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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誼的辯證保全了友誼

    俞耕耘2022-12-20 21:06

    俞耕耘/文

    《友誼的辯證法:阿多諾、本雅明通信集》(<德>西奧多·阿多諾、<德>瓦爾特·本雅明/著,劉楠楠/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年8月)一書是本雅明與阿多諾自1928至1940年間的往來通信集。寫信,伴隨到本雅明的生命終點,121封信件呈現(xiàn)了二人交往的歷史現(xiàn)場——私密,真實且坦誠。信中本雅明時運不濟,落魄文人的形象,活脫而出,謙遜委婉的人格,溫潤如玉。阿多諾的激進鋒芒則顯露無疑,熱情且強勢。他猶如本雅明的審稿人、經(jīng)紀人,直接參與形塑了本雅明的寫作。兩人初識時,阿多諾20歲,本雅明31歲。阿多諾如“迷弟”癡迷本雅明的思想魅力。這很像榮格之于弗洛伊德,后期總有一種失落,因為相識時,即是情感的蜜月與高峰。

    阿多諾曾回憶“我那時還很年輕,他畢竟比我大十一歲,所以我很自然地把自己當成接受者。我記得我總是癡迷地傾聽他講話,聽完以后偶爾會提些問題。”正如歌德、席勒的通信一樣,此書從理論延伸日常,呈現(xiàn)了二人思想生活與友誼真相。本雅明與阿多諾交往,雖然短短十二年,卻在信件里相互扶持,碰撞交鋒,熱情評論,可謂學術盛景。書信集清晰勾勒了二人思想軌跡,理論構想與總體設計,是理解著述的“幽徑”,更形成一部“學術年譜”。其間,不止有私人生活,交往瑣事,更有對各自著作的闡釋評價,自我剖析。猶如兩個作家交換閱讀彼此小說,既寫了創(chuàng)作談,又寫了“讀后感”。令人欽慕的是,二人互釋激發(fā),思想互滲,儼然成為“學術命運體”。

    早在巴黎拱廊的書寫計劃中,就能窺見本雅明到底留連什么。他對巴黎的迷戀,勝于德國。“而今天,拱廊內(nèi)部的人類素材與其建筑材料完全相同。拉皮條者是這些街道的鐵的標志,而易碎的玻璃則是妓女。”本雅明描摹出空間的誘惑,景觀的魔法,它們成為世界“現(xiàn)代性”的微縮模型。正如中國園林借景與造景背后,是體驗世界的認知模式。“拱廊就像巖洞一樣輻射帝國的整個巴黎。對于1817年進入全景通道的人來說,燃氣燈的塞壬會在一邊向他唱歌,而油燈的宮女則從另一側拋來媚眼……突然間,它們變成了空洞的模型,而‘現(xiàn)代性’的形象就是這個模型模筑的。這里,這個世紀滿意地反映了最近的過去。”

    本雅明依賴空間意象捕獲難以言說的現(xiàn)代性體驗內(nèi)核。即是頹靡的空虛誘惑,半新不古的生硬雜糅,其背后是跨時代綿延的不協(xié)調(diào),一邊是腐朽,一半是前衛(wèi)。“這不可見接近的光在這些長廊里消失了,而且突然間難以找見了——它在入口處施了黑色魔法,透過百葉窗看到了室內(nèi),這不是衰落而是改造。”阿多諾并不能理解這種意象堆砌,借助魔法和印象主義的批評,能形成偉大的研究。

    阿多諾賦予本雅明本不存在的“理論幻象”——通過拱廊研究計劃,搭建自己的“第一哲學”。這種強加的一廂情愿,并不符合本雅明的書寫意圖、策略和氣質。最大分歧乃是他們截然不同的思維構型。本雅明跳出了正統(tǒng)、官方的哲學模式,并不從概念、抽象和宏大體系出發(fā),生成思想。他總是在那些瑣碎歷史沉積里,不起眼的生活素材中,探求藝術社會學和歷史社會學的結合可能。我們從其著作中可獲得大量理論靈感,素材“胚芽”,但他本身并不生產(chǎn)“理論的胎兒”。

