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題是“全球變局下的中國經濟”。首先講講全球變局的大背景，然后談兩個比較具體的問題：世界是否在和中國脫鉤、中國經濟的增長潛力。

全球變局，變的是什么？

我們總說“全球變局”，變的到底是什么？我的理解是，這個變局中最大的沖擊力量是中國的崛起。

1.中國的崛起

過去幾十年，世界上意義最重大的事就是中國無與倫比的崛起。因為中國作為人口和國土面積的巨型國家，在短短四十年里從幾乎赤貧變成經濟體量世界第二，而且在很多方面已經走在世界前列。這一異乎尋常的崛起對世界有三方面的改變：

第一，改變世界經濟格局。

以前，美國GDP總量占世界的比例最高超過40%，即使后來有所下降，也在四分之一以上。中國的經濟總量占世界的比例從改革開放前的2%上升到現在的18%，制造業(yè)增加值達到世界的30%，是排在后面的美國、德國、日本三國總和。2020年，中國的世界500強公司數量首次超越美國。并且，中國已從受援國發(fā)展為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外援大國。

第二，挑戰(zhàn)美國主導的地緣政治格局。

不僅經濟總量快速上升，中國在地緣政治方面也快速崛起。這對美國構成一個非常大的挑戰(zhàn)。

在亞太地區(qū)，以前我們說“歡迎美國在亞太的存在”，現在我們說“太平洋足夠大，可以容納中美兩個大國”。我們已經意識到，中國在西太平洋崛起的已經成為必然和事實，經濟體量的上升必須伴隨軍備力量的上升，并對周邊帶來影響。中國并沒有拼命發(fā)展軍備，我們軍費開支的增長速度和GDP的增長速度基本持平，軍隊力量的提升完全是經濟實力增強的自然結果。

“一帶一路”倡議是第一次由中國提出一個國際議題，然后美國不得不做出反應。過去，中國的外交是“刺激-反應”模式，美國出一道題目，我們趕緊作答，是被動狀態(tài)。“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之后，我們開始主動，美國必須作答。這是巨大的變化。

我國還參與了很多區(qū)域性組織和貿易協(xié)議。比如，RCEP是和東盟構建的《區(qū)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xié)定》，東盟是主體，中國在其中發(fā)揮了很大作用，我們借此和東盟建立了穩(wěn)定的關系。

AIIB（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是中國發(fā)起設立的，總部在北京，成員國已超過一百個，除了美國的發(fā)達國家基本上已經全部加入。美國的盟友們拋開美國來參加由中國發(fā)起的國際組織，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還有一個新發(fā)展銀行，也叫金磚銀行，總部在上海。這兩個國際金融組織的總部在中國，這對我們而言是關鍵性的進步。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國家能夠不經過美國的同意就建立起區(qū)域性金融組織。比如，疫情剛結束時，日本提出在清邁設立亞洲的貨幣基金組織，美國立刻阻止。從這個角度看，中國也挑戰(zhàn)了美國一家獨大的格局。

第三，挑戰(zhàn)了歷史終結論。

1989年，美國日裔經濟學家福山提出了著名的歷史終結論，認為人類政治歷史發(fā)展已經到達終點，歷史的發(fā)展只有一條路，即西方的自由主義民主。但是，中國的實踐挑戰(zhàn)了他的理論。中國共產黨體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不斷地自我革新和創(chuàng)造，而且擁有自己的正當性哲學基礎。

這種新的國家治理模式、新的哲學基礎提出一個巨大的問題——人類社會除了自由主義民主之外是否還存在其它正當的國家治理模式？中國的實踐證明，這個模式是存在的。

我認為這一點是中美之間分歧的根本性源頭。拜登政府搞所謂“民主聯盟”，認為中國挑戰(zhàn)了美國的底線。這個底線就是美國在二戰(zhàn)之后構造了整個世界體系，認為所有國家都必須進入這個體系，最終都得變成自由主義民主體制。然而，中國堅定地說“不，我們有自己的路。”這對美國構成了根本性的挑戰(zhàn)。

