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壹圖網(wǎng)）

如果做一檔真人秀節(jié)目，把文壇最頂尖的幾位作家聚到一個房間，那他們會如何相處？

觀眾的第一反應可能是聯(lián)想到“文人相輕”這個詞，歷史也確實如此。波德萊爾將雨果損得一塌糊涂，將《悲慘世界》貶斥為“卑劣愚蠢的書”，夏多布里昂阻撓年輕后輩的成長，巴爾扎克容忍不了歐仁·蘇的小說比自己的暢銷。

大文豪們?yōu)榱烁偁庝N量排行榜的第一名，貶低他人的作品價值；為了爭奪沙龍女主人的賞識，互相爭寵；為了獲得法國文學院院士的頭銜，打得頭破血流，甚至拉票賄選，揭露對手的隱私。

人民群眾津津樂道于名人八卦，以致于“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與薪”。法國文學家之所以相互敵對，是因為他們有公共的社交空間，同在一個屋檐下。

法式沙龍是考驗機智的比拼，斯塔爾夫人躲避大革命，流亡到德意志。她觀察到德國人非常有耐心，所以能忍受冗長枯燥的沙龍對話，但法國的沙龍主講人是“一個被嫉妒的對手所包圍的篡權者”，他必須以精彩的表現(xiàn)保住自己的地盤。丹納說：“我們（即法國文人）被人群包圍的時候，思路最活躍……別人的想法鼓勵著我們，于是我們便思如泉涌。”

法國人厭惡集體生活，又無法擺脫集體生活。巴黎既是天才的培育溫室，也是天才的角斗場。

在巴黎這座城市，三代人的時間里涌現(xiàn)了莫里埃、伏爾泰、狄德羅等眾多文豪，引來了歌德的羨慕。德國不可能出現(xiàn)這種盛況，因為作家們分散居住各地，文學是一種孤獨的事業(yè)。

其他國家的文學家是形單影只的單個巨人，比如但丁、莎士比亞、塞萬提斯、歌德，但是法國文學巨匠都是雙子星，高乃衣和莫里哀、蒙田和帕斯卡，伏爾泰和夏多布里昂，他們成雙成對出現(xiàn)，既互補又對立。

英國人布爾沃·利頓觀察法國后，做出評論：“沒有比作家更加團結的法國人了，作家比其他人更固執(zhí)的維護他們的制度。”直到今天，二十一世紀，盎格魯-撒克遜人對待文學的態(tài)度跟法國判若云泥。

論媒體曝光度、還是業(yè)界專業(yè)度，美國沒有任何一個文學獎（甚至是普利策獎）能與龔古爾獎媲美。《文學法蘭西》一書從制度層面入手，介紹法國文學獎、出版運作、貴族贊助等一系列制度，透過表象看到本質(zhì)。作者普利西拉·帕克赫斯特·克拉克是哥倫比亞大學法語和社會學教授，他熟悉法國的一切，從法語文學到法式大餐。

每年的龔古爾獎隆重程度堪比戛納電影節(jié)，新聞媒體會興高采烈地報道頒獎典禮，熱烈探討得獎作品。法國的電視媒體，比任何其他國家更關注文化、文學類節(jié)目。長期擔任龔古爾獎評委的弗朗索瓦·努里西耶感慨：“法國作家在巴黎公眾生活中所享有的至高無上的特權，在世界別的地方是看不到的。”

美國作家格特魯?shù)?middot;斯泰因寓居巴黎，有次開車去鄉(xiāng)下，到了地方后，發(fā)現(xiàn)車位緊張。結果停車場管理員知道她是作家后，優(yōu)先安排她停車。斯泰因在法國生活一段時間后，說：“聽上去有些不可思議，但千真萬確，連警察都對藝術家和作家特別客氣。”

官方重視文學始于路易十四時代，這位君王賞掖文士，他任命莫里哀為凡爾賽宮和圣日耳曼宮的娛賓總管，任命拉辛為“皇家史官”。國王對其他文藝界人士頗有尊崇，在向建筑師芒薩爾封爵的動議中，有人提出反對意見，路易十四說：“我能在15分鐘內(nèi)冊封20個公爵，但要數(shù)百年才能造就一個芒薩爾”。

凡爾賽宮廷洋溢著“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的氣氛，海峽對岸的英格蘭則不然。有人提議成立一個國家機構，模仿法蘭西學院，結果不了了之。1664年高層組建一個委員會試圖規(guī)范英語語法，后來形同虛設。女王伊麗莎白一世不贊助文人，歌功頌德的文章也不給賞錢。

這種現(xiàn)象跟英法兩國的政治制度有莫大的聯(lián)系，盎格魯-撒克遜有小政府傳統(tǒng)，宮廷沒有多余的錢財供養(yǎng)文人。查理二世試圖贊助文藝界人士，受累于巨額債務，心有余而力不足。

