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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玲
2015年10月9日晨,獲悉杜潤生老人去世的消息。盡管意識到,杜老壽過百歲,已得福報,可我乍一聽到消息,還是陣陣難過,因為痛失了一位胸懷豁達、真誠正直的忘年交。
1985年,杜老率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代表團訪問聯(lián)邦德國。那時,我在斯圖加特霍恩海姆大學(Hohenheim)讀書。代表團在斯圖加特停留兩天,專門考察農戶與合作社,我給杜老當了一陣子翻譯。那時候中國農村經(jīng)濟改革轟轟烈烈,擔任農研室主任的杜老在國內外的影響也如日中天。可他跟我在汽車上閑聊時,不斷地詢問德國的農業(yè)經(jīng)濟問題,像個親切好學的老教授。無論是與學者座談,還是到農場與合作社企業(yè)考察,杜老對企業(yè)經(jīng)營目標和運行規(guī)則的提問,總是令解答者先贊一聲:“這是一個好問題!”
當年,中國人清一色制服的拘謹形象在許多德國人心目中還揮之不去,杜老卻是每日一套西服,或是淺咖色豎條,或是灰藍色隱格,樣式新穎,尺寸得當。與杜老交談的德國教授們不僅敬佩他的改革作為,還欣賞他的儒雅舉止和時尚著裝。我把德方的評論告訴他,順便開了一句玩笑:“沒想到,您還引領時裝新潮流呢!”杜老聽了直樂。
我的導師Reisch教授更是興奮,因為杜老一行接受邀請,去他家喝咖啡。Reisch教授把德國農業(yè)推廣體系作為一個改革方案,熱切地推薦給代表團,杜老當即給出一個智慧的回答:“就湯下面”。也就是說,中國人只能根據(jù)現(xiàn)有的資源狀況,改善現(xiàn)有制度,發(fā)揮現(xiàn)有資源潛力。德國人的方案雖然效率高,可惜一時還嫁接不了。這種回答既清晰地表明了中方的立場,又避免建議者尷尬。后來,Reisch教授在多個場合敘述這個故事,并用“就湯下面”這句話來贊揚中國人的智慧。
后來,我跟留學時的好友提起杜老訪德的故事,引來一陣贊許聲。中科院力學所的朋友說,張勁夫和杜潤生一直是他最崇敬的老干部。杜老在科學院工作時就給大家留下好印象,說話實在,很有水平。得悉杜老往生后,這位力學家還在電子郵件中回憶:“1965年,力學所是科學院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試點單位,杜潤生代表科學院領導力學所的運動。運動初期,上面動員基層群眾給領導提意見,各種各樣的意見肯定不少。到后期,還有不少人對意見的處理不滿。于是,他在總結發(fā)言中說‘萬事只求差不多’,給不滿意的同志消消氣。就這句話,在文革中也成了他的罪狀之一:毛主席說要完全、徹底,杜潤生卻說萬事只求差不多,這不是反毛澤東思想嘛。”對此,中國農大的植物藥學家贊道:“‘就湯下面’和‘萬事只求差不多’的故事,體現(xiàn)了杜老對中國國情的了解和智慧。”
1988年,我學成回國,與農研室的同行多有合作。但只在外事活動中遇到杜老,并未專門求見,因為知道他繁忙。1990年,聽說農研室被解體,杜老的領導職務也隨之消除。我就打了個電話,約定時間去他辦公室聊天。一進門,就見他春風滿面地打招呼,既無失落之態(tài),也無不平之氣,而是興致盎然地詢問:最近去了什么地方,研究什么問題,有什么發(fā)現(xiàn)。待我逐一道來,杜老竟帶著些許羨慕贊嘆:“像你這樣當個博士做做研究很有意義。”我當即回答:“您做的事情更有意義!農村改革提高了幾億農民的收入,也改善了城市的供應。每當我去早市買東西心里都會感謝您,以前想買花生瓜子都得等著過年發(fā)票排大隊呢。”
他微微笑道:“農村改革是鄧小平鄧大人的功勞!”我又強調:“那您主持具體工作了呀,誰不知道一號文件有多重要。”他抬手向上指了指:“鄧大人是主帥,我們是小兵,沒有他發(fā)話,好多難題都解決不了。”這番話讓我對杜老肅然起敬:“無論怎么說,您為農民做了大好事,這輩子值了!”他聽了目光一閃:“小朋友,謝謝你。以后常來啊!”
