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剛 李冬君/文

我以我血

熱愛魯迅先生，愛了將近四十年，至今依然。

然而，培養(yǎng)這份熱愛的，并非教科書，而是所謂“緣”。我們一向就認為，魯迅先生的文章，不適合四平八穩(wěn)的中國教科書，因為選入教科書，就意味著，要么政治正確，要么倫理正確。當然，還有個文體、文風的問題，總之，都要四平八穩(wěn)。

而先生，思想一往無前，文體跟著思想，只為自我立言。

可他不是“民族魂”么？難道“民族魂”還不宜于教科書？須知“民族魂”非他所求。年輕時，雖有過“我以我血薦軒轅”那樣的熱血詩篇，但也只是準備著要捐軀的誓言，除了一顆赤子之心在跳動，談不上有多么偉大的抱負。

“我以我血”的抱負，若比起“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來，是否差得很遠？這與其說是個胸懷問題，還不如說是文化問題。“丈夫何事足縈懷，要將宇宙看稊米”，便是所謂“大丈夫”。很顯然，先生不是“大丈夫”。“大丈夫”的尺度是民本位的，動輒“天聽自我民聽”。而先生乃個體本位，他只有“我”，只能“我以我血”，不涉及第三者。

真是枉讀了那么多的古書！竟然沒在“內圣外王”上下過功夫。那“大丈夫”的境界，就是從“內圣外王”來的。以“內圣”修身，成就“無我”，是“盡精微”；以“外王”實踐，造就“大丈夫”，那就是“致廣大”了。有多大才夠廣大呢？要無窮大。

“要將宇宙看稊米”，還有比這更大的么？除了宇宙的主宰者，誰還敢這樣來看宇宙呢？不是已經(jīng)“無我”了么，怎么又跑出一個那么大的“我”呢？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里，“無我”才能“大我”！

科學思維是“有限性”的，它要有一個基本點，從原子到上帝粒子，都是這樣的基本點。思想從基本點出發(fā)，沿著形式邏輯的理性前進，以實驗的方式，將思想逐步變現(xiàn)。而“無限性”思維，則在理性停頓的地方，非以實驗求證，而是借助詩性飛躍，將理性思想化為詩的意象，“大我”就是這詩的道德意象。

或曰“物質無限可分”，并以此得出“基本粒子也無限可分”，如此“無限”，結果會如何呢？必然是物質解體，物將不成其為物。人也如此，若被無限分割，也會使人不成其為人。但凡是文明的成果，都要有個樣式，人格，便是文明人的樣式，不斷地“一分為二”，人格就會解體。人格基于自我，將人格分解了，換個新人出來，自我就變成了“無我”。

而魯迅先生，則以思想者的良知和革命者的良心，守定了自我。他的自我，并非作為人民一分子的“無人知道的小草”，而是一株敢于在體制外的荒原里獨自成長的“我以我血”來澆灌的“野草”。“野草”未經(jīng)人工培植，無須圣人教化，“野草”式的自我，自然存在，自由生長……這是個奇跡。因為“無我”，有泯滅，更有誘惑——傳統(tǒng)帝王學里的圣人情結的誘惑，以及近代以來的主義的誘惑，他的朋友們，大都被誘惑了。

個人“主義”化

如果說魯迅從個人轉入自我，胡適則使個人“主義”化了。

五四運動，不光運動“主義”化，運動中的個人也“主義”化了。先來看蔡元培，五四運動起來后，他不想在群眾運動中被群眾喝彩喝死，留下一句“殺君馬者道旁兒”，就南下了。他南下，并非去做隱士，而是跑到南京去做國民黨的黨國元老。

當時的學生領袖羅家倫后來說，運動沒有任何政黨或政團介入。但他又說，當初孫中山支持蔡元培接任北大校長，便有了運動的先機。這樣說來，蔡氏就成了一匹臥槽馬。這樣的話，傅斯年也說過，他說：“北洋政府請蔡先生到他的首都去辦學，無異豬八戒肚子中吞了一個孫悟空”。本想在國民黨黨國的立場上來抬舉一下，沒想到，反將蔡氏貶低了，使他個人的主張，入了“主義”的羅網(wǎng)。胡適說，五四運動的思想基礎和行動倫理為個人主義，他稱之為“新文化底線”，馬列主義也好，三民主義也好，他都要放在這底線上來檢驗，其結果，使個人“主義”化。

當時之時勢，以階級為本位的，有馬列主義；以人民本位的，為三民主義；以個人本位的，是個人主義。其代表，有陳獨秀，蔡元培，胡適，只有魯迅去“主義”化，或者說沒有被“主義”化。

