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

誰都知道，“民粹主義”是一種世界性轉型期的“并發(fā)癥”，它的崛起啟示我們要從新的高度和新的視野去重新思考歷史上的民粹主義。有人覺得俄國這塊黑土地好像特別有利于民粹主義的生長，卻又說不清這是為什么。俄國民粹主義的思想內涵之一是具有較多原教旨的色彩，具有更多的“向后看”（即回歸本民族傳統(tǒng)）而不是“向前看”（即標榜世界大同的人類理想）的特點。它來自于俄國思想史上“向后看——就是向前進”（普列漢諾夫：《俄國社會思想史》第1卷，商務印書館1988年，355頁）這樣一種奇異理論。這和俄羅斯國家形成過程密切相關。

一個犧牲了自由的民族

俄國的地緣政治以及自然氣候有其特殊性，在漫長的邊境線上沒有天然的防衛(wèi)屏障，那一望無際平坦的東歐平原就像迎接入侵者的高速公路一樣，直接通向敞開的大門。冷兵器時代國土易遭侵犯的記憶以及蒙古人240年的統(tǒng)治，使歷史上的俄羅斯人有一種“屏障缺乏感”的“安全憂慮”意識，久而久之這種基因沉淀，變成了一種整個民族對“安全需求度”的緊張感，它總希望把國土的疆界擴大到“相對安全”的地帶。這種特殊的心理意識，對把俄國演化成一個以軍事手段進行管理的中央集權國家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在世界秩序以弱肉強食為準則時，俄國總是被安全和獲取土地的需要所困擾，以積累軍事實力為目標的方向性十分明確。正如普列漢諾夫指出的：“俄國的歷史是一個在自然經濟條件下進行開拓的國家歷史”。（普列漢諾夫：《俄國社會思想史》第1卷，商務印書館1988年，106頁）俄國的國家戰(zhàn)略目的指向性非常明確——不斷地把邊界推到遠處以保證國家安全。所以建構一支有能力使俄國不斷擴充版圖的軍隊，是重要的國策。這種視軍隊為國之根本的傳統(tǒng)，在俄羅斯的政治文化中根深蒂固，強有力的政權與不斷地對外征服互為表里，從而形成了俄國特色的“國家至上”的主導意識。

俄羅斯過于遼闊的領土既是俄國人的驕傲，也是俄國人的包袱。大肆擴張帶來了疆界的擴展、自然資源的增加、經濟活動中心從莫斯科一隅向更廣闊的地盤轉移，這種靠不斷“稀釋”中心地帶的發(fā)展模式，延緩了俄國城市化和近代化的步伐，卻加重了國家操控社會的農奴化和專制化趨勢。為了國土安全戰(zhàn)略，需要不斷強化國家的汲取能力，越是鞭長莫及，國家的觸角就越要伸向任何領域，就越是不斷地要求整個社會的服從。軍事目的“給整個俄國社會精神和社會結構留下的印跡過于明顯和深刻”

（克留切夫斯基：〈俄國史教程〉第4卷，商務印書館2009年，352頁）的特點，貫穿于整個俄國歷史。后來，俄國的“國家主導”、“國家主義”成為一種顯著的民族需要，正如契切林所說，“所有的俄國制度都帶有國家主義的特征”（契切林：《俄國法權史試析》莫斯科1958年，10-11頁）。別爾嘉耶夫也認為：“廣袤的空間像一個沉重的負擔，壓迫著俄羅斯民族的靈魂。”長期以來，為了不使“東方西方波濤威脅著要吞沒俄羅斯”，國家“對自由個性和社會力量進行壓制，使它們都服從國家的利益”，“以俄安全為出發(fā)點”的思維使“俄羅斯人的整個外在活動都被用于為國家服務”，（別爾嘉耶夫：《俄羅斯靈魂》學林出版社1999年，63頁）它成為一個為了國家的勝利而犧牲了自由的民族，國家整合的過程使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19世紀的“國家學派”在今天的俄羅斯仍然很有市場。“國家學派”的代表人物卡維林（1818-1885）、契切林（1828-1904）在當今俄羅斯成為一種向“歷史汲取資源”的象征性代表。該學派認為，由于自然氣候和地理因素，俄羅斯平原廣袤無垠、蒼茫無形，100多種民族的組合導致“易散不易合”，缺乏凝聚力，因此需要強大的中央集權。強化中央政權是國家發(fā)展的需要，俄羅斯國家在民族形成中扮演著領路人的作用，國家是歷史的主體和動力。他們認為，國家是“超階級”的機構，能夠調節(jié)社會關系，只有國家強大，民眾才能有安全感。俄羅斯民族的惰性以及幅員遼闊等特點，使治理這樣的國家只能是中央集權的國家主義制，因為其他的統(tǒng)治方式都很難使上面的命令迅速下達并貫徹執(zhí)行，而且還會為那些妄圖使強大國家四分五裂的野心家活動提供土壤。俄國需要強有力的國家領導人。如果沒有一個有權威的國家領導人，俄羅斯的許多問題都不能解決。很多人呼吁修憲延長總統(tǒng)的任期，或者取消連任兩屆的限制。甚至有人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所有的俄羅斯人都是“國家主義者”，這也是“強人政治”經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社會的斷裂及上下層的鴻溝