    這也從側面說明,阿多諾能夠借鑒、挪用甚至拿來本雅明很多觀念,放進自己的“子宮”里發(fā)育成型。阿多諾《劇院的自然史》是對本雅明《德意志悲苦劇的起源》致敬,未能發(fā)表的結尾部分(《拱頂作為尾聲》)是獻給本雅明的。“衷心感謝您在文章里對我的獻詞。您的這一系列文章獨樹一幟,從真正巴洛克的視角審視了舞臺與舞臺世界。它們簡直就是《任何一種未來的巴洛克劇院史導論》。”

    阿多諾沒有否認這種理論受惠,本雅明也肯定阿多諾的獨創(chuàng)洞見。早在1931年本雅明的致信,就能看出這種心胸。“您的文章能發(fā)表是我衷心甚至迫切的愿望。我怎么可能阻礙與我的思想如此一致的綱領性宣言呢?如果您不反對的話,我個人可能更希望是獻詞,而不是引文。”這篇文章所指,即阿多諾的就職演講稿《哲學的現(xiàn)實意義》,而該文打字稿里既沒有獻詞,也沒有引文。后來阿多諾才在文章里注明了出自《德意志悲苦劇的起源》中的句子。

    這種瑕疵,如今看來也算學術失范。本雅明自己也并非毫不介意,他不細究,源于身份心態(tài)和性格因素。他用一種“卑微請求”來表達態(tài)度,“如果這篇演講稿將來要出版,而且您打算——如您暗示的那樣——援引我的話,還煩請事先通知我一下。”阿多諾則從內(nèi)心認為,自己是本雅明的思想合作者,他直接參與本雅明一些作品的修改、發(fā)表全過程。阿多諾的回憶說,“很快,他就把他還沒發(fā)表的文章拿給我看,比如《論〈親和力〉》……還有……《譯者的任務》。”

    與學術同行分享未發(fā)表成果,在如今學術圈,是不可思議的。在職稱升遷等利益面前,人性經(jīng)不起考驗,難免會出現(xiàn)搶發(fā)、剽竊等現(xiàn)象。可以說,本雅明完全信賴阿多諾,甚至,即使阿多諾利用這些成果,本雅明也可接受,友誼顯然分量更重。何況二人之間,還隔著一個重要女人——阿多諾的女朋友和妻子。也許可從另一角度解釋:二人身份不同,使得利益并未發(fā)生明顯沖突與擠兌。本雅明始終被隔在大學外,沒有拿到教授資格,最后走上自由文人之路,是“圈外人”。阿多諾則在學院和研究機構里,成為體制內(nèi)學術精英,生前身后都聲名遠播。

    他們沒有并軌在同一工作環(huán)境,反而保持平行的伴隨狀態(tài),這是一種幸事。設若兩人在同一大學,爭奪教席,大概不會如此坦誠。此外,年齡差距,也有助于這種兼容。本雅明更像精神意義上的“父性”形象,并不愿與阿多諾在學術細節(jié)上錙銖必較。加之,本雅明后期生活潦倒,流離失所,靠朋友、前妻接濟。阿多諾背后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提供的資助,也使他難于明確表達態(tài)度。“與此前的情況相比,研究所的新調(diào)整明顯減輕了我的經(jīng)濟負擔,我的上一封感謝信正是要向您表明這一點。”

    書信里,本雅明無法掩藏對阿多諾無可辯駁的欣賞。“無論是您對克爾愷郭爾的巴洛克母題的闡述,對‘室內(nèi)’的時代分析,對他技術寓言寶庫的精彩引用,對他的經(jīng)濟處境的解釋,還是就內(nèi)在性作為城堡的解釋,以及視精神至上主義為唯靈論邊緣的論述——您豐富的洞察力讓我驚嘆。”在閱讀阿多諾《瓦格納》的著述后,本雅明用“無以抗拒的段落”形容此作的清晰透徹。這種評議同樣精彩。在我看來,本雅明敏銳感知到阿多諾的書寫氣質:無形式性,伴隨的音樂,堅定的語氣。這些與瓦格納的姿態(tài)都高度統(tǒng)一,“您從未寫過如此精準的面相學論文……您精彩地抓住了信念與姿態(tài)如何在瓦格納那里相輔相成。”