在“主義”化中，胡適大談個人主義，祈望黨國能立于新文化的底線——文化之個人主義和政治的自由主義上，不是三民主義的黨治原則，而是個人主義的自由原則黨國化。個人“主義”化，“主義”黨國化，胡適一頭撞在黨國的銅墻鐵壁上。

那時，有個名叫陳德征的人，在國民黨“三全大會”上提交了一份《嚴厲處置反革命分子案》，譴責法院審理“政治犯”時太重證據(jù)，使“反革命分子”漏網(wǎng)，主張有中央黨部的證明，就可以定罪。提案一出，胡適就呼吁，我們要一個約法來規(guī)定政府權限，過此權限，即“非法行為”。我們要一個約法來規(guī)定人民的身體、自由及財產(chǎn)保障：有侵犯這法定的人權的，人民都可以控告。陳德征立馬撰文，名曰《胡說》，罵胡適：不懂得黨，不懂得主義，不懂得法律，不容胡說博士來胡說。胡適說：可憐陳德征，生平只知有三民主義，只知總理及其遺教，只知有黨治。

本來，“政治犯”和“反革命罪”，就是國民黨黨治的產(chǎn)物，是蘇俄式的，也是法西斯式的，對于蘇俄，胡適曾有好感，對于法西斯，他一點好感都沒有，他曾希望，國民黨清黨以后，能乘著北伐勝利的東風，回到新文化運動，以個人主義為起點，推動社會進步，沒想到反而法西斯化了。

還有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葉楚傖，也跑出來破口大罵，說：“中國本來是一個由美德筑成的黃金世界”，自滿清以來，就被人搞壞了，不僅被皇帝和政客搞壞了，還被洋大人和買辦搞壞了，從張獻忠到共產(chǎn)黨，全都挖坑，挖了一坑又一坑，令人難防。胡適讀了葉的文章，很反感。葉雖然沒有明說新文化運動是挖坑，也沒有直截了當?shù)恼f胡適便是挖坑者，但葉在字里行間，是含有了這層意思的。

胡適給了葉氏當頭一棒：“我們從新文化運動者的立場，不能不宣告葉部長在思想上是一個反動分子，他所代表的思想是反動的思想。”溫文爾雅的胡適先生也居然掄起了言論的大棒，用了宣戰(zhàn)的口吻。

他先問葉氏：清朝以前，中國可真是“一個由美德筑成的黃金世界”？這是一個基本判斷，如果是，“那么，我們還做什么新文化運動呢？我們何不老老實實地提倡復古呢”？女子纏足，纏了一千多年，士子做八股纏腦，也纏了五六百年，而“餓死事極小，失節(jié)事極大”，又何止五六百年？纏足，纏腦，都不能算美德，守節(jié)可悲，但也不能算美德。作了這樣的基本判斷以后，胡適表示“不能不進一步質問：葉部長所代表的反動思想究竟有幾分可以代表國民黨”？

在新舊文化問題上，黨國究竟抱著什么態(tài)度？他指出，黨國一切法令公文，都用文言，不用國語；上帝可以否認，孫中山不許批評，禮拜可以不做，總理遺囑不可不讀；而且有反新文化的傾向，將思想紊亂和道德墮落，都歸咎于“陳匪獨秀胡適”。以此三點，胡適確認，國民黨是反動的。

究其“反動”根源，在于極端民族主義，而根子就在孫中山。胡適指出，孫氏三民主義里有兩種東西作怪，一是“西學中源”，認定，凡是西方的好東西，都是我國幾千年前的舊貨，無政府主義和共產(chǎn)主義，我國古已有之；二是中國“道德優(yōu)勝”，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可以“駕乎外人”。

胡適認為，這兩種東西，都是晚清遺物，被孫氏拿來做他的三民主義。以此眼光，來看新文化和舊道德，當然要著眼于舊道德了，因為新文化多是外來的，而舊道德是本民族的。

胡適說，中國的新文化運動起于戊戌維新，運動擁護兩位先生，一位是賽先生——科學，一位是德先生——民治，后來加上一位穆拉爾姑娘——道德，中山先生既歡迎科學，又推崇民治，這與運動的方向一致。可孫氏的三民主義，極力抬高舊道德，就與運動背道而馳了，使讀者真以為中山先生相信“歐洲的新文化都是我們中國幾千年以前的舊東西”了。他罵葉楚傖反動，沒罵孫中山反動。