然而在很多人心目中，國家與人民的關系不是越向前發(fā)展越好，而是時代越靠近現代，人民遭受到的壓迫就越嚴重。在法律上，基輔羅斯的奧列格時期頒布的《羅斯法典》，就借鑒了拜占庭、保加利亞、基督教的重要法典和文獻，包含大量的民法、繼承法、和刑法等，與同時期的歐洲成文法相比一點也不遜色。以稅收為例，在被俄國人稱為蒙古人侵略的“停滯時代”的“金賬汗國”統(tǒng)治下，人民納貢的金額極其有限，按人口計算平均每人每年繳納0.001盧布，折合糧食1.6公斤。蒙古政權不但允許羅斯人繼續(xù)信奉東正教，還免除了教會神職人員的一切賦稅雜役。1724年—1725年俄國有農奴543萬，1732年俄國有男性人口820萬，規(guī)定應該納稅的是580萬，占71%。每個農奴要交人頭稅74戈比，國家農民要交1.20盧布，國家稅收從1700年的250萬盧布增加到1724的850萬盧布，其中460萬來自人頭稅。但這僅僅只是開始，俄國越接近現代，國家對個人的干預越發(fā)到達無孔不入的地步。19世紀農民的稅收額占份地地租的6%，農奴制改革以后取消人頭稅，實行住址稅和營業(yè)稅，1888年取消住址稅，1913年人均納稅額占收入13.1%，蘇聯時期1921年以實物稅代替余糧征集制，1923年以貨幣稅取代糧食稅，1924年停止實物稅，實行分區(qū)稅率，1929年加大了稅率級差，沒有加入集體農莊的個體納稅比例大大提高，需要交納172.49盧布，是集體農莊的16倍。

在政治上，即便東北羅斯成為金帳汗國的附屬國后，仍然保留了高度的自治和思想上的獨立，大公的權力沒有被削減，國家體制沒有改變，宗教信仰沒有被侵犯，教會的地位反而進一步鞏固，甚至獲得教會財產免除征稅的優(yōu)惠待遇。唯一變化的，就是大公在登位的時候，必須得到金帳汗的認可和批準。莫斯科羅斯時期，很多波雅爾（領主貴族）死后都有釋放農奴的習慣，反倒越往近代，自由處理自己土地和農民的限制越發(fā)多起來，后來就干脆遭到禁止。在“恐怖的伊凡”（伊凡四世）時期，這個想破壞等級君主制的沙皇雖然時不時搞搞“特轄制”，或者玩一玩“躲進教堂的失蹤”要挾，“但是他還是不敢取消‘與整個國家協商’的古老習俗，至少他還得裝出他是‘按古老義規(guī)’統(tǒng)治國家的樣子”。

彼得以前俄國的等級君主制是波雅爾杜馬、縉紳會議和宗教會議的分權機制。神職人員由選舉產生；村社與領主的契約關系都比專制君主之時代要有更多的自治性，所以農民一直喜歡使用16-17世紀的政治詞匯。彼得時期政府憲兵的力量大大加強，為警察國家奠定了基礎，到尼古拉一世期間憲兵被改組成正式的行政機構，1826年成立的第三廳，成為沙皇的執(zhí)行職能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后憲兵的機構名稱不斷變化，但是它的主要目的以及活動手段并沒有發(fā)生實質上的改變。它不但監(jiān)視革命者，甚至很大的精力用于監(jiān)視各級官吏。所有的官吏，包括各部大臣“都會在憲兵面前發(fā)抖”。謝爾蓋耶夫認為：“在尼古拉一世和亞歷山大二世的專制體制中，第三廳填補了代議制機構的空白，它既是政治偵查的核心機構，同時又是包括在各部在內的權力執(zhí)行機關進行監(jiān)查的最高機構。”

