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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人實踐桃花源

    2023-05-16 02:24

    李冬君/文

    桃源六朝夢

    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要回家去,于是,寫了一篇《歸去來兮》,寫出他回家的欣喜,畢竟還有家可以歸去。

    回到家里,他除了“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便是“種豆南山下,戴月荷鋤歸”,把農家生活過出了一種詩意。

    可南山下,這種詩意棲居的日子,只能說是過一日算一日,終究靠不住,因為,在官府的眼皮子底下,賦稅徭役是免不了的,那是他內心深處,一個最深刻的憂,一種最深沉的郁。

    他本人可以回家,可鄉(xiāng)里鄉(xiāng)親,能逃出賦役嗎?總得有個出路,總該有個去處,于是,他又寫了《桃花源記》,如果說前一篇是現(xiàn)實主義的安頓,那么后一篇就是理想主義的尋求。

    這世上,居然還有個能遠離王朝的去處,那是當年避秦亂的秦遺民及其后代隱居地,在山重水復間,桃花盛開處,他們在那里生生不息,傳宗接代,卻不知有所謂漢,更無論魏晉了。

    文中這樣說道,晉太元中,有個漁人,沿溪水捕魚,放舟獨行,忘路之遠近。看見一片桃花林,夾岸數(shù)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美啊!漁人一直往前行,穿過桃花林,林盡,至水源處,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舍船,從山口進入,口很小,才通人,復行數(shù)十步,豁然開朗。原來這里別有天地,出現(xiàn)了一個美麗的村莊,此地此民,給漁人留下深刻印象,其中特別提到,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發(fā)垂髫,與中土之人不太一樣。

    桃源人好客,見了漁人都來問好,還設酒殺雞,宴請漁人。一家接著一家宴請,漁人天天酒足飯飽,呆了數(shù)日就要告辭。臨行時,這里的人都來要求他,不要到外面去說此地。

    他一出來,回到船上,便沿路返回,一路上,他都留下了標記,到了郡城,立馬就對太守說了。太守馬上派人隨他同往,沿著他留下的標記尋去,卻再也找不到那地方。南陽劉子驥是個高尚的人,聽說了,也去尋找,病終未果,此后無人再問。

    劉子驥,是陶淵明的遠房親戚,在《晉書》和《世說新語》里,都有對他的記載,陶淵明在文章的結尾處提到了他,說明“桃花源”的傳說非空穴來風,而是有跡可循,有人作證。

    這兩篇文章,是陶淵明思想的兩個重要標記,一個是針對他自身的,他特別強調了家的重要性,當他的文化個體性與王朝中國發(fā)生沖突,他還可以回家。可當一個社會與王朝中國發(fā)生沖突,它能往哪里去呢?陶淵明提供了一種可能,那就是桃花源。

    桃花源,源自老子的“小國寡民”,是“小國寡民”圖式的一個魏晉版本,是玄學思想的社會化傳奇,是的,它完全可以離開王朝而存在,可自命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王朝,哪一個又會放過它呢?作為王朝代表的太守不是已聞訊而動去尋找嗎?

    我們沒有必要非得將桃花源看做一個具體的現(xiàn)實性存在,最好把它看做一個理想性的社會化傳奇。這一傳奇,雖不一定就是真實的,卻有可能是真實的,最吸引人的,就是可能性。

    亂世的可能性,能給人心靈的慰藉和指引。

    中國歷史上,有過所謂“衣冠南渡”,從兩晉到兩宋,兩次國難式移民,相隔了好幾百年,皆因異族入侵所致。這兩次移民潮,都帶來了中國的文藝復興。

    兩晉文藝復興,以詩性入思辨,而有玄學和清談,以詩性入山水,入田園,開了山水詩和田園詩的源泉。兩宋文藝復興,宋人接著晉人,從玄學到理學,從清談到講學,從山水詩到山水畫,從田園詩到耕讀傳家……宋人的桃源實踐,復活了陶淵明詩意。

