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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葉昕昀:人人都需要一個逃離日常的思考時刻

    新生活方式研究院2024-01-21 13:09

    知道葉昕昀這個名字,是因為“余華的學生”。一個1992年出生在云南縣城的普通女孩,畢業(yè)三年后從國企辭職,考入了北京師范大學文學創(chuàng)作與批評方向的碩士研究生。從發(fā)表第一篇小說《孔雀》,到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說集《最小的海》,葉昕昀在成為一名作家的道路上,似乎順風順水,毫無阻攔。

    “我沒想過會寫作,只是生活將我推了過來,而我正好抓住了它。”葉昕昀回想小時候“日怪”(云南方言)的自己:一個大人眼里性格孤僻的小女孩,竟然會對各種雜七雜八的書感興趣,以至于考研選專業(yè)的時候,被陰錯陽差地推向了文學,她也欣欣然地接受了這樣的命運安排。

    “我能寫好小說嗎?”葉昕昀不止一次懷疑過自己,面對像仰望高山一般只能讓人敬仰的導師余華,平日里她生怕露了怯,只能在不斷自我懷疑和創(chuàng)作摸索中度過自己的黑暗時期。在余華的眼里,她總是“不怎么說話,一副冷眼旁觀的表情”。

    直到有一天,葉昕昀收到余華的微信,這是在他看了《孔雀》《樂園》之后:“不用懷疑自己,你在寫小說這方面已經(jīng)很成熟了。”她長舒一口氣,用她的話說,“余華老師對我創(chuàng)作上的幫助沒有那么具象,但要說最大的幫助,那就是他的肯定,以及對我走錯方向時的糾偏”。

    為了逃離像螺絲被擰緊般的生活,她曾經(jīng)把自己孤注一擲地拋向另一種未知的前途,這個過程里沒有遭遇太多暴風驟雨,在她看來多少有些幸運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往前邁一步,去試一試,像植物般向著陽光生長,最后的結(jié)果也都是自然而然的。

    在葉昕昀創(chuàng)作的小說中,許多情緒飽和的對話和抉擇都發(fā)生在路上,出走的狀態(tài)像極了她“對自我的解救”。“比結(jié)果更重要的是改變,是發(fā)生。”葉昕昀說道。

    辭職、考研、寫作、女性、愛情、欲望……所有的詞語都指向一處,那就是逃往精神上的棲息地。葉昕昀描述她筆下的人物,和她描述自己的生命狀態(tài)時一樣,都有一種果敢的順其自然。 

    葉昕昀說:“我沒想過會寫作,只是生活將我推了過來,而我正好抓住了它。” 圖源|被訪者

    《新周刊》:很多人在讀你的小說之前都知道你是“余華的學生”,既羨慕又好奇,到底是什么樣的“天選之子”可以得到余華的認可。所以你會覺得幸運占了多少成分呢?

    葉昕昀:我當然覺得自己幸運,當時考研的時候,好像一伸手就抓到了,而且接觸(文學)之后發(fā)現(xiàn)這確實是最適合自己的方向,我也只能說自己幸運。可是幸運的背后,總會走過那樣一段黑暗的路程,這種經(jīng)歷可能每個人都有,所以我覺得沒有必要提起,說出來反而是一種賣慘或者炫耀。

    《新周刊》:你說的“至暗時期”應該是指考研的那段時間吧?為什么把自己置身于這樣的“黑暗”之中?

    葉昕昀:其實我很羨慕周圍同學的一點是,大家好像從小就知道自己要當作家。但我從小就過得渾渾噩噩的,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想做什么事情、想成為什么樣的人,我都不知道,只好跟著社會的價值觀走。

    考大學、找工作,在云南的小縣城里有一份穩(wěn)定的薪水,直到我被當時的生活圍困得幾乎要窒息。但是人得活下去、看到希望,所以我后來考研可以說是一種出自本能的逃離,比起看不到希望的生活,這種“黑暗”的盡頭起碼是有別的可能性的。是文學拯救了我,這一點都不夸張。

    《新周刊》:你的小說創(chuàng)作應該是從 2018 年入讀北京師范大學之后才正式開始的,這個“開始”順利嗎?

