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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洪俠|江湖春夢何時了

    胡洪俠夜書房2022-10-12 13:10

    《深圳落葉:書友吳萬平》(續(xù)八)

    26

    “你喜歡讀金庸武俠嗎?”那天下午和楊大鳴聊吳萬平時,我問他。

    “我到現在還沒有讀過。”大鳴說。

    “老吳和你講過2001年他在貴陽見到金庸的事嗎?”

    “沒有。從來沒有說過。他怎么會見到金庸?是他去貴陽旅游時趕上了金庸的一場活動?“

    ”不是。“我說,”是他代表商報去貴陽采訪圍棋文化節(jié),和金庸有近距離接觸。”

    “那真沒聽說。“大鳴說,”這幾十年喝酒聊天,倒是常聽他談起金庸武俠。畢業(yè)后他分到安徽圖書館,發(fā)現館里有套香港原版金庸武俠,如獲至寶,到處去講金庸寫得多好多好。我們幾個人喜歡古典文學,難免故作清高,自命不凡,看不上通俗文學,以不讀武俠為榮。老吳就猛批我們,說你們不要相信什么載入文學史的東西,咱們學的文學史說的都是過去的東西,是過時的。金庸武俠一定會進入文學史的。走著瞧!他不知多少次推薦我看金庸,一開始我還想就通俗文學和嚴肅文學和他爭個高低,后來不爭了:爭不過他。他再推薦,我就答應一定看。可是到現在也一本沒看。我還是愿意讀古典名著,覺得那才是能夠深入心靈的東西。這些觀念可能擋住了我讀金庸的路。”

    “那你覺得老吳為什么喜歡讀金庸?”

    “年輕的時候老吳很浪漫,有激情,想干大事。有時好沖動,好打抱不平。上大學時,某次見有同學挨欺負,也不是什么關系很近的同學,他怒氣沖天,糾集一幫同學浩浩蕩蕩去人家家里討公道,逼人家現場寫保證書。他干了很多理性的人不會干的事。這樣的性格,可能和武俠容易共鳴。”

    “老吳不是分配到安徽圖書館古籍部嗎?他怎么愛上武俠了?”

    “他確實分配到古籍部,可是一參加工作是在另外一個部門,負責新書的整理、登記、入庫。估計他就是那個時候發(fā)現了館里新進來的港版武俠。以后很多年,說起這件事,他都很自豪,他稱自己是安徽省最早發(fā)現并推廣金庸的人。”

    “但是,安徽省圖書館的港版武俠又是從哪里來的呢?”我問大鳴。

    大鳴搖頭,“沒聽老吳講過。”

    “我差不多可以肯定,此事與深圳有關。”我說。

    27

    1983年4月23日,深圳博雅和香港中華書局聯(lián)合在深圳舉辦首屆深圳書市。那是1949年之后內地最大規(guī)模的境外圖書專題書市。那個書市上的一大熱點,即是金庸、梁羽生的港版武俠小說成套出現在訂購書單和展銷臺上。那是內地首次正式進口新派武俠小說。那次書市的邀請對象,是全國省市以上的圖書館與大專院校、出版和科研機構。據當時的一份總結材料,45間省市以上圖書館、140所大專院校,在書市訂購了圖書八千多種,預訂的圖書更高達二十多萬冊,超原計劃三倍。

    那份總結材料專門談到了深圳書市上的港版武俠小說:

    “書市展出了幾十種港版武俠小說,在各地選訂中,一些單位偏重或全部選訂這一類武俠小說。面對這樣的情況,我們婉言解釋,提出此類武俠小說一是不宜于大量在普通讀者中流傳閱讀;二是不能接受大量訂購,以免過多消耗國家的寶貴外匯;三是如大量發(fā)行這類書,書市就會走向單純經濟觀點的邪路。因此,只許省市以上圖書館每種訂一套。”

    總結材料中有兩處引用了安徽代表的評述,可證此次深圳書市,安徽圖書館界不僅踴躍參加,表現也相當活躍。材料引用當時安徽工學院圖書館館長馬立功在座談會上的發(fā)言說:“我們學院曾對學生的知識面進行調查,發(fā)現在學的大學生的知識面太狹窄了。這次看到書市所陳列的書,從中到外、從古到今的知識海洋是如此廣闊,更加加深了我對這問題的認識,感到世界科技發(fā)展這么快,我們要在本世紀末建成”四化“中”翻兩翻“(原文如此),怎么辦?擔子重啊!……在這個歷史關頭,舉辦這次書市,的確很有必要,也很及時。”這家圖書館在那屆書市選購了七千五百多元的圖書,不知其中有沒有武俠小說。

