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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明的深邃處相遇——三位先賢的美麗生存

    李冬君2023-01-09 23:33

    李冬君/文

    這個冬天,太多的人被裹挾進入病毒的漩渦,也有太多的人未能幸免于漩渦外的焦慮,我們未知的自身體內(nèi)和我們身體所處的世間究竟隱藏著什么?痛苦體驗攫醒了幾乎每個人的自我意識,在顛簸不休中自問: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人活著的意義究竟是什么?

    記得一本書上的話,大意是:厭倦之花盛開在它們的廢城上。然而,人類有幸,厭倦之花,花開花落,周而復(fù)始,總有峰回路轉(zhuǎn)之時,比如世界杯足球賽,它可以瞬間將人類帶入至樂之境。

    顯然,戰(zhàn)爭和瘟疫,正是文明發(fā)展到今天正格外奪目的厭倦之花。怎樣對抗文明漸趨凸顯的病灶?怎樣思考文明的走向?個體在文明中應(yīng)該以怎樣的文化主體性自處?這些問題,迫使我們思考所處的“絕望之巔”。

    瞻前迷茫,何不回首?回到文明的深邃處,去看看我們的傳統(tǒng)中那些活在文化的江山里的獨特個體生命,與他們一起辭舊話新。他們有著生動而強烈的鮮明個性,有著從容而優(yōu)雅的自我意識,在我們驚訝并艷羨的同時,似乎觸及到了生命的本源,那些飽滿的個體精神或許正是每個“個體人”的當(dāng)下及未來的標(biāo)本。

    人從哪里來,要往何處去?這個永恒的問題,答案也許就珍藏在諸如陶淵明的桃花源、李白的吟游世界、蘇軾的東坡里,在文明的深邃處開顯出來,開出一座座屬于自我的文化的江山。

    在這座文化的江山中,我看到了兩種觀念形態(tài)的中國,一種是國家形態(tài)的中國,叫做“王朝中國”,也就是二十五史里的那個中國;一種是文化形態(tài)的中國,貫穿所有王朝,叫做“文化中國”。文化中國五千年,王朝中國三千年。所有王朝都在興亡交替中,短則數(shù)十年,長則兩三百年,最終都難逃一亡;唯有文化中國,越千年,歷百世,還在發(fā)展,凝然而成一文化的江山,貫穿于歷史,典雅雍容,恭藏于文明的深邃處。

    在文化的江山里,沒有統(tǒng)治者的座次,它屬于對人類文明有貢獻的每一位個體。因此,重讀中國歷史,就要放到文化的江山里來讀,在這里與我們的那些錦繡先賢相遇,或許可以由此獲啟我們的未來生存方式,創(chuàng)造一個屬于自己的文化江山。

    像陶淵明那樣回家

    “家”在哪兒?在文化的江山里。在回家的路上,我們看到了那位“吾瀝吾酒、吾媚吾口”的陶淵明。

    木心自道不喜歡粉墨登場,最喜像陶淵明那樣“田園將蕪胡不歸?”一篇“歸去來兮”點醒了多少后人的自我意識!回家,就是回到自我,在內(nèi)心里蒔弄一座桃花源。

    魏晉時代,沒了大一統(tǒng),但人有獨立精神,有獨立人格,異彩紛呈,開啟了從清議到清談的審美風(fēng)潮。清議,是以個體人格談?wù)危磉_儒者的家國情懷;而清談,則是對個體人格進行反思,從國家觀念回到自我意識。

    人的自我意識,從個體性發(fā)端,上升到普遍性,在普遍性中,個體意志集合為國家意志,一旦個體性的上升受阻,遭國家制度拒絕,被國家觀念否定,人的自我意識即處于痛苦之中。故國家常以教化訓(xùn)導(dǎo)人的自我意識,使之服從國家觀念,接受制度安排。

    國家,就是這樣一個制度安排,在國家制度中,個體結(jié)成利益共同體,人的自我意識,也在國家觀念中得到集中反映。然而,莫大之痛苦在于,當(dāng)自我意識接受了國家觀念的正當(dāng)性訓(xùn)導(dǎo),要全身心的投入到國家政治中去時,卻發(fā)現(xiàn)王朝政治與國家觀念往往異樣,眼看著國家觀念的正當(dāng)性被國家政治的陰謀論取代了,是堅持理念,還是聽從實際?儒家認為這是君子政治與小人政治之辨,君子代表國家觀念的正當(dāng)性,小人代表王朝政治的陰謀論,因為正當(dāng)性來源于文化中國,所以,君子也就代表了文化中國的理想,而陰謀論則出自王朝中國的君主專制和家天下的企圖,小人就代表了這一企圖。 君子政治文化被小人政治一而再的打壓,使得君子政治人格也不斷產(chǎn)生自我懷疑:為什么高尚的行動反而被認為是叛國之舉?為什么愛國的動機反而成為壓垮一代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這樣一問,就從兩漢清議轉(zhuǎn)型,轉(zhuǎn)向了魏晉清談。

