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艷霞/文

他那張飛行的床單上擠滿了中國作家

幾乎所有的作品都寫到了“死亡”的老馬爾克斯，用自己的離世讓“死亡”從虛構變成了現(xiàn)實，也讓自己寫了一生的“孤獨”主題變成了現(xiàn)實。因為這個現(xiàn)實，那些經歷過1980年代的中國作家開始回憶多年以前他們讀到《百年孤獨》時候的情形。幾乎每一個人都在表達，他們對小說的理解和實踐可以分為“讀過《百年孤獨》之前”和“讀過《百年孤獨》之后”兩個階段。對一部翻譯作品、一個外國作家，如此毫無分歧的、不加避諱的尊崇在中國當代文壇幾乎是從未有過的事情。

而正如年輕的奧雷里托在一個星期二的午夜，起義占領了馬孔多，變成了奧雷良諾上校一樣，他們從不世出的《百年孤獨》身上獲得了革命性的新生，成長為中國文壇的中堅力量。他們的名單很長，莫言、余華、陳忠實、阿來、格非、蘇童、賈平凹、韓少功……在文學史上，他們大多被稱為“先鋒作家”和“尋根作家”；在讀者心中，他們是中國當代文學的第一梯隊，代表了中國當代文學的最高水準。而莫言是馬爾克斯在中國“爆炸”出的最絢爛的花火——這個結論在2012年10月之前也成立。

文學界以外的人或許會有疑問，《百年孤獨》到底是一本什么書？馬爾克斯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作家？他們?yōu)楹螘?980年代的中國當代文學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以至于改變了中國當代文學的面貌和進程？而且，讓每一個大名鼎鼎的中國作家提到自己如此師承的時候都“不悔少拜”？這種疑問，某種意義上就像普通民眾，尤其是年輕人，難以理解《共產黨宣言》到底是一本什么書，馬克思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他們?yōu)楹螘?ldquo;五四”前后的中國革命知識分子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以至于改變了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的面貌和進程一樣，耳熟不能詳。當然，對于試圖解釋這種疑問的人而言，難度也與后一種同。

只能試著回到歷史現(xiàn)場。

在拉丁美洲廣袤的土地上，“有胡思亂想的男人，有載入史冊的女人，永不妥協(xié)的精神鑄就了一段段傳奇。而生活在其中的我們，從未享過片刻安寧。”新聞記者馬爾克斯生于斯長于斯，1967年，40歲的他出版了以哥倫比亞70年內戰(zhàn)歷史為背景的長篇小說《百年孤獨》。該書迅速走向世界，銷售過百萬。1979年，《外國文學》雜志以1500字的篇幅介紹馬爾克斯和他的這部作品。1982年，瑞典皇家學院把諾貝爾獎頒給了馬爾克斯，贊譽他“創(chuàng)建了一個自己的世界、一個濃縮的宇宙，其中喧囂紛亂卻又生動可信的現(xiàn)實，反映了一片大陸的富足與貧困”，“匯聚了不可思議的奇跡和最純粹的現(xiàn)實生活”。

這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魔幻現(xiàn)實主義”。1983年，中國文學界在西安開了一場關于馬爾克斯和拉美爆炸文學的研討會。之后，在寫作的路上充滿夢想的青年作家紛紛匯聚到《百年孤獨》的麾下，努力沖破“文革敘事”的藩籬，努力掙脫蘇俄小說巨大影響的束縛。因為《百年孤獨》，他們開始向往一個嶄新的藝術世界，一個中國文化和現(xiàn)代技法結合的藝術世界；因為馬爾克斯，他們找到了具體的精神領袖，他們可以像馬爾克斯那樣，發(fā)掘屬于自己的文化記憶，書寫屬于自己的理想主義。扎根于拉丁美洲苦難史的《百年孤獨》就這樣喚醒了扎根于中國近現(xiàn)代苦難史的中國當代文學；而具有鮮明的左派烏托邦追求的馬爾克斯喚醒了相似文化浸淫下的中國作家——這是小說對小說的激活，傳統(tǒng)對傳統(tǒng)的激活，文化對文化的激活，是一種亟需激活的文化、傳統(tǒng)、小說所遇到的天時地利人和。