    蘇東坡詩云:“自言官長如靈運,能使江山似永嘉。縱飲座中遺白帢,幽尋盡處見桃花。”前兩句,寫謝靈運和永嘉,后兩句,寫陶淵明喝酒,還把頭上的帽子喝掉,喝出了桃花源。

    那時,“桃花源”雖為士人向往,但往何處尋覓?東坡詩云:到永嘉去!他勸朋友,為官一任,就要像謝靈運那樣“能使江山似永嘉”,也就是做王朝中國里的官,要干文化中國的事。

    所以那“江山”,當然就是“文化的江山”。宋代永嘉,已非王朝屬下的行政單位,它在王朝中國里,名叫“溫州府”,作為人文地理單元,它在文化中國的認同中,人稱為“永嘉”。

    自從蘇軾倡導以來,永嘉便成為桃源去處,未知其本人是否來此,但他卻使“永嘉”變成了一個全國性的桃源夢。

    南朝人看永嘉,一看人欲與山川,如陶弘景所言“實是欲界之仙都”,二看地利與城市,如丘遲所謂“控山帶海,利兼水陸,東南之沃壤,一都之巨會”,而唐人則從桃花源上看,如杜甫《送裴虬尉永嘉》詩云:孤嶼亭何處,天涯水氣中。故人官就此,絕境與誰同。隱吏逢梅福,看山憶謝公。扁舟吾已僦,把釣待秋風。詩中“孤嶼”,即江心嶼,就在甌江入海處。

    “故人”裴虬,要往永嘉去,永嘉稱“絕境”,出自《桃花源記序》“來此絕境,不復出焉”,而“與誰同”之“誰”,當然就是桃花源了。杜甫說,你去吧,漢有梅福,晉有謝公,他們都去過了,船已替你“僦”——雇好了,你先釣釣魚吧,等秋風起。

    據(jù)說,最早發(fā)現(xiàn)永嘉山水的,是漢代梅福。《永嘉縣志·人物志》“寓賢”第一人即梅福,王莽篡漢,他棄官隱,“慕永嘉山水,遂居焉,今梅嶼即其地也”。可梅福行蹤不定,而謝公則留下了“謝村”。

    “謝村”,在永嘉積榖山下,謝靈運曾在此“創(chuàng)第鑿池”,“留其冢孫超祖侍太夫人于此,遂為永嘉人,村因以名”。

    唐人任職永嘉,并非什么好差事,孟浩然不得意時,就曾“借問同舟客,何時到永嘉”?桃花源也就成了安慰劑。

    至宋朝,永嘉便成為士人踐履桃花源的好去處,若謂唐人之于桃花源還在向往中,其詩化之經(jīng)歷,多半還是體驗性的,那么宋人則以舉家遷徙、聚族而居的方式,真就去詩意的棲居了。

    謝公的裔孫們,從那時起,便追隨其祖跡,從積榖山下,沿楠溪江去尋找桃花源,來到鶴盛溪畔,鶴舞如花,盛開于碧空,謂之“鶴陽”,遂入此地,宗族居之,日益繁衍開來,開出鶴盛、鶴灣、東皋、蓬溪等村,漸進于整楠溪江流域,開村二十余。

    五代殺戮,十國相爭,唯有吳越,在錢氏家族治下因安穩(wěn)而富庶,永嘉也成為這一時期士人望族的遷徙隱居之地。那些仕宦人家,雖處亂世,卻不茍且,為逃離戰(zhàn)亂,他們長途跋涉,要往“絕境”去,終于在永嘉停下了腳步。

    南宋,遷都杭州,永嘉就在杭州身旁變遷。

    從游仙的“欲界仙都”轉向消費的“小杭州”,從養(yǎng)生的“小洞天”轉向耕讀的“小鄒魯”,從道教轉向儒教。

    但從“康樂侯”而來的“康樂”二字依然。

    “康樂”之于游仙,以永嘉為“欲界仙都”;“康樂”之于消費,以永嘉為“小杭州”;“康樂”之于養(yǎng)生,以永嘉為“小洞天”;“康樂”之于耕讀,以永嘉為“弦歌滿市”的“小鄒魯”。