    清議,確立了君子政治人格的儒家范式;而清談,則推倒了君子政治人格范式的高墻,從君子人格轉(zhuǎn)向了名士風(fēng)范。

    君子與名士,漢人與晉人,處于兩個時代,為兩種人格類型,名士在君子政治人格的轉(zhuǎn)型中,轉(zhuǎn)入審美的人性風(fēng)范。君子人格政治掛帥,而名士風(fēng)范則審美優(yōu)先。清談之美,要能出人意表,引人深思,多少都有那么一點玄味,令人品味,不以長篇大論玄思,亦無你來我往思辨,連自言自語的問答都放棄了。對清談?wù)Z式探源,最正宗的來源,當(dāng)然就是回到《莊子》。

    莊子與惠施辨,就是最高級別的清談。魏晉名士清談,無論其思想,還是其語式,根本都在這里。莊子是魏晉名士的新發(fā)現(xiàn),這一發(fā)現(xiàn),是他們從個體出發(fā),自發(fā)地走向莊子,也可以說,魏晉名士清談,是對莊子的一次“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文藝復(fù)興。

    之前的周孔也好,黃老也罷,都是王權(quán)在倡導(dǎo),國家在行動,都被體制化了和意識形態(tài)化了。可莊子興起,則在體制和意識形態(tài)的門外,顯然是個人在行動,是自我意識的自由表達,是王朝中國解體以后,文化中國擺脫了王朝負擔(dān),開始了新的自由化。先秦諸子的思想標(biāo)識,魏晉名士的人格風(fēng)范,都是在王朝解體的亂世中確立的,它們是中國思想史上和文化史上兩件最重要的東西,一件標(biāo)志著人性解放,一件述說著人格獨立。就如同歐洲歷史上的悲劇,古希臘悲劇是人性的悲劇,而莎士比亞的悲劇則是人格悲劇,先秦諸子思想當(dāng)可視為人性之悲劇,而魏晉名士風(fēng)范,亦當(dāng)以人格悲劇視之。

    當(dāng)大一統(tǒng)瓦解時,個體無所歸依,也沒了束縛,卻要自有個去處。于是,自我意識便覺醒了,從周孔之教里跑出來,跑到莊子那里去,以自然主義的方式去追求自由。自然主義是與國家主義和王權(quán)主義相對的,它們既有可能相反,也有可能在一定的條件下相成,并非全然否定的。但不管怎么說,自然主義的新文化出現(xiàn)了,表現(xiàn)為清談和玄學(xué)。

    陶淵明深受清議和清談的影響,但他再也不喜歡君子和士的集體意識了,他既不戀清議,亦不慕清談,士人為什么不能做自己或做一名農(nóng)民呢?對,就做一名“戴月荷鋤歸”的農(nóng)民。

    靈魂的田園已荒蕪,該回家了,他真的掛印辭歸了。歸去,安頓好心靈。“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不可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既然醒悟了,心不想為外物奴役,剩下的就是放舟一葉,欸乃歸去,通往“舟遙遙以輕飏,風(fēng)飄飄而吹衣”的自由之路,也是一條個體審美之路。

    上岸了,“僮仆歡迎,稚子候門”,這一刻,他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人類之苦,有時靠理性難以解脫,而審美,很可能是一條解脫的通路,這也是中國人的一種自由追求。陶淵明以他審美的靈性抓住了它,落實在操作層面,便是回歸自然或回歸田園。

    中國文化有一個巨大的缺口,那就是沒有在法權(quán)領(lǐng)域為人的權(quán)利榷權(quán),但它關(guān)上了一扇門,卻打開了一扇窗以求平衡。既然人生而自由,那就有一條路向人的自由意志開放,那條路就是審美之域。在陶淵明,就是回歸自然,選作隱士。