2、美國的焦慮。

中國以不同的政治形態(tài)崛起，對美國和整個西方提出了大問題——能否容納中國這樣一個政治制度不同的國家與之平起平坐？美國是霸權國家，從未被其他國家這樣挑戰(zhàn)過。雖然前蘇聯一度挑戰(zhàn)過美國，但那是冷戰(zhàn)時期，兩個陣營很界限分明，而且前蘇聯的經濟體量小得多，從來沒有超過美國GDP總量的70%。

現在美國非常焦慮，壓力來自多方面。

在美國國內，全球化加劇了國內收入不平等，東海岸的金融、制藥等行業(yè)從全球化中受益良多，廣大中西部地區(qū)不僅未得益，反而受損。在社會領域，族裔分化導致認同焦慮。政治領域則是極端主義成為主流。“否決者政治”是福山最近一本書的主題，每個人都可以否決你，所以美國變成了不可治理。

美國采取了什么應對措施？在國際上對中國發(fā)泄憤怒。美國人認為，把中國拉入它營造的全球化體系，中國就應該變得越來越像美國，但這一愿望落空。在WTO、IMF、世界銀行，凡是和中國有接觸的國際組織里，美國都開始跟中國作對，還在科技領域持續(xù)打壓中國，同時加強在亞太地區(qū)的軍事存在。

美國面臨一場選擇，是跟中國打一場新冷戰(zhàn)，還是構建新的世界秩序來容納不同政治制度的國家。這樣的國家不僅有中國，還包括俄羅斯、土耳其，甚至印度。

世界在和中國脫鉤嗎？

中美之間的對立非常強烈，但是最后不一定變成你死我活，因為中美已經緊密連接在一起，想脫鉤非常困難。

1、經貿領域：更深的掛鉤

特朗普政府打貿易戰(zhàn)，的確對我國貿易有所影響，2019年和2020年疫情剛爆發(fā)時，我國進出口都有所下降。但是疫情爆發(fā)之后，由于中國是供給大國，歐美是需求方，中國憑借制造業(yè)優(yōu)勢實現了出口猛增。世界未能因疫情而離開中國，反而更加依賴中國。

特朗普政府跟中國打貿易戰(zhàn)主要有兩個目的：一是解決中美貿易失衡，二是讓美國制造業(yè)回流。現在看來，兩個目標都未能實現。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過去三年都在增加，從2020年的3103億美元達到2022年的3829億美元。美國自己的總赤字也到了驚人的9000億美元。美國這幾年貨幣放水，未來總要還的。照此速度，今年美國貿易赤字會達到萬億美元級別。中國對美國的貿易盈余又回到了貿易戰(zhàn)之前的水平，占美國總赤字的40%。

所以，問題并沒有解決。

2、外資還在進入中國

盡管時有媒體報道有外國公司離開中國，但數據表明，資本仍然在進入中國。我國2021年實際使用外資是1.15萬億元，比2020年增長 14.9%，占全世界的11.4%；2022年增長到1.23萬億元, 比去年同期又增長6.3%。

外資為什么進入中國？第一，外資離不開中國這個巨型市場。例如德國三大汽車公司利潤的40%都來自中國，不可能輕易離開中國；第二，中國的制造業(yè)能力是無與倫比的。

亞洲的產業(yè)的確在重組，但重組是有道理的，勞動密集型產業(yè)外流是正常現象。三十年前港澳臺把它們淘汰的產業(yè)轉移到大陸，今天這些產業(yè)從大陸轉移到東南亞，這是中國產業(yè)升級的必由之路。中國已經站在世界舞臺的中央，我們中國人也要隨之適應，心理狀態(tài)要升級。

有人說中國周邊這些國家聯合起來會替代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我認為不可能。過去，亞洲較發(fā)達經濟體和資源型經濟體給中國提供中間產品和原材料，中國生產消費品出口給歐美及其它市場。現在中國多了一條路，把一些初級中間品產業(yè)轉移到東南亞，中國自己的產業(yè)就升級了。東盟對中國有貿易逆差，我們本來是直接出口到歐美，現在只不過是先經過東南亞，再出口歐美。其實東南亞的很多工廠也是中國人開的。

