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舊事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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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來，給中國造成災難之巨的國家，無過于日本。可以說，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上半葉的半個多世紀中，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一直面臨著日本的直接威脅。如何面對日本，是中華民族必須面對的“問題”。甲午戰(zhàn)爭之后，中國維新志士與一些開明的朝廷重臣、乃至光緒皇帝的對日態(tài)度，現(xiàn)在仍不能說完全沒有意義。

一

一百多年前的維新運動有著深刻的社會、政治、文化和國際背景，而最直接的原因則是甲午戰(zhàn)爭中中國的失敗。由于歷史上日本長期學習中國文化，所以在甲午戰(zhàn)爭之前，國人一直視日本為“蕞爾島國”、“東夷小國”。但在甲午戰(zhàn)爭中，中國卻慘敗于向為國人小覷的日本，號稱“東方第一”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幾十萬中國軍隊潰不成軍，日軍在中國領(lǐng)土上肆意燒殺擄掠，清政府最終不得不簽訂割地賠款、喪權(quán)辱國的《馬關(guān)條約》，向敵乞和。

中國的失敗使國人痛心疾首、深受震撼，先進的有識之士如康有為、梁啟超痛定思痛，探索新的救國之道。他們認為，日本之所以能由“崎嶇小島”戰(zhàn)勝老大中華帝國，就在于向西方學習，變衣冠、改正朔、變法維新，實行君主立憲，所以中國的救亡強國之路就是要向敵人——日本學習。日本因?qū)W習西方由弱而強，中國要生存、要強大，應(yīng)該、而且也只能像日本那樣變法維新，學習西方。

1895年5月，康有為在北京發(fā)動著名的“公車上書”，公開提出只有學習日本變法才能強國的主張。在論證了變法強國的必要性之后，他提醒說：“日本一小島夷耳，能變舊法，乃敢滅我琉球，侵我大國。前車之轍，可以為鑒。”在以后兩份給光緒皇帝的上書中，他一再提出要向日本學習：“以日之小，能更化則驟強如彼，豈非明效大驗哉？”日本維新說明現(xiàn)在“圖保自存之策，舍變法外，另無他圖”。梁啟超在風靡一時的《變法通議》一文中也對日本贊不絕口：日本在維新以前曾“受俄、德、美大創(chuàng)，國幾不國，自明治維新，改弦更張，不三十年而奪我琉球，割我臺灣也”。

他們對敵人的夸贊，要向強敵學習的疾呼，使朝野為之一震，有的表示贊同，有的堅決反對、認為是大逆不道。支持維新的光緒皇帝則深為所動，在“百日維新”開始不久就命康有為進呈所著《日本變政考》。從1898年6月21日起，康有為開始自己所著15萬言、十二卷本《日本變政考》陸續(xù)進呈。光緒皇帝更是急不可耐，康有為于是“一卷甫成，即進上。上復催，又進一卷”，終于在近兩個月的時間內(nèi)進呈完畢。《日本變政考》以編年的形式，對明治維新的內(nèi)容、經(jīng)過和經(jīng)驗作了詳細的介紹、評說和總結(jié)，并結(jié)合中國情況向光緒帝提出變法的具體建議。

在這本書中，他響亮地喊出：“不妨以強敵為師資”的口號；強調(diào)“日本改定國憲，變法之全體也，總攝百千萬億政事之條理，范圍百千萬億臣民之心志，建斗運樞，提綱挈領(lǐng)，使天下戢戢從風，故為政不勞而后舉。”把定典章憲法作為變法的“總攝”，確是抓住了問題的關(guān)鍵；在書后的“跋”中，他總結(jié)說明治維新“其條理雖多，其大端則不外于：大誓群臣以定國是；立制度局以議憲法；超擢草茅以備顧問；紆尊降貴以通下情；多派游學以通新學；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數(shù)者”。他斬釘截鐵地斷言：“我朝變法，但采于日本，一切已足。”

