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剛/文

化胡：起個文明的話頭

“老子化胡”一說，其于古史，雖引人遐思，但無跡可求，無信可證，難以確認(rèn)，所以，木心就認(rèn)為，老子出關(guān)不是去化胡，亦非去做隱士，而是去自殺。

用“自殺”的眼光來讀《道德經(jīng)》,就把它讀成了絕命書，同時，也把老子讀成了存在主義的先知——自殺是對死亡的超越，是一個人的自由意志的選擇。

木心不但從《道德經(jīng)》里讀出了一種“自殺”傾向，還讀出了一種“抒情”導(dǎo)向，所以，又把它視為情書，從這兩個向度來看老子，真是“傷心人別有懷抱”。木心從老子的情感哲學(xué)里讀到了一種孤獨，那不是一般的孤獨，他引用了其中的兩句，還從中聽到了老子的哭聲：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老子像查拉圖斯特拉一樣，逃離“眾人”——市場與國家的化身，孤獨的飄零。

于是，從哪里來，往何處去？就成了一個特別深刻的問題。未來已來，他要告別舊世界，可新世界在哪里，他還難以確定，但有一點，他可以肯定，雖然“我獨泊兮其未兆”，但他從道來，往自然去，最終達到自己，這個目標(biāo)還是既定而明確的。

其時，自我意識的覺醒，具有了一個普世性的契機，不獨中國老子，天竺佛陀，還有查拉圖斯特拉之于波斯，皆以其自我意識開宗立派，創(chuàng)教救世。而老子出關(guān)，指向西方，非以天命，不由神啟，而是聽從“道”的指示，順其“自然”而已。

讓我們想象一下吧。如果那一時期，堪稱人類文明的軸心期，需要一個世界性的地理標(biāo)志，那標(biāo)志，一定就在西域，那是個軸心期的標(biāo)志——自我意識。

我們寧愿相信，在軸心期里曾有過那么一次有關(guān)“人類自我意識”的哲人峰會，老子出關(guān)，乃赴會而去，我們從“化胡”說里，似乎能看到這樣的痕跡，故“自殺”一說，可以休矣。何以同一時期的佛陀沒有自殺，查拉圖斯特拉也沒有，而中國的老子就會自殺？這樣的說法忽略了人類思想史上的一個常識：沒有一個大宗師是自殺的。

思想史上，有為自己的思想受難的，沒有為自己的思想自殺的，這跟文學(xué)史不一樣，文學(xué)史里多有自殺的作者，屈原就是其中一位，賈誼抑郁而死，也可說是慢性自殺，但思想史上，尤其中國思想史上，那些思想者們雖然不乏受難的，但無一個自殺的，說幾句狠話，留一番傷心語，不足以構(gòu)成自殺動機，木心用了文學(xué)史的眼光來讀思想史，讀出了一個自殺的老子，這也不是不可以，但從思想史出發(fā)，不如“化胡”而去。

“化胡”一說，沒留下什么可信的成果，僅僅留下一個傳說，惟一可以證明的是老子成了一塊世界通用的思想磚頭，西域各宗各派都用它來敲中國的門，不是進入阿拉伯世界的“芝麻開門”，而是通往中國的“老子開門”，孔子雖然在東土封圣，但其國際化程度不如老子，從“西學(xué)中源”的源頭，我們隱約可見老子的身影，不見有孔子。

孔學(xué)興起于西域，起于漢、唐之時，僅以漢人國力，其所及者，至中亞淺嘗而止，故儒教傳播，未能普及于斯。其文化，一如陳垣《元西域華化考》之“元時西域文化狀況》所言，歷來西域文化，“本由祆教而佛教，而景教，而回教”，沒有儒教，漢化深入中亞，自西遼始，“當(dāng)元人未據(jù)西域之先，大石林牙已將漢族文明炫耀于中亞”。