一直到17世紀初，俄國人還保留著召開市民會議的傳統(tǒng)，在過去的文獻中從未記載過沙皇享有無限的權力，所以那時候社會同國家不是敵對關系，人們的自由度相對更大一些。分裂派特別喜歡強調一個詞“古制（старина）”，其實就是指習慣法起作用的時代。在國家權力還沒有滲透到一切領域的時候，個人活動天地的縫隙總是要大一些，而國家強大的過程恰恰是個人自由喪失的過程，所以造就了“向后看”越古越好的理論。他們說，在那個時候羅斯的國力和經濟并不比西方國家差，而且在道德風尚方面把他們遠遠拋在后面。所以捍衛(wèi)舊教就是捍衛(wèi)仁慈的政治環(huán)境，捍衛(wèi)被他們理想化了的古代的精神風貌。這就是為什么分裂運動中有大批殉難者用生命和鮮血捍衛(wèi)“舊信條”的原因。

俄國與西歐不同的是，在莫斯科沙皇與大貴族的斗爭中，主要依靠的是領有封地的服役貴族，而法國國王在同封建主的斗爭中的主要支持是來自第三等級。利哈喬夫說，“我們看到，在莫斯科羅斯，經濟發(fā)展的過程是越來越縮小人民代表制（縉紳會議）這一政治上層建筑的社會基礎，那么法國這一過程卻相反的經常擴大這一基礎”。（普列漢諾夫：《俄國社會思想史》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1卷，217頁）在土地制度上，早期莫斯科羅斯國家存在著大量既不依附于封建主也不依附于教會的納稅鄉(xiāng)，這種土地可以繼承買賣，它的占有權是根據習慣法（勞動權原則）得到國家承認的。土地最高所有權歸公社集體所有，沙皇官吏無法干預這類土地的處置。斯拉夫派也認為，在彼得以前，越往前追溯，人們的自由度就越大，遭到國家的管制與盤剝就越少。

1720年以前沒有繼承人的領主死后，他的奴仆就可以變成“自由人”，而在彼得人口普查以后，他們只能按農奴登記。從社會角度說，正如克留切夫斯基指出的：“社會上層雖然早在羅斯國時代就已在政治和經濟兩方面同人民存在著差距，但在道德上并未脫離人民，仍同人民精誠團結、呼吸與共，從彼得時候起上層即已脫離了人民，站在人民的對立面，背叛了人民的原則，他們已成為人民歷史中的異己成分、成為人民之敵”。

（克留切夫斯基：《俄國各階層史》商務印書館1990年，23頁）彼得和葉卡特琳娜時代的追趕“歐洲化”，使“貴族等級的地位是朝著一個方向——及朝著西方的方向變化了，而‘下等人’的社會地位朝著相反的方向——即朝著東方變化。”（普列漢諾夫：《俄國社會思想史》商務印書館1988年，119頁）“讓俄羅斯回到歐洲”和“讓俄羅斯遠離歐洲”同樣有市場，這兩個方向的角力作用，造成了俄國社會的斷裂和上下層的鴻溝，一個國家的不同階層相距有幾個世紀之差。

懷念理想化的“古風時代”

所以從民眾到知識界都有不少人懷念彼得大帝以前的莫斯科公國時代，懷念“古風時代”，并且把它理想化。在他們看來，那是一個社會和諧、宗教虔誠、道德高尚、沙皇和人民團結的時代。而且他們認為，彼得一世“贊賞歐洲文化”，并錯誤地“摒棄所有純俄羅斯的風俗習慣”，只有分裂派中才保留了“純正的”俄羅斯傳統(tǒng)。分裂派長期游離于政府控制下的社會之外，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對世界、大自然以及社會的認知系統(tǒng)，他們自稱為“大自然兒女”，逃離塵世使他們具有了一種忽略國家觀念、輕視民族認同，而重視自然、重視小共同體的一種類似“后現代”的自然主義的思想。在他們看來，捍衛(wèi)舊教就是捍衛(wèi)寬松多元的生存環(huán)境，它雖然是一種“向后看”的運動，卻也包含有某些個性化、人格化、精神上的自由化成分。這就是為什么無論在社會關系方面還是在思想方面，舊事物在俄國都比西方先進國家無比活躍的秘密。

