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力/文

這些天北京很有些熱鬧，但擋不住電視主持人崔永元和學術打假人方舟子之間的爭執(zhí)。他們關于轉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的討論已經“擴大化”，泛濫出科學的范圍，涉及家人聲譽，引起訴訟威脅；廣大人民群眾也積極參與其中，知無不言，不知也無不言。對于轉基因的安全和商業(yè)利益等諸多問題，他們有許多見解發(fā)人深思，但也不乏不明真相的群眾在互相謾罵和詛咒。一場科學問題的討論轉變?yōu)橐粋€大眾娛樂事件，已經失去初始的討論方向。

當然，轉基因不僅僅是一個實驗室內的科學問題，還有潛在危險——至少在轉入不當?shù)幕蚱蔚臅r候——可能損害每個人的健康和國家安全。所以，大眾非常關心，一時輿論洶洶。

在冷眼旁觀亂戰(zhàn)之時，我們的一位年輕女編輯發(fā)現(xiàn)了其中方法論的缺失，因此建議發(fā)一篇這方面的文章。猶豫再三，獻丑如下。

可以在科學之外論證科學問題嗎？

崔永元去美國拍攝“反轉”紀錄片，引起人們對轉基因食品利弊的又一輪討論，功莫大焉。不過，他的片子也有明顯的欠缺。片中的別的領域的專家、超市的購物者，只能說明美國有一些數(shù)量未知的人反對轉基因食品，不能在科學上證明轉基因有害。這種類型的片子，用于憤怒聲討或熱烈支持某一件事則可；在此之外，則不免顯得魯莽。

與他觀點相反的另一方，情況也不是更好。在很多公開場合，不少官員力挺轉基因的推廣。

農業(yè)部部長韓長賦曾獲在職法學博士。3月6日，他說：“為了保障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有效供給……我們要在轉基因這項高新技術上占有一席之地。”這個出發(fā)點是轉基因技術的效用，而不是它的安全性。韓部長也沒有忽略安全性，他介紹了各種有關管理辦法和委員會。但是，中國的監(jiān)管部門一向都很強大，問題卻也不少，比如三鹿等公司的奶粉事件。監(jiān)管之下的食品缺乏安全保障，已經成為國人長期的心病。“轉基因技術對于農業(yè)增產增效和提高質量，極為重要！”3月4日下午，全國政協(xié)委員、中國農業(yè)大學校長柯炳生這樣說。這位農業(yè)經濟專家在政協(xié)的小組討論中指出：去年中國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科技重大專項經費從高峰時期的20億縮水至4億。這也是一個利益問題。

另據(jù)報道，全國政協(xié)委員、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3月5日說：“一種違反科學常識的討論如果影響了社會，帶來的影響是很不利的。”這位農業(yè)經濟專家說：“轉基因是科學問題，如果沒有這方面的知識，最好不要去參加討論這個問題。”他接著說：由于政府的嚴格檢驗，轉基因食品是不存在問題的。

科學確實不是外行所能熟知的。可是，以上這三位官員都不是研究轉基因的科學家。如果他們也和普通人一樣沒有資格參加討論，為什么卻有資格參與和推動決策？

很多人強調專家對轉基因的支持。去年有61位中科院、工程院院士聯(lián)名給中共中央總書記、總理寫信，呼吁支持轉基因產業(yè)化。可是，當初一些被認為利國利民的工程也是得到一眾專家的支持。現(xiàn)在卻問題多多。

科學之運用常常被比喻為一把雙刃劍。一些人手執(zhí)利器，左砍右刺，如入無人之境；一些無辜者則被劍鋒砍倒，橫尸累累。大學黑板上的核科學是無害的，其應用能夠帶來好處，也足以毀滅人類。核炸彈曾落在日本，冷戰(zhàn)時的美蘇多次幾乎啟動核按鈕；核電站的和平利用也不是安全的，遠有切爾諾貝利事件，近有福島事件。因此，取消核電站的呼聲一直沒有停過。

有些時候，科學與政治、商業(yè)不能夠被截然分開。在特定人群中或特定時間內隔絕轉基因食品，顯然不是推廣轉基因食品的有說服力的做法，反而加大了一些人對轉基因食品的懷疑。向大眾推廣，已經超出了科學的范圍。食品涉及到每一個人以及子孫后代的安全，所有人都有權利提出質疑。

