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新平/文

面對皇皇七十余萬字的《我害怕生活》（全五冊），每每陡生不知從何說起之感。這套叢書橫向來看文體多種多樣，不僅有文論、隨筆、評論，還有詩歌、小說、劇本，縱向觀之包羅萬象，既有作者學生時代的求學經歷，又有其作為文化記者的實習往事和期刊編輯的種種無奈，而其紛繁復雜的內心世界與精神圖景同樣引人注目，發(fā)人深省。閱讀這些作品既是走進中國當代文學的絕佳路徑，又能看到一個寫作者鮮活的成長歷史。其批評文字犀利而深刻，因為她相信“唯有毫不妥協(xié)地冒犯觀眾的積習，藝術才能長進其自身”，而如果“文學批評應該出自對文學的回報之情”（喬治·斯坦納），那么文學創(chuàng)作至少在誠實方面應經得起嚴厲而苛刻的批評，因為“意義和自由乃是衡量一切精神創(chuàng)造的價值標尺”。李靜的這兩支筆既相生相成，又相得益彰。“有一個人，在生活中經歷了漫長的貧乏與膽怯，卻在斷斷續(xù)續(xù)掙扎不休的寫作里，看見了一絲亮光，保住了一點真心”。這是一個虔誠寫作者的自我寫照，更是一個害怕生活之人的自我救贖。寫作是黑暗中的探索，而誠實不虛的寫作必會遇見光。誠如圣人所言：“不可使慈愛、誠實離開你，要系在你頸項上，刻在你心版上。”因為只有柔弱的心靈才能設身處地體會別人的艱難，只有高貴的靈魂才能身臨其境洞悉內心的奧秘，而悲天憫人也一定是這種作品的基本氣質。《戎夷之衣》當如是觀。

倫理兩難困境常見于情義或情理，忠義或忠孝不能兩全的種種傳統(tǒng)故事，《戎夷解衣》（《呂氏春秋·恃君覽第八·長利》）便是其中之一。戎夷與弟子離齊赴魯，途中突起大風，氣溫驟降，到達魯國時，城門已經關閉，二人只好露宿城外。夜晚氣溫更低了，眼看二人都將凍斃于此，戎夷對弟子說：“你把衣服給我，我就能活；我把衣服給你，你就能活。我是大學士，為了國家而舍不得死。你是平凡的小人物，不值得愛惜。所以把你的衣服給我吧。”弟子說：“既然是平凡的小人物，我怎么可能會給大學士衣服穿呢？”戎夷嘆息道：“罷了，看來我的學問要失傳了。”于是脫下衣服給弟子穿。自己半夜凍死，弟子活了下來。

這則篇幅很短的故事包含了全部的戲劇要素，有人物，有場景，有情節(jié)，有發(fā)展，有突發(fā)性的變故，最后還有悲劇性的高潮。其蘊含的倫理兩難對道德原則的挑戰(zhàn)，在于它說明了道德原則終究難以自洽地解釋生活。這正如伊格爾頓所言：“在某些情形下，人不可能全身而退，只要情況足夠極端，每一種道德原則都將在接縫處解體。”然而，也許我們無法在理論上完美地證明這個故事中的道德選擇是最合理的，但無論如何卻總是令人心生敬意的選擇，其中有著值得思考的命運問題和悲劇性教益，以及所彰顯的人性光輝，這個故事也因此得以長久流傳，即便時過境遷，仍然包含著永恒的經驗與意義。

李靜據(jù)此創(chuàng)作的戲劇新作《戎夷之衣》保留了基本的故事情節(jié)和核心要義，并在其結束的地方追問：戎夷這粒麥子，在不肖的弟子這塊鹽堿地上，會結出另一粒戎夷嗎？這弟子活下來后，他的余生將怎樣度過？他將怎樣回應戎夷舍命披在自己身上的那件棉衣？而如若麥子白白死在鹽堿地，那又該如何看待？我們在創(chuàng)作談中讀到作者原計劃要寫一個安慰人心的故事，即弟子以公開傳揚戎夷的義舉來安放自己的良心，師傅的犧牲終于沒有被辜負。一粒麥子結出了更多的麥子。但周遭的現(xiàn)實以及所目睹的種種惡行，刺激她重新思考弟子石辛這個人物的道德特質，以及戎夷這個人物的行動邊界。《戎夷之衣》的匠心獨具在于將一個人的墮落與一個時代的衰落聯(lián)系在一起。如果說石辛當初面臨凍斃時的貪生怕死還情有可原，那么他之后的一系列所作所為便一發(fā)不可收拾。先是背叛師門，投靠楚國，接著處死大師兄孟還，殺死岳父淳于蛟，然后投奔秦國，活埋20萬楚軍，直至設計陷害二師兄呂章，最后被秦始皇砍了腦袋，應了戎夷告誡他的那句話：同路人總會死在同路人手里。與石辛的背信棄義相對應的是秦楚兩國的橫征暴斂。歷史上的春秋戰(zhàn)國，雖然戰(zhàn)亂頻仍，卻又百家爭鳴，智者輩出，圣賢遍地。然而，當時的諸子百家誰也不曾料到最后會定于儒家一尊。管仲的政治思想，莊子式的士林，墨家的民間組織，還有黃老的無為而治，如此等等，全都紛紛凋零，抑或都被劇中那場止不住的黑雪掩埋。“……黑雪啊，就這么一直下個不停……時間好像被凍住了，空氣也沒有了，你不再是一個活物……等所有人、所有動物都不再是活物，這場黑雪就成功了……因為它要的就是一個沒有一絲活氣兒的天地，一個只有它自己的天地……假如你不阻止的話，這就是未來的天下將要成為的樣子……”戎夷臨終時對弟子的這番諄諄告誡，猶如空谷足音，又似曠野呼告。但這場黑雪還是不可遏止地落下了。它不但落在《戎夷之衣》中的那片土地上，它還蔓延在《秦國喜劇》（李靜的另一部戲劇）的時空里。

