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 郝一生/文 1932年2月的倫敦寒氣依舊，人類史上最為慘烈的大蕭條還在延伸。年僅30歲卻風華正茂、已出任“奧地利商業(yè)周期研究所”所長的哈耶克，受邀來到當時世界經濟學的最高學府倫敦經濟學院，用他濃重奧地利口音的蹩腳英語做了四場講座。這次看似一般的演講為宏觀經濟學史上最古老、也是至今還沒有結論的一場頂級辯論拉開了序幕。

哈耶克演講的主題是“價格與生產”，這本書讓他在1974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就是在這次演講中，哈耶克與凱恩斯發(fā)生了激烈的爭論，爭論的核心除了貨幣對經濟周期影響等主題外，更具歷史意義的爭論是：市場是否真的需要政府的介入和干預。

凱－哈論戰(zhàn)

這時，源自美國股市暴跌后“恐縮”釀造的“1929年世界大蕭條”、正在進入惡性循環(huán)的最壞階段。全世界都在矚目美國，期待救世主的降臨。雖然哈耶克目睹了胡佛總統的“救市政策”，但他還是堅信：現代市場經濟中，商業(yè)周期的主要原因是貨幣供給擴張和信用貨幣的過度膨脹。因此，如果通過增加貨幣供給和信用膨脹的辦法來“創(chuàng)造人為的需求，就意味著一部分可用資源被引導至錯誤的方向，并使一種決定和持久性的調整再一次受到阻滯”。因此，只能“讓時間去完成一個持久的治療”。

相反，在凱恩斯看來，哈耶克近乎一個不怕虎的初生牛犢。凱恩斯主張政府實行銀行體系的貨幣金融管理、操控并利用利率去影響投資率，以使投資與儲蓄相等以對抗經濟危機。

哈耶克不以為然，他批判凱恩斯：“繁榮與蕭條簡單說來就是信用條件在均衡位置上上下擺動之結果的表現”的結論是錯誤的。他認為“如果相信我們總能用貨幣政策把工業(yè)波動完全消滅，這或許只是一個幻想”。所以，哈耶克斷言，凱恩斯的“通過貨幣供給變動來影響價格和生產”的思路，根本解決不了銀行利率與均衡利率是如何偏離的問題。哈耶克直言：人為刺激投資，使其超過即時儲蓄，可能會引致生產結構的非均衡，最后導致猛烈的回跌。

然而哈耶克忽略了一個重要背景，即經濟蕭條時期即便人為刺激投資也不會超過儲蓄，因為危機后之所以蕭條是因為投資銳減，而大量本來就過剩的資本量會愈為大增。

凱恩斯并未認真回答哈耶克提出的問題，而是草草回應了一篇短文：“我感到，在他和我的思想之間，有一道厚厚的大霧之墻將我們分隔開來”。后來讓他的一個信徒、意大利籍經濟學家皮耶羅·斯拉法與哈耶克繼續(xù)理論纏斗。

哈耶克篤信經濟作為一個整體是非常難以認識的，只能從市場中個體間的互動中去部分地理解；凱恩斯則堅持，一個經濟體最好從一個大的宏觀圖景中來認識，即從供給、需求、利率的總量來觀察。哈耶克停留在“微觀經濟學”的思維上，著眼于成本、價值這些不同的經濟構成要素；凱恩斯卻正朝著思考經濟運行的新思路上醞釀突破——宏觀經濟學，即把經濟視為整體來理解。

凱恩斯的經濟學理論至少存在以下幾點致命傷：1、“消費可以替代投資使經濟總量實現均衡”的錯誤結論影響頗深，它導致了日本政府至今還期望通過發(fā)放消費券來讓長期萎靡的經濟得以重生，到頭來卻欠了一屁股永遠也還不清的政府債；2、凱恩斯所謂的“投資乘數”本質上是近乎荒謬的“消費乘數”，即消費越多收入增加越快。實際上經濟和收入增長最終來源于投資，消費增加最多一時提高一點設備開工率，對收入的增長作用微乎其微；3、“節(jié)儉悖論（越浪費對經濟增長貢獻越大）”是明顯的本末倒置。如果所有人浪費成風，中國絕對沒有30年來的超高速經濟增長。

哈耶克作為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忠實衛(wèi)士，堅定不移地反對政府干預。與凱恩斯相比，他即缺少從宏觀（總投資、儲蓄、失業(yè)）的全新角度把握經濟整體的醒悟，也沒有在政府（英國政府的經濟委員會）機構參與具體經濟政策的經驗，更多地是一位作風嚴謹、思維縝密、功底扎實的書院秀才。他認為：“商業(yè)周期的起源是政府中央銀行在信用擴張的過程中，刻意壓低利率導致資本被錯誤分配所造成”。

由此可見他對經濟危機的理解還相當膚淺。但哈耶克對凱恩斯主義政策的批判卻非常犀利：“要實現用貨幣政策才能在短期內實現的最大就業(yè)，本質上是亡命徒的做法，一無所有卻試圖孤注一擲以獲得短暫的喘息”。