    他可謂是徹底歸隱,不僅退出王朝,還退出士林,沒有像嵇康那樣去當(dāng)烈士,而是拿起鋤頭回歸田園去刨地。老莊之徒與孔孟之徒互補,是在同一條道路上的兩種不同的態(tài)度——非仕即隱,由隱轉(zhuǎn)仕。而陶淵明,則從仕與隱的結(jié)構(gòu)退出,走上了“老農(nóng)”之路。他退得那么徹底,且以不為人知作為個體自由的保障,所以,才能“結(jié)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才能“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這首詩,將老莊的玄味美寫到了極致,但這并非他獨到的貢獻,他的獨到之處是,使玄學(xué)“老農(nóng)”化,玄味“田園化”。那“田園”,幾間老屋,幾畝舊土,是他的老家,是他的根本!農(nóng)人來告知,農(nóng)時已開始,要春耕去,就在那田西頭。他脫離了王朝體制,再也不想回去。因為為了王朝里那一份收入,他要出賣自己,可連自己都賣了,富貴,還有什么意義?

    古今論家,論陶詩之美者,皆言其詩“淡泊”。“淡泊”二字,是從風(fēng)格上來說的,若從精神上來說,便是人格獨立。不但人格獨立,這位隱士還有其英雄性格呢。其實,隱士的深度,往往取決于他的英雄元素。陶淵明從《山海經(jīng)》神話里,汲取了悲劇性的英雄元素,如“精衛(wèi)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還有“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等,一個民族僅有偉大的思想是不夠的,還要有偉大的獨立人格來支撐。

    除《歸去來兮》,陶淵明還寫了一篇《桃花源記》。前一篇,是現(xiàn)實主義的安頓,后一篇,是理想主義的尋求。這世上,居然還有個能遠離王朝的去處,那是當(dāng)年避秦亂的秦遺民及其后代隱居地。這兩篇文章,是陶淵明思想的兩個重要標(biāo)記,一個是針對他自身的,他特別強調(diào)了家的重要性,當(dāng)他的文化個體性與王朝中國發(fā)生沖突,他還可以回家。可當(dāng)一個社會與王朝中國發(fā)生沖突,它能往哪去呢?陶淵明提供了一種可能,那就是桃花源。最吸引人的就是可能性,尤其亂世,可能性能給人慰藉和指引。諸如中國歷史上的兩次衣冠南渡,從兩晉到兩宋,相隔了數(shù)百年,歸去來兮,再造桃花源的命題永遠新鮮,永不過時。請與我一起記住,回家就是回到根本。

    同李白一起吟游

    如果李白活在今天,精英政治同樣收拾不住他。李白出走,如果是在宋朝,就會有人請他去講學(xué),因為他無論走到哪里,都有書院可居。但唐朝沒有書院收留他,即便有書院,也不一定留得住,詩人要吟游天下,這取決于詩的自由屬性。

    看看宋人是怎么評價李白的,王安石說“太白才高而識卑”,黃庭堅也說李白“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之病”,而蘇東坡則說“太白詩飄逸絕塵,而傷于易”。這三種說法,其實,都是圍繞一個“思”字,言太白吟詩,多沖口而出,不思而語,故有“思不足”。以性情而言,李白自是“才高”,若以見識而論,難免“識卑”。

    宋人就不像唐人那樣寫詩。唐朝詩人寫性情,宋代詩人寫理趣,詩要有見識。當(dāng)然,唐人詩性第一,宋人詩性不敵,便以理性超越之。宋人以理性治學(xué),而有理學(xué),以理性寫詩,而尚理趣。但宋人的超越,不在詩,而在學(xué)。宋人在詩上峰回路轉(zhuǎn),風(fēng)格雖能自立,但還是難與唐人一爭長短,宋人的學(xué)問比唐人好,詩人多有講學(xué)功夫。

    以詩而論,李白天真,其詩天趣,蘇東坡和王安石都有所不及;若以學(xué)問論,則勝之,因為蘇、王二人都講過學(xué),辦過書院,作為思想者,比李白幸運。李白吟游江湖,思想無根,時代沒為他的思想找到一種合適的存在形式,此非李白不幸,乃時代悲哀。

    詩人的自由靈性,鍛造了一顆有天真趣味的靈魂,澆灌出詩性的自由之花,一路開放在詩人吟游的腳下。若談有趣,李白勝于杜甫。杜甫有一顆儒家傳統(tǒng)政治文化的士人心靈,李白則一任真性情的流露,內(nèi)心若沒有些許不肯受約束的癲狂,何來詩人的真性情?