    永嘉人的骨子里,已自有一番“康樂”氣質,在山海之間開顯,開成“欲界仙都”,不僅以消費主義的文化品位成其“小杭州”樣式,更以樂山樂水的仁和智造就其“小鄒魯”模式。

    若問“小鄒魯”來歷,還得回到《永嘉縣志》里,“王右軍導之以文教,謝康樂繼之”,從此,永嘉“家務為學”。學到宋時,終于學而優(yōu),學成“小鄒魯”了。

    中國士人精神,可以在自然山水中倘佯,山水詩,山水畫,將人的審美情感寄之于水,將人的文化理想托付于山。永嘉,三面環(huán)山,一江入海,外寇難入,很宜于桃源式的耕讀隱逸。

    桃源宋樣式

    這是中國大地上保留下來的一種文明形態(tài)。

    這些古村落作為物化的文明樣式參差錯落。

    不同歷史時期的建筑風格,此地應有盡有,不僅為建筑學提供了具有“活化石”意義的歷史樣板,也為建筑考古提供了依據(jù),一村一落的風水選址,一族一姓的宗族布局,一屋一宅的家居安排,沉淀了八百多年的時間形式,自有其文明殘損的意蘊。

    浮筏于楠溪江中,兩岸次第展開行程,那三十三座宗族村,就錯落于溪流河汊之間,夕照下的古村落,裊裊炊煙舒展著古老的生命力,便是楠溪江的本質和風骨了。在宋、元、明、清的老宅里參差著古往今來的節(jié)奏,宣示著中華文明傳承的不朽款式。

    永嘉人,依山傍水,開田筑屋,聚族而居。他們創(chuàng)譜牒,建宗祠,巖頭村金氏宗譜重修,言其初心:漢武玉堂,石崇金谷,吳宮花草,晉代衣冠,都已人往風微,徒添傷感,孰若聚族而居,宅而宅,田而田,數(shù)百載如一日?蓬溪謝氏宗譜亦曰:古之賢士,多出為農,若俯仰塵世,還不如歸耕。

    東晉時,永嘉建郡,中原士人南渡,訪山問水,來了星宿般的人物:放飛了《蘭亭序》的王羲之,為《三國志》作注的裴松之,以“謝公屐”邁出山水詩第一步的格律詩人謝靈運。

    再好的水土,也要有人來住,再好的風物,也要有人來用,有人住,有人用,這才成為所謂“財富”。當然,還要來住、來用的人們,有那么一份見識、一種情懷,懂得何謂“富庶”。

    有宋一代,楠溪江流域的宗族村落,已成規(guī)模。芙蓉、廊下、鶴垟、渠口,建于北宋;豫章、溪口、巖頭、蓬溪、塘灣,建于南宋。每一村落,都有一個寄托了祖先人文理想的傳說。

    豫章村始遷祖,當年隨宋室南渡,從江西遷來,落腳于楠溪江南岸,因原籍,故名豫章村。村有三條“護帶”,要穿過一片密林,一道荒江野渡,再過一片密林,這樣才能來到村前。村后石屏,若壁刃綿延,山腳下,地肥土潤,江水繞村去,流連不舍人家。春雨的日子,“云容容兮欲雨,水嘈嘈兮下山”,有一種說法,豫章村山水如“文峰硯沼鐘其奇,玉笏幞頭著其異”,會出狀元的。

    嶼北村,在楠溪江中上游,四周有五座山峰似花瓣兒環(huán)繞整個村子。據(jù)宗譜記載,嶼北村始建于唐代,原為徐姓家族聚居,南宋時,吏部尚書汪應辰、汪應龍兄弟為避秦檜陷害,相攜出走,到此留下腳步,決定在此耕讀隱居,將家族從江西玉山遷來。

    楚辭《九歌·山鬼》有“表獨立兮山之上”,表山村名,便由此而來。據(jù)表山《鄭氏宗譜》載,鄭氏始遷祖鄭珂至此,見山勢雄偉,確可“表獨立”于山上,山下有水出海,可“表自由兮海之旁”,水邊有田可耕,可“表富庶兮水之鄉(xiāng)”,遂不忍離去,建堂屋二十多間,開田五十余畝,成其家族村落。其曾祖宋初即為溫州刺史,此后世代為宦耕讀,其孫鄭伯熊,南宋進士,開創(chuàng)永嘉學派。