俄國的“向后看”可以分作兩種類型：一種是取其多元化、自由化的一面，比如12月黨人在其綱領中大談“諾夫哥羅德的民主”，就是想續(xù)接“古典時代”的特征，把俄國人“北方崇拜”中殘存的多元、個性與歐洲同步的歷史發(fā)揚光大，他們以“借古諷今”、“托古改制”的手法來表達他們心中理想模式，把“舊俄理想化是先進思想家為其民主綱領提供的歷史依據”。（普列漢諾夫：《俄國社會思想史》第3卷，商務印書館1988年，186頁）第二種是文化停止、思想滯后的“向后看”，因為分裂派沒有別的“參考系數”，在荒漠而人煙稀少的原始森林中，他們只有對“舊俄時代”、對“古風文化”的懷念，這里面雖然也表達了一些對自然多元、人道主義的觀點，但是由于長期的與世隔絕，對外部世界充滿了恐懼，他們反對歐洲的啟蒙運動，反對技術革新，反對工業(yè)革命，一直就有一種“落后優(yōu)勢論”的自我安慰。正如普列漢諾夫所說的：“當一個國家心懷不滿的人民不把眼光朝前看，而朝后看，不看未來，而看過去的時候，這就意味著，在現在，足以成為前進的反對派運動的基礎的客觀實際還沒有形成”，（普列漢諾夫：《俄國社會思想史》第3卷，商務印書館1988年，131頁）只能是“人民文化中的前國家習慣”（阿·斯·達維多夫：《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社會文化原理與含義》諾沃辛比爾斯科2002年，110頁）原始而粗糙的否定因素。

19世紀的斯拉夫派有進一步把“向后看”的觀點系統(tǒng)化、理論化的趨勢。他們對西方派“一切以西方的標準、西方的是非觀”來衡量俄國感到難以接受。這里面既包含了一種民眾自尊心，也有一種否定之否定的先驗想法。他們認為，俄國的村社文化保持了“原始經濟制度中一些符合現代最先進思想的殘跡，從而根據這一點就自認為‘我們是優(yōu)等民族’”。（司徒盧威：《俄國經濟發(fā)展問題的評述》商務印書館1992年，227頁）因為斯拉夫派的絕大多數思想家，既不是經濟學家，也不是社會學家，而是小說家、文藝評論家和宗教倫理學家。他們對俄國前景的分析，往往不是站在經濟發(fā)展的角度，而是站在善惡的倫理角度、站在浪漫主義的情感描述上來論證。既缺乏精確的計量統(tǒng)計，也缺乏科學的判斷。再加上斯拉夫派為強調俄國與歐洲的不同，很容易把彼得以前的俄羅斯理想化，作為一種未來的參照系，使得這塊土壤上很容易滋生“今不如昔”的論調。“斯拉夫主義”其實就是“貴族民粹主義”。司徒盧威認為，這種“批判體系”最大的問題，是太想當然，把他們心目中的應該如此誤認為現實如此，因此“喪失了社會學的意義和作用。（司徒盧威：《俄國經濟發(fā)展問題的評述》商務印書館1992年，19頁）他們忘記了人類的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向前發(fā)展，并不是完全倒退回過去。尤其是對俄國人在西方受到“冷遇”，自尊心受到挫傷的情況下，就特別容易觸發(fā)“我們祖上比你們先進”的心理安慰式的情感暴發(fā)。

后來民粹主義進一步發(fā)展了這種否定現實的“向后看”理論。他們認為，根據歷史階段“隔代相似”的原理，螺旋式的上升階段可以利用“落后優(yōu)勢”越過其中的某些階段，直接跨入下一個高級階段，因為“發(fā)展的開始與終結永遠是彼此相似的”，人類社會是從原始共產主義開始，所以也應該走向共產主義。這種“省略中間環(huán)節(jié)”會使俄國比起西歐國家來更快地走向社會主義。民粹派說，“我們沒有向西歐那樣的資本主義，這并沒有什么關系，它能夠跳過整個的時期，所以俄國也就可能越過資本主義時期一下子進入社會主義時期”，從落后到先進是有捷徑可走的。這也就是查蘇里奇向馬克思提出跨過“卡夫丁峽谷”的理論思考的社會背景。

需要強調的是，民粹主義根本上說是一種植根于傳統(tǒng)文化土壤上以向后看為特征的反現代化思潮，而其成員又是在進步浪潮下尋求本國復興之路的現代知識分子，他們?yōu)榘傩蘸粲跏怯腥罕娀A的，這種困境使得民粹主義在傳統(tǒng)與現代化進程的沖突中做出各種選擇，不斷的趨于分化又不斷的生長，而一個很重要的環(huán)節(jié)是取決于人民對今天的感受。（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本文在發(fā)表時刪節(jié)了部分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