    葉昕昀:我在寫《孔雀》之前,里面的那個女人我早就認識了。大概是在云南某個盛夏的周末,我陪母親去大覺寺,看到一個端坐在木柜臺后面的女人,她和旁邊熙熙攘攘的香客比起來顯得很突兀。后來我被自己一團亂的生活弄得奄奄一息的時候,幾乎就要把她遺忘了。

    直到考上研究生之后,和文學度過了最初的一段蜜月期,我開始思考自己到底能不能寫小說。比較焦慮的時候,我只能靠看各種綜藝還有不費腦子的電視劇來緩解。

    后來,2019年的一個夏天,我又看到了那個女人,她還是坐在木柜臺后面,好像一直在等我。我當時鼓起勇氣上去和她打招呼,然后我們聊了聊。她就是《孔雀》里“楊非”的原型。

    《新周刊》:余華評價你的小說經(jīng)常用“驚訝”來形容,說“這不是學生的習作”,對于他的評價,你驚訝嗎?

    葉昕昀:剛開始肯定是很開心的。我很喜歡的作家,給了我這么大的鼓勵。但是聽多了之后就習慣了,有時候他說“你的這篇寫得不錯”,我都不覺得是表揚,因為我自己也知道,可能就是正常發(fā)揮的水平。

    我覺得這種轉(zhuǎn)變和我的寫作狀態(tài)發(fā)生了變化也有關系,畢竟對于寫作的思考是不斷深入的,對自己的要求也變得更高了。就像我寫完《孔雀》之后,就不想再寫這種故事性、戲劇性那么強烈的小說,我會想嘗試一下小說的其他可能性,所以后來就寫了《樂園》。我不希望每篇作品讓大家讀下來都感覺是一種自我重復的寫作。想要一直被認可,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葉昕昀創(chuàng)作的小說中,許多情緒飽和的對話和抉擇都發(fā)生在路上,出走的狀態(tài)像極了她“對自我的解救”。圖源|被訪者

    《新周刊》:你的小說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其中的故事總是經(jīng)常發(fā)生在路上,比如《最小的海》中的湖邊公路、《雪山》中大雨瓢潑的省道等,都是一種出走的狀態(tài)。這種像公路電影一樣的場景設置是你有意為之嗎?

    葉昕昀:我其實也沒有意識到,不過好像確實是這樣。我覺得首先我的人物肯定是身處現(xiàn)實和世俗之中的,但是當小說里的故事發(fā)生的時候,我總是希望他們是一個游離于日常之外的狀態(tài)。

    逃離也好,游離也罷,他們需要轉(zhuǎn)變,需要那樣一個思考的時刻,所以他們身處的場景會跟大自然比較貼近,跟喧囂的生活有一定距離。

    《新周刊》:“對話”在這些故事當中發(fā)揮著很大的作用,而且非常有畫面感,讓人讀起來有種“雙手互搏”的感覺。我每次讀完一個精彩的部分,抽離出來之后才恍然大悟,那兩個人好像都是你,你躲藏在他們的身后。

    葉昕昀:你說的這個,我還蠻喜歡的。因為人都是很多面的,像九宮格一樣。我創(chuàng)作的人物,都是我認知范圍以內(nèi)的意識投射,我分身出很多個自己進行對話,所以最后你發(fā)現(xiàn),他們都是我。

    其實寫那些對話的時候,感覺也像在導演一部電影,我想象那些游離的場景,想象人物情感的處境,然后只需要把它們記錄下來。所以寫小說對我來說也是蠻爽的一件事情,我在里面體驗了不同的人生,同時我又要跳脫出來,冷眼旁觀這一切。

    《新周刊》:我沒記錯的話,你在你的許多故事里面都刻畫了一個“背德”的女性。為什么經(jīng)常創(chuàng)作這樣的人物?這是一種對人性、欲望的警惕嗎?

    葉昕昀:這是“背德”嗎?其實沒那么復雜,像《最小的海》里面,不光是女性,每個人在他們各自的生活中,都有一個想要脫離原本生活的意念。

    像《日日夜夜》當中的人物,余華老師形容他們是“深入人性的畸形”,我當時就反駁他,可能在別人看來是這樣,但是在我這里,一切“發(fā)生”都是正常的。

    比如中國明代的文學批評家金圣嘆,他在書里就說過,寫小說要以倫理問題的突破為前提。作為一個小說作者,不能在寫作前預先使用一套強烈的社會道德標準。

    葉昕昀最新作品《最小的海》

    《新周刊》:我還注意到,你小說里的女主人公常常是一個作家,或者有寫作方面的才能,而且性情總是冷漠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錯覺,你在創(chuàng)作中是怎樣代入情感的?