康氏的《日本變政考》對光緒皇帝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百日維新”中發(fā)布的許多上諭、變法的不少內(nèi)容都來自此書。對于向西方學習未久的日本何能“興之暴也”，朝野都有極大的興趣，“以日為師”成為一時的熱門話題。如后來成為“六君子”之一的楊深秀在奏議中就明確說道：“中華欲留學易成，必自日本始。政俗、文字同，則學之易；舟車、飲食賤，則費無多。”重臣張之洞在以“中體西用”而大為著名的《勸學篇》中的一段論述則更有影響：“至游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省費，可多遣；一去華近，易考察；一東文近于中文，易通曉；一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jié)而酌改之。”所以“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于此”。

當然，官方的大力提倡還有更深刻的原因。所謂“同文”，不僅指文字相同，主要意味著有大致相同的文化、思想和社會特征，尤其是對儒學價值的推崇。因此，時人多認為日本已成功地將西方的“用”移植到了儒家的“體”之上，對中國解決令人困惑不已的“體”“用”具有啟示意義，所以效仿日本其實便是中體西用、富國強兵的捷徑。使朝廷更為放心的，是日本天皇仍處于“萬世一系”“神圣尊嚴”的地位，因而朝廷也積極推動“游東”事業(yè)。細細想來，能迅速克制因慘敗敵手的奇恥大辱和割地賠款產(chǎn)生的滿腔憤怒，頗為理性地承認應(yīng)向不共戴天的仇敵學習，于朝于野，至屬不易。

在中國被日本打敗、舉國同仇敵愾之時，主張學習日本者同樣熱血沸騰，卻沒有僅僅停留在對敵人的譴責、痛斥階段，更不是簡單地否定侵略者包括體制在內(nèi)的種種優(yōu)長之處，而是冷靜地提醒人們看到敵人的長處，提出要向敵人學習，確實難能可貴。因為這既需要高人一籌的識見，對世界大勢、國際格局、國內(nèi)形勢有理性、清醒的認識，更要有過人的勇氣，面對群情激憤，提出“以強敵為師資”往往會被斥之為“媚敵”“賣國”“數(shù)典忘祖”……會受千夫所指、舉世痛責、身敗名裂。他們之所以有甘冒“天下之大不韙”承認、分析仇敵的優(yōu)點，進而提出向仇敵學習的勇氣，蓋因其對國家之愛至真至誠至深，正如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中所說：“今夫所謂愛國之士，茍其事有利于國者，則雖敗己之身，裂己之名，尤當為之。”此種愛國，才是更純粹、更深沉、更清醒、更理性、更負責、更有效、更值得敬重提倡的愛國主義！

二

此時中國演習日本的熱情，得到了日本的響應(yīng)。

從1898年到1912年的十余年間，雖有日本參與八國聯(lián)軍的對華侵略等等，但就思想、文化、社會、政治體制的影響來說，這十年卻是近代中日關(guān)系的關(guān)鍵十年。美國佐治亞（Geor-gia　）州立大學歷史系教授任達（Dou-glas　R.Reynolds　）經(jīng)過多年實證研究，在《新政革命與日本》一書中把鏡頭對準這一階段的中日文化關(guān)系，尤其對此后中國的主要社會思潮、流行詞匯和教育制度、軍事體制、司法體系等都作了細致的源流考訂和“組織移植”（Organizational　Transfer）的對比研究。在這個基礎(chǔ)上，他認為使中國隨后幾十年變化極大的種種“革新”的范本，大都在此階段來自日本，因此從這個意義上提出了這是近代中日關(guān)系史上的“黃金十年”（Golden　Decade）的概念。有必要指出，這里所謂“黃金十年”并非指一種平等的伙伴關(guān)系，而是指雙方基于各自利益、需要而形成的一種并不平等的“師徒”關(guān)系。

中國的“求學”熱情得到了日本朝野的積極響應(yīng)，日本這種出人意料的“親善”態(tài)度，主要是基于以下兩個原因。一是甲午戰(zhàn)后日本曾一度占據(jù)遼東半島，但在以俄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態(tài)度強硬的干涉下，日本不得不“還遼”。這一事實使日本認識到自己的實力還不如西方諸國強大，在對中國的瓜分中得不到期望的份額。如果中國此時被瓜分，反會使日本失去一個巨大的屏障而直接面對西方，所以此時日本國內(nèi)興起了“保全支那論”。當然，其潛臺詞是待日本強大后或西方列強自顧不暇時再來瓜分或獨占中國。二是想通過留學教育在中國培養(yǎng)親日勢力，認為如果中國的政治、軍事、教育和商業(yè)體制、人才均由日本培養(yǎng)，則日本在華勢力將無可限量。基于此，日本作出了各種努力以消除中國尚存的一些疑慮，同時為中國留學生創(chuàng)造了種種便利條件。