這位“大石林牙”，即耶律大石，因其中進士，入翰林，翰林之于契丹語，又稱“林牙”，故號“大石林牙”，其時，遼被金、宋合擊，遂西行用兵，拓地中亞，而成一“西遼”國，歷經(jīng)五主，歷時約80余年，皆以漢文立年號，儒教因之而行于中亞，以至于東歐人，至今乃稱中國為“契丹”，西域之華化已然普及于中亞，由此亦可見其一斑，耶律楚材有《懷古百韻》詩云：后遼興大石，西域統(tǒng)龜茲。萬里威聲震，百年名教垂。

西域是文明沖突的戰(zhàn)場，還是文化融合的道場。得其道場，則思想共和，信仰共存，如春風(fēng)萬里，齊出玉門，似天山明月，普照四方；失之，則大漠孤煙，長河落日，一片血光，無國不殤。西遼繼印度、猶太、波斯、希臘、阿拉伯之后又添了一道儒教文明的風(fēng)景線，故其在西域成為中國文化的代表，這與耶律大石的“林牙”身份相稱。

大石雖非漢人，但漢化已深，頗有“華心”，唐末陳黯，曾作《華心》一篇，言及大食國人李彥昇，為唐進士出身，其論華夷，而曰“華其心而不以其地”，亦即于認(rèn)同方面，文化優(yōu)先，地緣、血緣，皆在其次，故陳垣以其為“西域人華化先導(dǎo)”。

其為大唐歸化人，乃由西域入華者，為“人非華而心則華也”的“華心者”，而大石則反之，以契丹人行華化于西域，其本人即為一“華心者”，且遼以大唐傳人自居，若謂“老子化胡”只是傳說的往事，那么“大石化胡”則有史有地可資憑據(jù)。

西遼之于世界歷史與中華文明，實有極大貢獻，卻一直被人忽略，最起碼在中國歷史上，它的歷史地位，應(yīng)該類似于宋朝，大遼之于中國，亦如其祖先鮮卑人，分了個南北朝，遼以長城為界，以宋為南朝，自居北朝，若宋朝可稱北宋、南宋，那么遼也就可以分為東遼、西遼。東遼亡于金、宋，西遼崛起于中亞，中華文明終于深入中亞發(fā)枝散葉了，如果說有宋一代中國對西方的影響，主要是通過海上絲路，以物質(zhì)文明的貿(mào)易方式來實現(xiàn)的，那么西遼的進取，則由陸路進發(fā)，以戰(zhàn)爭方式推動中國的精神文明進入中亞。

我們知道，中亞是個戰(zhàn)場，戰(zhàn)爭引導(dǎo)文明進退，與中國有關(guān)的兩場戰(zhàn)爭，一度改變了中亞文明的格局，751年的怛羅斯之戰(zhàn)，大唐戰(zhàn)敗，故伊斯蘭進，中國退。200多年后，在中亞，又發(fā)生了另一場戰(zhàn)爭，西遼擊敗塞爾柱帝國，宣告中國回來了。

由此開啟了一個“大石化胡”的時代，我們知道，大唐認(rèn)祖老子——李耳，除了老子姓李可以認(rèn)同外，還有“老子化胡”一說，也可用來為大唐通西域。

“大石化胡”，看似追隨那個神化的老子傳說，而其落實處則以孔子儒學(xué)，此前，如陳垣所言，“西域人仕中國者多武人”，經(jīng)其詩、書、禮、樂教化后，轉(zhuǎn)以文人。至元時，蒙元用兵于歐亞，先定西域，后取中原，故其不但為元軍定西域，打好了儒治的基礎(chǔ)，還以儒教為元軍還定中原，備好了一支已然“華化”的色目人的干部隊伍。

元人得了西遼老底子，使其具有了以“華化”西域人“治華”的文治班底，那些西域“華心者”們躍躍欲試，其欲一睹中華文物之心可謂“沛然莫御”，故其從軍東征，南下，已非周、秦時“赳赳武夫，王之爪牙”，而是如漢、唐書生投筆從戎，故有元一代政治文化，以“華化”西域人——色目人最為精彩，他們在中國擁有了一個時代。