以上人們的公開辯論與科學無關，而與權力和利益的關系密切。國際關系中所謂的“強權即公理”，在很多地方也同樣適用某些“科學界”。但是，權力永遠都不應該取代科學。

科學的方法

中國在漫長的歷史中為什么沒有發(fā)展出科學的方法？這個問題已經困擾國人很多年。我們可以換一個角度，看看科學是如何發(fā)展起來的。

基督教曾經被當作宇宙真理，不容質疑，不容偏離，否則有很多殘酷的懲罰在等待，包括火刑。歐洲走出宗教權力主導的中世紀，在哲學上的推動力是理性的、科學的方法。到17世紀，這些方法逐漸成熟。

弗朗西斯·培根在《新工具》（1620年）中指出：“科學當中迄今所做到的一些發(fā)現(xiàn)是鄰于流俗概念，很少鉆過表面。為要鉆入自然的內部和深處，必須使概念和原理都是通過一條更為確實和更有保障的道路從事物引申而得；必須替智力的動作引進一個更好和更準確的方法。”歐洲人找到了這個方法，科學首先在歐洲發(fā)展起來。許多地方的古代有過科學的發(fā)現(xiàn)，但沒有找到科學的方法，也就沒有真正的科學。在一些蒙昧的地方，“科學”辯論至今常常圍繞著科學以外的東西展開，比如，質疑對方的動機而不是論據(jù)，因此，人身攻擊和陷害被當作一個非常有效的辯論手段。

培根提出的新工具是歸納法，與古希臘傳統(tǒng)的演繹法不同，因此他稱之為“新工具”。歸納是經驗的方法。培根是英國人，英國人注重實踐，這大概也算是具有英國特色的科學方法吧，雖然早已普及了。培根說：“由論辯而建立起來的原理，不會對新事功的發(fā)現(xiàn)有什么效用，這是因為自然的精微遠較論辯的精微高出多少倍。”也就是說，論辯不可能達到和揭示自然的復雜性，人們不如多做觀察、實驗。但這還不夠。

培根說：“我們不僅要謀求并占有更大數(shù)量的實驗，還要謀求并占有一種與迄今所行的實驗不同種類的實驗；還必須倡導一種完全不同的、足以促進和提高經驗的方法、秩序和過程。”歸納也是有方法的。“對于理解力切不可賦予翅膀，倒要系以重物，以免它跳躍和飛翔。”他認為，那種以簡單的枚舉來進行的歸納法是幼稚的。

科學需要大量的事實和嚴密的論證，在轉基因食品這樣的大事情上，更要慎重。在缺乏科學傳統(tǒng)的地方，很多人的思維往往過于跳躍，也過于獨斷，根據(jù)短期內的幾個樣本或個人猜測就得出結論，然后不得不面對匆忙決策留下的爛攤子——即使決策時沒有貪腐的考慮。

與英國不同，歐洲大陸更注重思辨的方法，也同樣推動了科學的發(fā)展。法國人勒內·笛卡爾的《方法論》（1637年）提供了另一種方法：首先設定一個出發(fā)點。他的出發(fā)點是“我”。笛卡爾說：“除了我們自己的思想以外，沒有一樣事情可以完全由我們做主。”這一條看似簡單。但自己的思想是一件奢侈品，甚至是危險品。在獨立思想被當作最危險敵人的地方，不可能有科學的發(fā)展。在自己的大腦成為別人思想的跑馬場的地方，科學也不可能繼續(xù)發(fā)展。

笛卡爾強調思想，而不是經驗，雖然這兩者經常不是截然分開的。他說：“我只打算告訴大家我自己是怎樣運用我的理性的。”他的名言“我思，故我在”是對教會權威的挑戰(zhàn)，也確定了“我”和“思想”的地位。他認為，在對真理的追求中，應該懷疑一切，包括上帝——一個比官員高得多的存在。在確定了思想的地位之后，才有科學的發(fā)展。

創(chuàng)造比挑戰(zhàn)更難。笛卡爾不只是一位思想斗士，他還是一位有大貢獻的解析幾何學家。幾何學為他的理論奠定了基礎。

科學的方法從科學向社會漂移，也許近似在生物中基因向近源種的漂移，這些都不是人們憑借希望能夠控制的。斯賓諾莎深受笛卡爾的影響。他的《倫理學》（1675）采用了幾何學的方法，提出公則、命題和證明，然后還有推理。在第二部分“論心靈的性質和起源”，命題四十四：“理性的本性不在于認為事物是偶然的，而在于認為事物是必然的。”現(xiàn)代科學告訴我們，這個命題是錯誤的，偶然性才是事物的本質。斯賓諾莎的思想價值在于他的方法，而不是他的可能被修正的論點。