這樣，中日雙方可謂“一拍即合”，在20世紀初便出現(xiàn)了前所未有的中國學生留日學習的高潮。

任達認為，從思想觀念甚至從法律制度的角度來看，清末“新政”都可說是一種“革命”，是庫恩（Thomas　S.　Kuhn）所說的“范式”（paradigm）革命。正是這種革命，使中國人的世界圖式、歷史觀、禮法觀等都發(fā)生了重大變化。“新政”的歷史表明，思想革命和體制變革是緊密相連、互相促進的。

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新政”實際為辛亥革命打下了基礎(chǔ)。而這種社會性的思想革命，并非幾個叱咤風云的英雄人物的振臂一呼便一蹴而就，而是要由一大批默默無聞的“新載體”埋頭做一些諸如新思想、新概念乃至新語言的引進介紹等踏踏實實的工作。所以他明確表示：“關(guān)于‘新載體’問題，本書拒絕那種認為靠一兩個普羅米修斯式的知識分子或領(lǐng)袖，便可以莫明其妙地改變整個時代的英雄史觀；同樣，在‘新概念’問題上，本書也不認為某些譯著或著作便可改變中國。無論這些‘英雄’的活動或重要著作的影響有多大，都不能僅靠這些來理解新政革命。”

大量負笈東渡的留學生，便是這種意義非凡的“新載體”。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從1898到1911年這十余年間，至少有2.5萬名中國學生到日本留學。在如此短的時間內(nèi)有如此多的學生留學一國，尚屬空前，這“是世界歷史上第一次現(xiàn)代化導向的真正大規(guī)模的知識分子移動潮”。這些學生的專業(yè)從理工農(nóng)醫(yī)到文史哲政經(jīng)法商，學習教育和軍事的更不在少數(shù)。雖然他們每人在異國他鄉(xiāng)的經(jīng)歷和體驗各不相同，回國后的遭際和成就也有很大差別，但正是他們自覺不自覺的共同努力，在方方面面都為尋求現(xiàn)代化的“新中國”做了開拓性工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礎(chǔ)。因為他們既是新思想的載體，又是新思想的實踐者；他們不僅是各種新知識的引介者，而且是許多新制度的創(chuàng)建者。

在新觀念的引進中，由于“同文”，使譯自日文的書籍突然后來居上，迅速超過西文書籍。梁啟超到日本不久，即寫下“論學日本文之益”一文作為《清議報》的社論，力論應(yīng)向日本學習，從中可見當時知識界心態(tài)之一斑。他寫道：“既旅日本數(shù)月，肆日本之文，讀日本之書，疇昔所未見之籍，紛觸于目，疇昔所未窮之理，騰躍於腦，如幽室見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敢自私，乃大聲疾呼，以告我同志曰：我國人之有志新學者，盍亦學日本文哉。……夫日本于最新最精之學，雖無不欠缺，然其大端固已粗具矣。”一年后他更回憶說在日年來的經(jīng)歷使他“腦質(zhì)為之改易，思想言論，與前者若出兩人”。細查這幾年梁啟超等人的論文，的確發(fā)生了重大轉(zhuǎn)變，不僅對“西學”的了解突飛猛進，而且所使用的重要術(shù)語從原來基本上都是中國術(shù)語轉(zhuǎn)為幾乎全用日本術(shù)語。從1900年后，“新知識”的翻譯工作幾乎就集中在日本。