我國在太陽能電池板行業(yè)的優(yōu)勢是碾壓式的，美國大概處于酸葡萄心理，向我們征收250%的高額關稅，不想讓我們的產品進入美國。我們的應對是到東南亞設廠，從那里再出口到美國去。這是好事，我們的產業(yè)因為升級而轉移，包括轉移到印度去。印度對中國的貿易赤字巨大，約1千億美元，印度急于縮小赤字。現在我們把一些產業(yè)轉移到印度去，印度對中國的依賴就更大。

3、美國與中國科技脫鉤的實與虛

美國和中國脫鉤，哪些是實的，哪些是虛的？美國的舉措有實體清單（禁止美國企業(yè)向清單上的中國企業(yè)銷售產品）、CHIPS法案（美國二戰(zhàn)以來最大的產業(yè)政策，總額1800億，芯片行業(yè)500多億）、2022年11月的一攬子出口管制（主要針對中國的芯片行業(yè)），在國際上用瓦森納協(xié)議要求成員國不能將軍民兩用技術出口給中國。

美國人也意識到，懲罰中國的同時，自己也會受損，所以實施了“小院高墻”政策，就是在很小的領域里制裁中國，但是要制裁到讓中國有痛感。具體措施包括全面封鎖高科技技術的轉讓，禁止中國學生到美國學習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禁止美國公民和永久居民為中國芯片企業(yè)服務，對高精度芯片（以14納米為界）實施出口管制和制造設備管制。下一步，美國可能要禁止本國企業(yè)投資中國的高科技行業(yè)，并把出口管控擴大到生物醫(yī)藥等領域。

“小院高墻”起作用了嗎？我們國發(fā)院聯合西安光機所對實體清單上的幾十家企業(yè)做了調研，結果是三分之一的企業(yè)受影響嚴重，三分之一通過措施規(guī)避了影響，其余三分之一并沒有實質性影響。

在芯片領域，80%的芯片的精度低于40納米，所以，大多數產品其實不需要很高精度的芯片。我國對精度超過14納米的芯片投資大幅度增加，如果我們能突破28納米，基本就可以不依靠美國，獨立進行全產業(yè)鏈生產。

另一方面要注意，很多技術革命都是換賽道進行的。正如我國在汽車行業(yè)換到了電動汽車賽道，超越了燃油車，下一步在芯片領域的競爭也需要換賽道。中國在光子芯片研發(fā)領域已經處于世界第一陣營，大概十年內能實現應用。光子芯片相對于電子芯片具有載荷大、耗能低的優(yōu)勢，如果量產，將很快淘汰掉電子芯片，屆時中國就能又一次實現技術領域的換道超車。

美國對華政策的轉向

因此我認為，美國對華政策的轉向未必是全面遏制，也根本做不到全面脫鉤。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后積累了二十多年，發(fā)展勢頭已經無法阻擋。

根據我的觀察，美國處于對中國的憤怒期，認為中國沒有如其所愿變得與之越來越像，所以，“懲罰”中國是目前美國對華政策的主導因素。今年1月份，我們國發(fā)院去美國走訪了主要政府部門和智庫，強烈感受到這些對華政策被情緒主導，缺乏邏輯。

誰都不可能永遠憤怒下去，所以中美之間仍然有回旋余地，仍然可以做到避免熱戰(zhàn)、管控競爭，實現有限領域的合作。我建議中美從具體事務著手，推進中美競爭的規(guī)則。比如中國企業(yè)赴美上市財務審查達成了協(xié)議，最近福特汽車公司和寧德時代在美國合作建立電動汽車電池工廠，都是范例。這個廠屬于福特公司，但是所有設備、技術、管理都來自寧德時代。這是中國第一次向美國出口成套技術，有朝一日如果中美的技術優(yōu)勢翻轉，這將是一個標志性的事件。

中國經濟的增長潛力在哪里？

1、創(chuàng)新成為經濟增長的動力

任何經濟都有周期，中國的經濟增長也有周期。中國的周期和改革相關，也和經濟的自身調整相關。

過去四十年中，基本上每十年是一個周期——1980年代是高增長時期，但那時候因為起點低，增長的成果在全球范圍內并不顯著；1990年代是調整時期，最困難的改革主要都發(fā)生在那段時間，包括國企改革、政府改革、分稅制改革、加入世貿組織，等等。盡管過程極其痛苦，但使得中國在本世紀頭十年實現了超高速增長；2010年代又進入調整期，主要是經濟結構調整，淘汰落后產能和落后企業(yè)。如果這個周期性觀察是正確的，2020年代對于中國而言應該是新的增長周期。