科學需要實驗的證明，在被證實之前都只是假設，無論它們受到多少科學家的支持；已經確立的科學理論也會被突破。

科學的方法也在變化。例如，卡爾·波普不贊成笛卡爾提倡的歸納法。他認為，歸納法不能得到普遍性的理論。科學理論不能被證實，只能被證偽，因為無論多少次被證實，偽的可能性總是存在的。那些不可證偽的問題不屬于科學的范圍。波普提出“試錯”的方法，提倡社會中的“零星工程”，而不是徹底改造——后者將被證明是大錯。在社會實踐中，總是有人堅持已經被證偽的“真理”，那是在做白日夢，或個人利益的幌子，超出了科學的范疇。他們的理論也會轉基因，在另一種偽裝之下招搖過市。

邏輯的推論

法國大革命首倡“自由、平等、博愛”。經過兩百多年實踐的檢驗，這些目標被證明是值得追求的。人類也許永遠達不到這些目標，但對它們的追求使人間更美好，人生更充實。

美國革命深受法國思想的影響，雖然法國革命在時間上晚一些。在美國1776年的《獨立宣言》中有這樣一段話：“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們的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這里設立的“真理”采用了幾何學的“公理”的方法。極少有人否定自己的這些權利。一些人所否定的，是他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他們完全違背孔子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人類的一個共同價值。所以，這些“真理”具有普世價值。其他文明也許缺少這些直白表達的概念中的某一個，但確實有類似的思想和追求。

《獨立宣言》成為美國最重要的法律文獻之一，是美國政治理論的出發(fā)點。僅有一個堅實的出發(fā)點是不夠的，還需要接連不斷的工作，以保證真理的實現(xiàn)，美國不是一個理想中的國家。但是，比起橫空出世、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理論，這個出發(fā)點要扎實得多。幾何學為科學的許多學科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雖然公理和定律是人為設定的，無法直接證明，但經過了科學和技術實踐的反復間接驗證。在政治哲學中，這種幾何學的方法也經歷了歷史的長期驗證。

自孔子之后，中國逐漸成為一個注重文學的國度，科學方法缺失，邏輯發(fā)展不足。孟子等人的文章汪洋恣肆，極富感染力，但推理過程經不起現(xiàn)代人的推敲。當孟子的論證方法被權力使用時，便會變得蠻橫。具有一些科學精神的墨家是一個異類，卻不為統(tǒng)治者容忍，終于消亡。中國古人的知識結構變得單薄，思考不受邏輯的約束而到處漫游，至今沒有徹底改觀。

另據(jù)北京青年報報道，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食品毒理學學科創(chuàng)始人之一陳君石先生在與記者的對話中，談到轉基因食品安全問題時說，吃轉基因食品不會給食者帶來危險。因為我們吃進去的糧食里邊都有基因，到了胃里消化時是不區(qū)分基因和轉基因的。基因不可能整合到人的身體里，人吃豬肉就會變成豬嗎？（詳見http：//www.zgswcn.com/2013/1202/ 281497.shtml）我認為，他的這個類比完全違背生活常識，不可能減少人們對轉基因食品的擔憂。毒物從來沒有把中毒者變成他（她）吃的那種毒物，比如砒霜、老鼠藥或毒奶粉。《西游記》里的妖精要吃唐僧肉，不是為了變成一個拒絕享受生活樂趣的和尚，而是為了長生不老。

另一方面，在社會中過度使用理性是有害的。因為社會結構和變化是非線性的。邏輯學教授康德早已證明，理性是有限的。他的理論是對另外一些啟蒙思想家的傾向的矯正。

科學總是在發(fā)展，總是在不停地被修正、被否定。在人類社會中，理性的過度延伸潛藏著一個巨大的危險：把邏輯鏈扯斷，把社會當作試驗品，在一再“糾錯”中一再生靈涂炭。轉基因食品兼具科學和社會兩方面的性質。無論在社會實踐還是在科學實驗中，人類都不應該被當作小白鼠。

大權在握、不受制約的人，如果還自以為真理在握，就會變得很危險。而他們的地位很容易給他們帶來這樣的認知錯覺。人類生活在自然中，人為地改變自然數(shù)百萬年的安排，即是所謂的“逆天”。逆天的科學探索是必要的，但在涉及人類自身的時候，必須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