在追查了國民黨反動思想的歷史根源以后，他想為黨國補上新文化一課。他以國民黨聯(lián)俄、聯(lián)共為標志，將“中國文藝復興”分為兩階段，一以西化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二以北伐為代表的國民革命；聯(lián)俄是西化的結果，而聯(lián)共則是北伐的需要。在聯(lián)俄、聯(lián)共的旗幟下，國民黨吸收了受新文化運動影響的新青年，使國民革命承接了“五四”前后的新思潮。

他特別提起孫中山，認為孫氏懂得“五四”運動的真意義。“五四”之前，孫氏三民主義抬高舊道德，貶低新文化，“五四”以后，孫氏三民主義向新文化運動靠攏。其“新三民主義”，在共產(chǎn)黨看來，便是聯(lián)俄、聯(lián)共、扶助農工，在胡適，則是三民主義加上個人“主義”化的新文化運動。

兩間余一卒

在“主義”化的洪流中，“陳匪獨秀胡適”成為主角。

當年的《新青年》團隊，已化為兩大陣營。盡管胡適嘴上說“少談些主義”，“少談”的，是那些與他個人無關的“主義”，有關的個人主義，他還是要談的。

從文化上的個人主義一直談到政治上的自由主義，他認為，這是他的義務，更是他的權利。他守著新文化運動的底線，用新文化的尺度來衡量政治，寫了《人權與約法》、《我們什么時候才可有憲法？——對于〈建國大綱〉的疑問》、《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知難，行亦不易——孫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難說’述評》等文章，陸續(xù)發(fā)表在《新月》雜志上。這些文章，在當時，不可能將他造就為一位治國平天下的政治家，但在今日來看，他卻不失為具有深遠眼光的政治思想家。

革命時代，個人主義難以立足，對于革命的體認，胡適不及魯迅。

為了革命，魯迅吶喊過，在《吶喊》中，兩篇最重要的小說，都與革命有關，一篇《狂人日記》，一篇《阿Q正傳》，前者是文化革命的寓言，后者是社會革命的傳奇；從“救救孩子”到“我要革命”，革命已來臨。可他此時已對革命有了懷疑，因為革命要么吃人，要么被人吃。

不但狂人從歷史的字縫里讀出了“吃人”二字，也不光因為阿Q“我要革命”而被槍斃，在《藥》里，我們看到了革命者的真正悲劇——革命者的鮮血被人做成人血饅頭吃。

吃掉革命者的，不都是革命的死對頭，還有群眾和革命者的親友。“這是包好！這是與眾不同的。你想，趁熱的拿來，趁熱的吃下……這小東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我可是這一回一點沒有得到好處；連剝下來的衣服，都給管牢的紅眼睛阿義拿去了。——第一要算我們栓叔運氣；第二是夏三爺賞了二十五兩雪白的銀子，獨自落腰包，一文不花。”

一筆吃人的賬，竟然算得這樣清楚，有出賣，有權力尋租，還有人血生意……形成了一條吃人的財路，這故事本應在地獄里發(fā)生，然而，卻發(fā)生在中國人的鄰里之間，親友之間。

魯迅以《狂人日記》，呼喚出一代病態(tài)而又覺悟的革命者——“狂人”來臨，由“狂人”呼喚出來的，卻是成千上萬的“阿Q”們，“阿Q”們在革命中，或“吃人”，或被人吃。

魯迅作為“狂人”，沒有逃避這場“阿Q”式革命。但他卻像“狂人”一樣，對革命保持高度警惕：如何能在革命中既不吃人也不被人吃？如何能在國民革命中既批判國民性而又不成為“人民公敵”？如何能在壓倒一切的群眾運動中前進而又不放棄自己的文化個體性？這便是魯迅！

他和胡適一樣，一生從未成為黨治中人。不同的是，魯迅在革命中、體制外，而胡適還在體制內，非革命中人。

胡適晚年曾說，魯迅是我們的人。他這樣說，是超越黨派的，并非要來爭奪魯迅。其根據(jù)，就是兩人畢其一生，都是純粹的個人主義者，各以其艱苦卓絕的斗爭，在不同的領域，以不同的方式，捍衛(wèi)著新文化的底線。

胡適這么認為，可魯迅不一定這樣看，因為《新青年》解體后，唯獨魯迅去“主義”化了。在兩大陣營之間，就他那么一個孤獨的小卒子，走來走去，東張西望，對一切都表示懷疑——“兩間余一卒，荷戟獨彷徨”，在“主義”化的大浪潮中，他懷疑那新文化的底線能否守得住。因為一切都在分化中，靠得住的惟有自我——“我以我血”。

回歸自我

左右都是殺伐之聲，兩邊都在搖旗吶喊。跟著走，要么向左，要么向右，他往何處去？既不往左，也不往右，他在原地踏步，讓自己回歸自我，從吶喊轉向沉默，在《野草》的題辭里，先生這樣說：