激活是從模仿開始的。

《百年孤獨》的開頭“多年以后，面對行刑隊，奧雷良諾上校仍會想起他的祖父帶他去見冰塊的那個遙遠的下午”成了“元句式”，無數(shù)上個世紀80年代的作品都陷入了“馬爾克斯語法”和“馬爾克斯結構”不能自拔。名單依然是無法窮盡的，莫言的《紅高粱》《球狀閃電》《金發(fā)嬰兒》《籠中敘事》、余華的《難逃劫數(shù)》《活著》《許三觀賣血記》、格非的《褐色鳥群》、蘇童的《1934年的逃亡》、馬原的《虛構》、韓少功的《雷禍》、洪峰的《和平年代》、劉恒的《虛證》、葉兆言的《棗樹的故事》……

1985年到1993年，中國文學就這樣在模仿馬爾克斯、博爾赫斯、卡夫卡、卡爾維諾、米蘭·昆德拉中找到了自己的話語特色，形成了龐大的創(chuàng)作團隊，結出了不同形態(tài)的碩果，并進而創(chuàng)造了建國后六十年文學的高峰。

兩個高足：莫言和余華

獲獎之前，莫言就早已經有了一個稱號——“中國的馬爾克斯”。他稱福克納和馬爾克斯對自己而言是“兩座灼熱的高爐”，他曾無數(shù)次從他們那里獲得能量和溫暖。他締造的鄉(xiāng)村帝國“高密東北鄉(xiāng)”就是福克納的“郵票故鄉(xiāng)”“約克納帕塔法”的翻版；而他由“我奶奶”講故事開始一下子進入齊魯文化的廣袤高粱地、并成功“將魔幻現(xiàn)實主義與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融合在一起”（諾貝爾獎頒獎詞）的創(chuàng)作風格和創(chuàng)作精神，則完全來自于馬爾克斯的啟發(fā)。

馬爾克斯帶給莫言的不只是方法論，更是一種新的“小說倫理”，即“無不可以入小說”，尤其是中國民間傳統(tǒng)中的“封建迷信傳說”、不登大雅之堂的“祖母講的鬼故事”。這一點也啟發(fā)了賈平凹，他的“商州系列”即是這一啟發(fā)的直接成果。當然，莫言也揣摩到了馬爾克斯的批判精神，他的長篇小說《天堂蒜薹之歌》《酒國》《蛙》等就是這種魔幻現(xiàn)實主義批判精神的繼承和發(fā)揚。

應該說，莫言從馬爾克斯那里尋找到了自己的“文化自信”。他開始重讀蒲松齡，開始關注齊魯大地的歷史，并試圖在“高密東北鄉(xiāng)”里用中國文學從未有過的喧囂方式一一展現(xiàn)。且不說他的中篇小說，單是他的11部長篇，就構成了一部大致完整的中國近百年的發(fā)展歷程。

而馬爾克斯帶給他的直接影響也有很多，包括人物身份的設置、人物形象的塑造方法等等，不一而足。比如帶妻子去做流產的上校（一度，莫言的小說里特別愛出現(xiàn)馬爾克斯寫過的叫“上校”和“姑媽”的人物）一路上的奇遇（《球狀閃電》）；讓“右派”開始一場喧囂的、充滿歡樂的長跑比賽（《三十年前的一次長跑比賽》）；讓不同的人物以第一人稱獨白（《籠中敘事》）；打亂時空，多線索并進敘事（《酒國》）等等，不勝枚舉。甚至，他還產生了寫一部中國的《百年孤獨》的雄心壯志，寫了一部《豐乳肥臀》。我們無意比較兩部作品的質量高下，只說同樣是兩部作品給兩個作家?guī)砻\轉折，卻是一個登上了世界文學的殿堂，另一個卻頗受詬病并因此背著一個“趣味低下”和“歷史觀不正確”的包袱改變了軍人身份。

莫言自稱，從1985年寫出《紅高粱》之后，有20多年的時間，“我始終在跟馬爾克斯搏斗，我要離開那本書”。但誰都知道，整容容易換血太難，所以，從成名作《紅高粱》到獲得茅盾文學獎的最新長篇小說《蛙》，莫言從未離開過馬爾克斯。只不過，他的中國色彩越來越濃，或者換句話說，在他追隨馬夫子的路上，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和多層次的齊魯文化幫助他建立了一種“馬爾克斯式的中國風格”。因為這種風格，2012年，30年之后，莫言站在了自己的“一書師”曾經站過的領獎臺上——這聽起來有點兒像庸俗的勵志故事，但對莫言而言，這么說卻也并非折煞。正如32年后，馬爾克斯站在自己的“老師”福克納曾經站過的領獎臺上一樣。這是毋庸諱言的。遺憾的是，莫言并沒有揣摩到馬爾克斯在小說可讀性方面所做的努力，而這一點，顯然余華要做得更好。