這個時代，在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里表現(xiàn)出來，表現(xiàn)為儒學(xué)掛帥，佛老次之，兼及文學(xué)、美術(shù)、禮俗、女學(xué)，其地理范圍，大體以蔥嶺為界，劃分東西，在“總論元文化”中，陳垣綜計全書，計有人物132人，分為嶺東56人，嶺西68人，其他8人，指出這些人都是“見諸載籍，于中國文化有表見者”，可以說，他們是時代的代表。

由此我們確認(rèn)，在他們背后，當(dāng)有一個更為廣大的色目人背景，所謂“色目”，乃命形者也，其膚白，其目深，白種人是也，其非雅利安人之苗裔乎？元朝完全向他們開放，讓他們雜居漢地，沒有任何限制，故得以遍覽中國文物，深入中國文化。

元開科舉，他們來應(yīng)試，陳垣說他們“讀書應(yīng)試者甚眾”，而且“每試，色目進士少者十余人，多者數(shù)十人”，以此，形成了一個儒教化的西域士人團體。

元人分四等，一等為蒙人，二等為色目人，三等為漢人，元之所謂“漢人”，除了原有的北方漢人，還包括契丹、女真、高麗人，四等為南人，也就是南方漢人，這是按照歸順時序排列的，南人歸順最晚，反抗最烈，所以在制度安排上排在最后。

名分如此，可實際的情形，則不盡然，南人的政治地位雖位于最末，但在文化上，卻成為了典范，蒙元漢化，西域人華化，皆以南人為標(biāo)準(zhǔn)，向南人看齊。

應(yīng)當(dāng)說，在這方面，西域人的表現(xiàn)相當(dāng)不錯，不同于中國北方的游牧民族，他們本來就有深厚的文化底蘊，所以，他們的“華化”較之蒙元“漢化”進展更大，在儒學(xué)、文學(xué)、藝術(shù)上取得的成就，可以直追南人，且以其西域風(fēng)，與南人并駕而行。

這樣一個團體，先于傳教士來到了中國，他們不同于傳教士，非以傳教為目的，而是來尋求中國化的，他們來到中國，是來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而非像后來的歐洲人那樣來要求中國西化的，中國文明足夠大，沒有什么容不下，何必要西化？

在文化中國里，形形色色的宗教，五花八門的信仰，都來了，可亨廷頓說的“文明的沖突”呢，來了嗎？沒來。來的是宗教共存，來了信仰共和，既沒有過中世紀(jì)的十字軍運動，也沒有過近代以來的宗教戰(zhàn)爭，而中國原有其神仙方術(shù)傳統(tǒng)，這一傳統(tǒng)，形成了中國道教，凡自異域來中國傳教者，不管它傳什么教，奉何等神，一概將它當(dāng)作神仙方術(shù)來對待，因此，道教成了諸神驛站，作為教祖太上老君的老子，當(dāng)然要“化胡”了。

老子化胡通往尼采

“化胡”說，表現(xiàn)了一個神話與歷史交錯的文化交流的圖景。“老子化胡”趨于神話，神話的影響，不在真假，而在取舍，沒話找話時，起個話頭，最好講神話。“老子化胡”，就是一篇有關(guān)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神話。

而“大石化胡”，則是一段歷史，它未必追隨那個神話，卻在不經(jīng)意間，跑到那個神話的前面去了，而且跑得更遠，竟然從中亞跑到歐洲，其影響之于當(dāng)時歐洲人，于其史跡，雖一臉茫然，然而風(fēng)聞所至，卻不亞于一篇神話，不啻于一個傳奇。

何以如此說來？蓋因其西征事跡鼓舞了歐洲的十字軍騎士，適逢第二次十字軍東征，耶律大石在歐洲，就被當(dāng)作基督教的捍衛(wèi)者——傳說中的“東方約翰王”出現(xiàn)了，于是。契丹，作為時代最強音——來自東方的福音，被歐洲歡呼著。