    安徽代表真會講話,也難怪撰寫此份材料的人對他們的評點一再稱引。在表達參觀特區(qū)的感受時,“安徽來賓說,‘看到沿線的鐵絲網,感到不是滋味,我們教育下一代的責任真不輕。”

    深圳美術館編印的《窗口效應》一書,收入了一份《關于博雅畫廊中“深圳書市”期間經營港版武俠小說情況的報告》,其中披露了部分圖書館訂購武俠小說的情況。報告說,柳州圖書館書市期間曾訂購十二套武俠小說,并持有介紹信說明是圖書館藏書用途。報告還說,潮州圖書館、肇慶圖書館也來函要求供應武俠小說,“由于他們沒有黨委宣傳部門介紹信,都被婉言謝絕。”

    綜合上述種種信息,我們可以推測:安徽省圖書館沒有理由不派人來參加深圳書市;各省市圖書館都在搶訂武俠小說,他們沒有理由不訂;省級圖書館訂購武俠的數量和手續(xù)都有規(guī)定,得到一套已經很不容易。

    聽了我的一番解釋,大鳴點頭表示同意,他說,當年老吳很為自己能看到港版武俠小說而洋洋得意,他多次說過這類書是不能外借的,是控制流通的,他卻可以先讀且飽讀為快。

    28

    我非常理解吳萬平當年讀金庸武俠時的激動、興奮與自豪心情。金庸武俠是那個年代我們做過的一場春夢。對我而言,這夢是“盜版”的,饒是如此,也甘愿身陷其中,不愿醒來。可是,對吳萬平而言,這場春夢竟然是原版的。他確實稱得上為數極少的內地首批金庸港版武俠小說癡迷讀者之一。

    關于“盜版春夢”,我愿意在這里分享幾段離開深圳商報后我在晶報一個專欄中發(fā)表過的文字:

    在北京讀研究生的老同事寒假期間回衡水住了幾天。幾個月沒見面了,忽然又相聚我們幾個都很高興。鼻梁上的眼鏡還是走前的那一副,但他的頭發(fā)已燙得彎彎曲曲,仿佛直挺挺的頭發(fā)已然承載不了更多的學問更多的見識。不見了那件灰蒙蒙的防寒服,他現在的羽絨服是鮮艷的藍色,宣示的是他高飛遠走后的心情。他急著打聽他離開后報社有什么變化,我們說你先不要管這些閑事,“你先說說,你們研究生都上的什么課,北京現在流行讀什么書,有沒有帶幾本回來?”

    他嘿嘿一笑,腦袋一晃:“急什么呀。”從包里掏出幾本書,他說:“這本波普的科學哲學,你要讀。知道什么叫‘證偽’嗎?”“這一本,”他亮出窄窄一本小冊子,“是大家議論比較多的書,《在歷史的表象背后》,講的是‘超穩(wěn)定結構’。你們他媽的也不給兄弟一根兒煙抽?這廝!什么鳥人啊。”他這里話鋒一轉,換了臺詞,人馬上就從天上墮入了人間。我們邊笑邊說你小子這才算回家了,罵人的話都還是原來那一套。他忽然又神秘兮兮起來,說還有好書,但不能借給你們,得自己先看完再說,“不過,可以先讓你們開開眼。”我們輪流翻了翻,見是香港的原版書,豎排繁體,書名《天龍八部》,署名金庸。此刻附近那個叫謝村的地方傳來幾聲“二踢腳”高亢嘹亮的脆響。1985年的春節(jié)果然要來了。

    我至今都能輕易重溫初次觸摸港版書時那種奇異的陌生感:是分成幾冊的一套書,每冊都不厚,翻起來書頁啪啪作響:豎排繁體,帶線描黑白插圖。書名也怪,聽了多年的“八路”乍聞“天龍八部”簡直不知所云。金庸這個名字依稀聽說過,知道是寫通俗武俠的。“懂不懂啊?是新派武俠。”老同事一把把書搶過去,“有華人處有金庸。鄧小平、華羅庚他們都喜歡看呢。”