    芙蓉村,在芙蓉峰下,村號“芙蓉”,而非以姓氏為號,表明了村人族居的風土取向。三座峰屏,如芙蓉花三朵,映入村中水池,三峰倒影,作為一族的風水峰。東門是正門,重閣莊嚴,昂角如雙翼疊飛,點綴幾分浪漫,正門兩側八字墻,伸展出一個村子的豪邁。一條如意街從東門筆直西展,穿過村子向著芙蓉峰鋪陳。

    芙蓉峰坐西朝東,簇擁著它腳下水土和生民,暗示著此地與帝王家坐北朝南的政治風水學的不同,芙蓉村的南門,依舊保留著頑石壘砌的寨門古意,而正門東向,則示以對自然的尊崇,日出日落,跟著太陽走,走出四季來,走到二十四節(jié)氣里去。

    春,定格在一個日出的早晨,東門內,炊煙縷縷,間或起伏,那驅散了春寒裹著的睡意,隨春風,在晨曦中悄然隱退。村民,肩著鋤,牽著牛,從各家出來,一齊緩步向東門。身后,雞鳴,犬吠,搗衣,滌涮,一派暖意,為出耕男人留下晚歸的期待。

    出東門,遠山近水,田陌曲線有致,私權分明,顯示著鄉(xiāng)人契約的精神,為大地畫下了優(yōu)美的線條。當人與耕牛,一同踏入陰冷的水田,一鋤一鏟,已埋下青春蓬勃的種子……村落東門內外,天人之際的默契,給山野帶來充滿詩意的農業(yè)文明的樣式。

    芙蓉峰是東門后山,屬于括蒼山脈,位于楠溪江流域,連山通海,江畔族居,如桃源格局,試以珍川葉氏為例。其村落:南有嶼山,大溪環(huán)之,中穿一渠,可以灌田。其北,層巒疊翠,梯田布列,如掛畫然,泉流如樂,叮咚行之,地遠非僻,山深不貧。

    村落選址,基本以靠山面水為主,村子正門,擇其臨水方位,宋人惜水,使水道迂曲,讓水慢流,帶著水的溫情沉淀,沉入瓠井,此井,村村必備,環(huán)繞民居,取水之人不用吊桶,而是踏著壺把形臺級,一步步下去,可以走到瓠瓢形井底汲水、養(yǎng)魚。

    村落在水一方,民居則一方在水,水將整個村落民居盤活了。山水與村落的關系,決定村子正門方位,故村落正門,多叫“溪門”,不管東西南北,因形就勢,背靠大山,正門面水,為聚族而居的首選。水是楠溪江民居的生命,也是楠溪江民居的靈魂,村落依偎在水邊,靠水吃水,但他們決不濫用水。江面上,沒有多余的鋪陳,深闊處是蚱蜢舟迤迤而行,淺窄灘有碇步,簡潔至美矣。

    除了芙蓉村正門向東外,蒼坡村溪門則在東南角,東皋村溪門向東,巖頭村溪門在北側,名仁道門,而巖頭村的宅第門則一律向東,面向麗水渠。芙蓉村陳氏大宗祠里,有一副楹聯(lián):地枕三崖,崖吐名花,明昭萬古;門臨像水,水生秀氣,榮因千秋。

    溪門納山川,盛滿了宋人棲于山水的詩意期許。一個村落,與山水之間的關系在耕讀文明,是人與自然的默契。俯瞰楠溪江流域,村落臥于山水懷抱,依偎在桃源睡夢里。如果說父親是身后的括蒼山,那么母親就一定是眼前的楠溪水,就一個字:美!

    村落多為隱士建,他們的山水情懷灑落在鄉(xiāng)居布局上,使整個村落以及村落內的民居,皆有一種歸隱的氣質。民居,歸隱在溪水或竹林掩映的虛實背后,村落,則歸隱在水盡頭,隱約于山水之間,遠看顯山露水,近瞧,白云深處有人家,宛如唐詩。

    東方詩學里有一條路,向美的自由意志開放。在嵇康是“游心太玄”,在陶淵明是回歸田園。一個向往天空——“目送歸鴻,手揮五弦”;一個坐實大地,興起新的文明樣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說是詩意的棲居,樸實如生活本身,一如其《歸田》詩云:“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后檐,桃李落堂前。”