可以這么說，他是影響歐洲的第一位中國進士，當(dāng)然也可以說是一位騎士，當(dāng)時的歐洲人，只知有騎士，不知有進士，可惜的是，其影響是傳說先到，而歷史未至，以至于他本人不知有那么個傳說，而歐洲只知有傳說，卻不知其本人究竟如何。

讓傳說引導(dǎo)歷史前行，對于歷史的錯位，人們只能無可奈何，但他還是留下了一個實質(zhì)性的成果，那就是開了西域人華化的先河，為蒙元大帝國準(zhǔn)備著。

蒙元大帝國則更進一步，將西域人華化推向歐洲，不僅推入東歐，還推到了西歐門口，不但陳列了蒙元帝國的武備，還開啟了一個展示中華文明的窗口。

于是，馬可波羅來中國了，“化胡”終于化到歐洲人的頭上了，先以物質(zhì)文明化了那些逐利而行的商人，到了明朝，再以精神文明化了那些傳教士們。

不知那些傳教士們的潛意識里是否還帶有對當(dāng)年那位“東方約翰王”的記憶，是否還帶有往東方來尋求同盟軍的動機，總之，他們在中國精神文明的世界里，找到了一位同道之人，那人便是孔子，為此，他們還發(fā)明了一個說法，叫做“孔耶同源”。

讓孔子與耶穌從文明的源頭結(jié)盟，這樣基督教文明在東方就有了一個天然的盟友，把孔子當(dāng)作耶穌的中國版本，把儒學(xué)當(dāng)作基督教文明的中國神學(xué)，將“子曰”當(dāng)作基督教文明的中國福音，這就使得基督教文明因其“中西會通”而具有普世性。

那時的西方文化，雖然自視甚高，用一種信仰的傲慢，支撐其高高在上，但它還不敢稱霸，因其尚有明顯的人文短板，要向中國取長補短后，才能克服。

所以，他們將孔子請到歐洲，不僅作為中國哲學(xué)的代表，而且作為歐洲啟蒙運動的一只東方推手，同時，作為開明君主專制的東方帝王學(xué)代言人，適應(yīng)了歐洲民族國家興起的需要，為政教分離后的歐洲，提供了世俗化的君主制方案替代君權(quán)神授。

在啟蒙運動的上半段，孔子還是運動的旗手，到了下半段，孔子就成為了運動必須跨越的一道鴻溝，運動之理性，不但要走出神權(quán)，還要走出王權(quán)，當(dāng)其前者，孔子可為同道，當(dāng)其后者，孔子就走不出來了，可運動已經(jīng)有了自己的新目標(biāo)——走向人權(quán)，在孔子的思想里，有關(guān)于個體人格的成熟方案，卻從未有過對個人權(quán)利的理性思考。

當(dāng)個人主義必須替代國家主義出場時，孔子就該退出了，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黑格爾不仁，以孔子為芻狗，在絕對精神的哲學(xué)法庭上，他對孔子的思想做了最冷酷的判決：非哲學(xué)。正如他率先說出“上帝死了”，他也帶頭宣告孔子終結(jié)。

后來，他對上帝改口，不再那樣說了，但他對于孔子卻從未改口，因為，他有了替代，那便是老子，而上帝無法替代，又不能沒有，所以，只能他改口。“上帝死了”，這句話，歐洲人通常都說不出口，也就兩個德國人那樣說了，而且其中一位還改了口，惟有尼采咬牙切齒，絕不改口，歐洲人說他瘋了。

德國人敢這樣說，或許跟日耳曼人的神話有關(guān)，其神話中，有諸神垂死的傳統(tǒng)，既然神會死，上帝當(dāng)然也會。此外，老子的影響，恐怕也是其中的因素。

在中國，殷周之際的那一場革命，上帝已然死過一回，周人以天命取代上帝，以民心取代神諭，革了上帝的命，到了孔子那里，上帝就變成“祭如在”了，被他擱置起來，而老子則確認(rèn)，上帝已經(jīng)喪失了第一性，只能退而求其次——退居二線。