此后,一些國外著名的農業(yè)經(jīng)濟學家和社會學家拜訪他時,我還應邀去當翻譯。例如,先后擔任過國際農經(jīng)學會主席的德國教授Dams和von Bruan先生,曾擔任美國東西方研究中心副主任的Kuppel先生,以及德國一些大學的教授拜訪杜老的時候,我都在座。歐美國家的學者關注的領域大多很廣泛,尤其關切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否會倒退。他們提出的問題,既有宏觀層次的又有微觀層次的,既涉及國際比較又切入中國現(xiàn)實。杜老的回答總是十分睿智,讓我這個旁聽者也有“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之感。
杜老幾乎每次談話都要提到:“幾千來許多古代文明都滅亡了,中國的文明還在延續(xù)。中華民族很堅韌,人民的智慧難以估量,改革和發(fā)展的速度時快時慢,大方向是不會變的。”他對國家前途的信心,也每每感染了在場的人。
1994年,我和農業(yè)部農研中心的同行合作出版《以工代賑與緩解貧困》一書,杜老以80多歲的高齡,欣然閱讀書稿并命筆為該書作序。他的評述,無疑對這項研究成果的推廣舉足輕重。1996年,這本書榮獲第七屆孫冶方經(jīng)濟科學獎。2014年,當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再版此書時,我在重新撰寫的前言中也再次借機感謝:“向20年前撰寫原版序言的百歲老人杜潤生先生致以深切的敬意。”當然,這是后話。
1998-2000年,我用山西省農村抽樣調查數(shù)據(jù)做了一篇論文。文章借助統(tǒng)計分析說明,現(xiàn)行農村土地分配制度在細節(jié)上的漏洞,使離婚婦女缺少地權保障,錯過村社土地調整機會的婚嫁遷移婦女及其子女暫時無地。這種現(xiàn)象易使她們的家庭陷入貧窮。文章在《經(jīng)濟研究》2000年第9期發(fā)表后,我托人把刊物帶給杜老。僅僅一個星期,他就把電話打到我辦公室,拖著長音喊話:“小朱,你的文章我看了。‘大包干’的時候是按人頭按勞力分地,我們寫土地文件的時候沒有歧視婦女!”我頓時笑了:“杜老,我的文章主要是建議制定政策時考慮婦女的不利地位。要不然,字面上不歧視,事實上還是男女不平等。”電話那頭思索起來:“你說的這些我同意。我看啊,農村土地問題不能靠經(jīng)常分地來解決,還是要在勞動力轉移和土地流轉上找出路,這些事以后再討論吧!”放下電話,我著實為這位87歲老人的認真勁感動。
2004年,這篇文章獲得首屆中國農村發(fā)展研究獎,為我頒獎的正是杜老。他笑呵呵地握手祝賀:“小朱啊小朱,你得獎這么大的事怎么也不提前告訴我一聲!”我便笑答:“就是想給您一個驚喜呀!”