    葉昕昀:作者在寫人物的時候一定是有距離的,需要去觀察人物的內(nèi)心情感。我需要他們具有思考力,同時又有一部分我的情感投射,所以他們的社會身份自然而然就成了作家,也可以是別的職業(yè)。

    至于你說的“冷漠”,我覺得自己的性格大部分還是很強硬的,別人很難輕易左右我的想法。以前別人說我看上去很有攻擊性、不好接近,但可能隨著年齡增長,我會慢慢地在人際關系中緩和這一部分,變得不會輕易地判斷別人,也會讓自己更溫和,讓大家覺得很nice(友好)。

    可是我發(fā)現(xiàn)無論我怎么變,只要一寫小說,我生命的底色就會暴露出來,盡管我現(xiàn)在有能力去施展我的溫暖,但是那種過于理性的一面是永遠存在的,而且我覺得這并不是什么壞事。

    《新周刊》:你現(xiàn)在怎么看待自己的作家身份?你其實還有一個身份是學生,而且是“余華的學生”,會不會覺得這個標簽太重了?

    葉昕昀:我不用看待,好像它就是自然而然的。我覺得這就和我寫論文或者看書一樣,是很正常的事,倒不是說我要求自己必須得寫小說,好像沒有那么特別。

    可能因為大家看到了余華老師在各種節(jié)目、講座里面提到我的名字,知道我是他的學生,所以大家會對我感興趣。當然,不可否認的是,這樣確實為我的小說提供了一種被大家看到的契機。但我覺得更重要的是寫作本身,我得靠我自己的寫作獲得我自己的讀者。只是說“余華的學生”這個印記,一開始可能被放在首位,之后可能被放在中間,或者將來只是放在末位被提及——它是一個時間問題。

    所以說,我并不是非要為了避嫌或者所謂的證明自己而撕掉這個標簽,而且我也撕不掉,因為我讀碩士研究生3年、博士研究生4年,今后哪怕畢業(yè)了,我也依然是余華老師的學生,師生關系是不會變的。

    《新周刊》:對你來說最好的狀態(tài)是怎樣的?你在寫作上有什么擔憂和顧慮嗎?

    葉昕昀:我的小說有出版社愿意出版,《孔雀》一寫出來就有人愿意買電影版權,很多人都覺得很不可思議。我也是通過別人的不可思議意識到,其實對于大部分寫作者來說,他們很大的擔憂都是怕自己寫出來的東西不被看到、沒有讀者。這兩三年來,我覺得自己把這個擔憂提前解決掉了,只需要專注于寫作本身就行了。

    如果是寫作上的擔憂,于我而言,所有的擔憂只會發(fā)生在小說寫作之前。我會擔憂什么時候可以開始寫下一篇,一旦決定開始寫,就沒有任何擔憂和顧慮。

    現(xiàn)在的我相對來說還是匆忙的,因為書剛出版,我也要準備博士研究生畢業(yè)的論文,所以并不是最好的寫作狀態(tài)。可能我需要一個相對安靜的、不被打擾的時間。總之順其自然,忙的時間也總會過去。

    《新周刊》:好像現(xiàn)在很多電影項目都由小說改編,你會希望自己寫的故事將來被搬上銀幕嗎?

    葉昕昀:順其自然吧。我不會為了讓別人改編成電影就寫得視覺化一點。我寫我想寫的東西,如果有人覺得適合電影化自然最好,至于是否改編,我覺得那是小說的結(jié)果,而不是目的。

    就好比有人問我“如果不寫小說會做什么”,我覺得寫作對我來說,是漫長人生中一個可見的過程,它可以很短,也可以很長,長到成為伴隨終身的事情。想寫的時候就寫,不想寫的時候就放著,又有什么關系呢?


    作者:段志飛

    排版:李秋慧

    運營:李靖越

    監(jiān)制:羅  嶼

    版權與免責:以上作品(包括文、圖、音視頻)版權歸發(fā)布者【新生活方式研究院】所有。本App為發(fā)布者提供信息發(fā)布平臺服務,不代表經(jīng)觀的觀點和構成投資等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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