英國的贊助制度直到十八世紀早期才形成，這時候作家已經(jīng)可以直接靠市場和出版業(yè)維持生計，不用再尋找宮廷、貴族贊助人了。當時印刷機完成了一次技術升級，廉價的木漿取代了造紙工藝中的亞麻和柳絮，書籍報紙的成本大為降低。

歷史規(guī)律多次顯示，每一次媒體傳播的技術進步，都會帶來文學爆炸式發(fā)展。巴爾扎克筆下，初見世面的文青們借助雄心、耐力，再加上一點運氣，征服了巴黎，他們來之前口袋里沒幾個錢，登上文壇后名利雙收。拜倫、拉馬丁的成功吸引了大量勞動力進入文學市場，一個出版商人打趣地說，過去兩年作家繁殖速度就像蒼蠅那樣多。今天唐家三少的成功也吸引了大量年輕人進入起點網(wǎng)站。

文學大繁榮同時帶來了文藝圈子的分層，十九世紀法國文壇里，尊卑等級森嚴。寫詩歌、戲劇的地位最高，寫小說的低人一等，小說內(nèi)部也分三六九等，純文學是陽春白雪，科幻、偵探、罪案文學屬于下里巴人。科幻大師儒勒·凡爾納競選文學院院士，嘗試了幾次都落敗，評選委員會認為“他的小說不過是給小孩子們看的童話書。”

但凡稍有成就的小說家，大多會投身戲劇創(chuàng)作，證明自己的實力，福樓拜、龔古爾、都德都有這段經(jīng)歷。因為小說在報紙上刊登連載，而報紙新聞又跟大眾市場捆綁在一起，是一種平民化的產(chǎn)物。至于寫新聞評論的，更是等而下之了。

巴爾扎克的經(jīng)歷就很慘淡，他因為投資印刷廠生意失敗，欠了一屁股債。朋友勸他“先從事一種務實的職業(yè)，有空閑時間順帶寫點文學作品。只有采取這種方法，你才能高枕無憂。”如果不是因為憑《舒昂黨人》《婚姻生理學》等作品翻身，恐怕巴爾扎克一輩子都要忙碌于金錢事務。

為了維持“體面”的生活，巴爾扎克必須揮霍錢財；為了掙錢，他又要拼命寫作，這完全不同于悠游度日的傳統(tǒng)文學家。巴爾扎克的一生都在欠債和還債之間渡過，他嫉妒別人的小說比自己賣得好，又不想讓輿論認為自己只是膚淺的暢銷書作家。

在這種前提下，一些人不禁懷念起舊制度，那時作家跟在貴族后面，出入于華貴的場所，多多少少能沾到點光。而在市場經(jīng)濟下，他們投身于殘酷的出版業(yè)競爭。文人離開了宮廷、沙龍，走進辦公室，跟市儈的商人打交道，在版稅等問題上討價還價。

法蘭西第二帝國時期，戈蒂耶、福樓拜、羅西尼、圣勃夫、梅里美、大小仲馬等文人，向瑪?shù)贍柕鹿鲗で蟊幼o，贊助人制度沒有消亡。皇帝拿破侖三世本人缺乏文藝修養(yǎng)，1862年他給帝國圖書館購書的撥款少于用來修繕皇家馬廄的錢，籠絡文人的職責就落到了堂妹瑪?shù)贍柕律砩稀?/p>

公主主持的沙龍極富威望，享有“藝術圣母”之名。當然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作家們既然接受王室成員的資助，就不方便攻訐朝政。龔古爾對馬蒂爾德公主說：“公主閣下，您不知道，你為政府提供了何種服務，您的沙龍平息了多少仇恨？您在政府和文人之間充當了怎樣的緩沖器？如果你沒有用你的高貴關心和友誼收買我們，我們一定會盡全力攻擊皇帝。”龔古爾還推斷，如果第二帝國能對左拉更寬容些，他絕不會跟民主派來往。

文學流派跟作家本人的階級地位有著隱秘的關聯(lián)，以左拉為代表的自然主義流派，除了龔古爾兄弟，幾乎人人都跟新聞業(yè)有關系。推崇理性、要求詩歌科學化的高蹈派（Parnasse）有三個貴族，而浪漫主義者十一個人里面七個有貴族背景，雨果的父親是拿破侖的伯爵，大小仲馬和喬治·桑雖然是貴族的私生子女，但仍高于平民百姓。

由此可見，浪漫主義者確實很浪漫，因為他們不需要跟錢發(fā)生瓜葛。他們從理念到生活都秉持超然于物的態(tài)度。

自然主義小說家拋棄“羅曼蒂克的情節(jié)”，以科學為指導，保持絕對的客觀和中立，忠實記錄現(xiàn)實世界。左拉對生物學、遺傳學多有涉獵，讀過《自然遺傳的哲學和生理學論著》《情欲生理學》《物種起源》等科學著作。自然主義文學衍生出了類似五四運動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崇拜，科學成為新的口號，左拉說：“誰與科學為伍，誰就與我們?yōu)槲椤?rdquo;