    “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是李白內(nèi)在的野心在蓬勃,詩人一旦被自我意識激蕩,就會像囚籠里的鳥兒或獅子,在浮世的牢籠里東撞一頭西碰一腳,將痛苦揮霍一空后,如幸運的話,內(nèi)心的“酒神”若還在,便會進入唯“我”獨尊的狂放境界。

    正如李白,他最大的優(yōu)點,就在于他不懂面對王權(quán)的收斂,任憑自我意識“野蠻”生長,直到漲破大唐宮墻。一朝辭別皇宮,他便立于廬山大雄峰上宣喻世間:“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

    李白的自我意識,感覺良好到無以復(fù)加,就像那只非梧桐不息的鳳,迎送著晨曦朝露放聲鳴唱,生命太短暫,哪兒有時間去實現(xiàn)他人的夢想?他傲睨那些一旦沒能進入體制便惶惶如喪家之犬的儒者,這位佛道之徒與那些腐儒差異之分明,簡直有如霄壤,就在凡人為李白出宮煩惱之際,李白早已“輕舟已過萬重山”了。

    李白的灑脫里,有一份發(fā)自骨髓里的自由,那是他“上下與天地同流”的游仙式的自由,其自由,通往“莊禪合流”。

    唐代詩人群星麗天,卻少有思想者的浩瀚呈現(xiàn),仿佛他們失蹤了,他們?nèi)ツ牧耍克麄冏叱隹婆e,不入王權(quán)彀中,進山了。

    自魏晉以來,從達摩開始,和尚談老莊就是一種時尚,嚴格來說,思想者并非佛教信徒,他們選佛也并非給自己選一個教主,而是選擇一條道路,一條開宗立派之路,一條走向自我之路。他們從科舉制里跑出來,從孔子門下跑到達摩那里,走出仕途,進山林,走江湖,種種驚世駭俗,非狂禪者不能為也。

    唐時,狂人真不少,他們多半遠離體制,隱于山林。李白原本也是禪林中人,曾專門“學(xué)禪白眉空”,其詩頗用禪語,以此可知其禪宗造詣,他時常沖口而出“茫茫大夢中,惟我獨先覺”。李白天生狂人,入禪,則如虎添翼。作為“道釋”中人,其佛道人格比例遠大于儒冠,他借著戲謔孔子,宣稱他是當(dāng)代“楚狂人”。

    “狂禪”,在人群中為稀有品種,它成長于以“精神自我”設(shè)定的人格底線上,一旦“精神自我”受到壓迫,其人格底線便無法茍且,而且立馬反彈,于是,引發(fā)了李白出宮的長安事件。

    假如李白來到今天,眼見疫情遍地,他會如何呢?是被隔離,還是自我隔離?此二者皆非李白選項。如果給他一個時間——新年,給他一個空間——廣場,他會怎樣?他會用詩歌,敲響新年的鐘聲,會在人山人海的廣場,用詩歌發(fā)起海闊天空的領(lǐng)唱,唱出文化的江山。

    要從疫情集體思維的陷阱里爬出來,就要有李白的那種“癲狂”的個體自我意識。他的自我那樣大,可他提得起放得下。說要吟游出宮,長安也奈何他不得。李白的自我如同陽光,隨瀑布“飛流直下”,似“銀河落九天”,這是怎樣的自由落體!讓我們同李白一起吟游于九天之上,如果銀河太遠,那么還有長江,“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有人說“日邊”是天子身邊,是長安,但我不這么看,我寧愿以它為自然,因為它太美——兩岸青山,長河落日,孤帆一片。

    跟著蘇軾去“東坡”

    東坡是什么?是一方水土,是蘇軾自我意識的標(biāo)志。

    “烏臺詩案”后,蘇軾被貶黃州,自謂“君門深九重,墳?zāi)乖谌f里;也擬哭窮途,死灰吹不起”,這是《寒食帖》里的詩句,我以為這是他最好的詩。人們多喜援引蘇軾的“定風(fēng)波”,其實,那只是一重境界,是一種重獲新生的“悲喜”之境,是面對來自“社會關(guān)系的總和”的壓抑的一種疏離姿態(tài),也是面對他者的“對待性”向度的表態(tài):“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走自己的路,讓人們說去。

    可好詩,多處于“悲苦”中,那種“絕望”的悲苦。有的人,總有那么一刻,再也遏制不住壓倒一切的自由沖動,將后天訓(xùn)練有素的各種束縛徹底撕毀,將那個即將淪陷于王朝體制中的自我拯救出來,這是更高一重的境界,僅面對自我,做一個抉擇,正如“寒食帖”中的詩句,是在為自我舉行一個告別儀式。那是一種怎樣的、不確定的忐忑體驗啊!被他直言不諱宣之于詩,似乎不如此,終將毀滅。傷心人語,何其悲也!