戎夷舍生取義，將弟子的罪過凝結在自己冰凍的軀體里，用自己的痛苦擔荷了命運的不公。然而，“制伏己心的，強如取城”，他不僅沒有讓虛榮侵蝕了心中的靈光，讓殉道而得的天國榮譽和后世聲名，成為其獻身的誘惑，而且在假裝奪取弟子棉衣教訓他的時候，沒有讓憐憫的光環(huán)和正義的旗號俘獲他的靈魂。因為前者有僭越之嫌，充滿人的傲慢，雖然那樣的憐憫有著向善的屬性，后者的原型是義人，而人，即便是完美的義人，也不可能是正義本身。正所謂“荊棘林中下腳易，月明簾下轉身難。”

戎夷不想讓弟子石辛蒙受痛苦和死亡，那么他必須獨自承受這一切，將惡保留在自己身上，而不是借助行動或想象將惡散布到自身以外，從而以此來擺脫惡。我們不妨說，戲劇中戎夷的犧牲，因其將活的機會留給弟子，竟在某種意義上接近了釘上十字架的耶穌。因為若非如此，“魔鬼會住在我心里。我會在奪了徒兒的性命之后，打著更加正義的旗號，去奪更多人的性命。我會成為我當初所反對的人，你眼里的罪人。老天爺啊，感謝你賜給我的平安，我會持守到見你的時候！感謝你把持我的手，讓我不至于犯罪！感謝你呀，仁義慈愛的老天爺！”

墨家為弱勢群體仗義執(zhí)言，為面臨強國侵犯的弱小國家挺身而出。墨翟及其弟子，生活樸素，處世低調，臨危之際則大義凜然，視死如歸。墨翟的兼愛與基督的憐憫彼此相似，墨翟的犧牲與基督的殉難相互輝映。觀戎夷之行，聽戎夷之言，我們在這部劇作中感受了墨家子弟的行者風范，卻又毫無為人示范的標榜，其兼愛，非攻，尊天，節(jié)用，猶如樸素的苦行僧，卻是在人格上、精神上、行動上的返璞歸真。

基督及基督教在西方歷史上最終蔚為大觀，而墨翟及其組織和學說，卻在中國歷史上銷聲匿跡。呂思勉在《先秦學術概論》中道出其中緣由：“墨之徒黨為俠，多以武犯禁，為時主之所忌。又勤生薄死，兼愛天下，非多數(shù)人所能行。”為時主所忌，道破了俠義精神不為歷代專制王朝所容的歷史奧秘，而兼愛難以為多數(shù)人所踐行，則揭示了世風日下，人們不再能以平等之心互相友愛的事實。

史學家深刻中肯而又不無悲憤的看法與《墨子·公輸篇》里的那個結尾遙相呼應。敘述者說完墨翟止楚侵宋的事跡之后說：“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內也。故曰：治于神者，眾人不知其功。爭于明者，眾人知之。”最后那句感嘆既意味深長，又令人怦然心動。這句感慨與其說是故事的結尾，不如說是對墨家日后命運遭際的一個預言。就《戎夷之衣》而言，為神效力者，戎夷也；爭于明者，石辛之流也。劇中二人各自的臨終之言，既是對那個預言的生動演繹，也是麥子落在鹽堿地里后的必然結果。一者是舍生取義之際，仍擔憂楚國民眾安危的極致高尚，一者是作惡無數(shù)后，仍厚顏無恥地自鳴得意。

考慮到戎夷墨家弟子的身份，石辛秦始皇重臣的職位，將全劇推向高潮的這兩個場面極富象征意義。正義并沒有用逝者空間上的死亡轉變?yōu)闀r間上的勝利，神圣的光芒也沒有永遠照耀著世間，而劣勝優(yōu)敗，逆向淘汰的歷史卻就此開啟，轉折關頭，野蠻常常勝出，梟雄往往稱霸，而先秦時期的百家爭鳴，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也不過曇花一現(xiàn)。及至嬴政出世，墨家已然式微，其留給華夏民族的最終遺產，乃是徜徉民間、綿綿不斷的俠義精神。李靜用一出戲劇將封印嚴密的歷史撬開一絲縫隙，我們借此認識到，在時間的洪流里，人世間確實發(fā)生過一些事。寫作《戎夷之衣》，作者旨在提醒我們對腳下的土質要有清醒的認知，“勿以如此立體的良心自譴，美化一往無前的惡者。勿以惡者遍布地面，而不信天上有不滅的光。”也正因了這提示，我們才有可能經過努力，看到為眾人抱薪的戎夷們不會凍斃于風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