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

朱玲

2015年10月9日晨，獲悉杜潤生老人去世的消息。盡管意識到，杜老壽過百歲，已得福報，可我乍一聽到消息，還是陣陣難過，因為痛失了一位胸懷豁達、真誠正直的忘年交。

1985年，杜老率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代表團訪問聯(lián)邦德國。那時，我在斯圖加特霍恩海姆大學（Hohenheim)讀書。代表團在斯圖加特停留兩天，專門考察農戶與合作社，我給杜老當了一陣子翻譯。那時候中國農村經(jīng)濟改革轟轟烈烈，擔任農研室主任的杜老在國內外的影響也如日中天。可他跟我在汽車上閑聊時，不斷地詢問德國的農業(yè)經(jīng)濟問題，像個親切好學的老教授。無論是與學者座談，還是到農場與合作社企業(yè)考察，杜老對企業(yè)經(jīng)營目標和運行規(guī)則的提問，總是令解答者先贊一聲：“這是一個好問題！”

當年，中國人清一色制服的拘謹形象在許多德國人心目中還揮之不去，杜老卻是每日一套西服，或是淺咖色豎條，或是灰藍色隱格，樣式新穎，尺寸得當。與杜老交談的德國教授們不僅敬佩他的改革作為，還欣賞他的儒雅舉止和時尚著裝。我把德方的評論告訴他，順便開了一句玩笑：“沒想到，您還引領時裝新潮流呢！”杜老聽了直樂。

我的導師Reisch教授更是興奮，因為杜老一行接受邀請，去他家喝咖啡。Reisch教授把德國農業(yè)推廣體系作為一個改革方案，熱切地推薦給代表團，杜老當即給出一個智慧的回答：“就湯下面”。也就是說，中國人只能根據(jù)現(xiàn)有的資源狀況，改善現(xiàn)有制度，發(fā)揮現(xiàn)有資源潛力。德國人的方案雖然效率高，可惜一時還嫁接不了。這種回答既清晰地表明了中方的立場，又避免建議者尷尬。后來，Reisch教授在多個場合敘述這個故事，并用“就湯下面”這句話來贊揚中國人的智慧。

后來，我跟留學時的好友提起杜老訪德的故事，引來一陣贊許聲。中科院力學所的朋友說，張勁夫和杜潤生一直是他最崇敬的老干部。杜老在科學院工作時就給大家留下好印象，說話實在，很有水平。得悉杜老往生后，這位力學家還在電子郵件中回憶：“1965年，力學所是科學院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試點單位，杜潤生代表科學院領導力學所的運動。運動初期，上面動員基層群眾給領導提意見，各種各樣的意見肯定不少。到后期，還有不少人對意見的處理不滿。于是，他在總結發(fā)言中說‘萬事只求差不多’，給不滿意的同志消消氣。就這句話，在文革中也成了他的罪狀之一：毛主席說要完全、徹底，杜潤生卻說萬事只求差不多，這不是反毛澤東思想嘛。”對此，中國農大的植物藥學家贊道：“‘就湯下面’和‘萬事只求差不多’的故事，體現(xiàn)了杜老對中國國情的了解和智慧。”

1988年，我學成回國，與農研室的同行多有合作。但只在外事活動中遇到杜老，并未專門求見，因為知道他繁忙。1990年，聽說農研室被解體，杜老的領導職務也隨之消除。我就打了個電話，約定時間去他辦公室聊天。一進門，就見他春風滿面地打招呼，既無失落之態(tài)，也無不平之氣，而是興致盎然地詢問：最近去了什么地方，研究什么問題，有什么發(fā)現(xiàn)。待我逐一道來，杜老竟帶著些許羨慕贊嘆：“像你這樣當個博士做做研究很有意義。”我當即回答：“您做的事情更有意義！農村改革提高了幾億農民的收入，也改善了城市的供應。每當我去早市買東西心里都會感謝您，以前想買花生瓜子都得等著過年發(fā)票排大隊呢。”

他微微笑道：“農村改革是鄧小平鄧大人的功勞！”我又強調：“那您主持具體工作了呀，誰不知道一號文件有多重要。”他抬手向上指了指：“鄧大人是主帥，我們是小兵，沒有他發(fā)話，好多難題都解決不了。”這番話讓我對杜老肅然起敬：“無論怎么說，您為農民做了大好事，這輩子值了！”他聽了目光一閃：“小朋友，謝謝你。以后常來啊！”