宇宙的第一性原理是道，道在帝先，老子說“吾不知其誰知子，象帝之先”，“象帝”，有形有象的上帝，一有形象，便有局限，就會處于輪回和轉(zhuǎn)化之中，這樣看來，上帝當(dāng)然會死去，但其死后也有可能復(fù)活，黑格爾與尼采從中會有所啟示？

黑格爾認(rèn)可老子是哲學(xué)的一個奇跡，他們各自的哲學(xué)，是全然不同的兩個樣子。黑格爾以邏輯，老子以反邏輯，黑格爾居然沒有反感，為了老子，他接受了哲學(xué)的中國樣式。而尼采，就像老子那樣充滿詩意，其哲學(xué)的文體樣式，亦頗似老子。

如果說“老子化胡”在古代世界里還只是個虛擬的傳奇，那么在近代，老子思想的傳播，其行跡反而變得脫虛向?qū)崳袚?jù)可依。據(jù)悉，《老子》外譯始于1750年前后，初以傳教士譯成拉丁文，后轉(zhuǎn)譯為法文、英文、德文等，200多年來，譯本涉獵30多個語種，計約600余部。其中德譯本約百余部，有關(guān)德文方面的研究專著亦有約700余部，其普及程度，甚至超過中國本土——“每四個德國人的手中就有一本《老子》”。

有人這樣說，我們姑且聽之：世界上，譯本最多者有二，一本是《圣經(jīng)》，而另一本就是《道德經(jīng)》。如果我們考慮到《圣經(jīng)》是上帝的作品，由基督教用全部心血鑄成，作為神之書，人類應(yīng)該沒有可比性，那么《道德經(jīng)》則是老子個人的作品，作為人類之書，它或許能夠首屈一指了吧？不過，還存在另一種可能，如果真如老子所言“象帝之先”，是不是《道德經(jīng)》也有可能排在前面？更何況“上帝死了”，一切皆有可能。

尼采深知老子，并與之神似，不光在思想內(nèi)容上，兩人可以相視而笑，莫逆于心，而且在哲學(xué)形式上，也都采取了詩化的表達方式和格言式的文體樣式。可從文獻中，未見有尼采與老子思想互動的文字，楊恒達在《尼采與老子為什么相提并論》一文中指出：尼采在其著作里有兩次提到老子，一次是在《反基督之徒》的32節(jié)中，尼采在談到反現(xiàn)實主義者的時候說，若是在中國人中間，反現(xiàn)實主義者會使用老子的概念。而另一次則是在一封致友的信里，談到他發(fā)現(xiàn)一個法文譯本的《摩奴法典》時提到了孔子和老子。

老子化胡，終于化向尼采了，從“象帝之先”化出“上帝死了”，從“道法自然”化出超人問世，回到自己……孤獨中，尼采放目古今，悄然至兩千年前。

那一次，是以“老子化胡”為標(biāo)志的軸心時代的西域哲人峰會。老子從東方來，佛陀也在坐，尼采以查拉圖斯特拉的身份出場。可他并不看好佛陀，說自佛陀寂滅后，人們在山洞里展示其形象，展了好幾個世紀(jì)，那不過是象，是洞穴里的象，是我們今天仍然必須克服的洞穴形象！上帝雖不在場，也被他奚落一番，他說上帝同佛陀一樣，蔽于洞穴之中，死到臨頭而不自知。唯獨對于老子，他是這么說的：“像一個不枯竭的井泉，滿載寶藏，放下汲桶，垂手可得。”不過，楊恒達卻指出：此話沒有出處。至少我在科里和蒙提納利編的《尼采著作全集》《尼采書信全集》以及1870年以前尼采的早期著作中都沒找到這句話。

沒有出處，這才是老子化胡！聽啊，閃電在大笑，莫問超人出處。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7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