市場本身不能應對經濟危機

在政府干預出現之前，人類的市場經濟活動跌跌撞撞地延續(xù)了數百年。但自1929年胡佛總統開啟政府干預以來，即便在經濟意識最為自由的美國，也再沒有離開對政府干預的依賴。

如果市場是完美的，它確實不需要政府。而它今天之所以還需要政府，就是因為市場有時并不完美。市場自己不可能應對經濟危機。

1929年的“大蕭條”導致四分之一的美國人失業(yè)，86000 家企業(yè)破產，5500 家銀行倒閉。由于胡佛時任美國總統，所以胡佛就成了臭名昭著的罪人。而實際上，胡佛才是所謂“羅斯福新政”的開創(chuàng)者。“大蕭條”初期，除了增稅政策屬于背道而馳，其余采取的一系列對抗經濟危機的對策都是積極且有效的。

1931年，胡佛總統在財政部長安德魯·梅隆的住所，召集了15位銀行界的巨頭召開秘密會議，建議他們將美國強大的銀行聯合起來，組成一個信托聯營公司，幫助那些弱小的銀行渡過難關。他成立了注冊資本20億美元的“復興金融公司”；1932年批準了《哥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向國民保證要成立一系列家庭貸款貼現銀行；為聯邦土地銀行追加資金。

胡佛總統還發(fā)表公開聲明，呼吁大家不要私自儲存黃金、努力維持企業(yè)的工資水平，并下令敦促各州長和市縣長，在每一個切實可行的方面擴大公共工程建設，同時確定聯邦公共建設支出增加5億美元，以避免經濟進一步惡化等。

羅斯福總統只不過是繼承了胡佛的衣缽，增添了一些銀行休業(yè)整頓（緩沖擠兌）、推行“以工代賑”、通過《國家工業(yè)復興法》以緩解過度競爭、興建公共工程、建立社保體系、建立急救救濟署等，為政府如何挽救危機中的經濟樹立了典范。

羅斯福新政的經濟學意義在于，它徹底為經濟學完成了一次割禮：市場并不完美、有著它自身無法逾越的先天缺陷，市場自身不可能杜絕經濟危機。

市場的先天性缺陷就是，它必須按照效率最高、成本最低來設計自己。也就是說，健康高效的經濟體系是不可能按照金融危機或經濟危機的突發(fā)性需求來設計自己的。于是，現存市場經濟體制本身就有免疫缺陷，天生就不可能應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那么，經濟危機總是會像海盜一樣不肯消聲覓跡，市場該怎么辦？

經濟增長最終是收入的增長，而固定資本投資則是收入增長的最終來源。道理非常簡單，如果不投資收入也可以增加，那么這個世界上絕對不會有人去費力不討好地投什么資。

那么，如果收入（GDP）不僅沒有隨投資增加，反而出現下降或負增長，即凈投資（總投資－折舊）為正，而同期收入卻出現了負增長，這就成為經濟危機的一個明顯的標志。

例如，全球金融風暴前的2007年，全球固定資本投資13.5萬億，同期全球GDP（收入）增加了6.4萬億美元；而金融風暴后的2009年，全球固定資本投資13.4萬億美元，而收入（GDP）卻凈減少了1.4萬億美元。

這背后的玄機就是：即便投資為正，“恐縮（恐慌性消費需求萎縮）”所引發(fā)的經濟危機，依然會導致收入（GDP）出現負增長。這一點是自由經濟學派無論如何也無法解釋的。

那么，經濟危機到底是怎么爆發(fā)的呢？經濟危機爆發(fā)的路徑為：收入和積蓄增加→金融投機出現羊群效應 →金融產品價格暴漲 →價格崩盤→（金融機構出現巨額虧損并倒閉）金融恐慌 →社會恐慌 →恐縮（恐慌性需求萎縮＝消費因恐慌突然下降） →生產“被”過剩 →企業(yè)倒閉、失業(yè)增加、收入下降 →消費進一步萎縮……。

這里與傳統危機理論或周期理論不同的是：1、生產過剩不是在危機之前、而是在危機之后才出現。不是生產過剩導致經濟危機，而是經濟危機導致生產過剩；2、金融危機是因“流動性痙攣（金融機構間的正常貨幣流動因恐慌而突然停滯）”而爆發(fā)，與貨幣量的多寡無關；3、單純刺激消費或政府赤字替代消費無助對抗經濟危機，只能加大政府赤字（政府把銀行的投資款變成了政府消費）并拖累經濟增長。

90年代中期，美國的一些大學的經濟學教學，已經在醞釀是否要取消經濟周期這門課程，因為“克林頓景氣”持續(xù)時間之長，已經讓美國的經濟學教授們覺得，似乎只要有了完美的經濟政策，經濟周期已經消聲覓跡了。