通過過去十年的調整，我們的企業(yè)都認識到脫虛向實是大勢，要做實業(yè)。過度金融化得到了有效控制。中國的隱形冠軍不斷涌現，我們國發(fā)院很多校友的企業(yè)都是這樣。例如有位校友投入十年時間做防火材料，現在成為亞洲第一，也通過了美國的技術認證。這樣的企業(yè)越來越多，工信部的小巨人企業(yè)名錄在不斷更新。在AI、新能源、電動汽車等領域，中國已經領先世界。

數據顯示，中國制造業(yè)增加值在全世界的占比從2010年的18%增加到2020年的30%。歐洲和日本的制造業(yè)正在衰落。很多人說印度要取代中國的地位，但印度制造業(yè)增加值在世界的占比只有百分之二點幾，并且還在下降，印度的人均收入也只有中國的五分之一。事實上，整個世界的制造業(yè)在向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地區(qū)集中。2010年，中國給iPhone貢獻的增加值只有3.6%，現在是25%，替代了美國、德國和其他國家。

我們的跨境電商SHEIN現在是美國下載量第三大的APP，第一是TikTok，第二是拼多多，前三名都來自中國。SHEIN銷售的服裝極其便宜，因為使用直銷方式，抹掉了中間商，更重要的是使用了工業(yè)4.0柔性智能化生產。如果上市，SHEIN估值是1000億美元，靠的就是我們的工業(yè)實力。

中國的技術革命就正在我們眼前發(fā)生，大就是強。

我國新能源汽車出現爆發(fā)式增長，2021年銷量354.5萬輛，占到世界的60%，是美國的6倍。2022年我們的銷量是688.7萬輛，幾乎翻番，達到美國的8倍以上。我估計今年銷量可能要上千萬輛，也就是滲透率要超過三分之一。

比亞迪已經是世界市值排名第三的汽車企業(yè)，蔚來是新興的造車企業(yè)，優(yōu)勢明顯。很多傳統(tǒng)車企是“起得大早，趕個晚集”，而中國的競爭是換道超車，爭的是AI互聯網技術。蔚來這樣的車企有很多互聯網人才，帶著互聯網思維，更容易成功。

中國在AI和互聯網技術行業(yè)的優(yōu)勢非常明顯。我們有海量的數據、海量的應用場景，還有海量的人力資源。要想讓AI變得更聰明，算法是一方面，更要靠數據。AI技術的應用范圍非常廣，比如中國在智慧城市方面的應用就已經是世界領先水平。世界排名前十的動力電池廠家中，六家都是中國公司，寧德時代一家的市場份額就占三分之一以上。

中國電動汽車行業(yè)重復日本汽車在1980年代走過的道路不再是神話。今年頭兩個月，我國出口汽車約48萬輛，今年我們很有可能超越日本成為世界最大的汽車出口國。日本坐這把交椅已經四五十年，現在即將被中國取代，這是標志性事件。我國電動汽車在汽車總出口中的比例這幾年不斷上升，2022年已超過五分之一。在未來五到十年之內，我國電動汽車進軍全世界將不是夢想。同時，我國汽車的品質也在提高，蔚來有一款車獲得了德國的“金方向盤獎”，這是中國汽車行業(yè)史無前例的成就。即使在高端汽車領域，我們的消費和出口也在不斷增加。

不應夸大老齡化的挑戰(zhàn)

最后我想強調，不應夸大老齡化的挑戰(zhàn)。去年我國人口開始下降，對老齡化的討論增多，但我相信我們有辦法應對。

我國勞動力供給的確在下降，但這不是近一年兩年的事，勞動人口最晚從2014年起就已經開始下降。但是，這個問題的關鍵點并不是勞動力不足，我們做過計算，未來30年AI和自動化替代的勞動力將超過老齡化減少的勞動力人數。所以，事實上我們更多擔心的是就業(yè)問題。我參加李克強總理座談會時，他最后講話中有一大半時間在講就業(yè)。失業(yè)仍然是關鍵問題。