    因為有了他這套金庸,衡水日報那個院子在那個春節(jié)也就加入了“華人社會”行列。大家傳來借去,《天龍八部》最終也沒有傳到我的手上。我倒是翻了幾次《在歷史的表象背后》,若有所悟地認同了“超穩(wěn)定結構”。春節(jié)過后是春天,小城中一大一小兩個書店里署名金庸的書突然就多了起來。當然不是港版,現在也知道了,那些竟全是盜版。真該有人研究研究那幾年金庸武俠的出版“版圖”:大江南北的出版社好像都在印金庸的書,景象堪稱壯觀。寶文堂是武俠出版重鎮(zhèn),幾乎將金庸的書都翻印了一遍。寶文堂版和黑龍江朝鮮民族出版社的《倚天屠龍記》都是四冊一套,湖南人民版和湖南文藝版的則是上下兩冊,海峽文藝版的則又是豎排。山東文藝社出了《笑傲江湖》,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和鷺江出版社印了《射雕英雄傳》,安徽文藝社出了《天龍八部》,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和四川社會科學出版社都印了《雪山飛狐》,海南人民社印了繁體豎版的《碧血劍》,陜西人民社和安徽人民社則印了《神雕俠侶》,春風文藝社和浙江文藝社又分別印了《飛狐外傳》……。這么多正規(guī)出版社“聯(lián)合”翻印一個人的書,論規(guī)模恐怕只金庸一人而已……。

    老同事回了北京之后,我一直想著找本金庸看看。還好,《俠客行》來了。是農村讀物出版社的“中華文學黃河版”,十六開,上下兩冊,印制質量和港版金庸有天壤之別。可是也真好看。開頭即殺機重重,到結尾仍是撲朔迷離。看到第二十章“俠客行”,我簡直如雷轟頂:唯獨一字不識、機心全無的石破天能夠破解石室壁畫與蝌蚪文秘笈,無意中將所有上乘武功一網打盡。廢書長嘆,我對大我十幾歲的同宿舍老李說:“咱天天讀書,還有用嗎?”他說:“你又傻了。金庸不讀書能寫出這本書?”那好吧,繼續(xù)讀,逢“金”必讀,只讀得各路武林人物忽聚忽散,朝死暮生,俠男義女,東輸西贏,哪里還分得清誰是從哪本書里哪個門派殺出來的:一統(tǒng)江湖常常就變成了一桶漿糊。金庸武俠是那個年代我們做過的一場春夢……。

    此刻重讀這篇舊文,暗自心驚:原來,我在衡水充滿好奇地翻閱老同事自北京帶回的港版《天龍八部》時,吳萬平正在安徽圖書館一冊一冊復印館中不許外借的同是港版的《天龍八部》。那個時候,誰會知道這兩部《天龍八部》同屬一個港版系統(tǒng)呢?誰又會想得到這兩套書可能都來自“深圳書市”?當然,我和老吳當時相距數百公里,一個在安徽省的圖書館,一個在河北的一家地區(qū)報社,終生不相遇、不相識是理所當然的事。然而,區(qū)區(qū)十年之后,我們竟在深圳成了同事。1980年代,真的是大時代啊!什么樣的大事,乃至什么樣的小事,都可能發(fā)生。那是一個人人開始相信自己無所不能的時代,又是一個人人最終從“云端”重返現實的時代。

    29

    吳萬平沒有簡單地重返現實,他逃離了合肥的一種現實,南下深圳創(chuàng)造了屬于自己的新的現實。遺憾的是,他未能抵達目標。或者說,已不必說什么“抵達”或“目標“了,因為他的目標似乎正變得模糊。

    1998年的一天,下了夜班,大鳴送吳萬平到紅荔西路乘公共汽車回家。等車的時候,老吳突然對大鳴說:”大鳴,我可能病了。“

    大鳴一愣。老吳剛把他介紹到深圳商報一年多,老同學因此天天能見面,經常一起喝喝酒,聊聊天,但是他從沒有聽老吳說過自己有病。

    ”什么病?“大鳴問。

    老吳又點著一顆煙,望著空空蕩蕩的街道,輕聲地說:”媽的,可能是抑郁癥。“

    【未完待續(xù)】

    文/胡洪俠

    AI繪圖:Oli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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