在公眾的刻板印象里，文學跟科技風馬牛不相及。法蘭西是一個感性的民族，富有文藝細胞，缺乏科研精神；德國人是一個理性的民族，嚴謹有邏輯。但我們不能忘了，啟蒙運動發(fā)源于法國，而不是德國。

法國的科學與人文精神相互交融，科學家用牛頓力學揭示經(jīng)院哲學的荒謬，伏爾泰等思想家則以自由平等為號召，抨擊教會的壓迫與無恥，啟蒙運動從兩個側翼戰(zhàn)場向舊制度進攻。

布封既是一個杰出的博物學家，又是一個文筆出色的作家。居維葉論述說：“不管公眾對布封的動物學理論怎么批評，他的寫作風格是毋庸置疑的。”

孟德斯鳩在《波斯人信札》里面提出了人口理論，狄德羅的小說里，主角跟女人談情說愛之余，還討論達朗貝爾的數(shù)學。1827年伏爾泰《哲學通信》里對笛卡爾和牛頓的思想進行比較，伏爾泰多次稱贊牛頓的偉大成就，進行深入的研究翻譯，歐洲多數(shù)人對牛頓力學體系的理解，借助于他的通俗化科普。

保爾·瓦雷里曾說過的，作家并不只是寫字、出書的人。法國的作家積極參與公共話題，伏爾泰傳播科學，批判天主教權威，在卡拉斯事件中捍衛(wèi)了新教徒的宗教自由。伏爾泰、雨果、薩特都在公共事務方面活躍，作家介入社會生活是法國的一大特色。

伏爾泰在思想界地位之高，聲譽之隆，當時罕有匹敵，以至于有人把十八世紀稱作是“伏爾泰的世紀”。英國人不可能把十八世紀稱作是“休謨的世紀”。

對文人的禮遇和崇拜，在雨果身上登峰造極。這位文學巨匠呼吁大赦巴黎公社的成員，抨擊法軍搶劫圓明園的暴行，他畢生致力于人道主義，為被壓迫者辯護，因而獲得了超然的地位。雨果流亡海外之時，還不忘幫助其他生活更為艱苦的流亡者，為流浪兒童提供免費晚餐。無論是保皇派，還是無政府主義者，無論是帝國主義者，還是極左分子，都對雨果敬畏三分。

他結束流亡生涯，重歸故土，受到萬眾歡迎。詩人溘然長逝之后，法國政府舉行了國葬，巴黎有兩百多萬人民眾自愿為他送行。沒有一個總統(tǒng)或者元帥能有這種哀榮。龔古爾在他的日記里感嘆道：“法蘭西民族真是個奇怪的民族，他不再要上帝，不再信仰宗教，卻一下子又崇拜起了雨果，把他奉為神明。”

法俄兩個國家，容易誕生文人崇拜，因為文學能超越政治分歧。十月革命后，流亡海外的俄國人內(nèi)訌重重，只有普希金能把他們團結起來，普希金是各方都能認可的人物。他身上有很多讓僑民感同身受的東西：他的貴族溫和自由主義立場、他堅定不移的個人主義與對藝術自由的信念、他對秩序權威的謹慎支持（普希金把君主制視為對抗無政府暴力的堡壘）。

俄僑里的保皇派紀念末代沙皇，自由派紀念憲法頒布日，沒有任何歷史事件能讓大家統(tǒng)一慶祝的情況下，普希金的生日便獲得了國慶日般的地位，詩人是俄羅斯的魂魄。

在盎格魯-撒克遜傳統(tǒng)里，寫作只是一份職業(yè)，并不會享受到超常的待遇。冷戰(zhàn)時期，美國作家羅伯特·羅威爾比薩特更早投身于反戰(zhàn)運動，表現(xiàn)同樣活躍。但羅威爾的死只是文壇事件，而薩特的死成為大眾國民參加的葬禮，美國失去羅威爾，只是文學界的損失，法國失去薩特，則是失去了知識分子的靈魂人物。

眾所周知，法國右派知識分子雷蒙·阿隆多次批評薩特，阿隆攻擊革命狂熱，薩特始終以資產(chǎn)階級叛逆者的身份出現(xiàn)，具有堅定的左翼思想傾向。法國歷史上，知識分子群體言人人殊，基佐捍衛(wèi)君主立憲制，托克維爾預見到大眾民主的弊端，喬治·桑首倡女權運動。盡管政治立場相去甚遠，但他們均共享對自由的熱愛，而正是這份熱愛，使法國成為了自由平等博愛的故鄉(xiā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