教育也在升級迭代，中國的知識資本正變得更雄厚，在經濟增長方面對勞動力的減少也有對沖效果。大學變得更加普及。

延遲退休也有助于應對老齡化。現在我國女性工人退休年齡是50歲，女性干部是55歲，而我國女性預期壽命是80歲，北京的女性預期壽命已超過84歲。所以，現在的退休年齡的確不可持續(xù)。

需求方面，盡管日本的老齡化導致了需求減少，但是中國和日本有一點很大的不同，中國是未富先老。這反而有有利于保持和提升需求，因為只要收入增長，消費就會上升。而且，隨著城市化的發(fā)展，從現在到2035年還會有1億人進城，消費也自然會隨之提高。

真正的挑戰(zhàn)是養(yǎng)老和醫(yī)療保險。1962年至1976年“嬰兒潮”期間出生的人口即將老去，出現“銀發(fā)潮”。老年人的就醫(yī)需求極大，對我國養(yǎng)老和醫(yī)療體制提出巨大挑戰(zhàn)。目前，我國個別省份的養(yǎng)老金虧空，到2035年之后可能全國養(yǎng)老金都將虧空。

相應的對策包括實行彈性退休制度，以及劃轉國有企業(yè)股份到社保基金。我國社保基金現在不到3萬億，而國有企業(yè)的凈資產是60萬億，應對1962-1976年出生的“銀發(fā)潮”應該足夠。

2、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   

中國經濟增長率有多少？我做過計算，資本積累帶來的增長是3.75%，因為我們的儲蓄率是45%。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占潛在增長率的20%-40%。由此可以折算出，中國的潛在增長速度在4.68%-6.25%之間，取中值為5.55%。

如果我們的技術進步速度不夠快，實現2035目標的難度非常大，因為如果現在的潛在增長速度是4.7%，未來只會更低，所以技術進步非常重要。但是我前面提到，中國已經進入新一輪技術進步周期，所以我相信經濟增速至少達到5.5%的平均數是完全可能的。以這樣的增速，足以讓我國在2030年前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政府工作報告設定的今年經濟增長目標是5%左右，不是很多人期望的5.5%。我想是給今年新一屆政府留一點余地。

要達到增長目標，今年的有利條件很多：

第一，復蘇已經起勢。去年12月疫情最高峰時，我們估計疫情可能要到今年春節(jié)之后才能平穩(wěn)下來，結果春節(jié)期間出行人數達到2019年的70%-80%，恢復得非常迅猛；

第二，疫情期間我們有約2萬億超額儲蓄，今年要釋放出來。老百姓的儲蓄增加純粹是因為看不清形勢，所以要把錢保留起來；

第三，房地產止跌非常重要。房地產是我國的支柱產業(yè)之一，貢獻的增加值占到GDP的14%-17%。它是個長鏈條產業(yè)，除了蓋房子對鋼筋水泥的需求之外，還有裝修、家具、家電等，能夠帶動全產業(yè)的消費。現在二手房交易開始復蘇，很多城市的房價開始回暖，這樣會逐漸過渡到一手房。各地都在實施“保交樓”措施，老百姓有了信心就會去購買。

我的預估是，今年投資貢獻和去年一樣，2%左右；消費可以增長6%-7%，因為疫情之前的消費增長都在7%-8%，遠超GDP增速，而疫情三年的消費基本沒有增長，所以今年如果消費復蘇，達到接近往年增速的可能性很大。這樣，就可以給GDP增長貢獻3.3-3.8個百分點。綜合起來，我預估今年的增長速度是5.3%-5.8%。

但是我有一個擔心，我們政府對經濟過熱的忍耐程度比較低，因為政府對通貨膨脹率極其敏感，特別怕通貨膨脹。如果今年的通脹率突破3%，政府會不會又要出手給經濟降溫？我希望政府不要出手，因為經歷了三年疫情，理應讓我們的企業(yè)家和老百姓都感覺到向上的勢頭，通貨膨脹率稍高一點是老百姓可以忍耐的。希望新一輪增長周期到來之后，我們能夠對通脹有更多的忍耐，如果政府必須調節(jié)也可以明年再調，讓經濟自己跑一跑，讓大家重建信心。這樣將有助于我們保持經濟增長的良好態(tài)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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