與人們長期以來僅僅注重少數(shù)幾本聲震一時的“名譯”不同，任達認為對中國思想及社會最具滲透力和持久影響的，莫過于教科書。由于教科書不被人重視，往往是“用了就扔”，新版不斷取代舊版，連圖書館都很少收藏，所以很難作精確研究。就目前搜集情況來看，當時差不多每一種日本中級教科書都被譯成了中文，甚至一些教員的講義也被翻譯。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如今幾乎已被人遺忘的范迪吉，他譯編的《編譯普通教育百科全書》不但發(fā)行廣，而且質(zhì)量也較高。“全書”包括了“知識”的各個領(lǐng)域，共分8大類：宗教和哲學6種，文學1種，教育5種，政治法律18種，自然科學28種，實業(yè)（包括農(nóng)業(yè)、商業(yè)和工業(yè)）22種，其他兩種。“全書”使用的是標準的日本術(shù)語，對中國各類學科術(shù)語的規(guī)范化起了重要作用。幾乎同時，各類“百科全書”的譯本又出現(xiàn)不少，并多由李鴻章、張之洞、黃遵憲、張騫等名人作序，以表重視。這“反映了對中國傳統(tǒng)以外的綜合性知識，驟然有強烈的需求。然而這些具有時代特征的著作，現(xiàn)在已經(jīng)化為烏有，即使圖書館也找不到了”。

的確，如果沒有大量具有奉獻精神的翻譯者，“思想革命”是無法發(fā)生的，但大多數(shù)譯者卻始終默默無聞，被歷史淹沒。正是這些譯著從根本上重新塑造了中國人的思想世界，促使“思想革命”的發(fā)生。他進一步寫道：梁啟超、康有為、章太炎、孫中山等“都在思想革命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他們的角色到底只是邊緣性的，是在中國以外活動的，他們僅能以有限的訊息影響有限的聽眾，沒有參加中國本土新思想的制度化活動。思想革命的真正英雄是千千萬萬不知名的人們，他們默默地、一步一步地工作……這些新知識的載體及使之制度化者，在世界舞臺上擔當一角，把中國從中國中心的背景下移到世界歷史的主要舞臺上。”通過大量的翻譯引介，一大批日語詞匯融入到現(xiàn)代漢語之中。

任達認為，晚清新政的實質(zhì)就是“體制革命”，而在這一階段，“思想革命”與“體制革命”幾乎是同時發(fā)生的，兩者互相依賴又互相支持。與“思想革命”相同，“體制革命”也主要是模仿、學習、移植日本的體制，從改革的藍圖設(shè)計，顧問的聘請到具體的指導和運作方式，都是“以日為師”。

1898年，張之洞派姚錫光率團赴日考察教育，姚氏回國后發(fā)表《東瀛學校舉概》，對日本的教育狀況和體制作了較為全面的介紹。之后，赴日考察教育的公、私團體和個人便絡(luò)繹不絕，對日本教育的介紹更為詳盡。從“胎內(nèi)教育”一直到“大學堂教育”，一無遺漏。日本這些學校雖是教授“新學”、實行“新制”的“新式學堂”，但又無一不注重儒學，標明“德育為經(jīng)，智育為緯”，要堅持“先圣先儒之大道”，強調(diào)忠君愛國、仁、義、忠、孝等儒學倫理道德觀。這一點給清政府和士紳以深刻的印象，“獨特的日本學校教育，即以儒家道德為本的修身教育與近代諸學科結(jié)合起來，已成為中國的理想楷模”，“如果沒有日本的文化改良，中國要迅速、平靜、徹底地完成教育體系的全面重新構(gòu)建，那簡直是不可想像的。”1904年1月，清廷頒布的《奏定學堂章程》實際是對日本教育模式的全面模仿就不足為怪了。

進一步說，晚清新政時的軍事、警務(wù)、獄政和司法制度、體系的改革和創(chuàng)新幾乎都是以日本為藍本，并且是在日本顧問的具體幫助下創(chuàng)立的。此時制定的幾部重要法律，如刑法、民法、商法也是在幾位日本法學家非常具體的指導下完成的。在清朝滅亡之后，這些制度和法律的主要部分實際都被承繼。這些都可說是中國的作為制度的現(xiàn)代化的開端和奠基，對后來的中國有著巨大的影響。

簡言之，“不妨以強敵為師資”就是怎樣對待敵國、也是怎樣愛國的理性態(tài)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