    宋人之于桃源,雖然追尋陶翁原意,然亦自立,自有其宋樣式。在經(jīng)濟上,要能自給自足;在文化上,要求自由自在;在政治上,還要自治自衛(wèi)。這十二個字,堪稱桃花源的關鍵詞。

    再造桃源,要聚族而居。以血緣為紐帶,天然就有其凝聚力,以此形成了原始組織以及組織化的生產(chǎn)力和戰(zhàn)斗力。

    故桃花源之宋樣式,為士人集團化移民,而非個人隱居;就其宗族文明形態(tài)言之,須是祠堂、書院、戲臺三權并立,為宗法自治的家國原型樣式;就其家國功能言之,則“文武之道,一弛一張”,能自治與自衛(wèi),使耕讀與耕戰(zhàn)合一。宋以科舉制扎根鄉(xiāng)里,士與農就能轉化了,既以耕戰(zhàn)轉化為戰(zhàn)士,又以耕讀轉化為士子。

    那時,中國人的精神結構為儒道互補,其身份結構也能士農轉化,耕讀之士,可以是山中之民,還可以是出海之人。

    這就使得書院在耕讀中普及,基于耕讀——學習與生產(chǎn)相結合,造就實學——實業(yè)共同體,形成自由思想集散地,這樣,就少了陶淵明式的焦慮,而多有幾分蘇東坡式的灑脫與安逸。宋人在士與農、朝與野的轉換中,進退有據(jù),從容得體,將桃花源的理想形態(tài)轉化為現(xiàn)實方式,將隱士田園生活發(fā)展為耕讀文明樣式。

    建筑,仿佛從山里生長出來,敬畏著山頭拉出的天際線,匍匐在群山里,順著山勢,拉出了一條自己的規(guī)劃線。

    院落圍墻,坐落在規(guī)劃線上,帶有防守性,但視覺上,并未設防。墻體高度,在視線以下,可以對院落一覽無余。墻身,就地取材,用蠻石堆砌,墻跟外撇。

    蠻石,是鵝卵石,大小不一,從山中來,順著流水來,被人用來鋪陳地面,壘砌屋體,堅實又防水,本色而節(jié)儉,亦自有歸隱的氣質。不過,微雨朦朧中,苔蘚的柔軟,會融化了蠻石的倔強,潤滑晶瑩,那是歲月留下的包漿,像似看不見的時間的手潤。

    三合院住宅,一正兩廂,正屋開間長,兩廂長度,約為正屋一半。如此院落,坐落于山水田畦,會有一種節(jié)奏參差,眼感舒坦,是因為比例,是比例在建筑空間以及天人之際體現(xiàn)的美。

    二層閣樓,由于歇山人字型屋頂跨度大,看似低矮,一層房檐,比閣樓上的再向前伸出兩米多寬,可以遮陽避雨。側面看,大斜坡人字型屋脊,如滑翔之野鶴。

    屋體營造,梁柱皆為木方,半月形木梁,雕花棱格門窗,通風透氣中,不忘對美的訴求,讓時光透露隱逸的細節(jié)。

    室外,照例是青瓦白墻,時光流逝在老墻上,就像一個脫落了牙齒的喉嚨在低吟著不完整的、缺失的、沙啞的、斷續(xù)的音符;又像一雙閱盡人間苦難的眼睛,在風雨中留下淚的斑痕。

    此地人稱房間,不以“進”,而以“退”,以“退”為進,與“隱”呼應,結合了謝靈運和陶淵明,將山水詩的格調田園化了。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在這里轉化,化為悠悠的山居歲月,當作嶺頭觀云、溪中望月的自由自在的日子來過。他們的希望,不但來自傳統(tǒng),被傳統(tǒng)的光芒照亮,去做一個知書明理的讀書郎,還要日復一日,一鋤一鋤,從大山里刨出來,刨出比巖石還要堅硬的真理。

    他們的身后,留下一座座古村落,據(jù)說,那些蠻石砌就的墻體,青瓦鋪就的房脊,雖然殘垣斜脊,但格局依舊的民居,是我們在宋代山水畫里還能見到的宋樣式,也許那些建筑本身已是明清時期的遺產(chǎn),可它們的樣式是宋代的,而理念則來自桃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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