2005年剛入秋,我就收到了杜老簽名的回憶錄《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以下提到的頁碼,即指該書)。才翻看了幾頁,我就禁不住沉浸書中。從杜老的自述中,不難感受到他觀察農村問題的寬廣視野:“農村、農業(yè)、農民問題絕不是一個單純、孤立的問題,它與整個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選擇以及當時所處的國際、國內的歷史條件都是緊密相關的。因此,要想了解、認識、分析我國長期以來在農業(yè)政策方面的經(jīng)驗與教訓,就必須把它放在大的歷史背景下加以考察”(第215-216頁)。
他娓娓道來的歷史既有生動的群體人物,又有各種行為產生的復雜原因和往往帶來的出人意料的結果。這樣的歷史不僅讀來親近,還令人頓悟,在中國這樣一個曾背負半封建半殖民地負擔的龐大農業(yè)國實行制度變革是何其艱難,我們的社會每前進一步又曾付出怎樣沉重的代價。
書中對合作化決策歷程的描述最為傳神。杜老回憶,在1951年全國第一次互助合作會議上,作家趙樹理因熟悉農村生活應邀參加。他向主持會議的陳伯達反映,農民不愿意參加合作社和互助組。兩人分別講山西話和福建話,互相聽不懂。當陳弄清趙的看法就說:“你這純粹是資本主義思想嘛!”1953年,杜潤生與時任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的陳伯達發(fā)生爭論,陳一不高興又開始扣帽子,認為合作化是毛主席對馬克思主義的偉大創(chuàng)造,馬克思說過共產黨取得政權后需要組織農業(yè)生產大軍,而杜潤生卻強調從小農經(jīng)濟現(xiàn)狀出發(fā),這是違背馬克思主義,不尊重馬克思。時任農工部長的鄧子恢知道了這場爭論便明確表態(tài):“哎,陳伯達,書呆子氣!”毛澤東則批評鄧子恢:“我給你派了個‘馬克思’(指陳),你都不懂得用他!”(第29-32頁)這些如今看起來妙趣橫生的故事,在當時卻是政治空氣逐漸緊張的信號。
杜老在書中平靜地敘述:“從50年代開始,很多人習慣打聽毛說了什么話,有什么指示,一字不漏地記下來傳達。鄧子恢卻連個完整的記錄都沒有,只是大致記幾句話,但能抓住要義。思想上無私無畏,肚子里有話就說,少有保留。”這種個性在與毛澤東意見相左時,很容易激起后者的逆反心理(第63頁)。毛澤東在召開七屆六中全會(1955年10月)之前就為會議定了調子:“看來像鄧子恢這種思想,靠他自己轉不過來,要用‘大炮轟’。”事情的結果自然是中央全會上意見一面倒,會議結束后全國掀起合作化高潮,3年時間完成了原定15年的計劃(第58-62頁)。不出幾年,鄧子恢領導的中央農村工作部被撤銷。杜潤生則在“大炮轟”之后,就被“貶”到中國科學院去了。
書中未交代清楚的是,原定的合作化計劃與毛澤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戰(zhàn)略一致,可他后來為什么否定了自己最初的主張呢?帶著這個疑問,我于2005年國慶節(jié)后去請教杜老。那時,他正為農民的承包田頻頻被地方政府強行征用憂慮,問我如果土地歸農民所有是否可以避免這種情況?這樣做又會產生什么不良后果?由于杜老的聽力已出現(xiàn)障礙,我就在紙上寫了幾個大字反問他:“毛主席當年為什么收了農民的地?”杜老答曰:“這件事情我知道,毛主席原來不想剝奪小農,土改的時候他都不同意分富農的地。后來斯大林派了一個叫米什么的人來,明說是參觀訪問,實際上是來考察毛主席是不是右傾,到中南局來的時候是我接待的。從那以后,毛主席才把農民的地收了搞集體農莊式的合作化。”杜老的解釋雖說尚待史家考證,但也提醒讀者關注高層決策所面臨的國際約束條件。
與杜老的討論再加反復閱讀,加深了我對土地改革、農業(yè)合作化、人民公社、農村經(jīng)濟改革等劇烈社會經(jīng)濟變遷的認識,以此為線索,我把閱讀的感受寫成一篇書評,發(fā)表在2006年第2期的《讀書》雜志上。兩年后,《中華讀書報》還刊登了這篇文章的修改稿。此間我又到杜老的辦公室拜訪了幾次,他的聽力愈益衰退,我只好把提問寫得更詳細。有趣的是,老人以為我也聽不見,每看到一個問題,就顫顫巍巍地在紙上寫幾個大字回答。這樣,談一次話,就能收獲一疊問答記錄。
時任國際食物政策研究所所長的von Bruan教授聽說后,隨即找到杜老這本書的英文版通讀,閱后大加稱贊:“精彩!讀了這本書就能更多地理解中國。”為此,他還命屬下信息中心把這本書的電子版登載到研究所網(wǎng)頁上。
那時節(jié),我沒有寫入書評的是杜老心系農民大眾命運、不計個人榮辱得失的寬廣胸懷。從年輕時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到耄耋之年堅持不懈地呼吁實現(xiàn)農民的社會經(jīng)濟政治權利,他始終秉持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也一直盡其所能將理想付諸于實踐。也許正因為如此,他看似瘦弱卻長命百歲,還在生前身后得到社會各界廣泛的贊譽和尊重。自從與杜老相識,我便為他這等人格魅力所折服。如今斯人已逝,我還會永遠懷念他。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經(jīng)濟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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