此后，一些國外著名的農業(yè)經(jīng)濟學家和社會學家拜訪他時，我還應邀去當翻譯。例如，先后擔任過國際農經(jīng)學會主席的德國教授Dams和von　Bruan先生，曾擔任美國東西方研究中心副主任的Kuppel先生，以及德國一些大學的教授拜訪杜老的時候，我都在座。歐美國家的學者關注的領域大多很廣泛，尤其關切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否會倒退。他們提出的問題，既有宏觀層次的又有微觀層次的，既涉及國際比較又切入中國現(xiàn)實。杜老的回答總是十分睿智，讓我這個旁聽者也有“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之感。

杜老幾乎每次談話都要提到：“幾千來許多古代文明都滅亡了，中國的文明還在延續(xù)。中華民族很堅韌，人民的智慧難以估量，改革和發(fā)展的速度時快時慢，大方向是不會變的。”他對國家前途的信心，也每每感染了在場的人。

1994年，我和農業(yè)部農研中心的同行合作出版《以工代賑與緩解貧困》一書，杜老以80多歲的高齡，欣然閱讀書稿并命筆為該書作序。他的評述，無疑對這項研究成果的推廣舉足輕重。1996年，這本書榮獲第七屆孫冶方經(jīng)濟科學獎。2014年，當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再版此書時，我在重新撰寫的前言中也再次借機感謝：“向20年前撰寫原版序言的百歲老人杜潤生先生致以深切的敬意。”當然，這是后話。

1998-2000年，我用山西省農村抽樣調查數(shù)據(jù)做了一篇論文。文章借助統(tǒng)計分析說明，現(xiàn)行農村土地分配制度在細節(jié)上的漏洞，使離婚婦女缺少地權保障，錯過村社土地調整機會的婚嫁遷移婦女及其子女暫時無地。這種現(xiàn)象易使她們的家庭陷入貧窮。文章在《經(jīng)濟研究》2000年第9期發(fā)表后，我托人把刊物帶給杜老。僅僅一個星期，他就把電話打到我辦公室，拖著長音喊話：“小朱，你的文章我看了。‘大包干’的時候是按人頭按勞力分地，我們寫土地文件的時候沒有歧視婦女！”我頓時笑了：“杜老，我的文章主要是建議制定政策時考慮婦女的不利地位。要不然，字面上不歧視，事實上還是男女不平等。”電話那頭思索起來：“你說的這些我同意。我看啊，農村土地問題不能靠經(jīng)常分地來解決，還是要在勞動力轉移和土地流轉上找出路，這些事以后再討論吧！”放下電話，我著實為這位87歲老人的認真勁感動。

2004年，這篇文章獲得首屆中國農村發(fā)展研究獎，為我頒獎的正是杜老。他笑呵呵地握手祝賀：“小朱啊小朱，你得獎這么大的事怎么也不提前告訴我一聲！”我便笑答：“就是想給您一個驚喜呀！”

2005年剛入秋，我就收到了杜老簽名的回憶錄《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以下提到的頁碼，即指該書）。才翻看了幾頁，我就禁不住沉浸書中。從杜老的自述中，不難感受到他觀察農村問題的寬廣視野：“農村、農業(yè)、農民問題絕不是一個單純、孤立的問題，它與整個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選擇以及當時所處的國際、國內的歷史條件都是緊密相關的。因此，要想了解、認識、分析我國長期以來在農業(yè)政策方面的經(jīng)驗與教訓，就必須把它放在大的歷史背景下加以考察”（第215-216頁）。

他娓娓道來的歷史既有生動的群體人物，又有各種行為產生的復雜原因和往往帶來的出人意料的結果。這樣的歷史不僅讀來親近，還令人頓悟，在中國這樣一個曾背負半封建半殖民地負擔的龐大農業(yè)國實行制度變革是何其艱難，我們的社會每前進一步又曾付出怎樣沉重的代價。

