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夏榆 

出版社: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by王元濤

霧霾中的北京，夏榆的小說正應(yīng)景：一切美好與不美好都在，又都湮沒在霧中。

《我的獨立消失在霧中》據(jù)稱是部半自傳體小說，猜想哪些情節(jié)是夏榆的真實經(jīng)歷，哪些出自他的虛構(gòu)，成了一份額外的福利。夏榆長期從事記者工作，記者寫小說，往往讀者意識太強。不自覺地取悅擬想中的讀者，就絕難做到以自我為中心。而小說需要以自我為中心，需要那種不管不顧的粗暴勁頭。怎么痛快怎么來。你痛快了，我痛快了，才算真正有緣分。這是小說與報道的本質(zhì)區(qū)別。夏榆的敘述手法還不夠圓熟，但態(tài)度接近神圣，仿佛新聞工作只是小說創(chuàng)作的一場實習。

小說的主要人物有三位，“我”是一種支點似的存在，里里外外補綴起唐卡與陸游的人生線索。唐卡是一個年輕姑娘，有錢，有時間，卻沒快樂，盡管她已獨自游遍世界。陸游是一位調(diào)查記者。他揭艾滋病黑幕，揭工廠污染黑幕，得罪了官方，被迫逃亡，后經(jīng)唐卡介紹，到“我”居住的城鄉(xiāng)結(jié)合部暫時棲身。這樣三個人，糾纏在北京的高樓之間和胡同深處，會有一段什么樣的故事？

小說中的“我”高度仿真。夏榆做過礦工，“我”也曾是礦工。我不免擔心夏榆借“我”之口來申明“礦工經(jīng)歷是我人生的財富”。還好他沒有那樣做。礦工經(jīng)歷于他不是財富，是實實在在的痛苦。而對這種痛苦的反思，可能是財富，也可能相反。

更重要的是，夏榆并沒有因為體驗過礦工的苦，就借勢控訴時代。這一點足以證明，夏榆已不再是記者，他有資格躋身小說家行列。作為礦工，早已不再有機會像時傳祥一樣去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握住一雙保養(yǎng)良好的手，但這個工種，終歸有人要干。有人做礦工，自認為是大不幸。有人為了做礦工，卻還在四處求爺爺告奶奶。這才是生活。從個人出發(fā)，到個人結(jié)束，與時代，與政治正確，都毫無關(guān)涉。

一直期待夏榆能徹底地直面他的礦工經(jīng)歷。在這部書中，他又一次做出了勇敢的嘗試。但走到一大半還是退了回去。他寫到了礦井下的孤獨和封閉，寫到了父親的粗暴與冷漠，但涉及礦工群體對他身體的污辱與摧殘，就不肯鋪陳更豐富的細節(jié)。這種深及骨髓的痛，他可能還沒有做好分享的準備。

不知道有多少人會透過夏榆的筆愛上唐卡，但我想挑剔再一點，夏榆筆下的唐卡少年時曾受到過性侵，因此始終未能擺脫迷茫和自棄。其實若讓唐卡過的就是平常日子，只是因為缺乏愛，就不會愛，只是因為沒有體會過信任，就不懂信任，因此而迷茫，則更有平凡的悲劇意味，也更容易激活我們靈魂深處同樣固有的那片蒼茫。

夏榆讓唐卡背負著陳年的創(chuàng)痛，游走于世界的深處。西班牙曾是她的最愛，在那里，日常就是狂歡，漫步就是風情，她尋找一切機會讓自己迷醉。迷醉，就是最成功的逃亡。但馬德里恐怖爆炸案恰在她眼前發(fā)生，一下子把她拉回了現(xiàn)實。那一刻，她突然失去了行走能力，仿佛冥冥之中有神靈在告誡她：你注定無處可逃。