“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那沉默的“我”，便是他自我，他什么也不說，便覺得充實，一旦開口，就無話可說。吶喊之“我”已死，然而，他對于那死亡卻有大歡喜，因為借此以知道自己曾經(jīng)存活。

他呼喚死亡“火速到來”，欲以死來驗證自我。死亡來時，如“地火在地下運行，奔突”，將燒毀一切，但他坦然而欣然，大笑且歌唱，以自我去迎接死亡，以死亡確認存在。

他懷疑一切，卻歸于自我，或曰自我難以說清楚，其實至簡，就像他家后園墻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要將漢語用到如此簡單的地步，自我才能表達清楚。

自我，像棗樹那么簡單，還像影子那么熟悉，影子前來告別身體，當然是在夢里，說出那些話，“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地獄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你們將來的黃金世界里，我不愿去。”影子很獨，它才不管什么天堂地獄，只要“樂意”。

它對身體說：你就是我所不樂意的，我不想跟隨你了。我不愿意！宛如自我要獨自遠行去，那世界全屬于自己。

以新漢語來寫新詩，寫出了嶄新的自我意識，在中國兩千多年的詩歌傳統(tǒng)里，這是新天地，從未有人這樣開筆。中國現(xiàn)代新詩，要有了一部《野草》才能自立，才趕得上唐詩宋詞。胡適也寫白話詩，寫了一部《嘗試集》，淺白之至。若寫詩惟求淺白，那就難免油滑，犯了詩忌。

但他這樣來為自我立言，仿佛自言自語，他人難知其意，可以看作是他對自我的詩性探底，而非對自我的理性表示，不過，他以漢語方式深入死亡根柢，就傳統(tǒng)而言，直抵莊子，從世界而論，則接近存在主義，如果說，二十世紀初，中國也有過原創(chuàng)的存在主義，那么，魯迅或許……

胡適的詩之所以淺白，說到底，他是在用常識寫詩，還沒有打開真正的自我意識。魯迅也有過類似的敗筆，那是《一件小事》，面對那敢于擔當?shù)能嚪颍惺苤鴣碜缘赖碌膲毫ΑＦ鋵嵻嚪蛐枰模⒎且コ鏊づ巯旅娌刂?ldquo;小”來，也不是他讓巡警轉交的那一大把銅元，尤其無需他事后那些“教我慚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長我的勇氣和希望”之類的懺悔，需要他的是證詞。

他是當時唯一可以作證的證人，為什么不去替車夫作證？車夫勇于擔待，固然是一種可貴的道德品質，但面對事實，豈非更有必要？他在車夫最需要他的時候退縮，縮進了道德的龜殼，寧以道德自責，也不肯出頭。為什么？就因為“他人是地獄”，他害怕在地獄里“示眾”么？

在《彷徨》中，他旁觀了一個“示眾”的場景，如地獄一般，無窮無盡的，并非恐懼，而是“煩”，就如同“示眾”者被看客包圍得有如消失，恐懼也被“煩”包圍得透不過氣來。那時，他怕自己因為“一件小事”就被“煩”包圍起來“示眾”，可現(xiàn)在，他“樂意”！

“樂意”二字，解放了他的自我意識，如果天堂地獄都要他“樂意”來選擇，那么他自己就是天堂地獄。從此，他以“樂意”取代“煩”，在《野草》里，“樂意”的影子前來告別，告別“煩”。

不僅以“樂意”取代了“煩”，他還以“樂意”取代了“主義”。以“樂意”為文，他稱之為“雜文”；為自我立言，他叫做“雜感”。他不再代圣人立言，從此走出了中國兩千多年“圣化”的道統(tǒng)；也不再以“主義”立言，以此超越了中國近百年來“西化”的文統(tǒng)。他用一種新文體，使自我意識從自言自語的詩性隱喻，轉向公共化的理性話語。

中國從來不缺詩，盡管他的《野草》是最好的詩之一；中國從來不缺小說，盡管他的小說堪稱小說史上的奇跡。但他最有價值的，還是為自我立言造就了一種新文體——雜文。它不僅超越了中國傳統(tǒng)小品文，也不遜于西方歷來的隨筆，它以史詩統(tǒng)一性的方式，向我們展示了一種形而上的自我意識。追隨魯迅先生的自我意識，我們進入文化個體性領域，從文化個體性里，我們發(fā)現(xiàn)了文化的江山……

可以說，這就是我們與魯迅先生的“緣份”，已然四十余年，他還將伴隨我們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