    詩句,流血流淚流盡了生命之膏火;詩句,蘸著血性,舔著自我的傷痛,噙著真性情的淚水。“君門”,指朝廷,經(jīng)此一變,他才知道,朝廷的門檻,很深很深,“深九重”,那就是深淵了。以“君門”對“墳?zāi)?rdquo;,他頓悟,窮途而哭,從大劫之后的死灰里面往上爬,終于爬出,活過來了,遂與“君門”告別。

    從這首詩開始,蘇軾活成了蘇東坡,蘇軾還是王朝中人,而蘇東坡卻活在文化的江山里了,從此他號東坡,命名自我。

    他來到黃州第二年,友人替他請得東坡營地數(shù)十畝,以為營生。地久荒,多荊棘瓦礫,而歲又旱,可他依然懷著感恩之心,于此耕讀起來。“去年東坡拾瓦礫,自種黃麻三百尺。今年刈草蓋雪堂,日炙風(fēng)吹面如墨。”他得廢園于東坡,“筑而垣之,作堂焉”,名曰“雪堂”,因建成于大雪中,故繪雪于四壁,“起居偃仰,環(huán)顧睥睨,無非雪者”。“雪堂”,離江邊不到十步,放眼望去,風(fēng)濤煙雨,曉夕百變,江南諸山,坐落在他的幾席上,遂嘆曰:“此幸未始有也。”

    于是,著述,講學(xué),人在江南,思想者有福,幸有江山相助,更有民風(fēng)相扶,如回人性之初。耕作之余,釋耒而嘆,自號“東坡居士”,他把自己放下來,放到友誼里,放到民生中,放到江山和歷史的情境中去,他那些最偉大的詩文,就在這一時期完成。

    當(dāng)他“仰觀江搖山,俯見月在衣”,吟出“惟江上之清風(fēng),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時,我們就覺得他有福,此乃民間思想者享有的清福。

    如此江山,便是一方思想者的水土,“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活在這樣的風(fēng)物里,能知足,且灑脫,化苦難為哲學(xué),為美的生活,如時下曰“痛并快樂著”,惟有蘇東坡。

    自黃州歸來,他理解王安石了,兩個偉大的思想者,政見雖有不同,但他們的精神卻在超越政見之上,堅持了共同道義。真正的思想者,可以道不同不相為謀,但堅決捍衛(wèi)對方的言論自由。

    盡管王安石有哲人王的沖動,欲以其新學(xué)統(tǒng)一士林思想,但他并未禁止對手發(fā)言,更沒有想過要剝奪對手的發(fā)言權(quán)。

    當(dāng)王安石再見他時,已然驚為天人,非復(fù)當(dāng)年機智有余、才華橫溢的蘇軾,而是“惟其感恩,所以有福”的蘇東坡了,為什么都喜歡蘇東坡?因為這個蘇東坡啊,要好幾百年才出一個。

    他把自己活成了美的化身,任何苦難他都能活出美來,無論怎樣的厄運,都拿不走他內(nèi)心的美,有了美墊底,他就什么都不怕了。他在黃州,將被瓦礫覆蓋的東坡,拾掇成詩意雪堂,大江東去,那不盡之流,被他作了“千古風(fēng)流人物”的吟唱。

    中國士人畫抬頭,亦因東坡昂起,而有了“寫意”。“寫意”,寫什么?寫“意趣”,跟情緒有關(guān);寫“意思”,跟思想有關(guān),寫“意愿”,跟愿望有關(guān);寫“意志”,跟行動有關(guān)。總之,中國士人在“寫意”中,找到了自由之思想的一個出口。

    人類之苦,靠理性只能解脫一部分,而審美的東方詩學(xué)里,則另有徑庭,它通往中國文明的深邃處,并留有其退路。

    從個體來說,蘇軾有個退路,那退路,就是“東坡”;就國體而言,中國也有退路,王朝不行了,我們還有文化中國。歷代王朝,皆以仕途為準(zhǔn)則,立其所謂“進退”。走在仕途上,即為“進”,離開仕途,便是“退”,如果站在文化中國的立場上,那么就可以換個說法,以退為進了,也就是說,王朝中國的退路便是文化中國的進路,所以,我們也可以說東坡是蘇軾的進路。

