是韋伯的“失敗者之歌”，聽起來有些強硬的可笑，但也有幾分令人尊敬的高貴感。韋伯試圖把道德從戰(zhàn)爭中剝離出去，以挽救本已不堪的民族，讓其保留最后一絲的尊嚴。但是，這種試圖中立化戰(zhàn)爭的作為，的確也有些讓人不齒。韋伯的錯誤在于，把學術獲得尊嚴的“價值中立”，運用于屠殺了成千上萬人生命的民族戰(zhàn)爭之上。但是，如果把它僅僅作為一種真誠的辯論，一種對待歷史的態(tài)度，卻也能夠提醒任何被道德沖昏頭腦的歷史書寫者，尤其當歷史總被戰(zhàn)勝國書寫之時。

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由于希特勒的種族觀在地理上存在“西貴東賤”的特征，導致了納粹在東、西兩線戰(zhàn)場上，在俘虜的待遇上存在較大差別。于是，在德國戰(zhàn)敗之后，德國兵出現“降美不降蘇”的普遍心態(tài)。他們相信美國是當時文明的象征，是《日內瓦公約》的主要倡導者，而且美德之間也并無歷史積怨。

現實卻遠比這些德國戰(zhàn)俘的愿望來得殘酷。1945年5月4日，由艾森豪威爾下令，把德國境內收押的德國軍人當成“被繳械的敵軍”，而不是“戰(zhàn)爭俘虜”。面對數量龐大的投降敵軍，美國人決定就地安置，建立露天大營，這就是著名的“萊茵大營”，它們沿德國萊茵河而建，全長約350公里。人們像牲口一樣以天為被，以地為床，沒有醫(yī)療設備，沒有洗漱設備，沒有消毒工具，以及極少的食物。

沒有人知道在“萊茵大營”到底死去了多少人，美軍公布的數字是5000人，這個數字相對于500萬的戰(zhàn)俘而言，只有0.1%，相當于和平時代德國人的正常死亡率。這樣的數字只能說明人們相信這些戰(zhàn)俘有超越人類一般水平的生存能力。

1989年，加拿大記者巴克切發(fā)表《有計劃的死亡》一書，通過查閱各種檔案資料，統(tǒng)計得出一個驚人的結論，在美國人手上死去的戰(zhàn)俘人數，以及交給法國后死去的戰(zhàn)俘總數為80萬到100萬之間，而應由美國人負責的死亡人數超過75萬。

巴克切的結論一直受到各方質疑，人們似乎從來不敢相信“文明的”美國，以及作為戰(zhàn)勝國的美國會如此殘忍地“書寫”作為戰(zhàn)敗國的歷史。歷史似乎從來不會教訓戰(zhàn)勝者，殘酷虐俘的現象，今天依然存在于一貫“主持國際公理”的美國軍隊里。

問題不在于巴克切的統(tǒng)計數字是否過于粗疏，而在于我們必須去反思，是什么樣的“權利源”，賦予美國人作為戰(zhàn)勝國，便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點，隨意處置人類的生命？

書寫歷史，德國人沒有特權，日本人也沒有特權，而作為戰(zhàn)勝國的美國人也同樣沒有特權。當美國人在書寫二戰(zhàn)歷史時，它可能會真實而詳細地記錄日本人如何轟炸珍珠港，并發(fā)表一番反對戰(zhàn)爭之類的道德宣言。

1994年，當格溫發(fā)表《老師的謊言》時，估計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即使沒有任何國家審查制度，軍事力量強大到足以頂半個星球的美國，也依然不敢正視越南戰(zhàn)爭的罪惡。歷史教科書上各種自覺或者不自覺的“忽略”、“簡化”，最終形成的是赤裸裸的謊言和虛偽。但是，這種虛偽，以及發(fā)動越南戰(zhàn)爭本身，美國人從二戰(zhàn)的勝利者到越戰(zhàn)的失敗國，誰敢說和那一貫的趾高氣揚的道德姿態(tài)，以及它曾經作為戰(zhàn)勝國的傲慢沒有半點關系呢？《審查歷史》一書在涉及到關于德國、日本如何在面對歷史罪惡時，總是習慣性地認為，不一樣的態(tài)度便會造成不一樣的后果。不過，這些被人議論了無數次的陳詞濫調很容易造成誤會，仿佛“審查歷史”就是“審判戰(zhàn)敗國”，仿佛我們對比德國和日本，就是想得出一個粗糙的結論：你看吧，雖然同樣失敗，但是下場不一樣。我們卻從來也不會想到，即使是勝利者，假如它不誠實不真誠地面對歷史，其下場也可能一樣可悲。

日本人篡改歷史教科書的歷史，可以一直上溯到戰(zhàn)敗之初的教科書“墨涂”。到了上個世紀90年代，以藤岡信勝為代表的右翼歷史學家，更是聲稱要重新評價國家歷史，不僅認為慰安婦和南京大屠殺是虛構的神話，還公開宣揚日本發(fā)動的侵略戰(zhàn)爭為正義事業(yè)，歌頌戰(zhàn)爭亡靈。日本人到底為何要如此費盡心機，否定和篡改歷史呢？在《屈辱的近現代史》一書中，藤岡信勝提供了這樣的理由，“沒有它為之自豪的歷史，人民就不可能稱其為民族。”

藤岡信勝是中國人痛恨的日本右翼歷史學者。其實我們不必那么痛恨的。歷史經常被篡改，記憶也能被重新植入，甚至民族的認同也能隨意塑造，但是，歷史是公平的，它總是以循環(huán)的方式讓那些不肯面對歷史錯誤的人犯下同樣的錯誤。所以，說到底，書寫歷史并真誠地面對歷史，并不是為別人。

普魯斯特有個說法，現在會改變，未來也不確定，唯獨過往是最真實的，不可能被改變。看上去，他似乎已經浪漫到能夠忽略政治的狡詐或者歷史的吊詭了。不過，對于傲慢的歷史書寫者，這卻是一條樸實的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