夏榆在處理陸游這個人物時，顯得有些猶豫。我因此確信陸游是虛構(gòu)的。在他身上，集中了這個時代記者的最大困境和焦慮，他們與律師群體相似，在扒糞的過程中，直接面對這個社會的病灶，無從閃避，無力改變，因而受害最深。在陸游這個人物身上，隱約有夏榆的影子，影子與他，恰如父兄。

但陸游的逃亡稍顯牽強。夏榆沒有交代，所謂的官府追殺是不是陸游的自我恐嚇。現(xiàn)實生活中，為了強調(diào)自我重要性，很真誠地以為自己正在受到迫害，這樣的記者不是一個兩個。夏榆似乎不耐煩這類形而下的情節(jié)交代，他更迷戀那種抽象的孤獨和苦痛。

唐卡在逃亡，陸游在逃亡。“我”則是一個旁觀者。或許，“我”已厭倦了那種憂傷；或許，是礦井生活，讓“我”的大半個身子依然扎在地下，動彈不得。而“我”精神層面的逃亡，則早已在無數(shù)個暗夜，令自己膽戰(zhàn)心驚。

夏榆小說營造的氣場，讓我聯(lián)想起捷克小說家赫拉巴爾以及他的《過于喧囂的孤獨》。赫拉巴爾日日守在垃圾場做苦工，他不以此為樂，也不以此為恥，更不認為“生活在別處”。身體與意念被生活漸漸磨損，這才是文學(xué)真正的營養(yǎng)。夏榆也是這樣，首先自我壓榨，然后謙卑地指點江山，因此，我愿意視他為這個時代殘存的意志圣徒。

同時，夏榆與赫拉巴爾面對的人群也極為相似。揭露真相，展示苦痛，這是高尚的行為，可你留意過嗎，你周圍的人們早已麻木。你說這里不對，說那樣不行，多少人不喜歡聽，他們的表現(xiàn)是，自動進入一種自我保護程序，然后奮起抵抗真相。馮小剛的《一九四二》為什么賣不過王寶強的傻笑？這就是答案。

說到底，夏榆的表達，永遠都將保留一種礦工氣質(zhì)。從地下最深處掘出來的東西，說不上寶貴和漂亮，但它們總歸會在某個不知道的地方暗暗燃燒，暗暗釋放能量。

一百三十頁，出現(xiàn)一個費虹。費虹是 “我”的外甥，開別人的車撞車后，無力賠償，遭遇訛詐，被迫逃亡。與唐卡和陸游相比，費虹的逃亡，最具真實感。貧困，平庸，對費虹而言，生活就是望不到盡頭的重復(fù)，突然來了一個車禍，命運就此改變。

那么，“我”能為費虹做些什么？什么也做不了。面對這樣具體而微的災(zāi)禍與苦痛，我所有的精神堅守，都顯得那么蒼白無力。我對列儂的熱愛，我對庫爾特·馮內(nèi)古特的崇拜，可能給我慰藉，卻對警察與黑社會不起作用。往往就在這樣的時候，我們不得不承認，自己陷入了精神危機。

陸游的精神危機，可能與此相似。夏榆說，是真相毀了陸游，我倒覺得，陸游是在自毀。生存的殘酷，千百年來沒有什么根本性的改變，估計千百年后也將一樣糟糕。早年間是老虎吃人，然后是人吃人，今天則是污水與絕癥吃人。這才是更大的真相，陸游肯不肯像費虹一樣去面對？

夏榆不屬于才氣型作家，而是用功極深，一名合格的礦工是怎么做事的？勤奮永遠值得敬佩，但對于天才的靈光一現(xiàn)，永遠都無原則膜拜。這是我們與夏榆共同的宿命，誰都不會浪費時間去抱怨的。

臺灣出版人安初民評論夏榆的小說：當現(xiàn)實與虛構(gòu)不斷交替變奏時，在救贖與完成之間，可能吶喊的是更為巨大的困惑。的確，夏榆的抽屜里和手掌里，都沒有答案，他最終還是困惑的，可是，在我們中間，又有誰不是困惑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