    可見,本雅明贊賞一種從形象出發(fā),從母題入手,橫跨藝術門類(如音樂與色調(diào)層次的指涉)與政治解析的多維書寫。“《瓦格納》的基本立意——上天知道它有多不簡單——是一種論戰(zhàn)式的立意。”我認為,正是在評述中,本雅明已蘊藏了辯證的二元轉化,即復古與革新的視角,救贖與論戰(zhàn)的形式。“作為哲學傾向的救贖以一種與音樂形式特別相近的寫作形式為前提……救贖是一種循環(huán)的形式,而論戰(zhàn)則是革新的形式。”

    有理由做一延伸,即音樂既循環(huán)追求永恒主題的慰藉,又兼具反抗的革新與論戰(zhàn)。阿多諾的確把這種辯證,移置在對本雅明的批評上。如他在信件中對《波德萊爾》進行了長篇的否定。“您將《波德萊爾》視為拱廊街計劃微縮模型的想法讓我頭痛……您能理解我在讀這篇其中一章叫‘游蕩者’,還有一章干脆就叫‘現(xiàn)代主義’的論文時的失望嗎?”在我看來,阿多諾指出的缺陷,正是本雅明的書寫風格——母題、元素、意象與材料的自我顯現(xiàn),與印象式分析。“各種母題被集結到了一起,卻未得到展開……全景畫與痕跡,游蕩者與拱廊街,現(xiàn)代與總是一樣,這一切都沒有得到理論闡釋——它們難道是可以耐心等待解讀、不會被自身靈暈消耗殆盡的‘材料’嗎?這些主題的具體內(nèi)容一旦被孤立出來,它們難道不會以近乎邪惡的方式阻礙解讀的可能嗎?”阿多諾的尖銳,并非全是苛責和武斷“判決”。他指出了本雅明風格里迷戀幻象、依賴隱喻的一面,也質疑了方法論問題——社會歷史特征與作品形式世界間“無中介”的交換。過渡與轉換,確實是本雅明處理的難題。

    批評也說明本雅明的氣質特征:一個有極深浪漫主義的波西米亞文人,用敘事取代了理論,將神學母題轉化為實證描摹。只不過,阿多諾的評價層層遞進,咄咄逼人。“它一方面賦予了實證一種具有欺騙性的敘事特征,另一方面剝奪了那些只能作為主觀經(jīng)驗的社會現(xiàn)象本身所具有的歷史哲學分量……如果允許我形容得更赤裸一些,這篇論文被釘在了魔幻和實證主義的交叉口。然而這是一個受到詛咒的地方。”也許,這些評論對于密友來說,過于殘酷。但卻讓我感嘆,能批評大師的,一定是另一個大師。我們的學者為何只會跟在理論家后邊,做些闡釋注解;卻幾乎沒有發(fā)現(xiàn)弱點,進行方法批判的能力。

    友誼的辯證,也是一種苦澀的欣慰。它時刻伴隨否定與質疑,同時又不吝欣賞認同。在正反合的循環(huán)里,阿多諾與本雅明的關系,介于晦暗曖昧。資助里也有控制,合作中也有利用,這就是辯證法的效用,一分為二,又合二為一。本雅明越來越依賴阿多諾。阿多諾則更強勢,有時把揣測當成必然,將自己的理論預想,投射在本雅明的著作之上,要求他做出改寫。

    這不全是阿多諾的單方原因,本雅明很早就對這份友誼,有種界定:“我希望我們之間能始終保持這種純粹的哲學同盟關系。”同盟,意味某種無條件,絕對性與求同性。當理論觀念出現(xiàn)歧路時,勢必希望重新化約。而“純粹的哲學同盟”,又說明情緒、面子等問題,無足輕重。阿多諾的批評冒犯,絲毫不顧語氣語言,方式方法。甚至,讀后會有種錯覺,他是否在對本雅明進行“學術PUA”?漢娜·阿倫特等人對二人“友誼”大加質疑,認為阿多諾利用并“控制”了本雅明。這或許有些依據(jù),但也可能言過其實。

    它并不影響一個基本事實——阿多諾確實是本雅明的理論同路人、評注者與創(chuàng)造性闡發(fā)者。他們的討論與交集如此密切,盡管有時不甚愉悅,但始終彼此需要。阿多諾是天才的解讀者,洞見者,我們對本雅明的理解、接受,甚至根本無法繞過他的闡釋。換言之,他已融化在本雅明的形象與著述里,實際參與,介入修改,就像混凝土和鋼筋,很難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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