書中對合作化決策歷程的描述最為傳神。杜老回憶，在1951年全國第一次互助合作會議上，作家趙樹理因熟悉農村生活應邀參加。他向主持會議的陳伯達反映，農民不愿意參加合作社和互助組。兩人分別講山西話和福建話，互相聽不懂。當陳弄清趙的看法就說：“你這純粹是資本主義思想嘛！”1953年，杜潤生與時任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的陳伯達發(fā)生爭論，陳一不高興又開始扣帽子，認為合作化是毛主席對馬克思主義的偉大創(chuàng)造，馬克思說過共產黨取得政權后需要組織農業(yè)生產大軍，而杜潤生卻強調從小農經(jīng)濟現(xiàn)狀出發(fā)，這是違背馬克思主義，不尊重馬克思。時任農工部長的鄧子恢知道了這場爭論便明確表態(tài)：“哎，陳伯達，書呆子氣！”毛澤東則批評鄧子恢：“我給你派了個‘馬克思’（指陳），你都不懂得用他！”（第29-32頁）這些如今看起來妙趣橫生的故事，在當時卻是政治空氣逐漸緊張的信號。

杜老在書中平靜地敘述：“從50年代開始，很多人習慣打聽毛說了什么話，有什么指示，一字不漏地記下來傳達。鄧子恢卻連個完整的記錄都沒有，只是大致記幾句話，但能抓住要義。思想上無私無畏，肚子里有話就說，少有保留。”這種個性在與毛澤東意見相左時，很容易激起后者的逆反心理（第63頁）。毛澤東在召開七屆六中全會（1955年10月）之前就為會議定了調子：“看來像鄧子恢這種思想，靠他自己轉不過來，要用‘大炮轟’。”事情的結果自然是中央全會上意見一面倒，會議結束后全國掀起合作化高潮，3年時間完成了原定15年的計劃（第58-62頁）。不出幾年，鄧子恢領導的中央農村工作部被撤銷。杜潤生則在“大炮轟”之后，就被“貶”到中國科學院去了。

書中未交代清楚的是，原定的合作化計劃與毛澤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戰(zhàn)略一致，可他后來為什么否定了自己最初的主張呢？帶著這個疑問，我于2005年國慶節(jié)后去請教杜老。那時，他正為農民的承包田頻頻被地方政府強行征用憂慮，問我如果土地歸農民所有是否可以避免這種情況？這樣做又會產生什么不良后果？由于杜老的聽力已出現(xiàn)障礙，我就在紙上寫了幾個大字反問他：“毛主席當年為什么收了農民的地？”杜老答曰：“這件事情我知道，毛主席原來不想剝奪小農，土改的時候他都不同意分富農的地。后來斯大林派了一個叫米什么的人來，明說是參觀訪問，實際上是來考察毛主席是不是右傾，到中南局來的時候是我接待的。從那以后，毛主席才把農民的地收了搞集體農莊式的合作化。”杜老的解釋雖說尚待史家考證，但也提醒讀者關注高層決策所面臨的國際約束條件。

與杜老的討論再加反復閱讀，加深了我對土地改革、農業(yè)合作化、人民公社、農村經(jīng)濟改革等劇烈社會經(jīng)濟變遷的認識，以此為線索，我把閱讀的感受寫成一篇書評，發(fā)表在2006年第2期的《讀書》雜志上。兩年后，《中華讀書報》還刊登了這篇文章的修改稿。此間我又到杜老的辦公室拜訪了幾次，他的聽力愈益衰退，我只好把提問寫得更詳細。有趣的是，老人以為我也聽不見，每看到一個問題，就顫顫巍巍地在紙上寫幾個大字回答。這樣，談一次話，就能收獲一疊問答記錄。

時任國際食物政策研究所所長的von　Bruan教授聽說后，隨即找到杜老這本書的英文版通讀，閱后大加稱贊：“精彩！讀了這本書就能更多地理解中國。”為此，他還命屬下信息中心把這本書的電子版登載到研究所網(wǎng)頁上。

那時節(jié)，我沒有寫入書評的是杜老心系農民大眾命運、不計個人榮辱得失的寬廣胸懷。從年輕時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到耄耋之年堅持不懈地呼吁實現(xiàn)農民的社會經(jīng)濟政治權利，他始終秉持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也一直盡其所能將理想付諸于實踐。也許正因為如此，他看似瘦弱卻長命百歲，還在生前身后得到社會各界廣泛的贊譽和尊重。自從與杜老相識，我便為他這等人格魅力所折服。如今斯人已逝，我還會永遠懷念他。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經(jīng)濟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