2008年的金融風暴，不僅奪走了全球民眾5萬億美元以上的收入，而且打碎了經濟學家們的一頭霧水，經濟危機的死灰復燃、重新喚起了各國政府對于凱恩斯主義的需求。

政府的使命是防火而非救火

問題的本質不是政府是否要干預經濟，而是政府應當干預什么？在什么時候干預？在杜絕經濟危機方面，政府做得越多，就越有成效、越可能事半功倍；在經濟危機過后，政府做得越多，越有可能畫蛇添足，惹來更大的麻煩。

雖然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在1963年出版的《美國貨幣史》中，把銀行恐慌（擠兌）視為全面恐慌的誘因。但實際上，2008年美國并沒有發(fā)生銀行擠兌，經濟危機還是爆發(fā)了。

這是因為雖然表面上沒有發(fā)生銀行擠兌，但各大銀行和金融機構間的短期拆借幾乎驟停，同業(yè)間聞風喪膽，“流動性痙攣”判若窒息。正如查爾斯·金德爾伯格在《瘋狂、恐慌和崩潰：金融危機史》一書中所寫的：“一家銀行的倒閉，將引起市場其他所有銀行的信任危機，甚至那些原本十分健康的銀行也隨之倒閉。”

問題是，即便流動性痙攣最終會導致金融危機，而金融危機卻未必一定發(fā)生經濟危機。只要金融危機沒有招致社會恐慌、沒有發(fā)生“恐縮（恐慌性需求萎縮）”，就僅僅會導致金融界內部的一些重組——那些在金融交易中的優(yōu)勝者，兼并或吃掉一敗涂地的對手，例如1990年以后的日本。

面臨危機的政府干預，始終處于“兩難”的尷尬境地。在金融危機千鈞一發(fā)的危難之際，如果政府能對一些重要金融機構施以援手，甚至只要象征性地提供準擔保，金融危機就會迅速化解。但這在自由經濟體制下的國家特別是美國，會受到來自輿論、國會甚至總統的強烈反對，因為這顯然違背公平競爭、優(yōu)勝劣汰的基本原則，政府是在拿全體國民的錢（稅款），來為一小部分落水的金融企業(yè)解困。

如果所有金融機構都可以得到此種待遇，金融機構是不會倒閉了，可市場經濟也會失去根基，沒有人再會去為自己的選擇和行為負責任，反正賠了錢有人兜著，賠的越多越安全（大而不倒）。

哈耶克和凱恩斯到底誰錯了

雖然市場理論上并不需要政府，而一旦經濟危機大難臨頭，市場卻急需消防隊。當市場沒發(fā)生經濟危機時，哈耶克是準確的，市場本身不需要政府。而一旦遇到經濟危機哈耶克就不再正確，市場需要政府來充當急救車。

連反凱恩斯主義的第一人者、自由經濟的大本營芝加哥大學的盧卡斯也不得不承認：“我猜，在（經濟危機的）槍林彈雨之下，人人都是凱恩斯主義者。”

每當經濟危機爆發(fā)時，凱恩斯是正確的。市場天生不具備對抗經濟危機的機制。但一旦走出危機后的蕭條，繼續(xù)推行并讓凱恩斯主義無時不在，就會誤入歧途，不僅對經濟增長不利，而且會隨著政府赤字的日益龐大讓國民經濟陷入泥潭不能自拔。

于是，每當經濟危機把人類逼到墻角，從80多年前就開始了的這場晦澀而又現實的爭論，就會一次次再度燃起。

總之，關于市場與政府關系的爭論，結論已經非常清晰：

1、只要可以杜絕經濟危機，市場就不需要政府。市場本身的功能和機制，完全可以自我調整、自我完善（政府通過立法，對經濟的約束如壟斷、收入兩極分化等問題并不屬于干預經濟，而只是再分配調節(jié)）。或者說，在非經濟危機時期，哈耶克是正確的。

2、市場只是在應對經濟危機的特殊時期臨時需要政府干預。危機一旦過去，政府只需預防危機——在危機爆發(fā)前的任何一個節(jié)點阻斷經濟危機的爆發(fā)。如設立“貨幣穩(wěn)定基金”在流動性痙攣發(fā)生時對正常貨幣周轉提供擔保、在大型金融機構瀕危時促進重組、在“恐縮”發(fā)生前穩(wěn)住社會恐慌、僅在民間投資突然下降時啟動或加大政府投資、并在危機過后出售國有資產收回投資等等。擺脫危機后，政府做得越多（包括產業(yè)政策），結果越差。

就此，市場是否需要政府的爭論，今天也許可以終結了。離開經濟危機談論政府干預和自由市場經濟，如同盲人摸象。辯論的雙方都在強調事情的一個片面而沒有抓到本質。隨著經濟學揭去經濟危機的面紗，我們就完全可能在經濟危機爆發(fā)前的任何一個環(huán)節(jié)降服這個惡魔。屆時，經濟學也將迎來一個無需再討論是否需要政府干預的新時代。嚴冬將去，春天還會遠嗎？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資本金融研究院資本金融計量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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