順便說一句，1985年，在獲得諾貝爾獎三年之后，馬爾克斯寫出了堪與《百年孤獨》相比肩的長篇小說《霍亂時期的愛情》（那一年，莫言發(fā)表了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紅蘿卜》）。馬爾克斯稱，自己獲諾獎就是費力地爬上了山峰，之后，需要爭取明智地、盡量體面地下山。顯然，中國讀者對莫言也做如是期待。

與莫言相比，余華對馬爾克斯的寫作技巧更為青睞，從人物關系設置到對話場景、情節(jié)轉折，甚至包括馬爾克斯將社會新聞融入小說的現(xiàn)實處理方法，也被余華關注和借鑒，并在長篇小說《兄弟》和《第七天》中，冒著被讀者猛烈批評的風險毫不隱晦地使用。可以說，余華幾乎是在精心揣摩馬爾克斯寫作技巧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小說的可讀性方面，更是讓余華在普遍不可讀的先鋒作家中脫穎而出。而因為是技法的揣摩，使得余華從來沒有產生過要逃離馬爾克斯的沖動，他說，馬爾克斯是一棵大樹，自己只是小草，對老馬的感情，只有“崇敬”。

余華的青睞與“崇敬”，只需要對比《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中，上校的妻子讓他去把斗雞賣掉度日的場景和對話，和《活著》中，福貴勸兒子有慶賣羊的場景和對話，盡可以明了。而福貴這個破落地主子弟的不務正業(yè)，無處不閃現(xiàn)著《百年孤獨》里不務正業(yè)的何塞·阿爾卡蒂奧·布恩迪亞的影子。而《在細雨中呼喊》的前半部分，有關“我”爺爺奶奶的描寫，也像極了《百年孤獨》人物描寫的感覺。馬爾克斯喜歡寫死亡，也喜歡探討死亡到來的各種可能，而觀察余華的作品，這樣的橋段也隨處可見。至于，他的中篇小說《難逃劫數(shù)》和老馬的《一樁事先張揚的謀殺》，則更是可以做對比閱讀。

這樣說，并沒有貶低余華的意思，“太陽底下無新事”，更何況是小說的技法呢。而且，即便是閱讀了馬爾克斯的讀者也并沒有不認可余華。馬爾克斯也有自己的崇拜、借鑒的作家和倒背如流的作品，比如福克納、卡夫卡、伍爾夫，還有墨西哥作家胡安·魯爾福的《佩德羅·巴拉莫》等等，但他同時也說“作家永遠是孤軍奮戰(zhàn)的”。而且，站在巨人肩膀上變成自己最難。

無論如何，余華靠著中國經驗和《活著》的特殊接受語境，已經成了他自己。只是，他學到了馬爾克斯的小說技法，卻沒有學到他處理文學與現(xiàn)實的關系的能力——“魔幻現(xiàn)實主義”也終究是現(xiàn)實主義，馬爾克斯也無時不在強調文學與現(xiàn)實的關系，他說：“小說是用密碼寫就的現(xiàn)實，是對世界的揣度。”“現(xiàn)實并非紙上之物，它就在我們身邊，每天左右無數(shù)生死，同時也滋養(yǎng)著永不枯竭、充滿了美好與不幸的創(chuàng)作源泉。”從這個意義上，或許可以解釋為何莫言會受到諾貝爾獎的青睞，因為除了技藝精進之外，他總是能夠離現(xiàn)實更近，而余華，一靠近現(xiàn)實就暴露自己的弱點，《兄弟》如此，《第七天》也是如此。

除了莫言和余華，1990年代中國純文學的兩座高峰：陳忠實的《白鹿原》和阿來的《塵埃落定》也頗得益于《百年孤獨》——前者學習的是大部頭民族秘史的濃縮方式，而后者則是化到骨子里的屬于第三世界的風情描寫、權力斗爭和幽默風格——或許，《塵埃落定》可以被稱為拉美爆炸文學在中國結出的最優(yōu)秀的果實，阿來對老馬的《家長的沒落》的體會透徹骨髓，對第三世界邊緣性的“孤獨”體悟也透徹骨髓，盡管阿來對此諱莫如深。

如果說馬爾克斯這些優(yōu)秀的中國學生們還有什么沒有學到，那就是沒有跟他學會寫愛情，一部《霍亂時期的愛情》幾乎窮盡了愛情和婚姻的各種可能。而寫作的人都知道愛情之于一部作品的價值和意義，只是中國作家在這方面往往做得不夠好。

