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瀛視角】

立秋前后的那一周，我去了一趟北京。受到大陸氣候的影響，北京的季節(jié)變化比東京早了大概一個月。此時的北京，讓我聯(lián)想起了《百人一首》（日本最廣為流傳的和歌集。編纂于12世紀末，收錄了100位日本杰出歌人所創(chuàng)作的100首作品）里，藤原敏行（日本貴族，生于9世紀后期，卒于10世紀初）所寫的經(jīng)典詩句——秋來ぬと目にはさやかに見えねども風の音にぞおどろかれぬる（秋意無從明視，風聲一瞬驚我心）。與此同時，這次的北京之行，讓我再次印證了“中日凹凸論”的正確性。

所謂的“中日凹凸論”是我多年一貫堅持的“淺見”。基于這一淺見，我曾于2013年撰寫并出版了一本書，名為《中國缺什么，日本缺什么》。回顧歷史，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日本曾派遣大量遣隋使、遣唐使前往中國，學習先進的中華文明。而當時的中國卻無法從日本人身上學到太多有價值的東西。但是，到了近代，也就是中日甲午戰(zhàn)爭到20世紀末中國改革開放之前的那些年，中國一直在向日本學習。而那時的日本很少能從中國人身上學到點什么。

進入21世紀，中國成功超越日本，成為了全球第二經(jīng)濟大國。不過，與“全球第一發(fā)達國家”美國相比，中國這個“全球第一發(fā)展中國家”在很多方面都還略顯稚嫩。另一方面，日本雖然在經(jīng)濟實力方面被中國反超，并且正深陷在少子高齡化的泥淖之中，但憑借著在20世紀積累的實力，日本仍然稱得上是一個擁有眾多尖端技術(shù)和豐富經(jīng)驗的發(fā)達國家。

所以，縱觀中日兩國長達2000多年的交流史，當下恰好是兩國可以互相學習的“均衡時代”。在改革開放初期的那些年，中國和日本屬于“凹凸關(guān)系”，正好可以相互取長補短。換句話說，這個時代是中日兩國進一步深化友好關(guān)系的絕佳時代。

基于這個觀點，當我再次來到北京時，我發(fā)現(xiàn)身邊的一切都洋溢著日本的感覺。比方說，日餐的風潮似乎已經(jīng)演變成了一種定式。

在我此行居住地的附近，有一個名為“金地廣場”的購物中心。我原本想去那里嘗嘗中國菜，可當我來到位于三層的餐飲區(qū)時，我發(fā)現(xiàn)目之所及的店鋪幾乎全都是日餐店。比如：日本面館“井村”、壽司店“將太無二”、日式火鍋店“野菜村”，以及和牛店“赤童”等等。地下一層也是如此，壽司店“炙”，日本面館“味千拉面”，以及日本最大的連鎖便利店“711”等等。當然，這個購物中心里還是有幾家中餐館，只不過店鋪門口的廣告牌上，也都寫著“元氣”“賞味”之類的日語單詞。另外，購物中心的三樓還有一家日式的KTV……看到這一切，我不禁產(chǎn)生了懷疑——這里應(yīng)該是日本吧？

對北京有一定程度了解的人一定知道，北京的東北部有一片名叫“望京”的區(qū)域。這個區(qū)域是韓朝聚集區(qū)。居住在那里的人，大多是在北京工作的韓國人，以及朝鮮族的中國人。但是，據(jù)我了解，并沒有多少日籍員工或者日本留學生住在“金地廣場”附近。在金地廣場里遇到的人，絕大多數(shù)都是年輕的中國人。上文提到的那些日餐店的老板、店員、甚至廚師，也幾乎全都是中國人。

我原本認為，日餐和北京不適應(yīng)，主要原因是：其一、日本四面環(huán)海，所以日餐的食材以海鮮為主。但是，北京周邊既沒有海，也沒有大江大河。其二、日餐以生冷為主，中餐以烹炒為主。北京菜更是以“紅肉”為主要食材。所以，日餐能夠在北京站穩(wěn)腳跟，這真是讓很多日本人都感到不可思議。

其實，日餐能夠在北京掀起風潮，也許要歸功于每年好幾百萬去日本旅行的中國人。因為如果沒有他們，大家就不會發(fā)現(xiàn)日餐的質(zhì)樸之美。日餐的特點在于“用最原始、最質(zhì)樸的方式，品味應(yīng)季的食材”。對于吃遍了各種中國菜的北京人來說，日餐質(zhì)樸的味道正好勾起了他們食欲。