    就此而言,還可以說蘇東坡是蘇軾“一個人的文藝復(fù)興”的成果,其歷程,我們在《自題金山畫像》詩句中可以看到,詩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問汝平生功業(yè),黃州惠州儋州”。

    這“三州”,通往一個去處,那便是陶淵明,他在地理上距陶淵明越遠,在精神上就離陶淵明越近。在黃州時,他在白居易與陶淵明之間游移,在貶官文化與辭官文化之間,他選擇了前者,“東坡”之名,就緣起于白居易貶官處,白以“東坡”安居,而有仕途轉(zhuǎn)機,蘇軾仿效之,亦以“東坡”安置自己,號稱“東坡居士”。

    他在精神上追隨陶淵明,卻未辭官。在現(xiàn)實中,他對照的樣本則是白居易。然而,唐宋隔代,各有氣運,同以“東坡”自居,卻有不同的前程,白以“東坡”上行,從此步步高升,而蘇以“東坡”下行,從江南貶到嶺南,從嶺南貶到海南,越貶越遠。何以如此倒霉?弟弟蘇轍就說出了他的癥結(jié)——不肯辭官,還要學(xué)陶淵明,以至于“出仕三十余年,為獄吏所折困”。到晚年,才“欲以桑榆之末景”將自我寄托于陶淵明,但“誰肯信之”?

    知兄莫若弟,子由說他追陶,有如葉公好龍,陶公已是真農(nóng)民,而他卻以官身。陶公說走就走,走出官場,走向農(nóng)村。而他身在農(nóng)家,依然是官場中人,體制是其宿命,卻必須體制外生存。

    若以官本位考察,中國士人有三種文化,一是做官文化,詩人之中以杜甫為代表,因其一句“致君堯舜上”,表達了做官文化的最高理想;一為辭官文化,陶淵明以一句“不為五斗米折腰”,作了辭官文化的代表;還有貶官文化,而其代表,就是蘇東坡。

    他在貶官文化里,“身如不系之舟”,充滿了不確定性,若他不愿被人牽著往做官上走,那就只好以自由漂泊的姿態(tài)在官場邊緣行走,雖無奈何,卻也感受著自由漂泊帶來的不確定性的美,但美的代價,是苦難和死亡。他總結(jié)自己一生:“問汝平生功業(yè)”?用了三個地名來總結(jié):“黃州惠州儋州”,哪一州不是血淚流!

    可誰能忍受烙千層餅?zāi)菢尤甑募灏灸兀棵鎸λ锌嚯y,他以一人承擔(dān),人間一切恩怨,都被他以審美化解,其詩文傳世,哪有半點怨尤?有的是“愛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如此詩句,只有他能寫,受盡苦難,而能寬容苦難,渡盡劫波,惟美飄零。

    他飄零在杜甫與陶淵明之間,趨于陶淵明,在做圣人還是做真人的兩可中,他也選擇了像陶淵明那樣做真人,但他最終還是沒有邁出陶淵明那一步,在體制內(nèi)學(xué)陶淵明,他雖然沒有突破體制的局限性,但還是收獲了一個碩果,那就是他終于學(xué)成了蘇東坡。

    桃花源雖好,但那只是個傳說,可以作為理想,卻難以當(dāng)真,而陶淵明其人,可以在精神上追隨,卻難以在現(xiàn)實中實行。而“東坡”則可以說是文化江山的一角,桃花源的落腳處,具有可行性,為體制內(nèi)的士人在體制外的美麗生存做了一個詩意棲居的備份。

    人世不問僧俗,只要有美好的事物,便是他的去處。

    坡翁的偉大,不在理論,也不在詩文,而在于他為民間思想者提供了一種美的生活方式。當(dāng)他活在文化的江山里時,他便從蘇軾活成了蘇東坡,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可供審美的未來人格類型。

    行文至此,已經(jīng)是2022年12月31日下午五點,還有7個小時就是2023年。疫情該結(jié)束了,要走出疫情陰霾,告別疫情時代,開始新的一年。新的一年,希望我們不再談?wù)撘咔椋?dāng)祝福快樂的鐘聲敲響,別忘了回頭看看我們身后,那里還有一個“東坡”,是用來安頓那個從疫情里解放出來的自我。

    (作者近著《走進宋畫——10-13世紀(jì)的中國文藝復(fù)興》,北京時代華文書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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