當我們談論馬爾克斯的時候我們在談論什么

社會心理學暢銷書《影響力》從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探討影響力的實踐。而文學是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精神活動，一個作家汲取何種文學營養(yǎng)也是個人化和私密化的，因而，如此談論影響力是一個很冒險的事兒，不僅冒著揭作家面紗而不當?shù)碾U，也冒著過度闡釋、不當聯(lián)系的風險。而且，在2013年廣西師大出版社的微博調查中，《百年孤獨》高居“死活讀不下去的圖書”第二位，因而談論馬爾克斯的影響力會顯得一廂情愿。

好在，還有一大批經歷過1980年代的中國作家和大學中文系的學生，以及稍有訓練的文學讀者的閱讀經歷作證，馬爾克斯是一座可以攀登的高山。于是，作家從他那里汲取方方面面的營養(yǎng)、讀者鋪天蓋地的悼念、乃至筆者如此書寫，都可以算作對其“高山仰止”的方式。據(jù)說，馬爾克斯是迄今為止，最沒有爭議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作為“作家的作家”，他在世界文壇上享有和卡夫卡、博爾赫斯同等的影響力。

瀏覽著大量的微博、微信和紀念文章，會讓人感覺有些恍惚：當我們談論馬爾克斯的時候我們到底在談論什么？他的文學價值和文學地位自然無需談論；他1990年訪問中國并向錢鍾書痛斥中國出版界盜版也無需多談。他對中國文學的影響力顯然是核心問題，這種影響力伴隨著每一個相關個體曾經的閱讀記憶和青春記憶；伴隨著中國當代文學在1980年代曾經有過的理想主義、啟蒙主義情懷；伴隨著中國文學“睜眼看世界”的革命性變革；伴隨著文學在那個時候對社會發(fā)揮空前影響力的輝煌……談著談著，影響力就蓋過了作家本身。

我們其實很少談，馬爾克斯除了是一個享譽世界的作家，還是社會活動家，是拉丁美洲底層人民忠實的代言人。他有著區(qū)別于共產主義的左派立場，始終堅信拉丁美洲人應該有尋找解決自己問題方式的自由。他與古巴的菲德爾·卡斯特羅有很好的私交。他的魔幻現(xiàn)實主義對拉美的暴政、獨裁和腐敗從來都下筆無情。他說：“現(xiàn)實是如此匪夷所思，生活在其中的我們，無論詩人或乞丐，戰(zhàn)士或歹徒，都無需太多想象力。最大的挑戰(zhàn)是無法用常規(guī)之法使別人相信我們真實的生活。朋友們，這就是我們孤獨的癥結所在。”

上面的話出自馬爾克斯領諾貝爾文學獎時候的授獎詞《拉丁美洲的孤獨》。而下面的話，更是他“講述拉丁美洲的孤獨”的核心所在。在這個面對全世界彰顯文學的價值和力量的講臺上，他毫不隱晦地講述和控訴殖民者給拉丁美洲帶來的苦難歷史，然后他說：

“也是在像今天這樣一個場合里，我的導師福克納在這個大廳里說過：我拒絕接受人類末日的說法。他在32年前拒絕接受這一世界災難的說法，如今它僅僅是純屬科學判斷的一種可能。假若我未能充分認識到這一點，我便感到不配占據(jù)他曾占據(jù)的講壇。面對這個出人意外、從人類史看似乎是烏托邦式的現(xiàn)實，我們作為寓言的創(chuàng)造者，想象這一切是可能的。我們感到有權利相信：著手創(chuàng)造一種與這種烏托邦相反的現(xiàn)實還為時不晚，到那時，任何人無權決定他人的生活或者死亡的方式；到那時，愛情將成為千真萬確的現(xiàn)實，幸福將成為可能；到那時，那些命中注定成為百年孤獨的家族，將最終得到在地球上永遠生存的第二次機會。”

或許，中國媒體該如是弘揚馬爾克斯的影響力，因為他發(fā)出了類似雨果《悲慘世界》發(fā)出的那種響徹全人類的人道主義的偉大聲響；或許，中國作家也更該如是思考馬爾克斯的影響力，更該從精神上靠近馬爾克斯的“孤獨”和“理想”而不是遠離。或許，中國作家值得牢牢記住馬爾克斯在《番石榴飄香》里面和門多薩對談時候說的這一段話：

“根據(jù)我的政治抉擇，我是一個‘聽命人物’，政治上是惟命是從的……但是我對于所謂‘聽命文學’，或者更確切地說，社會小說，很有保留。因為我認為，這是一種眼光短淺的對世界以及生活的看法，即使從政治上說，也不會起任何作用。拉丁美洲人民對于壓迫和不公正實在太了解了，他們期待著一種真正的小說，而不只是某種揭發(fā)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