除了日餐，這次的北京之行還讓我再次目睹了日本書籍在北京掀起的風潮。在北京停留期間，我去了一趟亮馬橋附近的高端書店——言幾又。這家書店位于一幢寫字樓的二樓，進門處如山般的碼放著三本日本書籍的中文譯版。

第一本書是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樹的大作《地下》。村上春樹的小說在中國成為最暢銷書籍，這并不是什么新鮮事。但《地下》并不是小說，而是村上春樹化身一名記者，在對1995年東京地鐵沙林事件（奧姆真理教邪教組織人員在東京地鐵列車上釋放沙林毒氣，造成13人死亡，5510余人受傷）的62位受害者進行采訪后，完成的記錄文學作品。1997年，該書在日本發(fā)行時，日本人對書里的內(nèi)容褒貶不一。

第二本書是日本江戶時代（1603-1867年）的頂級浮世繪畫師葛飾北齋（1760-1849年）的代表作品集《富岳三十六景》。浮世繪是在日本江戶時代得以蓬勃發(fā)展的彩色木版畫的總稱。葛飾北齋用獨特的粗狂筆法，描繪出了他從36個地點看到的富士山美景。這一畫法對眾多歐洲印象派畫家產(chǎn)生了重大的影響。

今年1月至3月，位于東京六本木的森美術(shù)館舉辦了一場盛大的葛飾北齋作品展，參展作品多達480余件。讓我感到特別驚訝的是，很多中國人慕名前來觀展。在展廳里，一位中國小伙子告訴我，他特意從上海來觀展，而且已經(jīng)連續(xù)來了兩天。在我看來，葛飾北齋的特長在于“粗狂與細膩的巧妙融合”，這與李白的詩有相通之處。現(xiàn)如今，葛飾北齋所代表的日本的獨特美學，似乎也開始得到了中國人的認可和高度評價。

第三本書是日本記者伊藤詩織撰寫的《黑箱——日本之恥》。該書的日文版出版于2017年10月，剛一面市就在日本引發(fā)了熱議。根據(jù)伊藤詩織在書中的描述，她曾在美國紐約某大學修習新聞學。由于經(jīng)濟方面的原因，她利用課余時間在酒吧打工，賺取學費。此間，結(jié)識了日本東京廣播電視臺（TBS）駐華盛頓分局局長山口敬之。2015年4月，山口敬之以“面談工作事宜”為由，邀請她共進晚餐。席間，山口敬之在她的酒中放入了安眠藥。之后，山口敬之將她帶到了酒店，實施了強奸（對此，山口敬之否認在酒中“下藥”，并稱后來的性行為基于兩人的情投意合）。后來，她雖然報了警，但山口敬之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朋友”的身份向警方施壓，最終未被起訴（對此，山口敬之也予以否認）。目前，該案仍在審理過程中。

伊藤詩織以“黑箱”為書名的主標題，將自己經(jīng)歷的黑暗公之于眾。讀者在驚嘆于她的勇氣的同時，也驚訝于她在主標題下面加上的那個給人以泰山壓頂般感覺的副標題“日本之恥”。這本書能夠在中國出版，恰恰說明中國人已經(jīng)開始意識到，現(xiàn)在日本面臨的諸如少子高齡化之類的問題，將成為中國即將面臨的問題。

說一句題外話，我去“言幾又”書店的當天，一層大廳正在舉辦日本動漫展示會，整個大廳擠滿了中國粉絲。仔細一看我才發(fā)現(xiàn)，這場展示會的主角竟然是我小時候的日本人氣動漫“松本零士與銀河鐵道999”。

除了以上三本書，“北京最大的書店”北京圖書大廈里也堆滿了山下英子撰寫的《斷舍離》以及秋山利輝撰寫的《匠人精神》。“斷舍離”是2010年日本的年度流行語，旨在提醒人們舍棄不需要的東西，從而過上簡單、舒適的生活。秋山利輝則是日本著名企業(yè)“秋山木工”的創(chuàng)始人，一生致力于傳承日本傳統(tǒng)的木工技藝。

總而言之，中日兩國凹凸互補的時代已經(jīng)來臨。衷心希望兩國能夠在更在廣闊的范圍內(nèi)，更加深入的取長補短，攜手共創(chuàng)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